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衡眉先生学述
一部约五十万字的《先秦史论集》（齐鲁书社1999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论集》），标志着李衡眉先生的“学问规模”已经确立。凡是读过李先生论著的人，都对其学识之渊博、 学风之严谨、思辨之敏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声称自己“半路出家，并非科班出身”。细品此语，在自谦之外，实在是隐含着一种“自傲”。如果把大学的专业学习视为“科班”出身，那么，李先生的自我评价不为无因：大学时代他的专业是英语，毕业之后多年的执教生涯仍是从事英语教学。然而，在步入中年之后，他两次投考于史学名师金景芳先生门下，潜心攻读一般人不敢问津的先秦史专业，于“不惑”之年取得硕士学位，年过“知命”之后荣获博士学位。有了这两次负笈求学的经历，李先生自称“非科班出身”，恐怕就有些自抑过甚了。当然，李先生步入史学研究领域较晚，则为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回顾李先生的治学历程，却不得不为他的硕果累累而钦佩不已：从1982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起，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5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相当部分的论著，都在学术界备受好评。如此“高质高效”的科研成果，竟是集中在不足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之中，使人不得不叹为奇才。仅此一点，在当今史学名流之林中，李先生就有他的独特之处。为此，我愿冒昧撰文，对李衡眉先生的治学历程和特点，略述愚见。
李衡眉《先秦史论集》书影
一、从三度改名看时代气息与人格魅力
李衡眉先生，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194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本姓张，名元勳，为了避免被人误称“勳”为“动”（動），中学时代改用“张元勋”之名。
“文革”初期，他正在烟台师专英语科学习，作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他对于大批学校老师和领导于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很不理解，写出题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师和领导是好的》的大字报，因而成了“保守派”。后来，由造反派所控制的《狂飙报》（原《烟台日报》）刊出点名批判文章《敦促张元勋投降书》，使他在乡下务农的父母深为担忧。为了避免此后可能再出现被点名批判而累及父母，他改名为李横眉，“横眉”取之名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李”则取“立”之谐音，暗寓“宁愿立着死，也不跪着生”之意。这一改名，当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反映出他的秉性特点。“文革”过后，他对“横眉”一名中的“文革”痕迹和霸气自感于心不安，再度改名为“衡梅”。本来的用意是表达对《咏梅》诗篇和梅花风骨的敬仰，但这一女性化色彩很浓的名字，也给他带来了可视作雅事轶闻的误会。他的两篇颇有影响的史学论文《我国原始社会婚姻形态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 2期）、《先秦继承制为选择继承说》（《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发表之后，只读其文而不知其人的学界同仁，推定作者是一位功力深厚的“老太太者”不乏其人，直到有机会当面切磋，才知是一场笑谈。为避免这种尴尬，他于1990年第三次改名，“李衡眉”的名字遂沿用至今。按他自己的解释，这是一个“纯粹的记名符号”。
我想李衡眉先生的改名换姓或许有其特定的内涵，“衡”字是否与王充《论衡》之说“如衡之平”有关？ “眉”字是否可与三国名士马良“白眉最良”之谚产生联想？
二、选择学术重点和难点为攻坚方向
历史研究的创新和突破，从来都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取得。一般说来，越是学术意义重大的问题，前人的学术积淀也就越加丰厚，所存在的学术分歧也就越难解决，学术突破的难度也就增加了。因此，相当多的学者，在选择学术主攻方向时，往往主张避开分歧太多的难点问题，开辟新的途径，拓展新的学术空间，这确实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但从史学研究的整体需要而言，总需要部分功力很强的人，对传统研究中积淀下来的学术重点和难点作“攻坚战”。在这一领域，容不得任何急功近利的意念存在，而一旦取得突破，则必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李衡眉先生从步入史学殿堂以来， 就自觉地选择了攻坚之路，《论集》所收的文章，就足以反映出李先生的治学胆识和方法。
《论集》共收录论文58篇，分为六组。第一组是史前史研究的7篇文章，以《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论两性在文明前夜的激烈争斗》为核心；第二组是婚姻家庭史研究的17篇文章，以《我国原始社会婚姻形态研究》《周代社会母系色彩浓重原因考》为重点；第三组是昭穆制度研究的8篇文章，以《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度关系论略》为代表；第四组是关于孔子与儒学研究的8篇文章，以《先秦儒家婚姻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作〈易传〉之明证、补证与新证》为魁首；第五组是有关法制史研究的7篇文章，以《中国古代刑法渊源》《盟誓浅说》为重镇；第六组是其他方面研究的10篇文章，以《先秦继承制为选择继承说》《齐国得名原因再探》最为引人注目。本《论集》所收论文的研究范围极为广博，但研究的两个重点却非常突出：其一，血缘关系与上古婚姻形式的研究；其二，先秦典章制度的研究。关于前者，李学勤先生在为《论集》所作的《序》中已给予高度评价：“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李衡眉教授在先秦史研究中强调自血缘关系研究入手，令人有探骊得珠之感。”田居俭先生在《序》中，对此也有点睛之论：“衡眉同志用力最勤，钻研最深，创获最多的是中国古代婚姻形式的变迁。”关于后者，我认为同样重要。
典章制度的研究，极为重要而难度很大。清代礼学名家凌廷堪有诗一首阐明其理：“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稽古冀有获，用志须精专。”（《校礼堂文集》卷五《学古诗》）不通典章礼制，无法读懂古籍，更无力深研古史。李衡眉先生之所以能对先秦史研究作出特殊的贡献，首先由于他敢于对先秦典章礼制进行系统的探讨，终成一家之言。仅以《论集》所收文章而言，涉及先秦的国家礼仪制度、宗法与宗庙制度、昭穆制度、婚姻制度、刑法制度、盟誓制度、君位继承制度、赋税制度等许多重要的典制，其中每一制度的复杂艰难，都足以使一般人望而却步，而李衡眉先生却锲而不舍，终有大成。其中，关于“昭穆制度”的研究成果，最为学界所推重。昭穆制度，与宗庙、祭祀、墓葬、亲属继承、婚姻等礼制有多层面的联系，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文化内涵丰厚的社会制度。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它的研究和论述，虽积两千年之久而无定说。正如田居俭先生在《序》中所说：“自汉到清的许多儒家大师，一生皓首穷经也未切中肯綮，甚至博学如皇侃、雄辩如孙诒让等名家亦莫能外。”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一文，遍述西周礼制的重大创新，却对昭穆制度不置一词，或许也是因为“知难而退”？当代学者曹聚仁先生亦曾坦言：“古有‘左昭右穆’之说，何以要昭穆分明？就没有一位说《礼经》的人说得明白了。”（《中国学术思想随笔》，三联书店，1996年，第261页）李衡眉先生《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一文，就是为了把这个聚讼两千多年的典制问题说明白。他一改前人诠释《礼记》等古代礼书记载的传统方法，而是从分析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入手，又成功地把刘启益先生《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一文所提出的每隔一代的周王“就要娶一个姜姓女子为妻”的现象，予以全新的阐发，并引入了文化人类学家“两合氏族婚姻”的理论，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观点。他认为：昭穆制度当产生于原始的两合氏族婚姻组织向地域性的两合氏族婚姻组织转变的过程中，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男孩转入舅舅集团改变为转入父亲集团”而引起的。昭穆制度是为了严格区分相邻辈分之间的界限而设，其最初的意义是在“相邻辈分的男人 （父亲和儿子）”之间树立一块明白无误的界标，借以区别二者氏族成员的身份。有了对昭穆制度起源及其实质的全新认识，其他聚讼不已的相关问题，都可得以迎刃而解。在该文中，李衡眉先生还指出：昭王之称“昭”，穆王之称“穆”，与昭穆制度中以排列次序为目的的“昭”“穆”无关，而是谥法上的专用名词，它说明，随着父权的加强，宗法制逐渐取代了昭穆制度的重要地位，昭穆制度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保留在墓葬和宗庙里的只是它的空壳而已。因此，原本用来区别父子氏族身份的“昭穆”，逐渐变为谥或号，并颠倒了它们的次序。这就解决了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个重大难点问题。李衡眉先生的这一论断，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继吕思勉、李玄伯、李亚农、加藤常贤、张光直之后的一家之言（见王恩田《周代昭穆制度源流》，《第二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79页）。其后，李衡眉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度关系论略》《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等论文，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兄弟同昭穆”的观点，已被学术界充分肯定。
此外，李衡眉先生对先秦的君位继承制度，也作了全新的探讨，提出了“选择继承说”的观点，他对散见于不同典籍的材料加以索隐探微，归纳出上古君位承袭实态中的七种选择方式：择贤，立长，立爱，行私，卜定，外援，攘夺。这就直接冲击了汉儒所总结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的礼制传统，并突破了王国维等史学名家的原有论断，故被学界认定为一家之说。
又如，《国语·齐语》所记管仲辅佐齐桓公“相地而衰征”一事，现代史学家大多推定为是对“井田制”的突破，甚至有人据以讨论社会性质的转变，而李衡眉先生在《“相地而衰征”考辨》一文中，却从论证井田制下存在着不同模式的贡赋制度入手，对多种典籍中“相地而衰征”的记载逐一探研，并对古今学者的相关注释细心对勘，得出了如下结论：“相地而衰征”，就是要根据土地的“位置和土质”而定不同差等的力役之征和赋税之征，它不是管仲的新发明，而是一条相沿日久的古老井田制的赋役制度。它非但无法证明井田制被废除，恰恰相反，它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时期的井田制度还是虎虎有生气的。这一与时贤定论大相径庭的赋税制度之说，能否被学界普遍认可姑且不论，本文考辨之精细却不得不使人敬服。
三、科学的治史方法
李衡眉先生治学不走偏锋，所论多为传统经学与史学中的重大问题，但他讨论问题的方法，却不是完全沿用传统的考据之法，而是充分运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多作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论两性在文明前夜的激烈斗争》一文中，衡眉先生用了四个标题：“埃斯库罗斯笔下的两性的搏斗”，“自为牝牡的神兽与二性神的出现”，“禹的两种出生说与产翁习俗”，“单亲生育论与生殖器崇拜的移位”，具体地分析了东西方上古传说中的相似素材，分析了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中的激烈斗争， 学术视野相当开阔。《古史传说中的帝王性别问题》一文，是李衡眉先生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神话传说的经典之作。继闻一多先生早年提出“五帝为女性说”之后，几位知名度很高的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又先后著论，证成其说。特别是郑慧生先生《我国母系氏族社会与传说时代——黄帝等人为女人辨》（载《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一文， 影响最大。李衡眉先生的驳论，主要针对郑文“在母系社会，所有氏族首领都应该是个女人”这一似乎早成学界定论的观点而展开。他指出：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是受了西方早期人类学家如摩尔根等人关于母系等于母权学说的影响；而近期西方人类学家最新的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证明，在母系社会里，并不存在母权社会，而以男性普遍居于领导地位作为前提。李衡眉先生又大胆地把西方动物学家观察和研究的成果“优势原则”，引入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考察之中，认为在与人类有物种亲缘关系的动物群体之间，雌性的主要任务是生育和照料幼仔，强壮好斗的雄性则负责狩猎和保卫领地，由此雄兽就成为群体的当然首领。他又大量征引各种人类文化学著作（包括精神病学家的研究结论），推论依据同样的“优势原则”，男性作为原始人群的首领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嗣后，李衡眉先生又逐一对五帝的性别加以考定，指出：五帝时代即便确是母系社会，作为最高首领的五个帝王也肯定是男性。此论一出，实有打破成说之价值。在《野合习俗的由来》一文中，李衡眉先生对《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说，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给予全新的解释，他不仅从我国的拉祜、瑶、苗、纳西、傈僳、黎等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中寻得启示和旁证，而且还从苏联学者谢苗诺夫的著作中征引了大量材料，从而把“野合”界定为“在两合氏族婚姻时期曾经有过的一般的男女隔离，特别是性伴侣隔离的形形色色的遗迹”。又如，《先秦继承制为选择继承说》一文的观点之所以能独成一家，是因为作 者首先引入了英国人类学家W. H.李佛斯的论点，继承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继承，并指出：正是由于三种继承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有时又扭结在一起，这就使我国古代的继承制度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态，不是用某种继承方式所能规范得了的。这一理论，实际成为作者论述多种继承方式的思想基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衡眉先生之所以能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他熟悉并能运用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理论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青壮年时代他学习、执教英语的这段人生阅历，为他改行从事历史研究后直接接受国外的学术信息，实在是提供了一种语言工具上的便利。无独有偶，当代史学名家徐旭生、徐中舒、赵俪生诸先生，都从学习外语而转攻史学最终蔚成大家，这是否也昭示我们去反思史学“科班教育”可能存在着锢蔽思想的弊端？
此外，李衡眉先生治学严守学术规范的精神，也是值得充分肯定。他的每篇学术论文，皆是针对富有学术意义的问题而立论；对此前的研究状况有详细的介绍，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于列述之中有评价、有取舍；既尊重先哲，又不迷信权威；在学术争鸣之中，观点非常明确，不含糊其辞，同时对论敌少有刻薄之语；观点新意迭出，而以公允、平实之语表达，不强作惊人之语以标新立异。他的学术创新精神与恢宏器度，都是史学后进应奉为楷模的。
作者附记：得知著名历史学家李衡眉先生于2001年3月27日去世，很感悲痛！李衡眉先生在世之时，我曾写过一篇评论李先生治学特点的文章，并曾送李先生过目，得到李先生的首肯。在先生远行之后，谨以此文表达深切的哀思。
责任编辑程奇立编后记：原烟台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前任主编李衡眉先生不幸于2001年3月27日去世，享年59岁。李衡眉先生是我国史学界具有很高声望和影响力的杰出学者。他治学勤勉，著作等身，迄今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孔子研究》《学术研究》《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人文杂志》《齐鲁学刊》《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主编著作14部。他有关中国古代家庭婚姻、昭穆制度和史前文化的研究成果博得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李衡眉先生生前还有许多学术研究宏愿，若天假以年，肯定将会成就许多学术盛事。他的去世不仅是我们学校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李先生去世后，学界的许多朋友均为李先生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惋惜和遗憾！现刊出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先生的《李衡眉先生学述》，以慰学界的悲悼之情。
原载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