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教第一
大学之职，重在教书育人；育人之所，首推三尺讲坛。课比天大，常讲常新，常讲常好，乃是每位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立身之本。大学能够留给学生最深刻最美丽的诸多印象中，名师的授课风采不可或缺。一百二十多年来，北大的课堂一直是展示名家实力和风采的最佳舞台。要在北大的讲坛上立住站稳，绝非易事，必须有严谨的授课态度、扎实的知识积累、巧妙的授课技巧，此外还得有些率真的雅趣。因缘于蔡元培先生大力提倡和表彰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理念，北大的课堂之上，大体能够保持异彩纷呈、妙趣横生的风尚韵致，从而让身临其境者击节叹赏，以至于终生难忘，也让未能躬逢其盛者无限向往，渴望一睹为快。这或许是了解北大魅力的门径，因此开篇作授教第一。
◇ 清末时势动荡不已，京师大学堂在清政府高压之下，课程虽成体系，师资也颇可观，但其中也不乏腹笥瘠薄之辈在课上发表陈腐无聊之论，引起学生不满。当时有位叶姓教员给预科学生讲授“人伦道德”课，夸夸而谈，颇有“引人入睡”之效。此课考试时，有一学生孙炳文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被学校挂牌开除。孙炳文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
◇ 据沈尹默回忆，他初入北大任教时，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次上课，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置之于讲堂上，然后退出，下课照旧如仪。其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严格保密的，从来不允许借阅。
◇ 沈从文回忆辜鸿铭在北大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沈称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另据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辜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 辜鸿铭在北大讲授的是英国文学，每学期上第一堂课，他都要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这是师徒大义，不可不讲；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辜要求虽严，但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或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 陈独秀说，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辜坐在靠椅上，拖着辫子，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讲课，辜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六首十几行英诗。但他讲起来时，常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称“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国风又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他还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有学生向他求教学语言妙法，辜言道：“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的就是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 冯友兰在北大上本科时，“中国哲学史”一课由哲学系陈介石讲授。他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陈就去世了。20世纪30年代史学系一位讲师讲宋史，与陈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学年下来，仅仅讲了一个王安石变法还没有讲完。40年代邵循正在北大讲元史，一个学期也只讲了一个成吉思汗。
◇ 陈介石除在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外，还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甚至连好多浙江籍的学生也听不懂。因而上课时只好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恰好写到一个段落。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讲稿亦各成一套。
◇ 陈汉章于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教师。他教中国历史，自编讲义，搜罗资料，从先秦诸子讲起，考证欧洲近代科学中的声、光、化、电之学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早有记载，那时欧洲列强尚处于茹毛饮血时期。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茅盾课后作“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的对联形容此事。陈知道后解释说：“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之说。但我为何要这样编呢？鸦片战争后，清廷士林中，崇拜外国之风极盛。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有失国格人格，实在可耻可恨。我要打破这种媚洋崇外风气，所以编了这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他还说：“中华民族同白种人并肩而无愧色。”茅盾事后称陈汉章是一位“爱国的怪人”。
◇ 蔡元培在北大讲授的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了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 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北大任教时，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他心气和易，不擅讲课，江苏口音较重。他编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讲起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与讲义上一字不差。由于讲课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学生缺席者便多。于是孟便常点名，但每次点名，只有少数人在堂上轮流应到。孟点完名后便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然后继续讲课。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孟对考试要求十分严格，如到时间仍不交卷，则严厉批评。他在课堂上从未谈过反对白话文，但用文言答卷的同学往往得高分，用白话答题的得低分。
◇ 伦明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目录学”。他不仅连上下课有钟声都不清楚，每每需要人提醒，而且连课程的内容、数量、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学生偶尔问及，他照例回答：“不知道！”
◇ 朱希祖在北大任教时，操一口海盐话。有的北方同学听到毕业，也没听懂几句。一次朱讲文学史，讲到周朝，反复说孔子是“厌世思想”，同学们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怎么是厌世呢？过了许久，同学们才解开此谜，原来朱所谈为“现世”而非“厌世”。
◇ 1947—1948学年，已经担任多年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第二次被聘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讲授“史学名著评论”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两门课，很受学生欢迎。据张守常回忆：当时陈“已接近70岁了，但精神矍铄，按时上课，从不迟到或早退。天冷时穿长袍，围一暗色围巾。后来天气渐暖，穿蓝布大褂。朴素而整洁，美髯飘拂，举止从容，真使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随手打开携来的布包，取出讲稿，……都是用毛笔写在毛边格子纸上的。但开讲之后，他不念讲稿，也不大看讲稿，那讲稿对他似乎不是为了备忘，似乎是为了引申发挥起来防止离题太远”。陈讲课“清清楚楚，话不多，板书也不多，要言不烦，而又很有条理。极富‘可听性’，笔记不难。……为了说明前几种书打乱了再写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化学的’；另有一种情况，是前几种书凑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物理的’，设喻恰当，使人易解。写罢板书，他又加上一句：陈援庵生平第一次这样用‘的’字。引得大家微微一笑。他的课堂上是非常安静的，但也偶尔有这样的引人一笑，安静中又有温馨，使人如沐春风”。陈讲课时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他经常告诉学生：“著书要提笔三行不错才行。”
◇ 陈垣上课时，对于学生们提交的文章总是亲自批改。当看到比较好的文章时，就很高兴，看到文中稍有内容或稍有新材料的地方，就在眉批中加以表扬，评语有“探骊得珠”“诸卷所无，足征独到”“先进思想，对”等等。总的评语写在文章最后，如“举止安详，立言不苟”“此文乃精心结构之作”等等。最后在文章开头处画上标记，最好的画三个圈，其次是两个圈一个三角，再次是两个圈、一个圈等。段落中有好的字句，则在句旁加点。最好的文章张贴在办公室门旁，以示鼓励。对于文章中的错误、缺点或用字不当等，也在眉批中指出，如“非本题重要材料，则人名不必列举，仅云××等足矣”“共见之文，不必多引”“两行四‘其’字，省其一”，看得十分仔细。
◇ 冯至曾先后两度听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在他看来，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但却十分中肯、剀切。譬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读讲义，总是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到激动时，他便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辞密集，唾沫横飞。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把雨伞。”
◇ 刘师培是学问渊博的旧派学者，他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中国中古文学史”。他上课总是两手空空，既不带书，也没有一张卡片，而是讲台上一站，随便谈起，头头是道，可以从头到尾一节课原原本本地讲下去。所引古文资料，常常是随口背诵，一字不差。声音不大清晰，却句句皆是经验之谈。但他的字却写得很不好，周作人评价说，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刘要算第一位。因此刘上课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写一两个，也多是残缺不全。
◇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到北大任教后，他因为受不了上下课的约束，且认为“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收益”，便不去教室上课，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在家中授课，成为北大教师中的独一份。熊讲起课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一连讲三四个钟头，中间也不休息。他从不坐着讲课，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画画，讲到高兴时，或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屋宇，以至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的“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以避其锋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
◇ 周作人学问很深，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同学形容他讲课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 黄侃与辜鸿铭、刘师培一道，被称为老北大的“三怪杰”。黄经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讲课颇多奇行怪举，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则戛然而止，并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田炯锦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做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得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 历史学家邓之诚“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之风”。他在上课前不见客，不理事，一人静坐半小时到一小时，凝神静气。上课时经常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开讲前，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开讲后，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口若悬河，一泻不止，遇到引用史书的，随讲随写，拿粉笔于黑板上用端正楷书一大段一大段写出，既快又准确，很少出错。他待学生十分宽容、关爱。据说，有一年冬天，王世襄在燕大上课时，邓在台上讲得正起劲，突然王怀里的蝈蝈叫了起来，邓只幽默地说了一句：“你听它的还是听我的？”并无深责之意。如果有学生课后去他家问问题，那就最受邓欢迎，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学生可以因材施教，孺子可教也。解答完学生问题后，还经常留学生吃饭，让人有“师生亲如家人父子”之感。
◇ 沈兼士在北大讲授“文字学”，用的教材是王筠的《文字蒙求》，主要参考书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讲课时，总是闭着眼睛讲，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到下课时，才睁开眼，走出教室。学生反映，他讲课的笔记不好记，头绪乱。听课前如果充分自学，有一定基础，再来听他讲课，才会有更大的收获。沈的考试最让学生害怕，常考生僻字，对学生要求又严格，所以学生往往有得零分的危险。有一次考试时，沈在黑板上只写出“国立北京大学”六个字，要求学生运用学到的文字学知识，分别把这六个字的来历、意义、属性写出来。这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少数用功的学生从甲骨文说起，考镜源流，围绕每一个字都几乎写成了一篇短文。
◇ 钱玄同在北大主讲“文字学”时，上课从来不带书本，粉笔之外，别无他物，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一个字的含义，往往要解释好几个小时，随口引证《说文解字》《尔雅》，原原本本，绝无差错。而且经常会发一些惊人之论，曾对学生发议论说：《说文解字》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大成的书籍。
◇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不拘常规，别开生面。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刘有一爱子五六岁，上课时经常与刘同来同去。有时讲到精彩处，孩子会跑到教室外面捉蝴蝶，刘一眼瞥见，会大喊一声“快回来”。孩子归位后，刘继续上课。听过他课的学生任继愈说：“如果把刘先生的课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凭空插入这三个字，就无法理解，因为出现得太突兀。”也有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吴宓（字雨僧）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一如既往，闭目讲课，每讲到会心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望去，然后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便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全场为之暗笑。
◇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 刘文典对《红楼梦》颇有研究，持论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讲。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溆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的课上学生云集。早年间，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陈寅恪的课。晚年陈执教于中山大学，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有时竟多于学生，故有“教授之教授”之称。
◇ 林损讲课喜欢标新立异。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但他好酒而常借酒说怪话，上课也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时，说：“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正儿八经答：唐诗。周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
◇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 胡适的演讲式教学方式在北大颇受欢迎，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很有新意，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同学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普通话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地热挚真恳，带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地能够感动人。”
◇ 刘半农在北大讲古声律学，经常运用西方试验方法来分析问题，不易听懂，所以选课人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张中行一人。因此，刘考试出题便出得尽量简单，学生如果还不会，他便在一旁指点一二。结果，高分不多，太低的分数也不会有。大家皆大欢喜。
◇ 汤用彤上课提一布袋，着布鞋、布大褂，数十年如一日。他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似的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么一直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休想跟上，所以只能埋头赶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因此，在课堂上，除汤的讲课声外，都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
◇ 在西南联大时，汤用彤一人就开有七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汪子嵩先后听过上述课程，感叹道：“一位教授能讲授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的，大概只有汤先生一人。”冯契也回忆说：“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烦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很多新的见解，很受学生欢迎。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大概200余人。但梁却不善于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据说，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的彭基相、余光伟等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旁人解释去听课的原因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听说后也不以为忤。
◇ 顾颉刚学问渊博，善写文章，乃“疑古学派”之大家，但他长于研究而拙于教学。在北大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般学生不易听懂。因此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钱穆曾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唯多写黑板。”虽然顾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 顾颉刚考试也与众不同，他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学会找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并鼓励他们创新。考试时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分数都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即使是与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
◇ 毛子水早年留学德国，专攻科学史和数学，回国后，受傅斯年之聘，在北大历史系讲授“科学方法论”等课程。平日上课穿一件旧长衫，衣着不整，很有名士派头。他讲课时，经常引用很多数学公式，加上口才不佳，因此选课者寥寥无几。但由于毛为人厚道，判分比较宽松，常常是各系的高年级同学临毕业时，为了凑足学分才慕名来选毛的课，因此每年来上课的学生总能维持在三五个。
◇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国民军事教育，聘白雄远为军事训练课教员。白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挂有少将军衔。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身着军服，扎皮带，蹬皮靴，十分威武。然而军事训练课虽为必修课，但常常不被学生们所重视。白对付学生很有一套，愣是把这课上了下来。他第一次上课就首先宣布：“只要大家按时上课，到学期考试就是一百分；如果试卷答得好，就是一百二十分！”话音一落，学生哄堂大笑。他却仍旧板紧面孔，继续说：“那个二十分嘛，给你们留到下个学期！”学生又一次哄堂大笑。白记性极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虽在课上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一丝不苟，但课下总很亲近学生，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有时还会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考试时，他常是高抬贵手。一次，期末考试，他将试题出于黑板上，便有学生要他解释题意，他便根据答案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学生们边听边答卷，还不时地说，先生，慢些说。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蔡元培对白的评价很高，他说：“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 钱穆是北大学生喜爱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课程，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钱讲起课来感情充沛，声音洪亮，生动活泼，令听者忘倦，因此教室内总是座无虚席。朱海涛描述钱的讲课风采道：“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地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期末考试时，钱出的题目也很新颖。有一年，“中国通史”考试时，有一道题只有八个字——“拟旨”“批红”“判事”“封驳”，意在考查学生对唐代政治制度及其机制的掌握情况。考试下来，学生张锡纶对人说：“试题出得真棒！”
◇ 晚年的钱穆坚持在台湾素书楼传道授业，讲授中国文化。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 杨向奎曾比较钱穆、顾颉刚、傅斯年讲课的不同特点：“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傅先生总是坐在讲桌后面，议论不休。”
◇ 冯友兰讲话口吃，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上课有一特点：学生如不发问，他大都默坐不语，不主动开讲。但回答学生问题时，往往能妙语连珠，分析入微，耐人寻味。他的口吃为他的讲解增加了不少的幽默。某年，冯为大一和大二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史”课，对一位名叫冯宝麟的同学特别器重。冯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致的时候，总是会突然问：“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让其他学生感到既新奇又嫉妒。
◇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是“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 当年，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大一的学生在中学时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都对金的课很有兴趣，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得很满。金上课要提问，学生太多，又没有点名册，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就很注意地听着，完了，便说：“Yes！请坐！”
◇ 学生喜欢向金岳霖提问题，金不论问题难易深浅，总是有问必答。有一华侨学生，名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怪异常。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 Lin Guoda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当时就被问住。因为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后来，林国达因游泳淹死了。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一直没有笑容。
◇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 李汝祺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是教员。“忠、诚、严”是一个好教员的标准，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教学原则。他认为给学生讲课是教师生活中的一项中心任务，而教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则是教师光荣的职责，如果对讲课不重视，说到底，是对教育事业的不尊重。他的教学原则是“忠于人”和“勤于事”，即对同事和学生要诚恳互助，在教学上要勤勤恳恳，自强不息。李备课十分认真，尽管许多内容已讲过十几遍，但在讲课之前至少要备三次课：第一次是写讲稿，他从不满足于现用的教材，每次都要加点新的实验和见解；第二次是默记讲稿内容和检查语言的表达；第三次是讲课前一小时再打一次腹稿。讲起课来，严谨而有趣，博得学生的一致好评。他说自己“宁愿一生默默无闻地工作，但事无巨细永远要兢兢业业，做一名永不知足的小学生”。
◇ 据樊弘回忆，郁达夫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受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樊弘就是当时听该课的学生之一，他回忆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是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郁的这些话给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0多年后，他还经常生动地向他的学生谈及此事。
◇ 诗人徐志摩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任北大教授。他讲课不拘一格，潇洒随意。有时干脆就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据沈从文回忆，徐有一次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对学生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
◇ 有人描写徐志摩在北大上课时的风采：“先生在北大不穿西服，或者以为中国服比洋服诗意较多。先生住胡适家中，每至上课，均坐人力车，并不提黑皮包，仅仅散抱几本书于怀内。先生尝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讲至痛快淋漓之际，将眼镜摘下，徐徐用手帕揩拭，擦净后再戴上。”
◇ 经济学家秦瓒在西南联大讲授“高级财政学”和“中国财政史”。他不乐意上课时，一学期上不了几小时；如果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一分钟。而且上课一定先同学而到。考试时，必然坐在教室手捧报纸，唯恐前面同学吃亏。判卷最低分为89分，因而绝无一人抄袭。
◇ 郑天挺在西南联大讲授“明史”课程，授课条理清晰，知识渊博而富趣味性，加上对考试要求不高，因此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讲。据何兆武回忆，有一次郑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整整讲了一节课：“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
◇ 向达是著名的敦煌学专家，曾在抗战时期写过代表作《敦煌学导论》，脍炙人口。据周法高回忆，向曾以此为题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第一次演说时，慕名前来听讲的有一二百人，把一个大教室都挤满了。但是由于他不善言辞，照本宣读，无所发挥，一直念到晚上十点钟熄灯还没有讲完，把听讲者都听怕了。到了第二次续讲时，前来听讲的人寥寥无几，教室里外，门可罗雀。急得当时的助教邓广铭把联大的工友杂役都请去听讲凑数，才未显得冷场。
◇ 俞平伯个子不高，头方而大，镶金牙，戴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身褪色的蓝布长衫。俞长于作文，也善于讲课，先后做过北大、清华的教授。俞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声情并茂地唱读一遍。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好！真是好！”然后沉吟片刻。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他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地赞曰：“真好！”后来学生忍不住问他：“先生，好在什么地方呢？怎么好法呢？”俞十分认真地说：“不知道。”因此学生欲知其中奥妙，终不可得。
◇ 王力讲课，听讲者甚多，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王总是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拿出讲稿，用带有一点粤语腔调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地开讲。他讲课有根有据，实实在在，一板一眼，清清楚楚。为了学生做好笔记，每到一个段落还说：“这是一段。”学生说：“王先生讲课笔记真好记，就差点没把标点讲出来了！”白化文回忆说，王“善于给学术内涵搭架子”，“把许多原来的学术资料适当调配，就使之成为一门新学术”，因此，“世之讲古代汉语者，莫不折中于夫子”。
◇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任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概论”“财政学”两门课。他高硕英俊，鼻梁稍歪，经常口衔烟斗，以致口唇下搭，处事明快决断，不苟言笑。陈讲课颇有风度，条理清晰，出口成章，时间掌握准确，全校知名，上课均在大教室，每课必早到五分钟，立在讲台上，上课铃一响即把当日主题大书于黑板之上，开始讲授。因为听课同学太多，每每有人因上一堂课下课迟或教室远而迟到。陈必再约略重复一次，以免迟到学生无法做笔记。据学生回忆，把陈的话按次笔记，便是一本很好的讲义。陈对讲课的态度异常严谨，他在每次授课前的一小时，都要把熟悉的课程再重备一次，直到90多岁高龄时还坚持这一习惯。有人问陈为什么还要重备熟悉的课程？陈说：“虽心熟悉，但人老了，就怕出错，误人子弟，子弟再误人，岂不罪过！”
◇ 据汪曾祺回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曾在西南联大给他们讲授“词选”课，上课极有特点。汪回忆说：“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词》（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 沈从文26岁那年，受中国公学之请，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沈竟然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在讲堂上呆站了10分钟。10分钟以后，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10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因此而大笑不已。课后，学生纷纷议论：“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此话传到胡适耳里，胡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 据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回忆，沈曾在西南联大讲授过三门课程：“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课没有讲义，讲起来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他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总是凭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他讲话也不借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但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教学生创作，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
◇ 傅鹰讲课时通古论今且逻辑性强，语言精辟，形象生动，“风趣、幽默，有着相声演员般的口才，课堂里常常爆发大笑声”，以至学生们说傅不仅是化学大师，还是语言大师。傅对学生要求异常严格，实验、习题都丝毫马虎不得。他公开宣布“课堂上我的话就是法律”，不允许在测验、考试时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就毫不客气地打上一个0分。一位20世纪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受教于傅的学生回忆道：“吾辈学生受傅先生春风雨露，得益匪浅。先生学识渊博，待人甚爱。唯其治学谨严，令吾等敬畏。记得一同学作业超过时限，迟交之即不予收留。因之，诸同学不敢稍有怠惰，皆刻苦攻读，学识日精，一应考试，比比良好优秀。先生闻之笑曰：‘不严不足以示爱。’”
◇ 梁实秋在北大上课时，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梁虽为留洋归来的学者，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活似一老派学者。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彭斯的一首诗，情思悱恻。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继续再讲，她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课后回家，梁向家人提起此事，梁的儿子问梁：“您是否觉得抱歉？”梁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 袁家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长期在北大开设“汉语方言学”，学生回忆他上课时的情形说：“课在一教一〇一阶梯教室上，能容百把人，虽然两个年级的学生不过四五十人，但加上进修教师，校内外的旁听生，教室差不多坐满了。袁先生风度温文尔雅，脸上总带着微笑，花白而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着一套可体的中山装，使人感到那么和蔼可亲，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吸引力。他讲课声音不高，但清晰流畅，很能吸引学生。当讲到某个地区的方言时，常问坐在前几排的同学，谁是某方言区的，然后请他按照方音读几个指定的词。北方同学很多人不知入声是怎么回事，他就指定粤语区和吴语区的同学站起来读几个入声字，让北方同学仔细体味、辨别。有的方言词读音很奇特时，常引发大家的笑声。袁先生则风神凝然地站在讲台边上，侧耳听着，微笑着点头，表示赞许。
◇ 浦江清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时，因身体不好，经常会晚到。浦上课异常认真，迟到的时间一定要补上，拖堂半小时是常事，有时能达一小时之久，使选课同学的午餐大受影响。而浦又自得其乐，他会唱昆曲，讲授元明戏曲，常用吟唱法，意在熏陶学生。但学生又似乎并不买账，大有罢课之势。这让担任课代表的白化文夹在其中，深受其苦，并为此而作打油诗一首：“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铃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
◇ 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之孙，曾在西南联大讲授“西洋通史”课。他讲课非常有条理，且独具一格，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他上课时要求学生画地图。每个上课的学生每学期需要画六张地图才算完成作业。汪曾祺曾按照课程要求上交了一张马其顿帝国地图，皮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也就算通过了。
◇ 法国语言文学家、文学翻译家郭麟阁长期在北大西语系任教，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非常受学生欢迎。其学生柳鸣九曾回忆郭上法文课时的风采：“他的课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他自己编的讲义，他的讲义编得很是认真、很是细致，一堂课往往就有好几大篇，把涉及的法语语言现象解释得清楚而透彻，并有丰富的例句帮学生理解得更深入、掌握得更能‘举一反三’，在课堂上，他又用造句措辞十分精当的并有文化品味的法语进行讲解，使学生又受益一层。麟阁先生在课堂上还有一绝，他能随口背诵大段大段、成篇成篇的法国文学名著，甚至是高乃依与拉辛的那些令人生畏的长篇韵文。而且他背诵起来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他那种背诵的‘硬功夫’与执着投入的热情，都赢得了我辈的格外敬佩。”
◇ 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据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回忆，一次听林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林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林庚的板书流利自如，自成一体。其学生程毅中以“板书飘逸公孙舞”称赞之。
◇ 有一年，学生钱鸿瑛听完林庚的最后一节课，回到女生宿舍，竟然悲从中来，躺在床上大哭。人问其故，答曰：“再也听不到林先生的课了！”
◇ 侯仁之在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因此被誉为“北京活化石”“活北京”。他曾说，“我对于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位北大新生入校后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最初只有新生听，在阶梯教室讲，后来许多高年级学生仍想重温，加上还有不少“蹭课”的学生，人越来越多，只得搬到大礼堂去讲。一位听过此课的老校友回忆道：“他总是如青年般朝气蓬勃，热气蒸腾。他有着诗人的气质，易激动，满怀激情，讲起话来声音洪亮，富于鼓动性，很适合青年学生的口味。”
◇ 陈平原曾追随王瑶攻读博士学位，陈在《为人但有真性情》一文中，曾这样描述王的“传道授业解惑”之法：“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 彭蓉如此回忆李赋宁讲授“文学讲座”课的神采：“印象最深的是李先生给我们讲《奥德修纪》的那节课。我从未见过李先生如此动情，先生眼中闪着泪光，声音微微颤抖着，他讲到当奥德修漂泊十年回到家乡时容颜大改，只有他的老狗认出他，它叫着扑向主人并死在奥德修脚边；他讲到‘Life is a long journey full of obstacles（生命是一次充满坎坷的长途旅行）’，他讲到‘No scenery is better than seeing white smoke rising from the chimney of one’ s homeland（最好的场景莫过于看到从自己家乡的烟囱中袅袅升起的白色炊烟）’。我依稀体会着这位白发老者的沧桑感触，也透过先生盈盈的泪光和颤抖的声音体会着奥德修的十年漂泊。先生的白发和袅袅升起的白色炊烟成为我记忆中永恒的定格。许多年以后，当我真的经历了远离家乡的游历之后，才多少理解了那最安详的家乡的炊烟带给奥德修和李先生的心灵震撼。”
◇ 吴小如以擅长讲析和鉴赏作品特别是古典诗词而享有盛誉。学生说，听吴讲解作品或读吴先生的赏析文章，都会感到是一种美的享受。吴说他在课堂上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曾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
◇ 何芳川在我国历史学发展的艰难时期出任北大历史学系主任。面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下海潮”，他向历史系的同人们提出“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努力攀登史学研究的新高峰”。
◇ 北大中文系屈玉德教授长期教授“民间文学”课。屈晚年患咽癌，但她还坚持用鼻音发声的方式为学生讲课。某年隆冬时节，天气甚冷，屈的课程恰好又排在早晨，有很多同学未去上课。能容纳百人的教室里只坐了7名学生。屈望望窗外，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令听课的学生大受感动，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感到无比愧疚。
◇ 肖东发生前常引述孔子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明自己对学生和课堂的挚爱之情。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真是一大乐事！教他们查资料、检索数据，指导写论文，我觉得太高兴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自己也有收获，也会出很多成果。”“北大的学生都是优秀的，能够传授给他们知识，是我的荣幸；而如果能教出比我优秀的学生，则是我最大的欣慰。”
◇ 肖东发一贯坚持“课不仅要常讲常新，还要常讲常好”。其弟子杨虎回忆他讲授“中国图书出版史”的情形：“我进入北大的第二学期，就有幸聆听了他开设的第一门课：‘中国图书出版史’。其时，他正值壮年，气质儒雅，风度翩翩，讲起课来，精神抖擞，游刃有余，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他上课，自始至终不带讲义，手中唯有粉笔一根，不仅能将大量的史料、数字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且还能将看似枯涩的历史讲解得妙趣横生，其中还蕴含着深刻的学术见解和人文情怀。听他授课，就像是在听一个学问渊博、见解精到、语言生动的说书人在给我们‘说书’。”
◇ 肖东发常年研究、讲授北大历史和北大精神，带着学生编撰了“北大人文风物丛书”和“北大文化丛书”，培养学生爱北大、爱北京、爱国家的情怀。在课堂讲授之外，他经常自掏腰包，带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采访、调研、编书、出成果，深入地探讨北京精神和北大精神。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解释说，是侯仁之先生的优秀品格和精神影响了他：一是要尊重师长（侯先生在接受他和陈光中采访时，经常对自己的老师赞不绝口，最常说的话是“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先生好极了！”）；二是潜心研究北京学和北大文化；三是盯住一点，连续发力，文章成系列，著作集大成；四是亲身实践，实地走访，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五是带动后学一起搞研究，把学生们心中的火焰点燃，不断走读采访北大名师，把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 刘浦江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据其学生邱靖嘉回忆，刘在北大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时，要求轮流讲解《四库提要》的学生要做到“句句落实、考镜源流、辨正讹误”，该查的史料绝不能省。若是做不到的话，“老师会特别生气，他觉得这是在触碰他的底线”。刘曾常年为中文系学生开中古史课，深受学生们欢迎，中文系毕业生吴德祖曾这样写道：“中古史课为中文系同学最喜。刘浦江师登讲台、抛书本，白面书生、道骨仙风，追古谈今、臧否人物，纵横捭阖、睿智四溢，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斯人之谓也。”
◇ 刘浦江多次讲，一个断代史的兴盛繁荣，至少需要五六个一流学者来共同支撑。他希望他的下一代学人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具体到辽金史的研究，由于史料非常匮乏，做研究常有一种“垦荒的感觉”。因此，他对每一位学生都抱着很大的期待。学生若是要发表论文，他会把人叫到办公室，两个人对着电脑，共用一个键盘修改论文。一篇1万字左右的论文，从标题开始，他逐字逐句地审订修改。要是涉及史料问题，就让学生现查，逐一核对原文。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修改下来，刘勉强能看完一页A4纸。被他改过的文章，每个学生都能一眼认出来，“满页都是涂黄显示和密密麻麻的批语注解”。在他离世前一天，他将一个学生叫至隔离病房窗口外，借助电话，吃力地叮咛：“你的论文我改了一半，后一半我没办法再改了，我让家里人将已经修改的部分发送给你，剩下的部分你要好好修改。”紧接着，他又嘱托在一侧已经毕业的师兄们：“以后师弟们毕业求职的时候，你们要多帮助师弟们。”
◇ 某年冬天一个周末的下午，中文系教授乐黛云顶着风雪来到北大电教报告厅作内容为“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讲座。能容纳300人的大厅座无虚席。讲完后，乐在掌声中站起身来，微笑道：“今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我来的时候曾经想，如果有10个听众的话，我就开一个小座谈会；如果有3个人的话，我就把他们请到我家里去喝茶。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我真的……我，谢谢大家！”说完，乐深深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哗”——听讲者又一次以热烈的掌声作为回应。
◇ 袁行霈在北大执教50余年，课讲得十分叫座，被誉为“诗境的课堂”。每次讲课教室里都挤得水泄不通，因此而经常临时换大教室。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自己讲课的场景：“教室里坐满了我的学生，一双双眼睛投出渴求知识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兴奋、喜悦、感激。因为这些光束的撞击而产生的灵感纷至沓来，一向寡言的我，竟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连串连我自己也觉得新鲜的话语。从学生的颔首微笑中，我听到他们心中的回响。这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在组织一片和谐的乐音……”葛晓音回忆当年听袁讲课的情景：“他的课着重在诗歌的意境和艺术表现，正是学生们最为渴求的内容。而他的讲课艺术也和他讲的内容一样，非常讲究。节奏的快慢疏密、声调的抑扬顿挫，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既要言不烦，善于用最关键的几句话将每首诗歌的好处点透；又深入细致，让听众跟着他清晰的讲解进入意境。那时上课用的资料主要靠教师抄黑板。袁老师的板书都是直行，字体端丽遒劲，写满一黑板后，可以当书法欣赏。有时要擦掉改写新的，同学们心里都暗暗可惜。”
◇ 钱理群的学生郑勇说，在北大中文系，极少见到像钱讲课那样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 程郁缀说，严是爱，爱学生，就是要严格要求。他在给西语系、东语系、俄语系一年级新生开设“中国文学史”课时，第一堂课便开宗明义讲：“讲课时我是你们的老师，一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下课后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定平等相处，与人为善。平时学习上严格要求，绝不迁就；最后考试时绝不有意为难大家。”他每周布置作业，要求学生背诵中国古代优秀诗文，下次课前检查，背不上来的下次再继续背，直到背上来为止。如果有无故不来上课的学生，他就在课间给学生打电话，要求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必须立即赶来上课。程说，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全是针灸意，绝无下棋心！（针灸医生的医术水平可能有高有低，但每一针扎下去，都是希望患者好起来；而所有下棋者，每走一步棋的目的，都是想尽快置对方于死地。）
◇ 程郁缀为了教育学生考试时遵守校规校纪，曾撰写一首《考场歌》：“燕园学子，人中龙凤；身经百战，从从容容。笔走龙蛇，文思泉涌；寥寥数题，笑谈之中。遵守考纪，严肃校风；因小失大，徒然无功。临场赋诗，肺腑相送：瓜田李下，请君自重！春华秋实，来自劳动；有限人生，无上光荣！”每次考试，在助教下发试卷的同时，他会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这段对学生既严且爱的肺腑之言。
◇ 据曹文轩回忆，他在北大读书时，曾领略过一位先生讲课的风采：“他空着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坛来了，然后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缺了角的香烟壳来。那上面写着提纲要领。他将它铺在台子上，用手抹平它，紧接着开讲，竟三节课不够他讲的，把一个个学生讲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妙，妙！”
◇ 杨虎在读大学本科时，曾数次旁听曹文轩讲授“小说的艺术”，他回忆说：“没有PPT，没有板书，没有问答，曹老师干干净净、儒雅潇洒地站在讲台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全神贯注、抑扬顿挫地朗诵自己的讲义。那声音，就像一泓从苍翠山谷中缓缓流淌而来的清泉，铿锵悦耳。那讲义，就像精心雕琢成的大美玉器，惹人注目。教室里，过道里，静静听讲的人，挤得严严实实。所有人的心神都被那声音摄取到了三尺讲台，宁静，庄严，让人轻松又沉重，愉悦又紧张，生怕丢掉了一两句精彩的富有新意的词语。人们常说，好演员，名角，一身都是戏。我看，好老师，名师也一样，满身都是课。”
◇ 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国新曾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其学生杨虎回忆他讲授“中文工具书”课程的风采云：“大学一年级春季学期，李国新老师在昌平园为我们讲授了一学期的必修课‘中文工具书’。其时，他甫过不惑之年，英姿勃发，风度极佳。中等个，不胖不瘦，白白净净。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总像是忙着去赶做极其重要的事情，颜习斋的名言‘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在他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讲起课来，字斟句酌，有板有眼，知识满筐满箧地倒出来，每一分钟都绷得紧紧的，没有丝毫的懈怠和应付。将近二十多年过去，每每想起他充满热情、潇洒儒雅的形象，我还会不由自主地慨叹：李老师之风度，真可谓‘玉树春风里，英发授教时’！”
◇ 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常庆曾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他在北大开设两门专业必修课：“书刊编辑实务”与“书刊营销专题研究”。他上课最大的特点是激情满怀，嗓门很大，自始至终声震屋宇，毫无倦意，很有感染力，学生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课堂之中。在PPT授课尚不普遍时，他每次课前会给学生发一份讲授大纲。这大纲不同于别人的以问题为要点，而是由一连串的小知识点和关键词组成，看起来像是散落满纸的珍珠。他会一气呵成，用清晰的思路和带着感情的语言，将其串联成斐然成章的作品，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讲完最后一个关键词，恰好到下课时间，让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特别教导学生说，作为北大人，尤其应该具备批判精神和独立见解。所以在他的课堂上，学生都敢于大胆发表一些很不成熟的观点，有些明显还与他的观点相左，但他从来不生气，而是微笑着勉励、包容学生。
◇ 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给学生讲授“出版文化史”，开篇即引老北大沈士远先生讲《庄子》之例，说：沈先生在北大教预科国文时，仅《庄子·天下篇》就讲了整整一个学期才讲完，所以人送雅号“沈天下”。言下之意，对沈先生的学识渊博和名士作风极其欣赏和向往。因此他决定以此为法，讲到哪里算哪里。最后的大致情况是：讲了一学期，快要期末考试时，“文化”的概念方才讲完。再用了一两节课，重点讲了两个专题：出版文化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期末闭卷考试，出三道简答题：一、你理解的文化概念是什么？二、你认为出版文化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三、你认为出版文化学研究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学生杨虎回忆说：“我在考场作答时，脑海中不断浮现‘沈天下’‘名士’等字眼，并慨叹：若眼前之王老师，可谓当代之真名士也！我既喜欢，又敬佩。”
◇ 河北大学杜恩龙教授说，现在大学举办讲座也很不容易，讲座组织者把专家请来了，但是学生上座率往往不高，让组织者头疼。他回忆说，有一次他请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来做讲座，同时表明了对上座率的担忧。吴回答说：“杜老师，不用担心学生人数，有一个人我也讲，如果听进去了，也就值了。”杜说，他听后很欣慰，也很佩服吴先生的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