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黎庶昌和他的藏書
一、黎庶昌生平
黎庶昌，清末著名外交家和文學家，《清史稿》有傳。人們對黎庶昌的研究很多，專著有黄萬機先生的《黎庶昌評傳》，書末並附有《黎庶昌年譜簡編》，對其一生的主要經歷按年代描述。[1]本節就據前人的這些研究簡單介紹黎氏生平。
黎庶昌（1837—1897），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先世務農，自祖父黎安理仕至山東長山縣令，遵義黎氏才開始成爲仕宦之家。父兄輩也只任同知、訓導、州判、知州一類低級職官，而黎庶昌則官至駐外使節、川東道，進入中層官員地位，成爲黎氏這個低級官吏家庭中的跨灶之子。”[2]
黎庶昌幼時家境贫寒，六歲喪父，主要由其長兄、伯父教讀。此外，表兄鄭珍、舅兄莫友芝也經常對黎庶昌的學業加以指點，鄭珍在經學和文學上皆有很深的造詣，而莫友芝則爲晚清著名版本目録學家。少年的黎庶昌在這些領域皆有了良好的基礎。
咸豐年間，貴州各地相繼爆發起義，貴州的科舉考試因而停止舉行。咸豐十一年（1861），黎庶昌到北京應順天鄉試，落第。第二年同治元年（1862），黎庶昌參加恩科鄉試，又落第。不過很快，黎庶昌命運的轉機出現了。就在該年，發生了“星變”——異常的天文現象，清政府認爲這是現實求變的信號，於是下詔廣求朝野有識者之言。這時黎庶昌寫了《上皇帝書》[3]，指陳時弊，暢談革除弊政方略。同治皇帝看過之後，特賞知縣，並分交曾國藩查遣。在此後的六年里，黎庶昌主要在曾氏幕府中幫辦文書事宜。期間，他向曾國藩學習散文作法，並與幕中許多文人學者多有交遊，與薛福成、張裕釗、吴汝綸等被稱爲“曾門四弟子”。
離開曾府之後，黎庶昌歷任吴江知縣、青浦知縣、揚州荷花池榷務及通州花布釐捐局榷務等職。光緖二年（1876）起，黎庶昌隨郭嵩燾出使英國任參贊，後又任德國、法國參贊等職。光緒七年，奉命出使日本，任欽差大臣，至光緒十年十二月以丁憂回國，這是黎氏第一次出使日本。這期間最重要的一項政績就是探知日本即將出兵朝鮮，電促北洋大臣發兵朝鮮，挫敗日軍占領朝鮮計劃。而《古逸叢書》二十六種也正是在黎庶昌的這次任上刊刻完成的。
對於《古逸叢書》的刊刻，黎氏有一種强烈的使命感，他在《古逸叢書·敘目》中説：
予使日本之明年，得古書若干種，謀次第播行，屬楊君星吾任校刻。惟夫古籍之僅存，兵燹腐蠹之無常，其勢不日趨散亡不止。學士大夫雖病之而無術以免，惟好之而即求，求之而即傳，差足救敝於後。予非苟爲其難也，古書之流遺，何幸復見於異邦，而自予得之，且以付刊焉。予亦不自知所以然，庸詎知非天之有意斯文而啓予贊其始也！予患不學久矣，今天假此使事歲月，俾得從事讀書，不可謂非厚幸。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請自兹始。……古書之不亡，古人之精神自寄之，豈予所能增重而獨至，蒐輯之責似若有默以畀予者，固不敢不勉也。
而《古逸叢書》完成之後，它也確實成爲黎庶昌一生的標誌性成果之一。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黎庶昌再赴日本任欽差大臣，光緒十六年九月任期届滿，是其第二次出使日本。光緒十七年十月至光緒二十一年，任四川川東兵備道員兼重慶海關監督。這期間，他裁汰陳規，倡辦實業，修建病院；又開辦洋務學堂，培植英才，並選送一批優秀生出洋留學英、法諸國；他捐出薪金在重慶修建雲貴會館，以擴大西南諸省商務活動，政績卓著。光緒二十一年，黎庶昌返回遵義故居養病，光緒二十三年逝世於沙灘舊宅。
黎庶昌很滿意自己所選擇的人生道路，曾自述其宦跡[4]：
年二十六而應詔上書言事，頗自傅于蘇子瞻、陳同甫一流；二十七而從軍江、皖；三十四而綰符治縣；四十而奉使出洋，今十五年於兹矣。
黎庶昌著述頗多，詳見黄萬機《黎庶昌評傳》後所附《黎庶昌著作簡介》。與本論文相關的主要是其《拙尊園叢稿》一書。《拙尊園叢稿》六卷，爲黎氏奏議、書札、墓誌、序跋、考據、遊記等的彙録，其中與《古逸叢書》相關跋文有三篇：《古逸叢書·敘目》、《書原本玉篇後》、《跋日本津藩有造館本正平本論語集解》。這三篇中，《古逸叢書·敘目》又附於光緒二十一年《古逸叢書》卷首，《書原本玉篇後》亦已附於《古逸叢書》之十一“影舊鈔卷子原本玉篇零卷”卷後。此書有清光緒十九年上海醉六堂石印本和光緒二十一年金陵狀元閣刻本。
二、黎氏藏書
光緒十一年（1885）從日本歸國後，黎庶昌在老家貴州遵義築“拙尊園”“夷牢亭”以收其藏書。對於自己的藏書，黎氏並無多少記載，其詳情我們不得而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抄本《拙尊園存書目》[5]，從中可以略窺其藏書概貌。黎庶昌又出資修葺禹門寺，把在日本購得的日本翻刻明南藏佛經全帙寄儲寺中藏經樓。[6]
關於黎氏藏書後來去向的記載很少，目前我們見到的僅兩篇文章：一爲劉雨濤《龔澤浦購買黎庶昌珍藏善本書》[7]，另一篇爲陳捷《貴州省所藏與日本有關之典籍——以黎庶昌舊藏古籍的情況爲中心》。[8]由這兩篇文章結合其他一些資料來看，黎氏藏書在其生前就有流散，陳捷指出貴州省博物館藏《拙尊園存書目》中就有“此卷已售去”等記載，這部分書今天已很難一一考證。黎庶昌去世后，後人將其藏書出賣，其中一部分賣給了四川鄉紳龔澤浦。劉雨濤指出：
黎庶昌晚年因就川東道任，駐節重慶。在他去世後，子孫們欲出售其藏書，乃商之於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彭舉（雲生）、歷史系教授蒙文通及葉秉誠等人。彭、蒙、葉諸先生到黎庶昌寓所，參觀了全部藏書，認爲這批善本書很有學術價值，又很成套，但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財力，僅能購買十多二十部，這樣就會使這套書殘缺不全，而喪失其完整的學術價值。蒙先生提議物色一位家庭富有的藏書家，將這一套善本書買下來。不久，崇慶縣（舊名崇慶州）大紳龔澤浦到成都旅遊。龔是崇慶縣擁有一千多畝地的大地主，家資殷富，酷愛藏書，他與彭先生是小同鄉，而蒙先生也與他有舊，於是由彭、蒙、葉三人説合，龔澤浦以三千元大洋買下了黎庶昌珍藏的這批書，搬運庋藏崇慶縣中南街龔澤浦的家裏。
從劉雨濤先生的這段記載來看，龔澤浦所購的似是黎庶昌留在四川的藏書。1951年龔澤浦被冠以“惡霸地主”之名，其財産被全部没收，這部分書轉由位於成都的四川省圖書館收藏。劉雨濤接着指出：
1951年冬天，龔澤浦以“惡霸”罪名被鎮壓，他的全部財産（包括所有藏書）被没收。1952年上半年，四川省圖書館用幾輛大卡車將龔澤浦所有藏書運到成都。黎庶昌一生苦心經營得來的一整套善本書，被保存在公共圖書館的書庫中，供給廣大專家、學者研究和閲覽。
今天，我們在四川省圖書館的官方網頁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
是年（1951）該館（川西人民圖書館）還接收周新甫、姜明達、龔澤浦、羅厚甫、劉鑒泉、王武君及崇慶縣上古寺、成都市外僑管理科等處捐贈綫裝古籍61706册又25幅。
黎庶昌的另外一部分藏書被黎氏後人於1958年賣給了重慶和長沙的古書店，陳捷先生指出，這部分書後來損失十分嚴重，“文革”中許多已被燒毁。不過，今天仍然存有一些劫餘之物，如貴州省博物館就藏有《拙尊園存書目》抄本和黎庶昌稿本《牂柯故事》等珍貴資料。
[1] 黄萬機《黎庶昌評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2] 來新夏《黎庶昌對異域古籍搜刊的貢獻》，《北京圖書館館刊》1993年第2期。
[3] 即《上穆宗毅皇帝書》，已收入《拙尊園叢稿》，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金陵狀元閣刻本。
[4] 黎庶昌《答李勉林觀察書》，見《拙尊園叢稿》卷二第十四葉，光緒二十一年金陵狀元閣刻本。
[5] 《拙尊園存書目》，收入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近代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據陳捷先生考察，在貴州省博物館也藏有一個《拙尊園存書目》抄本，與國圖藏本有所不同，陳文詳下。
[6] 《拙尊園叢稿》卷二内編《禹門寺置佛藏記》：“光緒七年，余奉使日本，遇坊肆閒有繙刻南藏本佛經全帙，遂以千金購製寄儲，使與寺藏經樓之名相稱。十一年，余奉諱旋里，見寺多阤撓，楹棟榱桷風練雨瀸，日益朽剥，丹雘失華，乃命工修飭，改易而髹塗之，四閲月告竣，一木一石焕然增新矣。”光緒二十一年（1895）金陵狀元閣刻本，卷二第六十五葉。
[7] 劉雨濤《龔澤浦購買黎庶昌珍藏善本書》，《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3期。
[8] 原文爲日文，原標題爲《貴州省におけゐ日本関係典籍について——黎庶昌の古典籍蒐集およびその旧藏書の行方を中心として》，發表於2001年2月第17次國際“現存於中國的日本有關典籍和文化財産”主題學術研討會。（《中国に伝存の日本関系典籍と文化財》，International Symposium 17 February 19-22，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