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将自己过分地困在自身的情绪和性格之中。人的主要本领就是要善于适应各种各样的习惯。而将自己拴在一种单一的生活方式上，并且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需要，那么这就不能够叫做生活，而只能够叫做生存。那种多才多艺、灵活应变的人才是最有修养的人。

如果让我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培养自己，那么我不愿意固定在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上，不管这种方式多么好，为的是不让自己过分依赖它。生活其实是一种不均衡、不规则、形式多样的运动。一味地迁就自己，往往会被自己的喜好所牢牢束缚，甚至会到了不能偏离，不能扭转的地步，这不是在做自我的朋友，更不是在做自我的主人，而是在做自我的奴隶。我现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已经很难摆脱性格的羁绊了。比如，我的头脑通常是闲不住的，除非它是在强制自己。我在用脑的时候神经总是绷得很紧，全身心地投入。不管给它一个多么小的题目，我的头脑总是把这个题目扩大、伸展到需要它全力以赴的程度。因此，不动脑筋对于我其实是一种折磨，会损害我的健康。

大多数人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来使它活动起来、运转起来。通过活动才能够驱除无所事事的恶习，我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则是为了使它平静下来，作短暂的休息，因为我的头脑所做的最主要、最辛勤的工作便是研究自己。对于我，读书是一种能够把我从对自身的研究中分散出来的活动。一有思想闪现，我的头脑便会忙碌起来，表现出它在各个方面的活力，有时会运用它的力量，有时会运用它的条理性和灵活性，它或者是赞同他人，或者是进行自我节制，或者是固执己见。它拥有足够的材料来激发自己的机能。造物主赋予了它足够的智力来供它使用，并给了它足够的课题让它施展创造力和判断力。

对于那些善于探索自我、开发自我的人来说，思考自我是一种强度很大、内涵非常丰富的研究。我喜欢磨砺我的头脑，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填满。根据自己的心情来进行思考，是一种最不费劲却又是一种最费精力的事情，没有一种工作能够与它相比。历来伟人们都把这种事情作为每日必做的功课，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思想。因此，我们的思想活动也就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性，那就是没有一种活动能够像思想活动那样进行得那么长久、那么经常、那么方便。亚里士多德说：“思考是天神的需要，神的福祉和我们的福祉都来自于思考。”读书对我的好处主要就是可以通过书中的各种事物来启迪我的思想，运用我的判断，而不是充塞我的记忆。

有时我与别人谈不上几句话就会无精打采地停下来。当然，品味高雅、妙趣横生的交谈与严肃深刻的讨论却可以占据我的整个思想。在进行其他的交谈时，我往往是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中，而且只给予一些表面上的注意，所以，进行那种意趣索然、了无生气的应酬式的聊天时，我常常会说出一些梦呓般的，或者是连孩童也不如的傻话，十分可笑，有时则是固执地缄口不语，那也就显得更加愚蠢，而且十分不礼貌。我的迷茫神态把我幽闭在自我之中，我对很多一般的事情都会表现出幼稚和严重的无知，这两种“优点”所带给我的好处就是：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出有关我的五六则趣话，而且无论哪一则都傻得可笑。

说实话，这样的性格使我很难与他人交往，也使我不适合参与到共同的行动中。我们与民众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打交道。如果我们讨厌他们的谈吐，不屑于去适应平民大众，而平民大众和最聪明的人一样是有他们的规矩的，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再去管理自己的事情，也不应当再去插手别人的事了，因为公共事务以及个人的事务都免不了与那些人牵扯在一起。

人最美好的行为方式就是那种最放松、最自然的行为方式，最好的工作是最不勉强自己的工作。“量力而行”是苏格拉底最喜欢的，也是他经常重复的一句话，一句内涵十分丰富的话。应该把自己的愿望引向那些最容易得到的，并且与自己的能力最接近的东西。确实，假如我不去和平民百姓交往，不能够与我不能缺少的人融洽相处，而是一心要去高攀我的交往能力所达不到的那么一两个人，或者异想天开地追求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一种愚蠢的任性。我这个人生性疏懒，任何形式的尖刻和粗暴都与我的性情相悖，这就使我避免了妒忌和敌意的困扰与威胁。我不敢说，我是受人爱戴的，但是我敢说，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比我更有理由不被别人仇恨。不过因我疏于言谈也使我失去了好几个人对我的美意，其实这是公正的，他们有理由对我的冷淡作出一种更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