老鲁总想逮王二,但是总不成功。她最好的成绩是抓到了他的一只鞋。那一回很危险,因为她藏在塔下的角落里等着,等王二看见她已经很近了。逼得王二只好在车座上一跃而起,抓住了上面的梯磴,任凭崭新的自行车哗啦一声摔在地下。就是这样,也差点被她揪住了他的脚脖子,鞋都被她扯掉了。后来她把这只解放鞋挂在了办公室前面的半截旗杆上炫耀她的胜利,并且宣布说,谁来要都不给,非王二自己来拿不可。但是下班时他骑着车,一手扶把,一手持长竹竿,一竿就把鞋挑走了。那一次总算是侥幸毫发无伤,连鞋子都没损失,但是王二怕早晚有一天会在铁梯上把嘴撞豁。还有别的担心,比方说,怕在工厂里骑快车撞倒孕妇(当时有好几个大着肚子来上班的)等等,所以王二就改为把车子骑到隔壁酒厂,从那边爬墙过来。酒厂和豆腐厂中间还隔了一条胡同,但是还有一条送蒸汽的管子架在半空中。王二就从上面走过来。不好的是胡同里总有老头子在遛鸟,看到王二就说:这么大的人了,寒碜不寒碜,这时王二只好装没听见。

最后王二被老鲁追得不胜其烦,就决定不跑了,从大门口推着自行车慢步进来,心里想着:她要是敢咬我,我就揍她。但是打定了这种决心以后,老鲁就再也不来追王二,甚至在大门口面对面地碰上,她也不肯扑过来,而是转过脸去和别人说话。这种事真是怪死了。以前王二拼命奔逃时,想过好多“幸亏”:幸亏他在半空中上班,幸亏他从小就喜欢爬树上房,幸亏他是中学时的体操队员,会玩单杠等等,否则早被老鲁逮住了。后来王二又发现一点都不幸亏:假如他不会爬树上房,不会玩单杠,不能往天上逃,那王二就会早早地站在地下,握紧了拳头,想着假如老鲁敢来揪他的领子,就给她脸上一拳,把她那张肥脸打开花。假如是后一种情况的话,问题早就解决了,根本用不到实际去打。这些幸运和不幸,再加上复杂无比的因果关系,简直把他绕晕了。

这个被追逐的故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是一九七四年,冬天空气污浊,除了像厕所里的淫画和各种政治运动,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可供陈述。而政治运动就像天上的天气,说多了也没有意思。当时北京的城墙已经被拆掉了,那座古老的城市变得光秃秃的,城里面缺少年轻人,这样的生活乏味得很。当时我二十二岁了,是个满脸长毛的小伙子。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老鲁才决定要捉住我。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是躲在房上,但是每月总有几次要下地,比方说,签字领工资,到工会去领电影票,等等。只要逃进了会计的办公室,把门插上,也就安全了,危险总是发生在这段路上,因为准会遇上老鲁。每到开支的日子,会计室门口总会有好多人等着看热闹。到了这种日子,老鲁的脸准比平时红上好几倍,头发也像被爆米花的机器爆过——在攻击敌人时,狒狒的脸也要变红,眼镜蛇也要痄腮;这些都不重要,不要为其所动,重要的是看她进攻的路线。假如她死盯着我的胸前,就是要揪我的领子;假如她眼睛往下看,就是要抱我的腿。不管她要攻哪里,她冲过来时,你也要迎上去。正面相逢的一瞬间,假如她举手来抓领子时,我一矮身,从她胁下爬过去;假如她矮身要抱腿,我就一按她肩膀,用个跳马动作从她头顶上一个跟头翻过去。那个时候老鲁抓王二是我们厂的一景,每月固定出现几次。但是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有关我待过的豆腐厂,有好多可补充的地方。它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虽然那条胡同已经拓宽了,铺上了柏油,但是路边上还有不少破破烂烂的房子,房门开到街面上。窗子上虽然有几块玻璃,但是不要紧的地方窗格子上还糊着窗户纸。那些房子的地基比街面低,给人异常低矮的印象,房顶上干枯的毛毛草好像就在眼前。我们厂门口立了两个水泥柱子,难看无比。里面有个凶恶无比的老鲁等着捉我。这一切给我一种投错胎转错世的感觉。虽然这一切和别人比起来,也许还不算太糟,但是可以说,我对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缺少精神准备。我小的时候可没想到会有这么个堆满了碎煤的院子,里面在造豆腐,更没想到这里会有个老鲁要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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