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人生之旅
谢家门孔
一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二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
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他听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三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那么，他的艺术历程也就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探寻期，后一段为成熟期。探寻期更多地依附于时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于人性。
一切依附于时代的作品，往往会以普遍流行的时代话语，笼罩艺术家自身的主体话语。谢晋的可贵在于，即使被笼罩，他的主体话语还在顽皮地扑闪腾跃。其中最顽皮之处，就是集中表现女性。不管外在题材是什么，只要抓住了女性命题，艺术也就具有了亦刚亦柔的功能，人性也就具有了悄然渗透的理由。在这方面，《舞台姐妹》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这部作品里也带有不少时代给予的概念化痕迹，但“文革”中批判它的最大罪名，就是“人性论”。
谢晋说，当时针对这部作品，批判会开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不力，就拿到“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后批判。没想到，在放映时，纺织厂的女工已经哭成一片，她们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的理论对峙，就在这一片哭声中见出了分晓。
但是，在谢晋看来，这样的作品还不成熟。让纺织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间戏曲也能做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大的事。“文革”使他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机会。“文革”以后的他，不再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成熟”在六十岁，确实是晚了一点。但是，到了六十岁还有勇气“成熟”，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凸现。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仅早过谢晋，而且几乎没有不成熟的阶段。这也可能吧，但全国民众都未曾看到。谢晋是永远让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与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后一起成熟。
这让我想起云南丽江雪山上的一种桃子，由于气温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别长，因此收获时的果实也特别大，大到让人欢呼。
“成熟”后的谢晋让全国观众眼睛一亮。他成了万人瞩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着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众的描写，然后思考着如何用镜头震撼全民族的心灵。没有他，那些文学描写只在一角流传；有了他，一座座通向亿万观众的桥梁搭了起来。
于是，由于他，整个民族进入了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就像罗丹雕塑《青铜时代》传达的那种象征气氛。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就在这时，他礼贤下士，竟然破例聘请了一个艺术顾问，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我。他与我的父亲同龄，我又与他的女儿同龄。这种辈分错乱的礼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时节，连萧伯纳的嫡传弟子黄佐临先生也在与我们一起玩布莱希特、贫困戏剧、环境戏剧，他应该是我祖父一辈。而我的学生们，也已成果累累。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实在让人难以忘怀。而在这“四世同堂”的热闹中，成果最为显赫的，还是谢晋。他让上海，维持了一段为时不短的文化骄傲。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谢晋最大的成果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曲折逻辑。不管是幼稚、青涩、豪情，还是深思、严峻、浩叹，他全都经历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边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条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他是一脉彩色的光缆，为很多并不彩色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审美可能。
我想，当代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即便取得再高的国际成就，也不能轻忽谢晋这个名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跌跌绊绊走下来的。当代艺术家的长辈，都从他那里汲取过美，并构成遗传。在这个意义上，谢晋不朽。
四
谢晋聘请我做艺术顾问，旁人以为他会要我介绍当代世界艺术的新思潮，其实并不。他与我最谈得拢的，是具体的艺术感觉。他是文化创造者，要的是现场设计，而不是云端高论。
我们也曾开过一些研讨会，有的理论家在会上高谈阔论，又明显地缺少艺术感觉。谢晋会偷偷地摘下耳机，出神地看着发言者。发言者还以为他在专心听讲，其实他很可能只是在观察发言者脸部的肌肉运动状态和可以划分的角色类型。这好像不太礼貌，但高龄的他有资格这样做。
谢晋特别想说又不愿多说的，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苦恼。
我问他：“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苦恼是什么？是剧作的等级，演员的悟性，还是摄影师的能力？”
他说：“不，不，这些都有办法解决。我最大的苦恼，是遇到了不懂艺术的审查者和评论者。”
他所说的“不懂艺术”，我想很多官员是不太明白其中含义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既有名校学历又看过很多中外电影，还啃过几本艺术理论著作，怎么能说“不懂艺术”呢？
其实，真正的艺术家都知道，这种“懂”，是创造意义上而不是学问意义上的。
那是对每一个感性细节小心翼翼的捧持，是对每一个未明意涵恭恭敬敬地让它保持未明状态，是对作品的有机生命不可稍有割划的万千敏感，是对转瞬即逝的一个眼神、一道光束的震颤性品咂，是对那绵长多变又快速运动的镜头语汇的感同身受，以及感同身受后的气喘吁吁、神驰心飞。
用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来说，这种“懂”，不“隔”。而一切审查性、评论性的目光，不管包含着多少学问，都恰恰是从“隔”开始的。
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谢晋的观点比我宽容得多。他不喜欢被审查却也不反对，一直希望有夏衍、田汉这样真正懂艺术的人来审查。而我则认为，即使夏衍、田汉这样的艺术家再世，也没有权利要谢晋这样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服从自己。
谢晋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烦重重。如果说，“文革”前的审查总是指责他“爱情太多，女性话题太多，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太多”，那么，“文革”后的审查者已经宽容爱情和女性了，主要是指责他“揭露革命事业中的黑暗太多”。
有趣的是，有的审查者一旦投身创作，立场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识两位职业审查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电视剧聘为顾问，参与构思。作品拍出来后，交给他们当年退休时物色的徒弟们审查，他们才发现，这些徒弟太不像话了。他们愤怒地说：“文化领域那么多诽谤、伪造、低劣都不审查，却总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饶！”后来他们扪心自问，才明白自己大半辈子也在这么做。
对于评论，谢晋与他的同代人一样，过于在乎，比较敏感，容易生气。
他平生最生气的评论，是一个叫朱大可的上海评论者所揭露的“谢晋模式”。忘了是说“革命加女人”，还是“革命加爱情”。谢晋认为，以前的审查者不管多么胡言乱语，也没有公开发表，而这个可笑的“谢晋模式”，却被很多报纸刊登了。
他几乎在办公室里大声咆哮：“女人怎么啦？没有女人，哪来男人？爱情，我在《红色娘子军》里想加一点，不让；《舞台姐妹》里也没有正面爱情。只有造反派才批判我借着革命贩卖爱情，这个朱大可是什么人？”
我劝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恶意，只是理论上幼稚，把现象拼凑当作了学问。你不要生气，如果有人把眼睛、鼻子、嘴巴的组合说成是脸部模式，你会发火吗？”
他看着我，不再说话。但后来，每次研讨会我都提议让朱大可来参加，他都不让。而且，还会狠狠地瞪我一眼。
直到有一天，朱大可发表文章说，有一个妓女的手提包里也有我的《文化苦旅》，引起全国对我的讪笑。谢晋也幸灾乐祸地笑了，说：“看你再为他辩护！”
但他很快又大声地为我讲话了：“妓女？中外艺术中，很多妓女的品德，都比文人高！我还要重拍《桃花扇》，用李香君回击他！”
我连忙说：“不，不。中国现在的文艺评论，都是随风一吐的口水，哪里犯得着你大艺术家来回击？”
“你不恨？”他盯着我的眼睛，加了一句，“那么多报纸。”
“当然不恨。”我说。
他把手拍在我肩上。
五
在友情上，谢晋算得上是一个汉子。
他总是充满古意地反复怀念一个个久不见面的老友，怀念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名人；同时，他又无限兴奋地结识一个个刚刚发现的新知，兴奋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老者。他的工作性质、活动方式和从业时间，使他的“老友”和“新知”的范围非常之大，但他一个也不会忘记，一个也不会怠慢。
因此，只要他有召唤，或者，只是以他的名义召唤，再有名的艺术家也没有不来的。
有时，他别出心裁，要让这些艺术家都到他出生的老家去聚合，大家也都乖乖地全数抵达。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上海电视台准备拍摄一个纪念他八十五岁生日的节目，开出了一大串响亮的名单，逐一邀请。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般情况下是“八抬大轿也抬不动”的，因为有的也已年老，有的非常繁忙，有的片约在身，有的身患重病。但是，一听是谢晋的事，没有一个拒绝。当然，他们没有料到，生日之前，会有一个追悼会……
我从旁观察，发觉谢晋交友，有两个原则：一是拒绝小人，二是不求实用。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干净。相比之下，有些同样著名的老艺术家永远也摆不出谢导这样的友情阵仗，不是他们缺少魅力，而是本来要来参加的人想到同时还有几双忽闪的眼睛也会到场，便借故推托了。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
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已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永远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败坏，是从利用开始的。”谢晋的友情，从不败坏。
他一点儿也不势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但因为他们是官，他会特别严厉一点。我多次看到，他与官员讲话的声调，远远高于他平日讲话，主要是在批评。他还会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化高官的批评到处讲，反复讲，希望能传到那个高官的耳朵里，一点儿不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
有时，他也会发现，对那个高官的批评搞错了，于是又到处大声讲：“那其实是个好人，我过去搞错了！”
对于受到挫折的人，他特别关心，包括官员。
有一年，我认识的一位官员因事入狱。我以前与这位官员倒也没有什么交往，这时却想安慰他几句。正好上海市监狱邀请我去给几千个犯人讲课，我就向监狱长提出要与那个人谈一次话。监狱长说，与那个人谈话是不被允许的。我就问能不能写个条子，监狱长说可以。
我就在一张纸上写道：“平日大家都忙，没有时间把外语再推进一步，祝贺你有了这个机会。”写完，托监狱长交给那个人。
谢晋听我说了这个过程，笑眯眯地动了一会儿脑筋，然后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有了！你能送条子，那么，我可以进一步，送月饼！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你告诉监狱长，我谢晋要为犯人讲一次课！”
就这样，他为了让那个官员在监狱里过一个像样的中秋节，居然主动去向犯人讲了一次课。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有幸一睹他们心中的艺术偶像。那个入狱的官员，其实与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四年以后，那个人刑满释放，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说他听了我的话，在里边学外语，现在带出来一部五十万字的翻译稿。然后，他说，急于要请谢晋导演吃饭。谢导那次的中秋节行动，实在把他感动了。
六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有这个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
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只是饥渴，没完没了地饥渴。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最单纯、最执着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骂他，损他，毁他，都可以，只要让他做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为笑。
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劝说有点道理，因此，也是认认真真地办电影公司，建影视学院，还叫我做“校董”。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消解他内心的强烈饥渴。
他越来越要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轻健。他由于耳朵不好，本来说话就很大声，现在更大声了。他原来就喜欢喝酒，现在更要与别人频频比赛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怎么突然踉跄了。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
不久后一次吃饭，我又委婉地说起了老话题。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跄被我们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说这些话的原因。
他朝我举起酒杯，我以为他要用干杯的方式来接受我的建议，没想到他对我说：“秋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善饮的吗？我告诉你，第一，端杯稳；第二，双眉平；第三，下口深。”
说着，他又稳又平又深地一连喝了好几杯。
是在证明自己的酒量吗？不，我觉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宣示。
即使毫无宣示的意思，那么，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显得大气磅礴，说什么都难以反驳。
后来，有一位热心的农民企业家想给他资助，开了一个会。这位企业家站起来讲话，意思是大家要把谢晋看作一个珍贵的品牌，进行文化产业的运作。但他不太会讲话，说成了这样一句：“‘谢晋’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人名，而且还是一种有待开发的东西。”
“东西？”在场的文化人听了都觉得不是味道。
一位喜剧演员突然有了念头，便大声地在座位上说：“你说错了，谢晋不是东西！”他又重复了一句，“谢晋不是东西！”
这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喜剧花招，全场都笑了。
我连忙扭头看谢晋导演，不知他是生气而走，还是蔼然而笑。没想到，我看到的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这句话，只是像木头一样呆坐着，毫无表情。我立即明白了，他从这位企业家的讲话中才知道，连他们也想把自己当作品牌来运作。
“我，难道只能这样了吗？”他想。
他毫无表情的表情，把我震了一下。他心中在想，如果自己真的完全变成了一个品牌，丢失了亲自创造的权利，那谢晋真的“不是东西”了。
从那次之后，我改变了态度，总是悉心倾听他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计划。
这是一种滔滔不绝的激情，变成了延绵不绝的憧憬。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看到我愿意倾听，他就针对我们以前的想法一吐委屈：“你们都说我年事已高，应该退居二线，但是我早就给你说过，我是六十岁才成熟的，那你算算……”
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生命之门既然已经第二度打开，翻卷的洪水再也无可抵挡。
这是创造主体的本能呼喊，也是一个强大的生命要求自我完成的一种尊严。
七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一个错乱的精神旋涡，能够生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谢晋作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
我觉得，这种情景，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难以重见。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旋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
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自己成天到处走，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过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过几分钟就回一次头，没完没了。
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八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吃惊。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他身边，传来工作人员低低的抽泣。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是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杭州的朋友就邀请谢晋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刚刚丧子的杰出男子，叫叶明。
两人一见面就抱住了，号啕大哭。他们两人，前些天都哭过无数次，但还要找一个机会，不刺激妻子，不为难下属，抱住一个人，一个经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回肠荡气地哭一哭。
那天谢晋导演的哭声，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把他以前拍过的那么多电影里的哭，全都收纳了，又全都释放了。
那天，秋风起于杭州，连西湖都在呜咽。
他并没有在杭州长住，很快又回到了上海。这几天他很少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时也翻书报，却是乱翻，没有一个字入眼。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的，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故宅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给驾驶员小蒋说：“你别管我了，另外有车来接！”
小蒋告诉张惠芳，张惠芳急急赶来询问，门房说，接谢导的车，两分钟前开走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始，这天晚上他在旅馆吃了点冷餐，没有喝酒，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
这天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离他八十五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九
他老家的屋里，有我题写的四个字：“东山谢氏”。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要我写这几个字。他说，已经请几位老一代书法大家写过，希望能增加我写的一份。东山谢氏？好生了得！我看着他，抱歉地想，认识了他那么多年，也知道他是绍兴上虞人，却没有把他的姓氏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门庭联系起来。
他的远祖，是公元四世纪那位打了“淝水之战”的东晋宰相谢安。这仗，是和侄子谢玄一起打的。而谢玄的孙子，便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安本来是隐居会稽东山的，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诗，他的侄女谢道韫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而才学又远超丈夫。谢安后来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这使中国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成语。
正因为这一切，我写“东山谢氏”这四个字时非常恭敬，一连写了好多幅，最后挑出一张，送去。
谢家，竟然自东晋、南朝至今，就一直住在东山脚下？别的不说，光那股积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气，已经非比寻常。
谢晋导演对此极为在意，却又不对外说，可见完全不想借远祖之名炫耀。他在意的，是这山、这村、这屋、这姓、这气。但这一切都是秘密的，只是为了要我写字才说，说过一次再也不说。
我想，就凭着这种无以言表的深层皈依，他会一个人回去，在一大批远祖面前画上人生的句号。
十
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
秋雨注：
在经历了“如梦起点”“中国之旅”和“世界之旅”之后，《文化苦旅》现在进入第四部分——“人生之旅”。
考古学家在寻找一个个远古“文化”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人的最初痕迹。文化在发达之后，根子上仍然是生命的痕迹。我在前面写到的那么多古迹，中国的，世界的，也都有无数高贵的生命在支撑。
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必然会经历坎坷。因此，我所说的“苦旅”，并不是指旅行之苦，而是指创造之苦。由创造之苦连接成了人生旅途，这便是文化的宿命。
我只能以自己最熟悉的一些文化创造者为例，来说明问题。谢晋、巴金、黄佐临、陈逸飞……曾经是上海文化的骄傲代表。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齐刷刷地谢世了，留下一个惶恐而荒凉的上海，也留下一个惶恐而又荒凉的我。因此，我也要顺便写写朋友们离开后的自己。朋友们的经历和我自己的经历加在一起，大体能说明“文化苦旅”的本质是什么。
历来总有读者问我为什么那么突出这个“苦”字，为什么在这个嬉闹的时代如此不合时宜，那就请读读下面这几篇文章吧。
巴金百年
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二
家人对老人，容易“熟视无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排列——
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
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
活到六十多岁的多了，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
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时间一一核对了。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都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文革”，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最温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温和的中国现代，这里所说的“最温和”，长期被看成是一种落后存在。
巴金在本质上不是革命者，尽管他年轻时曾着迷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从长远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们那样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队列中冲锋陷阵。他也会充满热情地关注他们，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他们，但他的思想本质，却是人道主义。
巴金也不是鲁迅。他不会对历史和时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会用“匕首和投枪”进攻自己认为的敌人。他不作惊世之断，不吐警策之语，也不发荒原呐喊，永远只会用不高的音调倾诉诚恳的内心。
巴金又不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钱锺书这样的“西派作家”。他对世界文化潮流并不陌生，但从未领受过中国现代崇洋心理的仰望，从未沾染过丝毫哪怕是变了样的“文化贵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种朴实的本土存在。
上述这几方面与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优秀，可惜他们的作品都不容易通过阅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效普及。当时真正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以为，当时鲁迅的作品应该已经很流行。其实不是，只要查一查发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极高的时代，比例很小的“能阅读群体”中的多数，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从什么地方捡到几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读读，已经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们所说的“深刻”与否，与那个时候的实际接受状态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显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遗憾，那就是，很多长寿的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续到中年之后，他们的光亮仅仅集中在青年时代。尤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却又徒有虚名的行政事务之中，有的人则因为找不到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选择了沉默。巴金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仅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点上，又创造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拥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个看似普通的发言，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这个重大转折的一年之后，我见到了他。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接下来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四
我是十七岁那年见到巴金的。他的女儿李小林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带着我和别的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天巴金显得高兴而轻松，当时他已经五十九岁，第一次亲自在家里接待女儿进大学后的老师和同学。以前当然也会有小学、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访，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萧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号，一个舒适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树掩映着，很安静。大门朝西，门里挂着一个不小的信箱，门上开了一个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几年之后，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将通过这个信箱出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那天下午当然毫无这种预感，我只在离开时用手指弹了一下信箱，看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
巴金、萧珊夫妇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口。他们的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让人难忘。
我们走出一程，那门才悄悄关上。盛钟健老师随即对我说：“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该说话的时候还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个发言，直到今天还受到非难。”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
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
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姚文元，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一座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姚文元、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第一，使中国作家提心吊胆、失掉雄心壮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姚文元、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为什么战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这个深刻的悖论，直指后来的“文革”本质，也直指今天的文坛生态。
其实，中国现代很多灾难都起始于这种“强弱涡旋”。正是这种“似强实弱”“似弱实强”的倒置式涡旋，为剥夺、抢劫、嫉恨，留出了邪恶的舆论空间和行动空间。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巴金凭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说得一针见血。
就在巴金发言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联社从香港发出了一个电讯。于是，大麻烦就来了。
美联社的电讯稿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稿中还说，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都没有刊登或报道这个发言。原来美联社的电讯晚发了两个星期，是在等这个。
美联社这个电讯，姚文元、张春桥等人都看到了。于是，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
那么，我那天与盛钟健老师等人一起进入的院子，居然是“炮弹库”。
五
姚文元、张春桥他们显然对巴金的发言耿耿于怀，如芒在背。几年后他们被提升为恶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权势熏天，却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棍子”，是巴金在发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接过去了，镀了一层金。
我一直认为，“文革”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棍子运动”。
巴金几年前的论述，被千万倍地实现了。“文革”期间，中国大地，除了棍子，还是棍子。揭发的棍子、诽谤的棍子、诬陷的棍子、批斗的棍子、声讨的棍子、围殴的棍子……整个儿是一个棍子世界。
几年前唯一对棍子提出预警的巴金，刹那间显得非常伟大。但他自己，却理所当然地被棍子包围。那扇我记忆中的深秋夕阳下的大门，一次次被歹徒撞开。萧珊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警方不管。
巴金所在的上海作家协会，立即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多数是作家们写的，但语言却极为恶浊，把他说成是“反共老手”“黑老K”“反动作家”“寄生虫”……
平日看起来好好的文人们，一夜之间全都“纤维化”“木质化”了，变成了无血无肉的棍子，这是法国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写过的题材。
在上海作家协会里，长期以来最有权势的，是来自军队的“革命作家”。“文革”爆发后，以胡万春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作家”正式掌权。“革命作家”里边矛盾很大，争斗激烈，争斗的共同前提，一是争着讨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争着对“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因此，偌大的作家协会，几乎没有人与巴金说话了，除非是训斥。
巴金并不害怕孤独的“寒夜”。每天，他从巨鹿路的作家协会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万分疲惫。他一路走来，没想到这座城市会变成这样，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终于到家了，进门，先看那个信箱，这是多年习惯。但信箱是空的，萧珊已经取走了。
后来知道，萧珊抢先拿走报纸，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报纸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写的文章。她把那些报纸在家里藏来藏去，当然很快就被丈夫发现了。后来，那个门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两人密切关注的焦点，谁都想抢先一步，天天都担惊受怕。
他们的女儿李小林，早已离开这个庭院，与我们这些同学一起，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她在苦役的间隙中看到上海的报纸，上面有文章说巴金也发配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但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两百斤？李小林流泪了。
当时在外地农场，很多同学心中，都有一个破败的门庭。长辈们每天带着屈辱和伤痕在门庭中进进出出，一想，都会像李小林那样流泪。我心中的门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只剩下了年迈的祖母和无助的母亲，衣食无着……
重见门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已经失败却还在苟延残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周恩来主政后开始文化重建，我们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在当时叫作“落实政策”，有“宽大处理”的意思。
但是，那根最大的棍子张春桥还记恨着巴金的发言，他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当时张春桥位居中央高位，巴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国际文学界在惦念着巴金。法国的几位作家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准备把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作试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更是想方设法寻找他的踪迹。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张春桥等人又说，“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养起来，做一些翻译工作。”
于是，他被归入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的一个翻译组里，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一个受尽折磨的生命，只是在“不枪毙”的缝隙中残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维。我想，这就是生命中最难被剥夺的尊严。活着，哪怕只有一丝余绪，也要快速返回这个等级。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个庭院。巴金的爱妻萧珊已经因病去世，老人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于更深的寂寞。一走进去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庭院，气氛已经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萧条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鸿生轻声告诉我，他在隔壁。我在犹豫要不要打扰他，突然传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背诵一些文句。
李小林听了几句，平静地告诉我：“爸爸在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在农村劳役中，也背诵。”
“是意大利文？”我问。
“对。”李小林说，“好几种外语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但丁，《神曲》，一个中国作家苍凉而又坚韧的背诵，意大利文，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内容。
啊，温厚仁慈的活人哪，
你前来访问我们这些用血染红大地的阴魂，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们的朋友的话，
我们会为你的平安向他祈祷，
因为你可怜我们受这残酷的惩罚。
在风像这里现在这样静止的时候，
凡是你们喜欢听的和喜欢谈的事，
我们都愿意听，
都愿意对你们谈。
……
这便是但丁的声音。
这便是巴金的声音。
相隔整整六百五十年，却交融于顷刻之间。那天下午，我似乎对《神曲》的内涵有了顿悟，就像古代禅师顿悟于不懂的梵文经诵。假、恶、丑，真、善、美，互相对峙，互相扭结，地狱天堂横贯其间。
这里有一种大灾中的平静，平静中的祈祷，祈祷中的坚守。
过了一段时间，形势越来越恶劣了，我告诉李小林：“正在托盛钟健老师找地方，想到乡下山间去住一阵。”
盛钟健老师，也就是最早把我带进巴金家庭院的人。李小林一听他的名字就点头，不问别的什么了。当时报纸上已在宣扬，又一场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要开始，人人不能脱离。但那时的我，已经在独身抗争中找到自己，一定要做“人人”之外的那个人。
那个倾听巴金诵读《神曲》的记忆，长久地贮存在我心底。我独自隐居乡下山间，决定开始研究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也与那个记忆有关。上海武康路的庭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小街，全都集合到了山间荒路上，我如梦似幻地跨越时空飞腾悠游。
直到很多年后，我还一次次到佛罗伦萨去寻访但丁故居，白天去，夜间去，一个人去，与妻子一起去，心中总是回荡着四川口音的《神曲》。那时“文革”灾难早已过去，但天堂和地狱的精神分野却越来越清晰，又越来越模糊了。因此，那个记忆，成了很多事情的起点。
六
从那个下午之后再见到巴金，是在大家可以舒眉的年月。那时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毕生最繁忙的日子。
整整一个时代对文化的亏欠，突然遇到了政治性的急转弯。人们立即以夸张的方式“转变立场”，还来不及作任何思考和梳理，就亢奋地拥抱住了文化界的几乎一切老人。尽管前几天，他们还对这些老人嗤之以鼻。
多数老人早已身心疲惫、无力思考。巴金虽也疲惫，却没有停止思考，因此，他成了一种稀有的文化代表。一时间，从者蜂拥，美言滔滔。
巴金对于新时代的到来是高兴的，觉得祖国有了希望。但对于眼前的热闹，却并不适应。
这事说来话长。在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人如果遭遇围殴，出拳者主要集中在自己单位之内。正如我前面写到过的，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种具体灾难，多数也来自于他熟悉的作家。现在，作家们突然转过身来一起宣称，他们一直是与巴金在并肩受难，共同战斗。
对此，至少我是不太服气的。例如，在灾难中，上海每家必须烧制大量“防空洞砖”，巴金家虽然一病一老，却也不能例外，那么请问，单位里有谁来帮助过？萧珊病重很长时间，谁协助巴金处理过医疗问题？萧珊去世后的种种后事，又是谁在张罗？我只知道，是我们班的同学们在出力，并没有看到几个作家露脸。
巴金善良，不忍道破那些虚假，反觉得那些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过得不容易。但晚上常做噩梦，一次次重新见到那些大字报，那些大批判，那些大喇叭。他知道，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眼前这批奉迎者身上，而且隐藏在民族心理的深处。
能不能学会反省？这成了全体中国人经历灾难之后遇到的共同课题。
为此，巴金及时地发出三项呼吁——
第一，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第二，呼吁反省，并由他自己做起，开始写作《随想录》；
第三，呼吁“讲真话”。
“文革博物馆”至今没有建立，原因很复杂。有的作家撰文断言是“上级”阻止，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试想，“文革博物馆”如果建立，那总少不了上海作家协会一次次批斗巴金的图片和资料吧？那么，照片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脸？揭发材料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签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发，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败恶胜”。因此，他只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随想录》不久问世，一个在灾难中受尽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心灵污渍，实在是把整个中国感动了。最不具备反省能力的中国文化界，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安静了三四年。
巴金认为，即使没有灾难，我们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讲真话”。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软项，也是中国文化的软项。如果不讲真话，新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因此，他把这一点当作反省的关键。
当时就有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发表文章说：“真话不等于真理。”
我立即撰文反驳，说：“我们一生，听过多少‘真理’，又听到几句真话？与真话对立的‘真理’，我宁肯不要！”
仅仅提出“讲真话”，就立即引来狙击，可见这三个字是如何准确地触动了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这与巴金在一九六二年责斥“棍子”时的情景，十分相似。因此，我要对这三个字，作一些文化阐释。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事实上，许多看似“铁证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
历史应该留下一批造谣者的恶名，但是，他们其实并不重要。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是闻风而动的斗争哲学，是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是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复申述的“讲真话”，具有强大的文化挑战性，可视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对巴金的贡献作一个总结了。
我认为，巴金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不妨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反封建”“争人道”；巴金后半生，以非小说的方式呼喊了两件事，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讲真话”。
前两件事，参与者众多，一时蔚成风气；后两件事，他一个人领头，震动山河大地。
七
巴金晚年，被赋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先是全国人大常委，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又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但他已经不能参与会议了，多数时间在病房里度过。
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饭的时间。护士端上饭菜，李小林把他的轮椅摇到小桌子前。他年纪大了，动作不便，吃饭时还要在胸前挂一个围兜。当着客人的面挂一个围兜独自用餐，他有点腼腆，尽管客人只是晚辈。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饭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医院的饭菜实在太简单，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轮椅，他轻轻说了一句四川话，我没听清，李小林却笑了。临走，李小林送我到门外，我问：“刚才你爸爸说了一句什么话？”
“爸爸说，这个样子吃饭，在余秋雨面前丢脸了！”
我一听也笑了。
“这里的饭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么？”我问。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汉堡包，他特别喜欢。”
“这还不容易？”我有点奇怪。
“医院里不供应，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买。”李小林说。
“这事我来办。”我说。
当时我正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学院就在医院附近。我回去后立即留下一点钱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每天帮我到静安寺买一个汉堡包送到医院。
但是，我当时实在太忙了，交代过后没有多问。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只送成两次。不久，巴金离开医院到杭州去养病了。
而我，则已经辞职远行，开始在废墟和荒原间进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写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带着走，却怕丢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门。
夕阳下的武康路，一个不知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信箱。巴金和萧珊一次次抢着伸手进去摸过，总是摸出一卷卷不忍卒读的报纸。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门口，我悄悄推门进去，却听到了苍凉的《神曲》……
我决定把稿子寄给这扇大门，寄给这个信箱。巴金依然主编着《收获》杂志，他病后，由李小林在负责。李小林对文学的判断力，我很清楚。想当年，在张春桥刚刚讲了枪毙不枪毙巴金的凶恶言语之后，我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只能小声说话。她居然不屑一顾地避开了张春桥的话题，郑重地向我推荐了苏联新生代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新作，而且从头到底只说艺术，说得那么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这些写于废墟的文字，尽管在当时处处不合时宜。
有时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个信箱里。通常在夜间，不敲门，也不按电铃。这是一项有关文化的投寄，具体中又带点抽象。不要说话，只让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时武康路还非常安静，安静得也有点抽象。
这项投寄，终于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书籍。
这一来，这扇大门、这个信箱、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过、承受过的逻辑了。先是棍子横飞，后是谣言四起，对着我。
但是，由于我目睹过巴金的经历，居然能在大规模的诽谤中含笑屹立，不为所动。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却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说，自己不应该活得那么久。
他甚至说，用现代医学来勉强延长过于衰弱的身体，并非必要。
他甚至说，长寿，是对他的惩罚。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着倾听，保持着询问，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忧郁。
忧郁？
是的，忧郁。说他保持别的什么不好吗？为什么强调忧郁？
但这是事实。
他不为自己的衰弱而忧郁。忧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基调。从青年时代写《家》开始就忧郁了，到民族危难中的颠沛流离，到中年之后发现棍子，经历灾难，提倡真话，每一步，都忧郁着。
冰心曾劝他：“巴金老弟，你为何这么忧郁？”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忧郁过程中享受着生命。
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还在延续着这种享受。
他让人明白，以一种色调贯穿始终，比色彩斑斓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电话里和李小林讨论过巴金的忧郁。
我说，巴金的忧郁，当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时代原因、气质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一些。忧郁，透露着他对社会的审视，他对人群的疏离，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的伤感，他对未来的疑虑，他对人性的质问。忧郁，也透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坚守，他对审美境界的渴求，他对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总之，他的要求既不单一，也不具体，因此来什么也满足不了，既不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也不会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但他的眼神，永远是冷静的，失望的。他天真，却不会受欺；他老辣，却不懂谋术。因此，他永远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剩下的，只有忧郁。
他经常让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话：“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
忧郁中的衰弱老人，实在让人担心，却又不便打扰。
我常常问李小林：“你爸爸好吗？最近除了治病，还想些什么？你有没有可能记录一点什么？”
李小林说：“他在读你的书。”
“什么？”我大为惊奇，以为老同学与我开玩笑。
“是让陪护人员在一旁朗读，不是自己阅读。”李小林说。
我仍然怀疑。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我或听我的书？而我的书，又总是那样不能让人放松，非常不适合病人。
终于，我收到了文汇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书，作者陆正伟先生，正是作家协会派出的陪护人员。他在书中写道，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扰，身体日趋衰弱，却喜欢请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尤其是听发表在《收获》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细地听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专栏中的所有文章”。
陆正伟又写到他为巴金朗读我的《山居笔记》时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100期上的“宁古塔”。当我读到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金缕曲》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地问巴老：“您的记忆力怎么会那样好？”巴金说：“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狱’太残酷了！”
我坐在边上，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听出来了，我写那段历史，是为了揭露古代和现代的“文字狱”。因此他听了之后，便“沉思不语”。他在“沉思”什么？我大体知道。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陆正伟先生说，巴金在听到我引述的《金缕曲》时，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使朗读的人“不由放下书惊叹”。
古人匍匐在死亡边缘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岁就熟读了，而在七十多年后还脱口而出，可见这也是他自己漫长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灾难深处是不是多次背诵过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来回答灾难的。
终于，巴金越来越衰弱，不能背诵但丁，不能背诵顾贞观了。当然，也不能再听我的书了。
谁都知道，一个超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但是，这个生命太坚韧了，他似乎还要忧郁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有点惊慌。不是怕他离去，而是怕他在离去之前又听到一点不应该听到的什么。
九
在巴金离世之前，在他不能动、不能听、不能说的时刻，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了。
我为一个病卧在床的百岁老人竟然遭受攻击，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愤怒，而是羞愧。为大地，为民族，为良心。
我为百岁老人遭遇攻击时，文化舆论界居然毫无表情，深感羞愧。为历史，为文化，为伦常。
仍然是李小林转给我的一些报刊复印件，都是刚刚发表的。
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是一身俸两朝的贰臣”，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都活着。
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一天又一天地收获版税银子”，其实谁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积蓄都捐献了。
对于当年张春桥扬言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说，是因为巴金与张春桥有“私人纠葛”。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们其实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后裔。
对巴金在《随想录》里的自我反省，他们说，这是“坦白坯子”“欺世盗名”“欲盖弥彰”“虚伪毕现”“伪君子”，甚至用通栏标题印出这样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
总之，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负面成语，当作石块，密集地扔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觉得现在这些“传媒达人”比当年的造反派暴徒还恶劣万倍，因为当年的暴徒向巴金进攻时，他才六十岁，而今天向他进攻时，他已一百岁。
世界上任何黑帮土匪，也不可能向一个百岁老人动手。今天的中国文化传媒，怎么反倒这样？这么一对比就不禁让人惊讶：这种滔天的深仇从何而来？
我认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进攻，全都来自于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因此，轻言“‘文革’早已过去”“‘文革’不会再来”，还为时过早。你看仅仅在文化人中间，还埋伏着这么多“文革”式的地雷，时时准备爆发。他们中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重“异见人士”的身份。其实这些人物的“异见”，是主张重新返回“文革”，而他们的言谈举止，早已彻底返回。
对于这种人，最早反击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刘再复先生，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写道：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家为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没多久，那些人物已经不用化名了，而是在中国的文化传媒界大显身手，由“黑暗生物”变成了“光明天神”。
你说，巴金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他。当百岁老人终于闭上眼睛的时候，这批人比他出生的时候更威风，比他受难的时候更嚣张，而且，社会对他们完全无力阻止，反而全力纵容。你说，历史能不忧郁吗？
十
失去了巴金的上海，好像没缺少什么，其实不是这样。他身上所带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抽离，城市却失重了。何况，跟着先后走了的，还有黄佐临，还有谢晋，还有陈逸飞……
上海永远不会缺少文化人，也不缺少话题，也不缺少名号。缺少的，往往是让海内外眼睛一亮的文化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高度，来自于思考，来自于忧郁，来自于安静，因此看起来与喧腾的市声格格不入。
就像鲁迅不是“海派”，章太炎不是“海派”，巴金也不是“海派”。但正是这种看起来“不落地”的存在，使这座城市着实获得过很高的文化地位。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热闹的镜头；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几抹孤独的云霞。
在热闹的镜头中，你只需要平视和俯视；而对于孤独的云霞，你必须抬头仰望。
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句格言：“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
我借此给星云大师开起了玩笑：“您看，连他都在看您！”
我这个玩笑开在去年冬天，当时我陪着星云大师去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星云大师一听就笑了，说：“那星云不是我。但是，能学会仰望就好。”
可惜在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
因此，出现了太多高楼的城市，反而低了。
李小林来电，说她要搬家。那个庭院，将成为一个纪念馆，让人瞻仰。
这是好事，但我一时不会进去参观。太多的回忆，全都被那扇带着信箱的朝西大门，集中在一起了，我怕看到很多好奇的目光把它们读得过于通俗。
武康路仍然比较安静，因此在夜间，这个庭院还是会显得抽象。没有了老人也没有了家人的庭院，应该还有昔日的风声和虫鸣吧？
那就先写下这些文字。去不去看一看，以后再说。
佐临遗言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萧伯纳的寓所。
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萧伯纳八十一岁的生日。这些天，预先来祝贺的人很多，他有点烦。
早在十二年前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已经在抱怨，奖来晚了。他觉得自己奋斗最艰难的时候常常找不到帮助，等到自己不想再奋斗，奖却来了。
“我已经挣扎到了对岸，你们才抛过来救生圈。”他说。
可见，那时的他，已觉得“对岸”已到，人生的终点已近。
但是谁想得到呢，从那时开始，又过了十二年，还在庆祝生日，没有一点儿要离开世界的样子。他喜欢嘲笑自己，觉得自己偷占生命余额的时间太长，长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更可嘲笑的是，恰恰是他“偷占生命余额”的漫长阶段，最受人尊重。
今天的他，似乎德高望重，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以打扰他为荣。他尽量推托，但有一些请求却难以拒绝，例如捐款。
他并不吝啬，早已把当时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八万英镑，全数捐给了瑞典的贫困作家。但他太不喜欢有人在捐款的事情上夹带一点儿道德要挟。对此，他想有所表态。
正好有一个妇女协会来信，要他为一项活动捐款，数字很具体。萧伯纳立即回信，说自己对这项活动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因此不捐。
他回信后暗想，随便她们怎么骂吧。没想到过几天收到了她们的感谢信，说她们把他的回信拍卖了，所得款项大大超过了她们当初提出的要求。
“还是被她们卷进去了。”他耸了耸肩。
对于直接找上门来的各种人员，仆人都理所当然地阻拦了。因此，住宅里才有一份安静。
但是，刚才他却听到，电铃响过，有人进门。很快仆人来报：“那个您同意接见的中国人黄先生，来了。”
黄先生就是黄佐临，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先读商科，很快就师从萧伯纳学戏剧，创作了《东西》和《中国茶》，深受萧伯纳赞赏。黄佐临曾经返回中国，两年前又与夫人一起赴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莎士比亚，并在伦敦戏剧学馆学导演，今年应该三十出头了吧？这次他急着要见面，对萧伯纳来说有点突然，但他很快猜出了原因。
据他的经验，这位学生不会特地赶那么多路来预祝生日。原因应该与大事有关：《泰晤士报》已有报道，三天前，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引发了侵华战争。
萧伯纳想，中国、日本打起来了，祖国成了战场，回不去了，黄先生可能会向自己提出要求，介绍一份能在英国长期居留的工作。当然，是戏剧工作。
萧伯纳边想边走进客厅。他看到，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正在细看客厅壁炉上镌刻着的一段话，他自己的语录。
黄佐临听到脚步声后立即回过头来，向老师萧伯纳问好。
落座后，萧伯纳立即打开话匣子：“七月七日发生的事，我知道了。”
“所以，我来与您告别。”黄佐临说。
“告别？去哪儿？”萧伯纳很吃惊。
“回国。”黄佐临说。
“回国？”萧伯纳更吃惊了，顿了顿，他说，“那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
黄佐临一时无法用英语解释清楚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沉重概念：“赴国难”。他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
萧伯纳看着黄佐临，好一会儿没说话。
“那我能帮助你什么？”萧伯纳问，“昨天我已对中国发生的事发表过谈话。四年前我去过那里，认识宋庆龄、林语堂，他们的英语都不错。还见了一个小个子的作家，叫鲁迅。”
黄佐临点了点头，说：“我这次回去，可能回不来了。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样，再给我题写几句话？”
“上次？”萧伯纳显然忘记了。
“上次您写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先生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做谁的门徒，必须独创一格。”黄佐临背诵了几句。
“想起来了！”萧伯纳呵呵大笑，“这是我的话。”
说话间，黄佐临已经打开一本新买的签名册，放到了萧伯纳前面，说：“再给我留一个终身纪念吧。”
萧伯纳拿起笔，抬头想了想，便低头写了起来。黄佐临走到了他的后面。
萧伯纳写出的第一句话是——
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写罢，他侧过头去看了看黄佐临。黄佐临感动地深深点头。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这句话，能让一切中国人感动。
萧伯纳又写了下去——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那么，使未来的盛典更壮观的，将是中国戏剧。
黄佐临向萧伯纳鞠了一躬，把签名册收起，然后就离开了。
二
上面这个场景，是八十岁的黄佐临先生在新加坡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新加坡讲学，恰逢一个国际戏剧研讨会要在那里举行。参加筹备的各国代表听说萧伯纳的嫡传弟子、亚洲最权威的戏剧大师黄佐临还健在，就大胆地试图把他邀请与会。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变成现实，那次研讨会就有了惊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戏剧家郭宝昆先生为此专程前往上海，亲自邀请和安排。几个国家的戏剧家还一再来敲我寓所的门，希望我也能出点力。
他们找我是对的，因为我是黄佐临先生的“铁杆忘年交”。我为这件事与黄佐临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稍感犹豫的不是身体，而是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在等级”。
我说：“已经试探过了，来吧。”他就由女儿黄晓芹陪着，来了。
这一下轰动了那个国际会议，也轰动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长恭敬拜见他，第一句就问：“您什么时候来过新加坡？”
黄佐临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长很年轻，他把“六十年前”听成了“六十年代”。这已使他觉得非常遥远了，说：“六十年代？这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黄佐临先生一笑，说：“请您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长迷糊了，却以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我随即解释道：“黄先生于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路过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长终于搞清楚了，却受了惊吓。
我又接着说：“他到英国师从萧伯纳，那时，这位文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到告别的时候，萧伯纳已经八十一岁。”
部长一听又有点迷糊。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场话语总是太刻板，我想用长长的时间魔棍把谈话气氛搅活跃一些。尽管我随口说出的内容，都没有错。
黄佐临先生在那个国际会议上作了演讲。主持人一报他的名字，全场起立鼓掌。他站起来走向演讲台，颀长的身材，银白的头发，稳健的步履，一种世界级的优雅。
他开口了，标准的伦敦英语，语速不快，用词讲究，略带幽默，音色圆润，婉转堂皇。全场肃静，就像在聆听来自天国的指令。
在高层学术文化界，人们看重的是这位演讲者本人，并不在乎他的国籍归属。西方那些著名的文化巨匠，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作品、学派、观点，却常常说不准他们是哪国人。就说黄佐临先生的老师萧伯纳吧，究竟该算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爱因斯坦呢？……在文化上，伟大，总是表现为跨疆越界。这么一想，我再回头细细审视会场里的听众，果然发现，大家都不分国籍地成了台上这位优雅长者的虔诚学生。谁能相信，这位长者刚从中国的“文革”灾难中走出？
那就请随意听几句吧——
在布莱希特之后，荒诞派把他宏大的哲理推向了一条条小巷子，好像走不通，却走通了……
他平静地说，台下都在埋头刷刷地记。
在演出方式上，请注意在戈登克雷他们的“整体戏剧”之后的“贫困戏剧”，我特别看重格洛道夫斯基。最近这几年，最有学术含量的是戏剧人类学。中心，已从英国、波兰移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理查·谢克纳论述得不错，但实验不及欧洲……
大家记录得有点跟不上，他发现了，笑了笑，说：有些术语和人名的拼写，我会委托大会秘书处发给诸位。
请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方戏剧学，看似费解而又杂乱，却更能与东方古典戏剧接轨，因此这里有巨大的交融空间和创造空间。日本对传统戏剧保护得好，但把传统僵化了。中国也想把传统和创新结合，但是大多是行政意愿和理论意愿，缺少真正的大艺术家参与其间。印度，对此还未曾自觉……
大家还是在努力记录。
总之，在这位优雅长者口中，几乎没有时间障碍，也没有空间障碍。他讲得那么现代，很多专业资讯，连二十几岁的新一代同行学人也跟不上。
三
当年黄佐临先生告别萧伯纳回国，踏上了炮火连天的土地。几经辗转，最后落脚上海。他想来想去，自己能为“国难”所做的事，还是戏剧。
那时的上海，地位非常特殊。周围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但上海开埠以来逐一形成了英国、法国、美国的势力范围——“租界”，日本与这些国家暂时还没有完全翻脸，因此那些地方也就一度成了“孤岛”。在“孤岛”中，各地从炮火血泊中逃出来的艺术家们集合在一起，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和创作激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不少作品被禁，作者被捕，大家仍在坚持。这中间，黄佐临，就是戏剧界的主要代表。
谁能想得到呢？就在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中，中国迎来了戏剧的黄金时代。这些戏，有的配合抗日，有的揭露暴虐，有的批判黑暗，有的则着眼于社会改造和精神重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则在艺术形式的国际化、民族化上作了探索。由于黄佐临在英国接受过精湛的训练，每次演出都具有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大受观众欢迎。从我偶尔接触到的零碎资料看，仅仅其中一台不算太重要的戏《视察专员》，四十天里就演了七十七场。其他剧目演出时的拥挤，也十分惊人。
请大家想一想，这么多挤到剧场里来的观众，当时正在承受着多么危难的逃奔之苦。艺术的重大使命，就是在寒冷的乱世中温暖人心。
艺术要温暖人心，必须聚集真正的热能。当时这些演出的艺术水准，从老艺术家们的记述来看，达到了后人难于企及的地步。别的不说，仅从表演一项，黄佐临先生最常用的演员石挥，在当时就被誉为“话剧皇帝”。我们从一些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出，直到今天，确实还没有人能够超越。除石挥外，黄佐临先生手下的艺术队伍堪称庞大，开出名字来可以说是浩浩荡荡。
几位很有见识的老艺术家在回忆当时看戏的感觉时写道：“那些演出，好得不能再好”；“平生剧场所见，其时已叹为观止”……
这又一次证明我的一个观点：最高贵的艺术，未必出自巨额投入、官方重视、媒体操作，相反，往往是对恶劣环境的直接回答。艺术的最佳背景，不是金色，而是黑色。
那就让我们通过剧名，扫描一下黄佐临先生在那个时期创下的艺术伟绩吧：《边城故事》《小城故事》《妙峰山》《蜕变》《圆谎记》《阿Q正传》《荒岛英雄》《大马戏团》《梁上君子》《乱世英雄》《秋》《金小玉》《天罗地网》《称心如意》《视察专员》……可能还很不全。
如果国际间有谁在撰写艺术史的时候要寻找一个例证，说明人类能在烽烟滚滚的乱世中营造出最精彩的艺术殿堂，那么，我必须向他建议，请留意那个时候的上海，请留意黄佐临。
四
黄佐临先生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九年。对于革命，对于新政权，作为一个早就积压了社会改革诉求，又充满着浪漫主义幻想的艺术家，几乎没有任何抵拒就接受了。他表现积极，心态乐观，很想多排演一些新政权所需要的剧目，哪怕带有一些“宣传”气息也不在乎。
但是，有一些事情让他伤心了。他晚年，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些事情。谈的时候，总是撇开众人，把我招呼在一个角落，好一会儿不说话。我知道，又是这个话题了。
原来，他从英国回来后引领的戏剧活动，没有完全接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收编。他当然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在组织类似的文化活动，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文化人。但他把他们看作文化上的同道，自己却不愿意参与政治派别。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国民党。
我不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争取他做过多少工作，看来都没有怎么奏效，因此最后派了一个地下党员李德伦“潜伏”到了他的剧团里。在很多年后，这位已经成了著名音乐指挥家的李德伦先生坦陈：“我没有争取到他，他反而以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把我争取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当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文化人理所当然地成了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领导，他们对黄佐临长期以来“只问抗战，不问政党；只做艺术，不做工具”的“顽固性”，印象深刻。因此，不管他怎么积极，也只把他当作“同路人”，而不是“自己人”。
这种思维，甚至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的新时期。很多文史资料汇集、现代戏剧史、抗战文化史、上海史方面的诸多著作，对黄佐临先生的重大贡献，涉及不多，甚至还会转弯抹角地予以贬低。这中间，牵涉到一些我们尊敬的革命文化人。
黄佐临先生曾小声地对我说：“夏衍气量大一点，对我还可以。于伶先生和他的战友，包括‘文革’结束后出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等等，就比较坚持他们地下斗争时的原则，对我比较冷漠。”
除了这笔历史旧账之外，他还遇到了一个更糟糕的环境。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戏剧界，论导演，一般称之为“北焦南黄”。“北焦”，是指北京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先生。由于当时北京集中了不少文化高端人士，文化气氛比较正常，焦菊隐先生与老舍、曹禺、郭沫若等戏剧家合作，成果连连。而“南黄”，也就是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却遇到了由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和他在宣传、文化领域的干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极左思潮症候群”。
我听谢晋导演说，有一次柯庆施破例来看黄佐临新排的一台戏，没等看完，就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走了，黄佐临不知所措。
还有一次，黄佐临导演了一台由工人作者写的戏，戏很一般，但导演手法十分精彩，没想到立即传来张春桥、姚文元对报纸的指示：只宣传作者，不宣传导演。
于是，当“北焦”红得发“焦”的时候，“南黄”真的“黄”了。
黄佐临在承受了一次次委屈之后，自问：“我的委屈来自何方？”答案是：“我怎么又在乎政治了！”
于是，他找回了从英国回来后的那份尊严。“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还是回到艺术。”
黄佐临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上海的报纸，更愿意报道北京的焦菊隐，更愿意报道越剧、沪剧、淮剧，这些实在有待于黄佐临先生指点后才有可能脱胎换骨的地方戏曲。
真正国际等级的艺术巨匠在做什么？想什么？匆匆的街市茫然不知，也不想知道。
正在这时，由政治狂热和自然灾害共同造成的大饥荒开始了。上海，一座饥饿中的城市，面黄肌瘦。
在饥荒中，还会有像样的艺术行为吗？谁也不敢奢想。
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的一份报纸发表了黄佐临先生的长文《漫谈“戏剧观”》。虽然题目起得很谦虚，但这是一座现代世界戏剧学上的里程碑。突然屹立在人们眼前，大家都缺少思想准备。
这篇文章所建立的思维大构架，与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完全格格不入，却立即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
这正像，狮王起身，远山震慑，而它身边的燕雀鱼蛙却完全无感。
须知，当时的多数中国文人，还在津津乐道阶级斗争。如果要说戏剧观，也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并已经简称为“香花”和“毒草”。因此，对于黄佐临先生用浅显白话文写出来的文字，读起来却非常隔阂了。
那么，我不能不以国际学术标准来审视他当时的理论成就了。
一、以“造成幻觉”和“打破幻觉”来概括人类戏剧史，是一种化繁为简的高度提炼，属一流理论成果。
二、借用法国柔琏“第四堵墙”的概念来划分“幻觉”内外，使上述提炼获得了一个形象化的概念依托，精确而又有力度。
三、以打破“幻觉”和“第四堵墙”来引出布莱希特，使这位德国戏剧家的“创新功能”上升为“历史断代功能”。
四、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来标志二十世纪人类的三个戏剧观，理论气度广远，道前人所未道，却非常切合戏剧实际。提出至今，国际上未见重大异议。
五、以三大戏剧观过渡到“写意戏剧观”，是一个重大的美学创造。现在，已经成为戏剧界一种通用的工作用语。这在现代文艺的理论建设上，是一个奇迹。
鸟瞰世界，概括世界，又被世界接受，这样的理论成果，历来罕见。
记住了，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这是天上的哲学之神、艺术之神都在低头注视中国、注视上海的日子。
我实在想不起，几十年来，全中国的艺术理论，不，全中国的所有文化理论，有哪一项成果，能超过它。
我问过很多文化人、理论家。他们想了好久，找了好久，排了好久，最后都摇头，说：“确实找不到一项。”
那么，我又要提醒大家，就在这个日子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上海的另一位文化巨匠巴金，将有一个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棍子”。实践证明，那是对“文革”灾难的预言。
一九六二年的晚春季节，上海显得那么光辉。大创建、大发现、大判断、大预言，居然一起出现。
光辉之强，使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还觉得有点刺眼，因此大家故意视而不见，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样。
若问今日媒体：五十年前，这个城市出现过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答案可能是两首广泛宣传的歌曲，三段市井听熟的唱词，一堆人人皆知的明星。当然，还可能排出几个据称博学、却不屑写文章发表自己见解的教授。不管再怎么排，也挨不到黄佐临的文章，巴金的发言。
五
黄佐临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我不想多说。理由是，他自己也不想多说。
对这类事情我早有经验：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最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得高调的人一定是让别人受了苦。
在不想说的人中，也有区别。在我看来，同样是悲剧，巴金把悲剧化作了崇高，而黄佐临则把悲剧化作了喜剧。或者说，巴金提炼了悲剧，黄佐临看穿了悲剧。看穿的结果，是发笑。
他的几个女儿都给我讲过他在“文革”中嘲弄造反派歹徒，而对方却不知道被嘲弄的很多趣事。有几次讲的时候他在场，但他不仅没有掺和，反而轻轻摇头阻止。
不管怎么说，他对那场灾难的最终思维成果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拷问。“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到北京，导演了布莱希特名作《伽利略传》（与陈颙合作）。
当时，为了拨乱反正，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召开，知识分子在业务上应该有驰骋的空间了，但他们在精神上能不能建立尊严？《伽利略传》及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时震动了整个京城。
人们说，从来没见过一部戏能够在关键时刻如此摇撼人们的灵魂深处。又说，这是“科学大会”的续篇，只不过这个“大会”在全国知识分子的心底召开。
“北焦”已逝，“南黄”北上，京城一惊，名不虚传！
从北京回上海之后，黄佐临先生决心加紧努力，在“写意戏剧观”的基础上推进“民族演剧体系”的建设。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探索，从事一个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几乎让人忘了，他已经快要八十岁。
那年月，我见过很多“劫后余生”的前辈学者，温厚老成，令人尊敬，但思维都已严重滞后。没有一个能像黄佐临先生那样，依然站在国际艺术的第一线，钻研各种新兴流派，生命勃发，甚至青春烂漫。
那时候的他，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
他的女儿黄蜀芹导演说，一位中年的前苏联女学者尼娜告诉她：“哎呀，我简直是爱上你爸爸了，很少见到像他这样高贵、有气质的！”尼娜看来是真的爱上了，因此到处对别人这样宣称，终于传到了黄佐临先生耳朵里。他回应道：“那好啊，中苏友好有指望了！”
老年男子变“帅”，一定是进入了一个足以归结一生的美好创造过程。
我在《霜冷长河》一书中对“老年是诗的年岁”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他的长期观察。
当时，我的每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他都会在很短时间内读完。我曾经估计，他可能更能接受我的《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这样的书，却未必能首肯《观众心理学》（初版名《戏剧审美心理学》）。因为《观众心理学》几乎否认了自古以来一系列最权威的艺术教条，只从观众接受心理上寻找创作规则。这对前辈艺术家来说，有一种颠覆性的破坏力。没想到，这部书出版才一个月，他的女儿交给我一封他写的长信。
他在信里快乐地说：“读完那本书才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在摸索着观众心理学。这情景，莫里哀在《贵人迷》里已经写到，那个一心想做贵族的土人花钱请老师来教文学，知道不押韵的文章叫散文，终于惊叹道：原来我从小天天都在讲散文！”
他说：“我就是那个土人，不小心符合了观众心理学。”然后，他又在几个艺术关节上与我作了详尽探讨。
这样的老者太有魅力了，我怎么能不尽量与他多交往呢？
他也愿意与我在一起。就连家里来了外国艺术家，或别人送来了螃蟹什么的，他都会邀我去吃饭。他终于在餐桌上知道我能做菜，而且做得不错，就一再鼓动我开一个“余教授餐厅”，专供上海文化界。他替我“坐堂”一星期，看生意好不好，如果不太好，他再坐下去。
后来，他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过一个新构思的“戏剧巡游计划”。选二十台最好的戏，安排在二十辆大货车上做片段演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轮着走。他每次讲这个计划的时候，都会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说，剧场是死的，车是活的，古希腊没有机动车，我们现在有了，以前欧洲不少城市也这么做过。但是，当我一泼冷水，说根本选不出“二十台最好的戏”，他想一想，点了点头，也就苦恼了。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使我相信，大艺术家就是孩子。
交往再多，真正的“紧密合作”却只有一次，时间倒是不短。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吧，上海文化界也开始要评“职称”了。这是一件要打破头的麻烦事，官员们都不敢涉足。其实他们自己也想参评，于是要找两个能够“摆得平”的人来主事。这两个人，就是黄佐临先生和我。
经过多方协调，他和我一起被任命为“上海文化界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双主任”。我说，不能“双主任”，只能由黄佐临先生挂帅，我做副主任。但黄佐临先生解释说，他也是文化界中人，而我则可以算是教育界的，又在负责评审各大学的文科教授，说起来比较客观。因此，“双主任”是他的提议。
在评审过程中，黄佐临先生的品格充分展现。他表面上讲话很少，心里却什么都明白。
例如，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干将”，不管官职多高，名声多大，他都不赞成给予高级职称。有一个从延安时代过来的“院长”，很老的资格，不小的官职，也来申报。按惯例，必然通过，但评审委员会的诸多委员们沉默了。黄佐临先生在讨论时只用《哈姆雷特》式的台词轻轻说了一句：“搞作品，还是搞人？这是个问题。”过后投票，没有通过。
上海文化界不大，有资格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大家都认识。对于其中那些“文革”中的造反派首领和积极分子，怎么办？黄佐临先生说：“我们不是政治审查者，只评业务。但是，艺术怎么离得开人格？”
我跟着说：“如果痛改前非，业务上又很强，今后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观察的时间还不够。”因此，这样的人在我们评的第一届，都没有上去。
对于“革命样板戏”剧团的演员，黄佐临先生觉得也不必急着评，以后再说。“那十年的极度风光，责任不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当时他们的同行们在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不能装作没看见。”他说。
对于地方戏曲的从业人员，黄佐临先生和我都主张不能在职称评定上给予特殊照顾。他认为，这些名演员已经拥有不少荣誉，不能什么都要。这是评定职称，必须衡量文化水准和创新等级。
我则认为，上海的地方戏曲在整体上水准不高，在风格上缺少力度。那些所谓“流派”，只是当年一些年轻艺人的个人演唱特点，其中有不少是缺点。如果我们的认识乱了，今后就会越来越乱，说不定会把缺点当作“遗产”来继承。
那年月，文化理智明晰，艺术高低清楚，实在让人怀念。出乎意料的是，当时被我们搁置的那些人，现在有不少已经上升为“艺术泰斗”“城市脊梁”。我估计，黄佐临先生的在天之灵又在朗诵《哈姆雷特》了：
“泰斗，还是太逗？这是个问题。”
“脊梁，还是伎俩？这又是个问题。”
就在那次职称评定后不久，国家文化部在我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经过三次“民意测验”，我均排名第一，便顺势任命我出任院长。
黄佐临先生听说后，立即向媒体发表了那著名的四字感叹：可喜，可惜！
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祁鸣问他：“何谓可喜？”
他说：“‘文革’十年，把人与人的关系都撕烂了。这位老兄能在十年后获得本单位三次民意测验第一，绝无仅有，实在可喜。文化部总算尊重民意了，也算可喜。”
记者又问：“何谓可惜？”
他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正厅级，但只适合那些懂一点艺术又不是太懂、懂一点理论又不是太懂的人来做。这位老兄在艺术和学术上的双重天分，耗在行政上，还不可惜？”
他的这些谈话，当时通过报纸广为流传。他称我“老兄”，其实我比他小了整整四十岁。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与他开玩笑了，连犹豫的空间也不存在，必须走马上任，一耗六年。
这六年，我不断地重温着“可喜，可惜”这四个字。时间一久，后面这两个字的分量渐渐加重，成了引导我必然辞职的咒语。
六年过去，终于辞职成功。那一年，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而我，也已经四十五岁。
六
原以为辞职会带来轻松，我可以在长烟大漠间远行千里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海，从一些奇怪的角落伸出了一双双手，把我拽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上海一些文人聪明，想在社会大转型中通过颠覆名人来让自己成名。但他们又胆小，不敢触碰有权的名人。于是，等我一辞职，“有名无权”了，就成了他们的目标。正好，在职称评定中被我签字否决的申报者，也找到了吐一口气的机会。于是，我被大规模“围啄”。
我这个人什么也不怕，却为中国文化担忧起来。我们以前多少年的黑夜寻火、鞭下搏斗，不就是争取一种健康的文化环境吗，怎么结果是这样？
那天，我走进宿舍，在门房取出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特别厚，我就拿起来看是谁寄来的。
一看就紧张了。寄自华东医院东楼的一张病床，而那字迹，我是那么熟悉！
这才想到，黄佐临先生住在医院里。我去探望过，却又有很长时间没去了。
赶快回家，关门，坐下，打开那封厚厚的信。
于是，我读到了——
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立群教授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有精品出现了！她刚从合肥回来，放下行李便跑来通报这个喜讯。她说最后一场戏，马兰哭得唱不下去了，在观众席看彩排的省委领导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这场戏则是你老兄开了个通宵赶写出来的。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之余，我与沈立群教授的话题便转到了我国今后歌剧的发展上来。沈说，京、昆音乐结构太严谨，给作曲家许多束缚，而黄梅戏的音乐本身就很优美，而且又给予作曲家许多发挥余地。今后我国新歌剧，应从这个剧种攻克。
对种种“风波”，时有所闻，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担心你老兄——树大必招风，风过树还在；我发愁的乃是当前中国文化界的风气。好不容易出现一二部绝顶好作品，为什么总是跟着“风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话相赠。这三句话，来自我的老师萧伯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三天我去他公寓辞别，亲眼看到他在壁炉上镌刻着的三句话：
他们骂啦，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你能说他真的不在乎骂吗？不见得，否则为什么还要镌刻在壁炉上头呢？我认为，这只说明这个怪老头子有足够的自信力罢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当然也不至于）受种种“风波”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
我这次住院，已经三个月了。原来CT后发现脑血管有黑点，经过三个疗程吊液后，已觉得好些。但目前主要矛盾是心脏（早搏、房颤），仍在治疗中。今年已经八十七岁，然而还不知老之将至，还幻想着要写一部书《世界最好的戏剧从来就是写意的》。你说，太“自不量力”不？
祝你考察和写作顺利。
佐临
华东医院东楼十五楼十六床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需要说明的是，他引用萧伯纳壁炉上的三句话，在信上是先写英文，再译成中文的。三句英文为：
They have said.
What said they？
Let them say！
这立即让我想到五十六年前他离开萧伯纳寓所时的情景，他在新加坡给我描述过。
几句话，漂洋过海，历尽沧桑，居然又被一个病榻上的老者捡起，颤颤巍巍地写给了我。我，承接得那么沉重，又突然感到喜悦。
Let them say！
这句简短的英文，成了我后来渡过重重黑水的木筏。从此，一路上变得高兴起来，因为这个木筏的打造者和赠送者，是萧伯纳和黄佐临。他们都是喜剧中人，笑得那么灿烂。
黄佐临先生在写完这封信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站在他的人生句号上一点点回想，谁都会发现，他这一生，实在精彩。
你看，我们不妨再归纳几句：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告别萧伯纳“赴国难”；
在国难中开创上海戏剧和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
二十年后，在另一番艰难岁月中发表了世界三大戏剧观的宏伟高论，震动国际；
等灾难过去，北上京城，在剧场里拷问知识分子的心灵；
最后，展开一个童心未泯、又万人钦慕的高贵晚年……
我想不出，在他之前或之后，还有哪一位中国艺术巨匠，拥有这么完满而美好的人生。
对他，我知道不能仅仅表达个人化的感谢。他让中国戏剧、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中国人，多了一份骄傲的理由。他是一座伟岸的高峰，让磕磕绊绊的中华现代文化大船，多了一支桅杆。这支桅杆，栉风沐雨，直指云天，远近都能看见。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这不是他的遗憾。
我听从他的遗言，从来不对别人的说三道四稍作辩驳。但是，前两年，纪念中国话剧一百周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提黄佐临的名字，大家只把纪念集中在北京人艺和《茶馆》上，我就忍不住了。当然，《茶馆》这台戏也不错，尤其是第一场和最后结尾更好一点。但是，这可是纪念百年的风云史诗啊，怎么可以这样！
我终于写了文章，说：“看到一部丢失了黄佐临的中国话剧史，连焦菊隐、曹禺、田汉、老舍的在天之灵都会惊慌失措。历史就像一件旧家具，抽掉了一个重要环扣就会全盘散架。”
对不起，黄佐临先生，这一次我没有尊重您的遗言：Let them say！
寻石之路
一
二十世纪末，最后那个冬天。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身边一个伙伴接到长途电话。然后轻声告诉我，国内有一个也姓余的北大学生，这两天发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时期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叫石什么。
“石什么？”我追问。
“没听清，电话断了。”伙伴看我一眼，说，“胡诌吧，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黑帮组织，何况是您……”
还没说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
二
终于活着回来了。
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
但在国内，多数报纸都在炒作那个北大学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没说是黑帮组织，却加了一顶顶令人惊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这我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事儿。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写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来着手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到上海启动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强令各大学复课。由于那年正好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要求中文系复课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写鲁迅传记，研究鲁迅。于是，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组，一是设在复旦大学的《鲁迅传》编写小组，二是设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小组，都从各个高校抽人参加。我被抽去参加过前一个小组，半途离开。“石一歌”，是后一个小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这后一个小组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参加，写过哪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恶名，而且堆到了我头上，引起那么多报刊的声讨？
估计有人指挥，又契合了世纪之交的文化颠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难——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辩，只能借助法律，但这实在太耗时间了。我考察人类各大文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世界性恐怖主义的提醒，必须快速到各国发表，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名誉而妨碍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组的成员哪里还敢站出来说明？他们大多是年迈的退休教授，已经没有体力与那些人辩论。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调查和公布那个小组成员的名单，这又会伤着那些老人。
三、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最后只能揭开真相：那两个小组都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但这样一来，就会从政治上对那个北大学生带来某种终身性的伤害。其实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候，他还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现在只是受人唆使罢了。这一想，又心疼了。
于是，我放弃自辩，打点行李，应邀到各地讲述《各大文明的当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还是在美国、法国、匈牙利，前来听讲的华文读者都会问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来，围绕着这古怪的三个字，国内媒体如《南方周末》《文学报》等等已经闹得风声鹤唳。各国读者都以为我是逃出去的，两位住在南非的读者还一次次转弯抹角带来好意：“到我们这儿来吧，离他们远，很安静……”
冒领其名几万里，我自己也越来越好奇，很想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内容。但是，那么多文章虽然口气狞厉，却没有一篇告诉我这三个字做过什么。
时间一长，我只是渐渐知道，发起这一事件的，姓孙，一个被我否决了职称申请的上海文人；闹得最大的，姓古，一个曾经竭力歌颂我而被我拒绝了的湖北文人；后期加入的，姓沙，一个被我救过命，却又在关键时刻发表极左言论被我宣布绝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只是起哄而已。
他们这三个老男人，再加上那个学生，怎么闹出了这么大的局面？当然是因为传媒。
三
好奇心是压抑不住的。
虽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组的全部成员，却也知道几个。我很想找到其中一两个聊聊天，请他们告诉我，这个鲁迅研究小组成立后究竟写过什么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组集中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都隐藏在浙江山区，没有读到过。记得有一次下山觅食，在小镇的一个阅报栏里看到一篇署有这个名字的文章，但看了两行发现是当时的流行套话，没再看下去。因此现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为那些担惊受怕的退休教授们说几句话。
那次我从台湾回上海，便打电话给一位肯定参加过这个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我问：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有哪些成员？
没想到，教授太太在电话里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那么多报刊，批判成这样，已经说不清。我家老头很脆弱，又有严重高血压，余先生，只能让您受委屈了。”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连忙安慰几句，就挂了电话，并为这个电话深感后悔。这对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紧张好几天了。
这条路断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寻“石”之路，并不好找。
要不，从进攻者的方向试试？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寻“石”之路，居然通到了这么一个险恶的大场面。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的这些有趣问题。
四
第一个问题：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清查”，那么请问，是谁指派他的？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为什么指派他？他当时是什么职业？有工作单位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清查”，这个人怎么会把“材料”放在自己家里？他是档案馆馆长吗？是人事局局长吗？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档案材料吗？
第三个问题：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材料”，那么，“别人”的范围有多大？他家里的“档案室”有多大？
第四个问题：这些“材料”放在他家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应该有二十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是谁管理的？是他一人，还是他家里人也参加了管理？有保险箱吗？几个保险箱？钥匙由谁保管？
第五个问题：我在20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级别是正厅级，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文革表现”，而且严之又严。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窝藏”之罪？
第六个问题：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
第七个问题：如果是抄件，是笔抄，还是用了复写纸？有抄写者的名字吗？
第八个问题：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以及上海档案馆、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看一眼吗？
第九个问题：如果这些“材料”继续藏在他家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
……
先问九个吧，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长是不是明白：这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历史问题”，而极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为伪造文书、伪造档案、盗窃档案，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说“伪造文书”“伪造档案”，好像很难听，但是社长，你能帮我想出别的可能来吗？
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但细看贵报，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扬那次奇怪的“清查”外，还“采访”了很多“证人”来“证明”我的“历史”。但是这么多“证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采访？这种事，总不能全赖到那个姓孙的人身上吧？
据一些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伪造，应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之后，他们匆忙销毁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伪造来填补；第二次伪造，应该发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评审组组长一再否决了他们的职称申请之后；第三次伪造，应该发生在不少文人和媒体突然都要通过颠覆名人来进行自我表演的时候。当然，如果贵报涉嫌参与，不会是第一、第二次。
除了这件事，贵报十几年来还向我发起过好几拨规模不小的进攻，我都未回一语。今天还想请社长顺便查一查，这些进攻中，有哪几句话是真实的？如果查出来了，哪怕一句两句，都请告诉我。
五
在“石一歌事件”上，比《南方周末》表现得更麻辣的，是香港的《苹果日报》。
香港《苹果日报》二○○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发表文章说：“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曾经参加‘四人帮’所组织的写作组，是‘石一歌’写作组成员，曾经发表过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笔杆子整人、杀人。”
这几句密集而可笑的谎言，已经撞击到四个严重的法律问题，且按下不表。先说香港《苹果日报》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失去理智，又给我戴上了“石一歌”的破帽？细看文章，原来，他们针对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后发表的一段话。我这段话的原文如下——
有些发达国家，较早建立了人道主义的心理秩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在大爱和至善的集体爆发力上，却未必比得上中国人。我到过世界上好几个自然灾害发生地，有对比。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灾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人类极少数最优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后，正好有两位美国朋友访问我。他们问：“中国的‘5·12’，是否像美国的‘9·11’，灾难让全国人民更团结了？”
我回答说：“不。‘9·11’有敌人，有仇恨，所以你们发动了两场战争。‘5·12’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中国人只靠爱，解决一切。”
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段话会引起香港和内地那么多中国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条界线：我愿意在中国寻爱；他们坚持在中国寻恨。
与此同时，我在救灾现场看到有些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惩处倒塌校舍的责任者。我对这些家长非常同情，却又知道这种惩处在全世界地震史上还没有先例，难度极大，何况当时堰塞湖的危机正压在头顶，便与各国心理医生一起，劝说遇难学生家长平复心情，先回帐篷休息。这么一件任何善良人都会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苹果日报》和其他政客批判为“妨碍请愿”。
对此，我不能不对某些香港文人说几句话。你们既没有到过地震现场，也没有到过“文革”现场，却成天与一些内地来的骗子一起端着咖啡杯指手画脚，把灾难中的高尚和耻辱完全颠倒了。连你们，也鹦哥学舌地说什么“石一歌”！
六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在笑了。
一个不知所云的署名，被一个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头上，就怎么也甩不掉了。连悬赏也没有用，连地震也震不掉！这，实在太古怪了。
有人说，为别人扣帽子，是中国文人的本职工作。现在手多帽少，怎么可能摘掉？
但是，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戴了那么久，还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写过什么样的文章。
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了。
二○一○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车站书店，随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杂志《名作欣赏》（总第318期）。开始并不怎么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个署名“祝勇”的人，在气愤地批判“石一歌”几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么呢？原来，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说，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秘密读书室，在那里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个人断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进行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仅如此，这个人还指控我的亡友陈逸飞也参与了“捏造”，因为据说陈逸飞画过一幅鲁迅读书室的画。那画，我倒是至今没有见到过。
任何人被诬陷为“捏造”，都不会高兴，但我却大喜过望。
十几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写过什么。此刻，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小组最让人气愤的文章，而且是气愤到几十年后还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了。
我立即买下来这本杂志，如获至宝。
被批判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现在一本叫《鲁迅的故事》的儿童读物里。在我印象中，那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复课后，由“工农兵学员”在老师指导下写的粗浅作文，我当然不可能去读。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写了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读书室，他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为，那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公开说过多次的，学员们只是照抄罢了。
周建人会不会“捏造”？好像不会。因为鲁迅虽然与大弟弟周作人关系不好，却与小弟弟周建人关系极好，晚年在上海有频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实人，不会乱说。何况，周建人在“文革”期间担任着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学员们更是没有理由不相信。
其实，那间读书室我还去参观过，很舒服，也不难找。鲁迅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普遍，鲁迅也读了不少。他连那位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处于通缉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里来，还怕读那些著作吗？
原来，这就是“石一歌”的问题！
七
我悬了十几年的心放了下来，觉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组的真实名单了。但我还对那个电话里教授太太的声音保持着很深的记忆，因此决定再缓一缓。
现在只能暂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几句：
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的《鲁迅传》编写小组，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副组长是复旦大学教师，组内有复旦大学六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华师大附中一人，上海戏剧学院一人即我，半途离开。由于人员太散，该组又由正、副组长和复旦大学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组成“核心组”。
后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协会成立的“石一歌”鲁迅研究小组，成立的时间我到今天还没有打听清楚，组长仍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知道有没有副组长，组内有华东师范大学二人，复旦大学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二人，华师大附中一人。由于都是出于周恩来的同一个指示，这个小组与前一个小组虽然人员不同，却还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听说还整理过前一个小组留下的鲁迅传记。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部分学员也用过这个署名。
这些事，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
对于今天的批判者，我无话可说，只有一个劝告：凭着天良，最好不要再去伤害已经去世，因此不能自辩的大艺术家，如陈逸飞。
八
好了，寻“石”之路大体已到尽头，我也不想写下去了。
石头已经寻得。穿过密密层层的藜棘，终于得到了与这三个字相关的文章和名单。
最后，我不能不说一句：对“石一歌事件”，我要真诚地表示感谢。这三个字，给我带来了好运。
我这么说，不带任何讽刺。
第一，这三个字，给了我真正的轻松。
本来，我这个人，是很难摆脱各种会议、应酬而轻松的，但是这个可爱的谣言救了我。当今官场当然知道这是谣言，却又会百般敬畏造谣者，怕他们在传媒上再次闹事而妨害社会稳定。这一来，官场就尽量躲着我。例如我辞职二十多年，从未见过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长，哪怕是在集体场合。其实，这对我是天大的好事，使我不必艰苦推拒，就可以从各种头衔、职务中脱身而出，拥有了几乎全部自由时间。这么多年来我种种成绩的取得，都与此有关。貌似弃我，实为惠我。国内噪声紧随，我就到国外讲述中华文化。正好，国际间并不在乎国内的什么头衔。总之，我摸“石”过河，步步敞亮。
第二，这三个字，让我认知了环境。
当代中国文化界的诸多人士，对于一项发生在身边又延续多年的重大诬陷，完全能够识破却不愿识破。可能是世道不靖，他们也胆小了吧，同行的灾难就成了他们安全的印证，被逐的孤鹜就成了他们窗下的落霞。面对这种情景，我彻底放弃了对文化舆论的任何企盼，因全方位被逐而独立。独立的生态，独立的思维，独立的话语，由至小而至大，因孤寂而宏观。到头来，反而要感激被逐，享受被逐。像一块遗弃之石，唱出了一首自己的歌。这，难道不正是这三个字的本意吗？
第三，这三个字，使我愈加强健。
开始是因为厌烦这类诽谤，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但这么一来，失去了当代敏感渠道的我，立即与自然生态相亲，与古代巨人相融。我后来也从朋友那里听说，曾经出现过一拨拨卷向我的浪潮，但由于我当时完全不知，居然纤毫无损。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身心健康，神定气闲。这也就在无意中提供了一个社会示范：真正的强健不是呼集众人，追随众人，而是逆反众人，然后影响众人。“大勇似怯”，“大慈无朋”。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我认真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把“石一歌”这个署名正式接收下来。
然后，用谐音开一间古典小茶馆叫“拾遗阁”，再用谐音开一间现代咖啡馆叫“诗亦歌”。或者，干脆都叫“石一歌”，爽利响亮。
不管小茶馆还是咖啡馆，进门的墙上，都一定会张贴出各种报刊十几年来的诽谤文章，证明我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个名号。
如果那一批在这个名号后面躲了很多年的退休老教授们来了，我会免费招待；如果他们要我把这个名号归还给他们，我就让他们去找《南方周末》《苹果日报》。但他们已经年迈，要去广州和香港都会很累，因此又会劝他们，不必多此一举了。
我会端上热茶和咖啡，拍拍他们的肩，劝他们平静，喝下这四十年无以言表的滋味。
我也老了，居然还有闲心写几句。我想，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像那些退休老教授，听到各种鼓噪绝不作声。因此，可怜的是历史，常常把鼓噪写成了课本。
文化之痛
一
在“文革”灾难中，全中国冤屈致死的人难以计算。其中最为显赫的，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平反后，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家属的血泪控诉。但是，居然没有等到。他的夫人王光美女士本人也受尽迫害，这时反倒以平静的口气说了一句：“那些事情，体现了一种文化。”
我在电视里听到她的这个表述，立即陷入深思。文化？难道是文化？初一听，似乎讲淡了；细一想，其实是讲透了。
当时，几乎全社会都在作政治控诉。然而，这位最有资格运用政治话语的女性，却把话题引向了文化。
这种逆反，让人吃惊，却展现了文化真正的本质。人们终究会发现，把政治引向文化，不是降低了，而是升高了。
二
海内外似乎有一个共识，认为“文革”断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种说法只有部分道理。在另一个视角上，这场灾难倒是传统文化隐秘层次的大汇聚、大爆发。
记得“文革”开场的第一特征，是全民突然天天要站起来“敬祝”领袖“万寿无疆”。“敬祝”的仪式、动作、程序、声调、节奏，不仅全国基本一致，而且与几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与“敬祝”仪式同时产生的，是“批斗”仪式。无论是游街示众、挂牌下跪，还是戴高帽子、满门抄家，也都与几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这就奇怪了。
而且，奇怪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当时操纵“敬祝”仪式和“批斗”仪式的，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哪里学来了这套仪式？
按照年代，连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都不可能见到过这些朝廷里边的仪式。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些仪式的知晓，不可能来自于家庭长辈。
那么，是不是当时有文件，逐级布置了这种仪式？不是。查过“文革”初期的各种文件，没有找到与这种仪式有关的片言只语。
是不是从传媒上学得的？也不是。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而在偶尔观看的纪录影片中，也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恰恰是这种没有来路的仪式，在全国各城市、乡村、街道、单位快速普及，所有的人都能“无师自通”，而且全国统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庞大梦魇的全盘复活。这个庞大梦魇，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或曰“集体潜意识”。
这种集体潜意识，是悠久的沉淀，沉淀于每个人的生命阶段之前。既是一种心理定势，也是一种深层文化，而且是大文化。尽管这种深层大文化是那么讨厌。
那些年轻的暴徒，乍看是他们在毁坏文化，其实是文化毁坏了他们。
三
毁坏了一代年轻人的集体潜意识，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
中国人的心底固然有很多正面的“一致”，那么，负面的“一致”又有多少？我说的“一致”，不仅有空间的“一致”，而且有时间的“一致”。那就是，牵连全国，暗通古今。
在一个题为《何谓文化》的演讲中，我曾经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几个弊病和弱项。但那是一个学术演讲，口气必须温和、平正。今天既然从“文革”灾难的梦魇说起，那就可以换一种尖锐的口气了。我很想直率地揭露中国文化最让我们痛心的几个病穴。但只揭露，不分析，不归纳。把分析和归纳，留给其他学人吧。
第一个让人痛心的文化病穴：仪式化造假。
中国文化的很多正面概念，在形态上都比较宏大、空泛，这就为大量“想做而做不到”“不想做而假装做到”的人留出了很大漏洞。后来，中国文化又没有经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近代化改造，从未建立“证伪机制”，结果，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而且由无奈造假发展成主动造假、机制性造假，最后凝结为仪式化造假。
造假本是一个恶劣行为，而当它成为一个仪式，也就变成了一种文化。这种仪式让人沉迷，非常强大，因此，很多政治谋术都要通过这种仪式而成事。初看像是政治，其实那一串串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只是浮在文化之水上面的一只只纸船。真正厉害的，是纸船底下的河道，平静而浑浊的千年河道。
在“文革”灾难中，仪式化造假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试举以下几例即可明白。
首先，引发“文革”的“敌情”，就是一大造假。这个“敌情”是：刘少奇等人要复辟，要卖国。这在基本逻辑上就非常荒唐：古稀老人要“复辟”，要复辟成什么朝代？国家主席要“卖国”，卖给谁？荒唐至此，但因为进入了仪式，全国无人不信。
其次，“民情”也是造假。这个“民情”是，革命群众都要造反，因此组成了“造反派”。但是，这种“造反”完全是最高当局通过文件和报纸一遍遍公开授意和发动的，因此所谓“造反派”也就是最忠心、最听话、最乖巧的那一群人。请问，天下哪有这样的“造反”和“造反派”？但是，那么明显的造假，连无数聪明人也挤在里边，假戏真做，绝不悔悟。为什么绝不悔悟？因为有仪式，有文化，一切都处于蛊惑状态。蛊惑，是文化最原始的功能。
接下来，“造反派”名声刚出，又成了假东西。被称为“宣传队”的工人和军人进驻各单位执掌实权，“文革”十年间至少有九年时间全归他们领导。但是到了十年后“清查”，全国却未曾责问过任何一个掌权的工人和军人。因此，连“清查”也成了“仪式化造假”。
还有，“文革”中几乎人人宣布“造反”，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在内，“文革”后又全体宣称“受到迫害”。那么，究竟是何方“外星人”下凡迫害了他们？他们自己又在做什么？其实，大家都进入了“仪式化造假”。
……
还可以一条条罗列下去，但不必了。这一个文化病穴，已经充分暴露。造假，在迷迷糊糊中贯串始终，让人很难醒来。
四
为什么要伪造“敌情”和“民情”？为了整人。整人的仪式，大多以一个个“政治运动”的方式展开，直接继承了巫术文化中不断重复的“驱魔捉妖”仪式。因此，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与此相连的病穴，那就是运动化整人。
其实在“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他的部属已经全部出局，但是，这场没有对手的斗争，却又非常奇怪地延续了十年之久。全国民众都被纳入了一场没有对手的拳击整整十年，你说痛不痛心？
怪异的延续，只能靠仪式，那一场场零零碎碎、接连不断、此起彼伏的整人仪式。
起点消失了，可以不断地制造起点。对手不见了，可以不断地制造对手。案情了结了，可以不断地制造案情。这种仪式的动力源，只能在人群中发掘，那就是号召大家“互相揭发”。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因此中国人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显然又与文化有关。
中国古代官场，常会出现一些案件，不知怎么总是牵连广阔，无法结案。你看明代朱元璋所制造的那些案件，拖延之久，杀人之多，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仔细一看，从起点，到对手，到案情，都是严重造假，全靠“互相揭发”在灌溉。“互相揭发”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文化定势。
说起来，以“互相揭发”的方式进行运动化整人，是统治者排除异己的简单手段，并非中国仅有，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也实行了很久。但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基本已经戒除，而在中国，却依然在不断纵容，而且每次都披着正义的外衣。
这种运动化的整人仪式，有以下四个文化特征。
第一，营造污旋文化。
这种仪式一旦启动，全社会立即处于一种不安全的气氛之中。世俗有谚：“身正不怕影子歪，半夜敲门不惊心”，其实都不成立。既然是“互相揭发”，任何人都无法担保揭发者在真实性、科学性、逻辑性上的基本操守。即便被冤枉后获得最终平反，需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更何况，人世交叉，即便自己无辜，也难说前后左右、上下亲友不来牵累。因此在这种仪式中，人人竖耳，步步惊心，天天担忧，夜夜失魂，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罪行。当全社会失去了安全感，那也就让所有的人失去了理性底线，全都成了察言观色试图自保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严重失控，一切怪事都会发生。这便是典型的“乱世文化”，或曰“污旋文化”。“文革”之中的社会气氛，就是如此。
第二，引发民粹狂舞。
这种仪式在启动之时编造了一个理由，似乎“检举揭发”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揭发平日不敢揭发的坏事。其实这个理由纯属假设。历来这类整人运动中的“检举揭发”，绝大多数与“广大人民群众”涓滴无涉。“文革”中，揭发“学术权威”的，一定不是普遍民众；揭发“反动作家”的，主要是作家协会里的其他作家；揭发高官显要的，一定是其他高官。但是，明明是同业互嫉，同行互残，却又要拉出“广大人民群众”，目的是为了获取正当性。于是，不得不呼诱一批“伪民众”来参与了，那就构成了民粹狂舞。
一切民粹闹剧的起点，肯定与真相背离，与理性背离，与正义背离。但是由于受人借用，它快速呼风唤雨，覆盖远近。在这种情况下，原先试图利用民粹的政治人物，也被民粹绑架，成了民粹的附庸。即便权力再大，也失去了控制能力，这在“文革”中体现得极为充分。
在比较正常的年代，似乎也有法制在运作，但当民粹形成了一种沉重的气压，中国式的法制也会或多或少随其左右，从“法不罚众”，变成了“法不逆众”。而这个“众”，却是一团雾霾。民粹的雾霾，只具有强大的呼唤功能，聚集功能，激化功能，冲击功能，却不具有丝毫的调查功能，取证功能，纠错功能，自省功能。身陷这种雾霾，连平日的智者也会晕头转向，呆若木鸡，智商急剧下滑到与傻瓜无异。因此，只能让狂舞更加狂舞。
民粹狂舞，正是“文革”最让人痛心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仍然常被这股雾霾笼罩，而且因网络参与，更是昏天黑地。既然我们的文化对此无能为力，我就要推荐一份西方药方，那就是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写的名著《民意研究》（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此书曾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已成经典之作。中文译本译为《乌合之众》，有可能让中国读者误会成是对部分低劣群体的研究。其实，该书研究的是广泛意义上的群众，普遍意义上的群体，因此更有价值。
第三，设计互窥情节。
以“互相揭发”的方式进行运动化整人，必然造成社会精英的互窥互防。表面上还在客气地点头、握手，但每人都心知肚明：既然已经进入一种运动，对方极有可能是敌人，是地雷，是暗堡，是黑枪。彼此都有可能，因此快速在内心设定种种预警，种种防线，种种退路。现在竟有年轻人说：“‘文革’时期人际关系单纯”，真是胡言乱语。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知道，当时由于一个个整人的小运动接连不断，每个小运动全靠互相揭发，因此城市里一切稍稍像样的人物，天天都处在危殆之中。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往来了，因为即使老友不揭发自己，却被他人揭发了，自己也是老友心中的嫌疑对象。所以，人人闭门杜客，惶惶不可终日，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互相揭发导致互窥互防，一旦互窥互防，必然造成精英阶层气衰神疲、活力荡然。不仅如此，精英们在互窥互防中所设计的反制、反击准备，其实是他们心底恶气和凶器的调动。人人心底，既有良知，又有凶器。当凶器被一一查点、擦拭、修检，良知就必然搁置一边。因此，凡是互相揭发最兴盛的时代，必是社会隐恶大聚集的时代。表面上，大家都在企盼着大检举、大揭发之后出现的清明盛世、朗朗乾坤，也就是当年“文革”暴徒宣称的“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其实，正是这种时候，里里外外，都是恶的盛宴。
一切处于互窥互防中的人，必然双目炯炯，言语周全，行动灵活。但是，这只是出于敏感和自警，千万不要看成是“精神面貌的大提升”。事实证明，不管是古代的连年大案，还是现代的整人运动，看似名正言顺，结果总是带来社会精神的严重斫伤，多年不得恢复。即使具有外部正义，往往也是治了外肤，伤了腑脏。请看“文革”时期，家家被审，人人透明，无私无隐，无藏无掖，这总该“轻装上阵”、“全民奋斗”了吧？结果呢，触目萎靡，行行崩溃。遗憾的是，中华文化历来太重视表面上的名正言顺，不重视气质上的刚健有为。真正的刚健有为，必然会突破大量的名正言顺，对此文化不予实质性的支持，反而默许很多荆棘，在一路侍候。
第四，滋养歹戏拖棚。
运动化的整人，由于没有明确目标，也就没有终点。看似不整了，甚至宣告停止了，但转眼又重起炉灶，重摆阵势，一轮轮循环往复，延绵不绝。这用闽南方言来说，就是“歹戏拖棚”。
“文革”进行到后来，已经没有话题了，却还是到处拾捡话题来滋养运动。甚至，读《水浒》也成了运动，评儒家也成了运动，一封什么信也成了运动，每个运动总要想着法子找靶子，一批批地整人。后来如果不是高层人事发生巨大变动，“文革”不知要搞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为什么会拖下去？原因是，找不到退场机制，丢失了刹车手阀。面对这种困局，当权者还建立了理论依据，称为“不断革命论”和“继续革命论”。这种“不断”和“继续”，体现了一种死缠烂打、无休无止的恶质文化。
等到这种文化广泛行世，中国再也找不到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的一天。这种政治，太让人惶恐；这种文化，太让人辛苦。
五
列举了整人运动一系列特征，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政治事端，与文化关涉不大。他们心中的，是小文化。
我前面说了，大文化以集体潜意识的沉淀使人民进入梦魇。这是文化人类学中最恢宏的课题，本文不作深论；只是还想在浅表层次上，说说文化的生命承载体——中国文人的一些情况，在他们身上触摸文化痛点。
文人多数不是坏人，但是，仅就好人而论，他们在中国历来的整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随机化呼应。他们自己的命运颇多坎坷，内心也有种种不平，但从整体上看，起到的仍然只是这个作用。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病穴。
对于这种“随机化呼应”，不能过于责怪文人。兹事体大，牵涉到文化在中国的地位。
由于儒家对于文人“治国平天下”的倡导，由于一千多年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全国性实践，又由于历代民众早已习惯于把文官看作文化的全部归宿，结果，文化在中国，看似与政治紧密缠绕，却找不到自己的独立地位。
当然有不少文化作品广泛流传，却从来构不成自成体系的文化哲学支撑历史。即便在世道清明的年代，文化出现在政治面前，可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态度，例如是驯顺、辅佐、牢骚，还是疏远、嘲讽、怨叹，却不可能以自身的完整逻辑构成切实有效的文明更新和精神重建。一旦产生，也可能被纳入政治圈域，成为政治与政治的争辩，而不再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因此，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内，浅表层面上的文化和文人，都无足轻重。这种地位，彼此皆知，并由此决定了广大文人的基本行为模式。
我本人由于在“文革”中受尽磨难，对那时的中国文人有过广泛而长久的观察，可以作为例证。
面对连年不绝的倒行逆施，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长辈文人挺身而出，秉承公理，厉声阻止。他们一般都很胆小，平静地服从一切掌权者，包括造反派。甚至，也不拒绝在名义上参加造反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表现出积极态度，只是随机化呼应。他们在会议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保持着比较正常的言谈举止，基本上不会助纣为虐。
也有投机者，人数不多，百分之五左右吧。他们在参加造反派后担任了小首领，如“常委”之类，风光一时。他们领喊口号、主持会议，却并不实际行恶，如打人、抄家。这些文人，投机的目的是为了显摆，为了扮演。扮演，是中国文人很热衷的一个老毛病。
也有揭发者，比例比较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效果很坏。揭发的原因，大多出于平日嫉妒，也是为了宣示积极，追赶潮流。他们的揭发也是一种投机，却对别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因此比一般的投机者恶劣得多。
也有告密者，比例不大，约百分之五左右。前面所说的揭发者一般是在大字报和批判会上公开表现，而告密者主要是靠耳语和纸条。他们的行为令人不齿，但产生的恶果却未必有公开揭发那么大。因为公开揭发本身已经完成了一种众目睽睽下的实际伤害，而告密却要经过几度中转才可能生效。在当时，不敢公开站出来的告密者，也会让造反派掌权者心感不屑，难于发动一场场没有实名举报者的批判。
也有控诉者，大多在一轮轮小运动之间控诉已经失势的前一轮掌权者。这样的文人很少，大概在百分之二三左右吧，偶尔令人同情，多半也只是投机的一种方式。而且，一次次事实证明，凡投机者最容易成为控诉者。相反，真正有资格控诉的人，总是说得不多，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王光美女士。
以上几类，就是我所见过的师长一辈的“文革”文人。他们身上最值得称许的品德，就是只要政治气氛稍稍放松便会投身自己的专业并做出成绩。那么，究竟有没有人对社会、政治的走向作出整体批判和独立思考，像欧洲中世纪后期的但丁那样？抱歉，我既没有遇到，也没有听到。这里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边限。
对于那些不到二十岁的造反派骨干成员，我也有所观察。他们举起旗号，成立团队，很像勇敢的斗士，政治的新秀。一有机会，他们也常常托腮沉思，皱眉踱步。演讲时，更是经常气吞山河，引爆全场。但是，这些全是虚相。他们思维贫乏，知识单薄，器识低下。在自欺欺人的表演中所包裹的，只是最通行的极左口号。是的，只是口号，连“极左观念”也谈不上。证据是，他们在冲击一切学术机构、行政部门后就开始了造反派之间的互相恶斗，从这种恶斗中真相毕露。他们的种种作为，只是“听到风就是雨”，把粗浅的投机涂上了年轻的血色，内心并没有任何信念和观念。他们貌似冲锋陷阵，其实只是你死我活的名利争抢，毫无品级和人格可言。
这批造反派骨干狂妄无知，人们在痛惜被他们破坏的一切之后，也会为他们本身感到痛惜。
六
在说过了“仪式化造假”“运动化整人”“随机化呼应”这三个病穴之后，读者也许能够明白，我在“文革”中感受的文化之痛，是一种弥散型的刺激。紧紧地包围于四周空气，几乎让人窒息，却难以表述，难以解析，难以批判。
现在，当新一轮“国学热”“国粹热”“遗产热”“传统热”裹卷着“民意”“民判”“民剿”再度熊熊燃烧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些年轻人，站开距离，静静地感受一下文化之痛。
我们总是习惯地说，文化之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应该分开。但是，请看那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谁能把它的火苗和烟焰分开？谁能把它的热力和灼力分开？
因此，文化之痛是整体的，又是真实的，远远没有消褪。
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阵，我以为从此可以不痛和少痛了。对于过往之痛，我们可以隐忍、吞泪、强颜、宽恕、转移。但是，在度过充满希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血迹已淡，泪痕已干，记忆已远，证人已散，一切都又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只不过，当时的造反领袖变成了现在的传媒达人。原来，当初致痛的基因还在，经络还在，穴位还在，为整人而制造污旋文化的可能时时都在。
我至今还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阐释者，在海内外力争它的历史尊严和本位合理。但是，我又明白，它必须重构，必须转型，必须新生。目前的存在方式，正在快速地把它拖入险境。
真的，它现在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
对一种文化的最简明衡量，是看它所隶属的创造者群体，是否快乐，是否安全。安全感，我在前面反复提到的安全感，是一切文化范畴的最终底线。据多方调查，中国向外移民日渐增多的主要原因，正是出于对这一最终底线的疑虑。这就是说，对于如此辽阔的文化土壤，连自己人也产生了深深的心理担忧。
回想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那么多异邦人士为什么风沙万里赶到长安来？因为在当时全世界各个文明群体之间，唯独中华文明最能提供安全感。
“安史之乱”使唐代失去了这种安全感，连李白、杜甫、王维也被检举揭发，层层审查。中国民众虽然紧挨文化，却缺少“护文本性”。请看那个近乎透明的李白，只是遇到了这么一点点政治麻烦，民众立即就忘了他的文化创造，都认为必须把他杀掉。这就引出了杜甫在诗中的微弱嗫嚅：“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同样，民众也没有保护杜甫、王维。说得更开一点，民众也未曾保护过屈原、陶渊明、苏东坡、李清照、曹雪芹。
我敢肯定，这些人如果活在今天，也很难获得保护，因为他们太遭嫉妒，太多疑点，又不懂周旋，不懂自卫。他们如果落到现在大谈“国粹”的人士手中，情况也很不妙，因为在“文革”中，残害作家、艺术家最执着的那些人，多半是原先的“书迷”和“戏迷”。
文化的接受者为什么总是不能庇护文化的创造者？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切中国人必须反思的文化之弊，文化之憾，文化之痛。
种种文化之痛，构成了沉重而巨大的课题。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多半解答不了。平日国内外经常有人邀请我讲授文化，我却总是避开这个课题，只是泛泛地讲一点世界文化观念，中国文化史迹，个人文化修养，城市文化形象等等。避开了，但还痛着。
感受着痛，虽无消痛之方，却也不要否认痛的存在。那就带痛而行，并把它交付给下一代。以痛握脉，以痛传代。
只有凭着这种真诚，我们还能与文化同在。
天人对话
我爸爸，这位在“文革”灾难中被整整关押了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屈服的老英雄，却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二十六年，被国内一些文化传媒对我的诽谤活活气死了。诽谤的规模铺天盖地，诽谤的内容因为彻底颠倒而让他极度愤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习惯性地掩护着诽谤者，使人们目睹大量志士仁人的血迹而不知道“谗夫”们的名字。但是，爸爸和我却知道今天那些“谗夫”的名字，以及他们在灾难岁月中的斑斑劣迹。爸爸当然不怕他们，但当他发现竟有那么多官方传媒站在他们一边，而法律失语，知者沉默，同行窃喜，群氓起哄，他活不下去了。
爸爸的坟墓筑在家乡的山岙里，骨灰盒暂放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那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当年媒人余鸿文先生的骨灰盒也在同一个安灵堂，就觉得应该去祭拜一次。正是他老人家的大媒，有了我生命的起点。同时，我也可以再一次照拂一下爸爸的灵位。
那天祭拜完毕以后，我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我立即后退一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他的告发，曾使徐扶明教授入狱多年。前几年，他又是诽谤我的主力“谗夫”之一。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进攻者，但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到了这里。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余颐贤，出现在门内的那一格。这是家乡那个著名盗墓者的名字，我没见过这个人，却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过很多好事。是他吗？也许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让我想起了家乡山间的夜夜月色。
记得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经说过，过程性的回忆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惯性下滑般的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作为我父母媒人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
您分明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二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
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吗？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师长，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师长。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
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放弃攻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中国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一起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那个极左派剧作者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啃余族”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异议分子”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
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
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啃余族”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有趣的是，当年你向我告发的那个极左派剧作者，后来也走了一条与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艺玩政治，天天伤害无辜者。
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四人帮”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谣言当作了台词，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
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浅薄的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
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异议分子”，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
先说“民主”。这个概念你们在早年就天天高喊，前面还隐藏着一个“大”字，诱骗民众进行大诬陷、大批斗、大伤害。其实你们内心是害怕广大民众的，例如你们最嫉恨我的书连续畅销二十年，其实就是嫉恨广大读者的“阅读民主”。为此我不禁要笑问：敢不敢进行几次民意测验，让广大民众在你们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不敢了吧，还“民主”！
还有“人权”。这么多年，你们用大量肮脏的谣言伤害了我的名誉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
再说“自由”。你们用集中诬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写作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
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直会像过去那样偏袒你们？
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我现在终于明白，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可能是别有深意。
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
余颐贤先生，我没有见过您，不知道您是什么样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个黑衣人。头上还戴着一顶黑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别人很难看到您的眼睛，您却能看到别人。
您的名字，在家乡各村所有余姓同胞中显得特别斯文，一定有一点文化背景，但是乡亲们谁也说不清。您的名声不好，我从小就知道您是盗墓人，乡亲们叫“掘坟光棍”。他们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据谐音读错了。但这么一叫，他们就把吴石岭、大庙岭的夜晚，一半交给了虎狼，一半交给了您。
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盗墓，只要不去触碰各个时期当红大人物家的祖坟，就很难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你在国共内战和后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无恙。人们有兴趣把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一点点搞脏，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从长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笃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锹锹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
我多么想引出您的话来，但您对我来说太陌生，很难找到具体话由，因此只能说得抽象一点。
我说：“天下万物转眼都走向了对面，连给它们定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经不再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看着天。
我决定换一种语言方式。像少数民族对歌，像古代诗人对联，先抛出上一句，来勾出对方的下一句。
我根据您的行迹，说了一句：“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
终于听到了您的声音，您说：“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
我太高兴了，接着说：“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
您接得很快，马上说：“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
我说：“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您说：“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
我说：“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您说：“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
我说：“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
您说：“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
我说：“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说：“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
我说：“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您说：“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我不能不对您刮目相看，余颐贤先生。您显然是娴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间的机敏却不是出自技术。好像有一种冥冥中的智慧，通过您，在与我对话。那么，就让我们把话题拓宽一点吧。
我说：“浑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
您说：“已经枯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
我说：“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
您说：“突然暴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我说：“何惧交手，唯惧对峙之人突然倒地。”
您说：“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说：“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恨。”
您说：“不怕地裂，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我说：“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
您说：“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颜。”
我说：“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
您说：“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我说：“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
您说：“浮生已过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说：“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余秋山雨雾缥缈依稀。”
您说：“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朦胧凄迷。”
像梦游一般，我们的对话完成了。此间似有巫乩作法，使我们两人灵魂出窍，在另一个维度相遇，妙语连珠，尽得天籁。这不是我们的话，却又是我们的。
我最后要说的是：您真是“夜仙”。与您对话，我有点害怕。既然您那么厉害，请一定在那个世界查一查我们余家的来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汉人？若是汉人，又源出何处？是山西？是湖北？是福建？是安徽？是浙江？……
但是，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回答：这都不重要。沧海滴水，何问其源？来自无限，归于无限。
秋雨注：
这是我在自传性“记忆文学”《吾家小史》中的冥思段落，也是全书的精神归结。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体验。
为妈妈致悼词
感谢诸位，来与我们一起，送别亲爱的妈妈。
我妈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出生，于二○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凌晨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年，也算高龄了。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痛苦，只因老年性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失去了意识。我们这些晚辈一天天都轮流陪在她身边，她走得很安详。
因此，我要求几位弟弟，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不要过于悲伤，更不要失声痛哭。
悲伤和痛哭，容易进入一种共同模式，这是妈妈不喜欢的。记得十年前我们也在这里追悼爸爸，从头到尾，妈妈一直都没有哭，大家以为她过度悲痛而失神了。但是，回到家里，在爸爸那个小小的写字台前，她突然号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马兰抱住她，抚摸着她的背，她哭了很久很久。从此，整整十年，直到她自己去世，她不再哭过一声，不再流一滴眼泪。她此生的哭声和眼泪，全都终止于爸爸。
妈妈拒绝一切群体化的悲伤，避过一切模式化的情感。我们今天，也要顺着她。那就让我们在心底，为这独一无二的生命，唱一首独一无二的送别之歌。
妈妈的独一无二，可以从一件小事说起。几天前，我们守在妈妈床边，为她服务了十年之久的保姆小许动情地说，整整十年，没有听到过她的一句责备，一句重话。
我说：“你只有十年，我是她的大儿子，多少年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听到过。”
其实，今天到场的舅舅、舅妈和所有年长的亲友都可以证明，在你们漫长的人生记忆里，有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有关我妈妈稍稍发火的记忆？
我看到你们全在摇头，对，肯定没有。我一生见到的妈妈，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饭，我说她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她还腼腆得满脸通红。
但是，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腼腆。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还留下了一系列艰深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我曾多次当面问过妈妈，她只是三言两语匆匆带过。每次，我总以为还有机会细问。也许在一个没有旁人的安静下午，让她一点点地回答我。但是，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她把一切答案都带走了。
于是，我心中的难题，也就成了永远的难题，无人可解。
第一个难题。她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富家之女，为了在战争年月支撑一个小家庭，居然同意离别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贫困的乡村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一切生活细节都回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原始起点。对她来说，就像一下子跌进了石器时代。这，怎么可能？
第二个难题。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我，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其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地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她作出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对我的早期教育。这确实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很快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妈妈知道我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难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预计？
第五个难题。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