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越,被学术界称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1]。他以文学风格的语言撰写历史著作,趣味盎然;他以历史学家的淹博写作散文,曲尽其妙。在米什莱笔下,山川、森林、海洋、禽鸟、昆虫,一草一木,无不充满深沉的诗意的凝思,然而其作品卷帙浩繁,大都没有引进到我国来,所以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并不著名。
米什莱的少年时代是困苦的,他生在巴黎,父亲起初是印刷工人,后来自己经营一家小印刷作坊。1800年拿破仑一世限制报刊和印刷业的法令颁布后,小店负债累累,濒于倒闭,父亲曾因此多次入狱。米什莱一度辍学,做徒工,拣铅字,排版,整天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干活。但是贫穷困苦没有能阻止他上进的决心。他坚忍自强,凭着智慧和勤奋,读完了中学、大学,1819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受聘于这所学校,成为哲学、古代史和考古学教授。他精心研究历史哲学,特别推崇意大利哲学家维科(Vico,1668-1744),奉之为“理性先驱”。1830年的法国革命使他更坚定地接受维科的学说,强调人本身在历史形成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米什莱的杰作之一《罗马史》出版后,他被任命为国家档案馆历史部主任。这个职务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于是他着手写作《法国史》。他为此工作了四十年。该书于1833年出版首卷,至1867年才全部出齐。1838年他应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之邀做历史和伦理讲座,前来听讲者日众。他和另外两位知名人士——历史学家基内和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2]的讲课演说攻击天主教,颂扬法国革命,支持欧洲受压迫的民族,这些论述激起了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们的热烈讨论。他于1845年写出《人民》,歌颂底层的劳动者,也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他对腐朽的绝对王权非常憎恶,1847年,他因此暂时放下《法国史》去编写《法国大革命史》,对王政复辟进行抨击。1848年二月革命后,国王路易·菲利普虽被推翻,但新建立的共和国并未能长治久安,于1851年被拿破仑第三篡夺,改制帝国。米什莱坚决反对,他拒绝签字效忠皇帝,以致被撤销一切职务。他被迫去了意大利,后来又回到法国,仍然继续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他遍历祖国山川海滨,对自然现象、动植物生活仔细观察,写了一系列散文著作:《鸟》(L'Oiseau,1856)、《虫》(L'Insecte,1857)、《海》(La Mer,1861)、《山》(La Montagne,1868),这些优美的篇章是作者潜心研究的知识结晶,其中既有人文学者充满历史意识的思辨,又有抒情诗人无限高远的浪漫情怀,被人们称赞为“大自然的诗”。他接着还写了《爱》《妇女》《女巫》《人类的圣经》,以表达自己对人类的爱心和对未来的希望。
米什莱从来没有忘记过去,始终和人民在一起。他说:“我出身平民,跟劳动人民一样,曾经用我的双手劳动过,受过苦。现代人的名字,就是劳动者。我在不止一种意义上配得上这个名字。在从事著述以前,我曾亲手排过书版;在凝思属文以前,我曾自己拣过铅字。我深深懂得工场车间的抑郁、烦恼的时间的漫长。劳动者,我比别人更有资格说,我了解他们,我要为树立平民的人格尊严而反对所有这一切遭遇。”[3]
诗人雨果是他的同时代人,同样因为反对拿破仑第三政变而流亡海外,他在收到米什莱寄给他的新作《法国史》卷十三时,曾经写信给作者说:
我刚收到您的书,我一口气读了下去。时代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每个世纪都有斯芬克司,那么就应当有许多俄狄甫斯[4]。您来到这些阴沉的隐谜面前,您用激烈的言词控诉它们,这个虚伪的伟大世纪,这个虚伪的伟大统治必须揭穿。掀掉它盖在死人头上的假发,把皇袍底下的罪恶亮给大家看吧。您做了这件事,我感谢您。对,您的确完成了一件大事。我感谢您这本书,这个路易十四也同样压在我心上;在一首尚未发表的诗中,我也像您一样谈到了他。我为我们两个心灵的契合感到喜悦。您所有的著作都是行动。作为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您赢得了这场战斗。您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画家,进步和思想使您进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斩却这个统治之前,您先把它活生生地示众。为了急于再次捧读您的著作,我的信就写到这里。我决不离开您。
亲爱的伟大的思想家,我抱吻您。
维克多·雨果
1860年7月14日
于高城居
米什莱亲眼看到了第二帝国的覆亡。1874年,他正着手写新书《十九世纪史》的时候,溘然而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今天若是你去巴黎,若是你去那座墓园,你可以看到在一方长方形的大理石上,这位历史学家、诗人的石像,他仰卧着,眼睑合上,酣然入梦。在他上方,一位衣衫飘逸的女神轻盈地飞起,仿佛他的理想在飞翔。
徐知免
2014年12月16日,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