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塞 汉

深夜，一列闷罐子车开到一个小站停下，车厢里的战士们被呼喊着下了车。突然，站台对面出现几挺机枪，吐着火舌疯狂地向他们扫射，战士们瞬间一片片地倒在血泊中。这是一九三三年八月间发生的事。

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是张家口的两个铁路工人，他们曾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队某团某营的战士。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后，吉鸿昌不接受中央军收编，拉起他的队伍出走。这个营没跟吉鸿昌走，营长以执行任务为名把这个营悄悄留了下来。第二天夜里，这个营（还有其他部队）被以收编为名骗上火车。

这两个铁路工人我已不记得他们叫什么了，只记得一个姓张，高大剽悍，一个姓戈，身材颀长，两人都会武术，我就是在跟他们习武时认识的，当时我刚上初中。他们之所以在那场屠杀中活了下来，是因为他们最后下的车，枪响时，他们借着混乱和天黑，迅速地钻到了火车车厢底下逃了出来。和他们同时逃出来的还有二十余人。他俩是张家口人，逃回家不久，又赶上日伪军清剿退隐的同盟军官兵。为躲避搜捕，他们会同三十余名退隐的同盟军官兵逃到大海陀打游击。后来，他们不断地得到地下党的救护和帮助，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近二百人的抗日队伍。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战胜利后，他俩参加铁路当了工人。

他俩所讲述的有关同盟军、特别是他们死里逃生后采用游击战术打鬼子的故事，一直激荡着我的心，想写一部反映他们英勇壮举的电视剧。退休前后，我在完成了几本书的写作后，这部剧的框架也基本构思好了，正准备动笔时，不幸的事发生了——摔断了腰和胳膊，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坐的时间稍一长就腰疼，写作的念头只好就此放下，成了我一大憾事。

一次，和润兰女士等几个朋友聚餐时，我又说起了此事，大伙感叹了一番。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润兰女士给我打电话，说她对同盟军被迫解散后仍有不少同盟军战士上山打游击的事也十分感兴趣，并已查阅了一些资料，有了以此题材构思一部电视剧的设想，想借鉴我的构思共同来完成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当即就答应下来，并就如何成剧说了我的意见。润兰女士是一个很有文学志向的人，也有一定的写作功底，悟性高，又不怕吃苦。她的电影剧本《扫大街的女人》被河北电影制片厂选中拍成电影（改名为《爱的红围巾》），电影剧本《拾荒者》也在全国权威刊物《中国作家·影视》发表，还有几个电影剧本在《长城文艺》刊出。润兰女士确实具有编剧天赋，她在我初步构思的基础上，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部长达四十集的电视剧本的创作，虽然还略显粗糙，但整体来看还是很不错的，立意深刻新颖、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人物性格鲜明，是一部非常好的抗日谍战大剧。之后，她又提出将剧本改写成小说。我只知道她主要从事的是剧本写作，没见她写过小说，尽管三年前她已把我的电视剧本《雪绒花》改写成影视小说《谜案》，也算涉猎过小说写作，但要完成这部巨著，还是担心她难以驾驭，可我又不忍拂及她的积极性，说可以一试。没想到她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四十万多字的小说初稿，速度之快令我震惊，且较之剧本来说，由于大量地运用了肖像、心理、景物等艺术描写手法和大量的比喻、排比、递进等修辞手法，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刻画也更为鲜明，故事情节也更引人，主题思想也更深刻，这在我看来就是奇迹。

我真的感谢她，感谢她弥补了我的遗憾。

这部书虽然是小说，但有不少人物和事件都是历史的真实，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察哈尔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的这段历史文字记载相当少，有些方面（如这三年中和日寇的斗争）几乎是空白，而润兰女士在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又加以合理的想象，使这一段历史翔实了许多。我建议读者在读这部书时，不要把它仅仅视为小说，还要把它当成一部史书来读。

（塞汉：张家口市纪检委原纠风室主任、市政府纠风办主任，著有长篇小说《塞外风》、论著《草上风》、诗词集《塞外恋歌》、电视剧本《雪绒花》及电影剧本《突如其来的婚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