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自己，敢于做的事情就要敢于说出来，不能够公之于众的事就不要去想。我最坏的行为和思想也没有丑陋到不可告人的地步。人们在忏悔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如果在行动中还能够那样谨慎该是多么好啊！然而犯过失的胆量丝毫都没有受忏悔时的胆量的抑制。谁如果要求自己说出他所做的一切，那么他就会要求自己不去做任何不得不保守秘密的事情。但愿我的过分大胆能够带动人们去超越那些源于自身弱点的那种怯懦和具有腐蚀性的品质，从而走向自由。但愿我的这些毫无顾忌的文字能够把世人引向真正的理性！我们应当正视自己的毛病，研究它、批评它。如果向别人隐瞒自己的毛病，那么这个人通常也不敢把这个毛病向自己袒露。如果他的毛病被别人看到了，那么便会怪自己没有遮盖好，这种人即使是对自己的良心也文过饰非。

“人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毛病呢？那是因为他仍然是自身毛病的奴隶。人们只有在醒了以后才能够述说自己所做过的梦。”肉体的病如果越严重也就越明朗化，于是我们可以发现，自己所认为的感冒或者韧带的拉伤原来都是痛风病。而心灵的病如果加剧了，那么就会变得更加糊涂。病得越重的人就越是感觉不出自己的病。所以要经常用无情的手将它们抖搂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把它们打开，把它们从我们的心灵深处挖出来。坏事和好事是一样的，有时只要把它们说出来，心里便会无比的舒畅。难道有什么过失，因为它的丑恶我们就不可以坦白地说出来吗？

我不能够忍受作假的行为，因此也就避免为他人去保守秘密，因为我没有勇气去否认我是知道的。我知道的事我可以不说，但是要否认我是知道的，我必定会感到非常为难，并且会因此而感到痛苦。保守秘密，应该是出于自觉的，而不是出于义务的。为了效忠君王而必须严守秘密，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如果不是同时要求我说谎的话。有一个人求教于米勒的塔勒斯，问他是否应该郑重其事地否认自己有过亵渎的行为。倘若那个人来问我，那么我就会回答说，他不应当否认，因为我觉得撒谎比亵渎行为更坏。而塔勒斯给他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劝告，劝他发誓没有做过，并且是说得越少越保险。当然，塔勒斯的劝告并不是要那个人选择恶行，但是其会导致恶行的重犯。

虽然把自己的过失公布于世是有些冒昧的，但是不需要担心这些事会成为榜样而被后人所仿效，或者是成为惯例而被后人所依循。因为亚里斯通曾经说过，人们最害怕的风就是能够吹走他们蔽体之物的风。所以也就必须再找回那块愚蠢的遮盖世风的破布。有些人将自己的良心送进了窑子，却仍然保持着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连背信弃义者和谋杀犯也会赞成冠冕堂皇的法律，声称遵守法律是他们的义务。不管怎样，总不应该由不公正来控告不文明，也不应该由狡诈来责怪鲁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坏人往往并不是傻瓜，他可以用体面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罪恶。然而这些美丽的饰物本来是应该镶嵌在光洁无瑕的白壁上的，这样的墙壁才是值得保养和粉刷的。

胡格诺分子指责我们的忏悔是在私下里进行的，而且是只能够让耳朵听到的，正因为这样，我在忏悔时就要面向公众，无比的虔诚和坦荡。圣徒奥古斯丁、奥利金和伊波克拉特曾经向人公布过他们言论中的错误，而我呢，还向人公布了我道德品行中的一些过失。我如饥似渴地要让世人了解我，具体能够了解多深，对于我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是真正地了解，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并不渴望什么，只是非常担心被那些有机会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张冠李戴，把我看成了另外一个人。

有的人为了荣誉和功名而竭尽全力，他们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表演，把真实的自我掩藏起来不让公众了解，这种人究竟是想得到什么呢？如果夸奖一个驼背的人说他身材非常好，那么他就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你是一个胆小鬼，而人们却尊你为勇夫骁将，你就应该想想人家说的是你吗？人家可能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某个人见到别人在对他频频敬礼致意，于是就喜不自胜，其实是因为人家把他这个最无足轻重的人当成了那一群人的头领了。

一天，马其顿国王阿盖拉于斯在街上走的时候被人泼了一身的水，看到的人都说国王应该惩办那人。但是他却说：“是的，不过，他并没把水倒在我的身上，而是倒在他以为的那个人的身上了。”有人警告苏格拉底有人在诽谤他，苏格拉底却回答说：“他诽谤的不是我。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在我的身上丝毫都不存在。”拿我来说，谁如果称赞我是一个优秀的船只驾驶员，或者是夸我很谦虚，或者是很洁身自好，我是不会领他的情、向他道谢的。同样的，如果谁骂我是一个背信弃义者，或者是窃贼、醉鬼，那么我也不会认为是受到冒犯的。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才会因虚假的称赞而陶醉。我不会，因为我看得清自己，我研究自己直到最深处，我知道什么是属于我的，而什么又是不属于我的。我宁愿少受一些赞扬，只要能够被世人正确地认识。人们可能认为我在某件事情中表现得非常明智，而我也许恰恰认为那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