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在古代,有一种气度叫文人风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是人中君子,也是国之栋梁。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熙宁年间,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运动正在席卷全宋。

由于触及了保守派的利益,加上操之过急、用人不当,新政推行未满一年,朝野上下怨声不断。

弹劾王安石的奏表如雪花般飞入朝廷,宰相韩琦、御史中丞吕诲等人都声称,王安石这般“奸佞”之人,一日不离开京城,大宋便无一日安宁:

(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元·脱脱《宋史》

这让力主改革的宋神宗,也开始摇摆不定。

他特意召见司马光,满脸真诚地发问:“王安石真的是小人吗?”

司马光连忙摇头否定:“王安石绝非奸邪,只是不会处事,过于固执。”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王安石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社稷苍生,但他自负倔强又急躁冒进,得罪了许多人。

1086年,王安石在南京病逝。已经病入膏肓的司马光,听闻消息之后,给朝廷写了这样一封信:

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王安石的文章和人品,都有过人之处,如今不幸离世,宵小之辈肯定会对他百般诋毁。朝廷应该依礼厚葬,以振世风。

我会批评你的政见,指责你的言论,但绝不诋毁你的人品,这叫“和而不同”。

没有任何成见,抛开所有恩怨,只以公正之心去评价你的生平,这叫“周而不比”。

古代君子的两条标准,司马光已经集于一身。

难怪以苛刻著称的朱熹,都给了他“五星好评”:“智仁勇,严而正。”

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谏主。

晏殊,北宋著名的富贵词人。

“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更漏子》)晏殊的一生,似乎除了宴饮,还是宴饮。

在他的挽词中,欧阳修甚至有过这样的评价:“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明哲保身”最早出自《诗·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意思是晓善恶,辨是非,知进知退,择安去危,保全自身,然后夙夜在公,效忠朝廷。

这本是一个褒义词,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渐发生改变,现在多指胆小怕事、棱角全无的老好人。

那晏殊属于后者吗?当然不是。

仁宗年轻的时候,皇太后刘氏临朝听政。为了感激昔日的收留之恩,她想提拔张耆为枢密使,总揽全国兵政。

晏殊素知张耆品行,认为他德不配位,绝非宰辅之才,便上书朝廷,力劝刘氏亲贤远佞。

刘氏大为恼火,在她的授意下,中书省一纸诏书将晏殊贬为宣州知府。

1032年,掌权多年的刘氏,准备穿上衮服(天子的礼服),去太庙祭拜先祖。消息一出,满朝哗然。迫于刘氏威严,大部分官员都敢怒不敢言。

唯独两个人,提出了反对之声。一个是礼部侍郎薛奎,还有一个就是参知政事晏殊。

刘氏问他:“薛奎反对哀家服衮冕(gǔn miǎn)、拜太庙,你怎么看?”

尽管已有前车之鉴,晏殊还是冒着被贬职甚至被杀头的危险,当着刘氏之面,背起了古书《周官》,提醒她身为太后,规矩不可坏、礼数不能乱。

晏殊混迹官场多年,当然清楚圣意不可忤。

他在张口之前应该就想到了结局。为了维护朝廷纲纪和皇室尊严,他还是挺身而出,秉公直言,即便降职远调,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晏殊,又岂是一个圆滑世故、见风使舵之人?

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泪注如泉。

——《拒礼诗》

柳永,历来争议最多的词人。

他的作品,并未得到主流文坛承认,晏殊、苏轼和李清照都曾公开表示,柳永的文字“格调不高”“词语尘下”。

其实,他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不堪。

柳永曾经写过一篇《劝学文》,字里行间,正能量满满:

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勤奋读书,平民之子,有可能成为公卿。不思进取,公卿之子,也可能沦为平民。

进士及第后,柳永曾任余杭县令。

余杭的藤纸远近闻名,每年都会作为贡品,被运往京城。

柳永到任后,大力扶持造纸业,不到两年,藤纸的产量便有大幅提升,但进贡朝廷的数量却和从前保持一样。

甚至在进京面圣时,柳永都未带上一张藤纸。

仁宗皇帝有些吃惊:“余杭盛产藤纸,为何不送些与朕?”

柳永直言作答:“县令送十张,知府送百张。长此以往,百姓必然不堪重负。多了贡品,失了民心,绝非盛世之政。”

身为天子门生,却不取悦朝廷,“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原来“浪子”柳永,也是这般忧国忧民。

都说“文如其人”,但很多时候,作品并不能反映人品。

文人大多贪杯好饮,他们的诗赋辞令中,常有“夕阳西下几时回”(晏殊·《浣溪沙》)、“拟把疏狂图一醉”(柳永·《蝶恋花》)之语,这完全符合书生群体的身份特征。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他们都是贪图享乐、声色犬马之人。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古代的这些文人,是不是中国的脊梁,自有历史评说。但他们当中,确实有很多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之人。

有以瘦弱之躯迎战乱军的谢道韫,有“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韩愈,有批评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的苏辙,有公开上书刘太后、要求还政于仁宗的范仲淹,还有“不能一傍贵人之门、不肯一作新进士语”的晏几道,以及当面得罪蔡京的周邦彦,拒不迎合秦桧的张孝祥,擅自开仓赈灾的郑板桥……

他们一身正气,满腔赤诚,只要利于朝廷、益于民生,不管前方是弓弩陷阱,还是万丈深渊,都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失意不失志,可杀不可辱”,古代文人的气节和风骨,足以激励当世,垂范千古。

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化史、文学史和精神史。他们的生平经历和诗文作品,他们的处世法则和为人之道,他们的思想智慧和意志品质,都是值得研究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当然,褪下“文化名人”的光环,他们也是普通人,能力会有欠缺,性格也会有短板。这才是历史人物的本来模样,别觉得惊讶,更不必遗憾。

只有将他们复原为身边的普通人,以平常的眼光审视,以对等的身份交谈,像结识朋友一样,欣赏优点,包容缺点,可以崇拜,也可以不爱,才有机会走近他们的人生,靠近他们的内心。

这也是本书的创作初衷,在诗文里探寻历史,在故事中读懂诗文,由魏晋至唐宋,由唐宋至明清,一路呈现古代文人的风流、风雅与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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