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文化转向与后苏联文学批评

第二节 社会文化转向与后苏联文学批评

在俄罗斯,文化范式的转换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事业。如果把它比作地质构造运动,那么它对俄罗斯文化板块的塑形作用在后苏联十余年的存在历史中远未得到充分展现。同时,显而易见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大大加速了俄罗斯文化板块向西方文化板块的运动。由这两大板块的撞击而释放的自由能量,已经在后苏联社会文化生活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如今可以说,“公开性”的提出及推行加快了社会文化转向的进程,引发了强权体制与文化体系的全线崩溃。后苏联文学批评正是在苏联强权体制与文化的“废墟”上展开的文学论辩和话语交锋。

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当代转向走过了一条荆棘丛生、回环往复的道路,其全部复杂性的关键在于苏联社会与文化不相协调的发展。根据马·利波韦茨基的说法,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苏联的极权主义是对“现代性”¹的叛离,然而在文化学的视野中,“苏联精神是现代性的罕见的骇人形式”;“解冻”是极权体制现代化的初次尝试,也是“苏联文明危机的第一次警铃”;“以‘改革’名之的现象原来是两个实质上对立的过程的联合:一方面,这是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又一次尝试;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苏联变体发生了文化—意识形态结构的彻底崩溃。”²换言之,当专制政体仍在“现代性”的边缘徘徊时,极权主义文化已经走到了“现代性”的尽头;文化范式的变迁先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伴随着“解冻”不期而至。苏联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错落格局,成形于弄巧成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明创造”。

1934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正式写入了作协章程,这种“钦定”的合法性巩固并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操纵,奠定了苏联文化“独石碑”的基石。然而,强制贯彻执行的规范性、整一性显然违背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性及发展规律。在若干年“中规中矩”的卑微生存之后,文学开始挣脱极权主义专制统治的牢笼,表达自由独立的内在吁求,展现多姿多彩的本质性状。安·西尼亚夫斯基(А.Синявский)有关“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³的发问和反思,质疑了“社会主义,即具有坚定目的性的、宗教性的艺术”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⁴,揭示了它的伪“现实主义”之实质、“社会主义”之意识形态内核,并确诊了其无法根治的艺术折衷论痼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困境折射出整个极权主义文化的危机。正如叶·多布连科(Еbr.Добренко)的研究所显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神经始终是两种因素的二分——‘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且不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后斯大林时期如何试图走出这个圈子(比如,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历史地开放的美学体系的理论中),这一走出受到了文化本身的阻挠:走出这个圈子意味着破坏极权主义文化体系本身。”⁵“幻想和现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这一问题的现实化”⁶,即“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抬升或放低对立两极”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运动,成为斯大林时期屡试不爽的意识形态高压手段。“极权主义文化典型的文学政策的全部机制”⁸对文学艺术的蹂躏,以《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报告》为标志,公然达至无以复加的程度;与此同时,这种运动模式消耗了极权主义文化自我辩护的能力,积蓄了对专制体制本身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像安·西尼亚夫斯基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其“异端思想不是表现在社会活动中,而是体现在写作中”⁹。在文化政治化的现实前提下,争取创作自由必然是反抗官方意识形态压迫和专制制度束缚的斗争。“对于艺术家而言,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行动。”¹⁰对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改造”,最终酝酿了“改造”意识形态本身的必要性和现实迫切性,促成了“社会—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意识形态运动密集的赫鲁晓夫‘解冻’时代,是极权主义文化终结的开始”¹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让‘毫厘’的时代终结了,——它开始了‘改造’,并开始失去自身的完整性、全面性。正是对于极权主义文化而言,小处的 让步意味着失去全部 。”¹²

“解冻”呼应了战后苏联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它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价值体系与道德标准开始受到质疑。走在时代最前沿的韦涅·叶罗费耶夫(Вен.Ерофеев),更是把“解冻”氛围中的怀疑情绪与自由气息浓缩成无视一切权威和规范的社会文化姿态。诚如德·扎通斯基(Д.Затонский)所指出的,“我们的前辈作家中最杰出的非苏维埃作家仍为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而斗争。曼德尔施塔姆、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普拉东诺夫都渴求公开发表作品,甚至获得认可。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帝国是一个长久存在,很可能覆盖他们的整个创作生命和自然生命。而突然间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行为表现却仿佛布尔什维克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一般:他不和它作斗争,不期盼它何时分崩离析——干脆忽视它的存在。”¹³《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普希金之家》等最初一批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在1970年代初的问世表明,“解冻”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强制性终结,并未阻止后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文化现象在苏联的生成;相反,它孕育了无论是“解冻”的发起者,还是破坏者都不曾料想到的一系列结果:持不同政见开始蔚然成风,并逐渐形成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社会思潮;“内在的移民”、道德的双重标准、人格分裂成为清醒的苏联人的普遍生存状态¹⁴;非官方文化在国外与“地下”的茁壮成长同官方文化的萎靡不振形成的强烈对比,昭示着上层建筑的全面危机;——苏联社会与文化的严重分裂最终发展到无法弥合的地步,“改革”势在必行。此时的国内情势与世界格局已经大不同于“解冻”年代,旨在推动社会政治改良的一系列“公开性”举措,引发了“文化—意识形态结构的彻底崩溃”。“解冻”与“改革”的前因后果表明,以文化的政治化为意识形态统治纲领的政权,在扼杀文学艺术生命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极权主义文化的危机引动了俄罗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专制体制的瓦解又加速了文化范式的更迭。

“改革”前夕的苏联帝国大厦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堪重击;而这致命的重击,恰恰来自进步文学和批评。由《星火》率先开始的“被禁文学”回归过程¹⁵,以《古拉格群岛》和《切文古尔镇》的发表为标志,在199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蔚为壮观的“回归文学”浪潮,裹挟着“公开性”年代的写实文学和“新浪潮”文学¹⁶,瞬时间淹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领土;非官方文学的“真实性”和“真诚性”写作,推翻了官方文学的“神话”,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去神话化”激情。“关于历史的真实”和“古拉格哲学(‘世界如同一座庞大的古拉格’)”构建了新的大众哲学模式,“存在的偶然性、生活的无序性思想”开始全面左右大众意识。¹⁷ 在反对官方话语的同时,非官方文学揭示了另一种“现实”,提供了另一种生存与思考的维度,从而推动了人们的世界观、生活观乃至价值观的革新,加速了专制体制和文化体系的崩溃。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在场”¹⁸,批评界、尤其是“自由民主派”批评家们,对苏联官方文学及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根基展开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纳·伊万诺娃通过解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亚·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亚·法捷耶夫的《毁灭》、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通过分析彼·普罗斯库林(П.Проскури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从1960年代直至1980年代的创作,对苏联官方文学的意识形态教条进行了激烈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将苏联文学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加以严格区分,表达了鲜明的意识形态与美学立场。¹⁹ 与纳·伊万诺娃相比,维克多·叶罗费耶夫(ВикторЕрофеев)的批判更激进、更极端。在《追悼苏联文学》²⁰一文中,“追悼者”将整个苏联文学近70年的历史存在不加区分地全都扫进了坟墓。维克多·叶罗费耶夫的极端虚无主义观点,尽管有失偏颇、有待商榷,然而却生动传达了那段特殊历史岁月的社会文化呼声。在苏联解体之前,进步文学与批评已经将极权主义文化碾成一片“废墟”;苏联作家协会的分裂和解散²¹预示着,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的倒塌只在朝夕之间。

如是观之,“公开性”宣称后,苏联社会与文化中被压抑的自由渴求长期以来积蓄的巨大能量,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几乎顷刻间摧毁了建筑于火山口上的极权主义文化和政治堡垒,促成了社会制度变革和文化范式变迁的戏剧性突进。在这股强大的冲击力下,以苏联文明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极权主义国家管理模式、社会价值体系、文学艺术规范等,被击得粉碎;与此同时,在极权主义土壤中孕育成形的俄罗斯精神文化传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苏联文明的“废墟”之上,散落着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传统的碎片。“文学中心主义特性的丧失成为后苏联时期文化的重要特征……这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首要特征。”²²

在沙皇专制统治的阴霾岁月,“文学是唯一的讲坛”²³,是传达和倾听时代声息的唯一途径;这种“唯一”成就了俄罗斯的文学中心主义。然而,这一传统发展至苏联时期,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强行介入而发生了变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炮制者,在利用文学中心主义不断加强极权主义文化统治的同时,逐渐将其推向新的高潮。“文学向教化作用的回归在这次是由外而内发生的——根据党的意志,这在根本上将斯大林时期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与19世纪文学的领导地位区别开来。”²⁴苏联时期的文学中心主义高潮是文化政治化的结果,是官方意志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明,不仅制造了苏联文学的“主流”,而且遏制了其他“支流”的发展。然而,“手稿是烧不掉的”(米·布尔加科夫语):创作于1920—1970年代、被强制脱离文学史自然进程的作品,同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起构成了当下的文学现实,创造了“公开性”年代的“杂志热潮”²⁵和文学中心主义的巅峰,对紧要历史关头的社会政治变革以及此后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抨击权主义的非官方文学创作,在揭示历史真相、唤醒社会良知方面,充分发扬了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加速了它走向终结的步伐。这是当代俄罗斯文学文化发展的悖论:不遗余力地颠覆专制政权的“被禁文学”、反抗官方意识形态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收获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却不得不接受文学“降格”的事实——由进步文学和批评发动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解构,首先消解了文学自身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纳·伊万诺娃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意识形态对抗与斗争的阶段,文学中的‘国内战争’阶段过去了,终结了;这场‘战争’与改革一同开始,延续了六年有余……这是为争取社会舆论、争取社会精神领袖的荣耀,在赋予全人类价值以优先权的自由民主定向的作家,即新‘西欧派’与自称为民族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斗争。支持在俄罗斯实现民主的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然而,胜利的代价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变成文学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丧失。”²⁶“权力之争以权力的丧失而告终。”²⁷当局出于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对文学中心主义传统的人为强化和歪曲,破坏了它的自然生命周期,形成了它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并生关系。后者的垮台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化了的文学中心主义的瓦解,此其一。其二,苏联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也决定了它在后苏联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绝大部分苏联文学——无论是为苏联政权歌功颂德的官方文学,还是抨击极权主义的非官方文学——皆以官方意识形态为生存之根本,“在由上而下强行灌输的虚构、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之外,不存在、没有形成任何别样的精神逻辑,任何稳定的坐标系。”²⁸当官方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之时,“经受巨大困难的不仅有恰科夫斯基、马尔科夫和普罗斯库林²⁹,而且还有在稳定的极权主义体制下呼吸‘偷来的空气’、尝试描绘‘人的面孔’的文学。”³⁰苏联文学——官方的、非官方的——的意识形态特性,在“文学中的‘国内战争’”时期被“自由民主派”与“民族爱国派”的批评家—意识形态政论家们充分挖掘并利用;意识形态斗争的激化与扩大化为文学中心主义达于高潮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最后的辉煌是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特殊的文学品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当这场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以苏联解体的激进方式告终后,厌倦了意识形态说教与反意识形态说教的后苏联社会抛弃了被有意或无意地填入“意识形态潜台词”³¹的苏联文学,失去了现实支撑的文学中心主义同极权主义专制一起成为了历史。

文学在后苏联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的丧失,是随着苏联体制界限的崩溃而迅速席卷俄罗斯的去意识形态、去等级、去中心的社会文化转向浪潮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所谓去意识形态,首先是指苏联官方意识形态,随着“公开性”的扩大与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彻底瓦解的过程,即亚·格尼斯(А.Генис)所谓的“苏联形而上学”³²——建立在共产主义信仰基础之上的世界观体系与认知模式——全面崩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从“地下”浮出地表的种种非官方意识形态,以自由主义与“民族爱国主义”为核心,开始争夺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话语权力。尽管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论战在“改革”年代占据了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尽管“新‘西欧派’与自称为民族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持续至今;然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整体上表现出对所有意识形态的普遍厌倦,任何意识形态、包括“国内战争”的胜出者——“自由民主派”,都已不可能一统天下,构建唯一的意识形态话语。

后苏联社会文化的去意识形态化趋向,深刻影响了批评家们的职业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批评的走势和话语权力的归属;同时,这种趋向与文学批评自身发展逻辑的应合,更加巩固了后苏联时期批评话语权力之争的格局。

在1980—1990年代之交的“杂志热潮”推动下,文学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它的笔锋几乎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相应地,批评写作明显偏向了政论文体。在《星火》杂志与《青年近卫军》杂志——分别代表“自由民主派”与“民族爱国派”两大阵营——之间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鏖战,更是将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政论写作发展为“立场批评”³³。文学成了展开论战的引子,而批评则蜕化为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武器。文学中心主义的消解意味着,文学在俄罗斯不再是“我们的全部”,不再是解答社会政治、文化、道德、心理问题的百科全书,“文学只是文学而已”³⁴。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再是论述这一系列问题的社会生活指南。作家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批评家也不再是“思想的主宰”;文学中心主义的终结使文学失去了神圣的光辉,同时也免除了文学批评的种种启蒙职责。在苏联长期遭受排挤与压制的诸多人文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在后苏联学术领域的崛起及其在解答专业问题方面的优势,剥夺了文学批评涉猎相关问题的必要性,甚至可能性。“文学家的政论作品(‘非专业人士’的政论作品)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它被职业人士的专业分析所取代……”³⁵另一方面,在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批评言说失去了迫切性和尖锐性,曾经在“立场批评”中叱咤风云的批评家—意识形态政论家迅速由台前退向了幕后。文学批评开始摆脱政论风格,批评家们的注意力逐渐由文学的外部转向内部。“在解冻、停滞和改革时期,它(指进步倾向的文学批评——作者注)主要是自由政治意识的一种形式,它的价值和重要性决定于”它反叛官方意识形态的程度。“如今这一功能丧失了,批评不得不开始转向美学评价。”³⁶与此同时,在“改革”浪潮中回归的苏联文艺学著作,以米·巴赫金(М.Бахтин)、尤·洛特曼(Ю.Лотман)的学说为代表,与随着苏联国门的开放而大量涌入的西方人文学术成果一道,为批评家们开拓学术视野、丰富知识储备、提高专业修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等诸种“主义”之争贯穿了整个后苏联文学批评;其中,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还是对现实主义的新发现,都渗透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认知。“后”说的兴盛反映了文学批评“内部”转向的努力。这不仅是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变化所致,也是它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使然。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审美功能作为其对立的两个维度,在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发展中交替变换主与次的位置。形式主义批评即是在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的意识形态偏向之后,向批评的审美之维的回返;在“改革”时期穷尽了政论激情的意识形态言说必然向其对立面反弹,与一度陷入低谷的审美批评交换主次。批评家—语文学家、批评家—美学家取代了批评家—意识形态政论家,成为后苏联文学批评的主力。这一“易位”规划了后苏联文学批评的行进轨迹和批评话语权力之争的态势。

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去意识形态化启动了后苏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颠覆等级、消解中心的过程。它集中体现为中央集权的削弱、计划经济体制的覆灭以及书刊审查制度的废除。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一样,等级与中心作为极权统治的形而上基础,它们的崩溃是打造自由的后苏联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的前提。

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核,即“苏联形而上学”,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之上:终极目标与经验现实、集体与个人、中央与地方以及政治与文化、文学与艺术之间存在着不容打破的等级关系;“一切为了未来”、“一切为了中央”就是这种等级观念的集中体现。等级化是苏联社会的组织原则与存在状态,去等级则是后苏联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趋势。官方意识形态的等级制统治形式决定了苏联文化是由垂直关系构成的文化。米·佐洛托诺索夫曾经就这一点分析道:苏联“社会没有由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被所有人自愿认同的标准和价值体系连结为一体。在极权主义压迫下这一体系无法实现。……几十年来,通过人为地刺激一部分亚文学、压制另一部分,这一体制阻碍了共同体系的实现。……这导致了文化中缺少水平关联,而只存在垂直关联:下——上。在不久之前,一切尚由神圣的中央——由此而得专门称名的中央委员会领导,这并非偶然。所有亚文化正是通过它进行交流:告密、埋怨、预防性的信号汇流至此,获得能起支配作用的影响形式后,再向下回流至相应的地方。”³⁷“苏联形而上学”的崩溃为亚文化之间的垂直关系向水平关系的过渡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俄罗斯与另一种历史维度的联结也产生了影响。这一维度通常被表示为后现代主义时代,其主要特征(根据流传最广的阐释)是用多元化的平面性取代等级化的垂直性。”³⁸此外,文学非国家化的一系列举措——《关于出版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法案的确立、文化事业的全面市场转轨,为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后极权主义转向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在书刊审查制度的“废墟”上颁行的新出版法,对后苏联文学批评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历史地形成的庞大而森严的书刊审查体系,作为俄罗斯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仅是统治者禁锢思想、维护专制的有效手段,而且也逐渐转化为被统治者自我规范的行为意识与无意识。关于“允许的”与“禁止的”的严格区分,关于越界及其责罚的种种潜在可能性的制度预设,为文字工作者拟定了以官方意识形态为基准的两种行为模式,也为官方与非官方文化实践者规划了文化等级中的具体地位;于是,书刊审查制度在限制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充当了语言价值的衡量标准³⁹。言论自由的实现客观上消除了批评活动的最大障碍,赋予了每位批评家同等的言说权利。不同思想与审美取向的批评家们得以直面文学文化现实,而无须顾虑第三方——中央政权和书刊审查制度的存在,尽情地发出自己真实的批评声音。与此同时,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厚杂志”⁴⁰——“文学艺术的和社会政治的杂志”⁴¹,也在文学中心主义消解、书刊审查缺席的境况下开始了全新的市场生存。所有“厚杂志”——无论是“爱国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获得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同时也失去了国家的经济资助,不得不自负盈亏;言论与出版自由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发达,同时也剥夺了文艺杂志在言论与出版方面的特权。杂志出版业被抛向了市场,开始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与大众文化的侵袭下与其他新闻媒介公平竞争受众。“1990年通过的出版法成为大众传媒在社会中的新作用形成的起点”,“构建文化的功能开始向大众传媒转移。”⁴²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与广播媒介——的发达,刺激了视听文化在后苏联的迅速崛起,侵蚀了俄罗斯文化的传统根基。就文学而言,它加速了文学中心主义文化传统的消解,动摇了大型文艺期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传统影响力。在俄罗斯,文艺杂志历来是文学批评最主要、最权威的论坛。因此,杂志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困境⑤,一并将批评的市场生存问题提上

⑤了日程。另一方面,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多种传播媒介的空前繁荣,也为文学与批评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处于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向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在经历了短暂的困惑与迷茫之后,正是在大众传媒提供的广阔空间中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局面。正如纳·伊万诺娃所言,“在文学中心主义终结的全新而陌生的条件下,批评表现出惊人的顽强生命力,展示了灵活机动与随机应变的奇迹。”⁴³随着杂志事业的受挫而陷入低谷的文学批评,开始转向其他大众传媒,首先是报纸。

“涅姆泽尔现象”⁴⁴是报纸批评繁荣的标志之一,是职业批评成功融入市场的有力例证。作为报纸文学专栏的撰稿人⁴⁵,安·涅姆泽尔的工作量是惊人的:几乎所有的文学新作都列入了他的阅读计划,几乎所有的文学事件都进入了他的批评视野——批评是他的职业需要,也是他的生存方式。正如谢·科斯特尔科(С.Костырко)所点明的,“涅姆泽尔为自己所选择的批评中的行为模式,首先是职业人的行为模式。”他与诸多同行的分歧根源于“‘批评的气质’:半业余状态的“‘苏联’⁴⁶的气质”与“‘今日’⁴⁷的气质”⁴⁸,即职业批评(家)的气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报纸批评也滋生了后苏联文学批评中的某些消极现象;确切地说,文学文化事业向市场的转轨对批评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毫无疑问,市场需求的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后苏联社会文化生活,从而推动了批评的多样化发展;市场赋予了报纸批评与杂志批评同等的言说权利并刺激了报纸批评的繁荣,促进了杂志批评的革新与二者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瓦解传统价值等级的同时,构造了新的以社会需求为唯一准则的价值体系;市场取代了“中央委员会”,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调节机制,成为文化行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意识形态乌托邦被代之以“市场乌托邦”⁴⁹。在文学中心主义失去效力的同时,“市场乌托邦”把文学作品变成了商品,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文化产业,一切文化产品与行为无一例外地成为市场交易的对象;而市场上的商品畅销与否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它的质量,毋宁说是包装和广告。以赢利为最终目的市场行为,造就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的新类型——“商业批评”⁵⁰,塑造了新的批评家角色:“批评的裁剪师与广告师”⁵¹、“批评家—做秀者、批评家—形象制造者、批评家—花边新闻编辑人、甚至批评家—雇佣杀手”⁵²。可见,市场不仅孕育了“涅姆泽尔现象”,也滋养了各种“商业批评”行为。

在论及俄罗斯文学批评现状时,纳·伊万诺娃在“作为一门艺术(和目的本身)的批评”与“作为一种行当的批评”⁵³之间进行了区分,并视谢·阿韦林采夫(С.Аверинцев)⁵⁴与安·涅姆泽尔分别为这两种批评的代表。如果考虑到“商业批评”模式的当下存在,那么更为客观全面的,是将后苏联文学批评有条件地区分为“作为一门艺术的批评”、作为一种职业的批评与作为一项营生的批评。当代批评家或偏于一种批评类型,或同时扮演若干批评角色,或游移于诸种批评模式之间,将不同的批评方式与风格相结合。例如,安·涅姆泽尔的批评活动就涉猎了报纸批评与杂志批评、读后感与学术性论文的写作。批评家的主观追求与客观市场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他们在选择职业行为模式时对专业性与商业性的不同偏重:“作为一门艺术的批评”显然是面向少数专业读者的精英批评,作为一项营生的批评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批评,而作为一种职业的批评则尝试着在前二者之间搭建桥梁,培养大众读者的专业鉴赏力。因为“批评不仅是鉴别与阐释的艺术,也是评价与审度的行当。”⁵⁵这或许正是以安·涅姆泽尔为代表的职业批评家们获得市场成功的关键所在,是他们提高了报纸批评的专业水准,并扩大了文学批评在后苏联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然而,以普通读者为受众的报业的发达也为大众批评的泛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市场动力;同时,以少数专业读者为对象的精英批评则经历着市场生存的危机。“商业批评”的活跃表明,在市场利益的驱动或市场生存的压力下,一些批评家失去了在与意识形态乌托邦的斗争中赢得的独立和自由,沦落为市场利益的俘虏。这样看来,市场一方面保障了批评的自由,一方面又限制了批评的自由。

在俄罗斯,共产主义信念的崩溃、传统价值等级的瓦解、中心的分崩离析所激发的文化范式更迭,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引起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剧烈震荡与根本变革,一方面又充满了各种盘根错节的矛盾,远非一蹴而就的事业。同时,苏联与后苏联的历史存在表明,“在‘公开性’宣称后变得如同雪崩一般的社会去神话化”⁵⁶,全面启动了社会文化的去意识形态、去等级、去中心的过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是在苏联极权主义文化和专制体制的“废墟”之上、在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时代氛围中重建后极权主义社会文化的浩大工程。因此,“后苏联”与其说是指苏联解体之后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毋宁说是“后极权主义”、“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同义语,是兼具新生性与过渡性、矛盾性的社会文化状态。

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向的种种特征在后苏联文学批评中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与最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决定了后苏联文学批评矛盾的、过渡的性质。去意识形态化与批评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并存,去等级化与文学主流观念并存,去中心化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并存。这种矛盾的并存状态考验着批评家们的思想与美学境界,也突出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激发了他们的论辩激情和话语潜力,从而生成了后苏联文学批评话语的“交战”风景。在急剧转变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批评家们必须当机立断:在批评阵地(“自由民主派”阵营与“民族爱国派”阵营)、批评家职能(批评家—意识形态政论家、批评家—美学家、批评家—广告师等等)、批评观念与方法(作为一门艺术的批评、作为一种职业的批评与作为一项营生的批评)等方面做出明确的选择。意识形态信仰对立、辈分有别、才华各异的批评家们逐渐走上了泾渭分明的不同职业道路,积累了“贫”“富”悬殊的话语资源,从而奠定了后苏联文学批评话语权力之争的基本格局。

1 马·利波韦茨基使用的是modernity一词。“现代性”是它的习惯译法。

2 ЛиповецкийМ.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томуназад(Взглядналитературу《застоя》).Знамя, 1993,№10.Сc.188—189.

3 1957年,安·西尼亚夫斯基在莫斯科写下《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它最早刊于1959年2月法国文学杂志《精神》,发表时署名为阿勃拉姆·捷尔茨。参见安·西尼亚夫斯基:《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薛君智主编:《笑话里的笑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