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价《史记》作者司马迁

《史记》是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籍之一。《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洋洋大观。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识与毅力，使《史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研读《史记》，对《史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对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毛泽东更是多次谈及，赞赏有加。

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举自己择书而读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他在《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龙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1949年12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在列车上，毛泽东问俄文翻译师哲：“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城。”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师哲点点头。“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有多远？”“大约40里。”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在县北。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

对于司马迁悲惨的人生遭际，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天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7岁立为皇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儿，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

师哲说：“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对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

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了两步，又回身望望师哲说：“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师哲说：“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在烟灰缸上弹掉烟灰，说：“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批改陆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