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波士顿
波士顿之旅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件大事，那是1888年5月。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同我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行相比，这次旅行迥然不同。我不再是那个兴奋好动到处找乐，引得一车人注意的小丫头了。这一次，我安静地坐在莎立文老师身边，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述车窗外的风景：秀美的田纳西河，广袤的棉花地、群山和森林；站台上一群有说有笑的黑人朝乘客们挥手示意；从车窗送进来美味的糖果和爆米花。
我给我的大布娃娃南希穿上了新的花格子衣服，还给它戴上花边遮阳软帽，并给它缝了两只玻璃眼珠。现在它就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当我听不太懂莎立文老师描述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南希，我还把它抱在怀里，我会跟自己说南希正在睡觉，这样我就会变得很安静，希望不要吵到它。
可是以后恐怕再没什么机会提到南希了，因为它在到达波士顿之后简直惨不忍睹。它已满身污渍——大多是被我强迫喂食的“泥巴馅饼”的剩余物——尽管它从未显露出喜欢吃这种食品。帕金斯盲人学院的洗衣女工瞒着我给它洗了一个澡，这对可怜的南希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当我再见到它时，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棉花团。要不是它用那两只玻璃眼珠对我怒目而视，我简直一点儿都认不出它来了。
当火车停靠在波士顿站台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实现了。此时就是那“在很久以前”，此地就是那“遥远的国度”。
我们刚到帕金斯盲人学院，我就开始和这里的盲童交朋友了。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我发现同伴们都懂得用手语字母交流。能用我自己的语言同其他孩子讲话真是令人开心！在这之前，我一直像个外国人一样，需要翻译才能讲话。我是一段时间之后才意识到我的新朋友们也都是盲人的。虽然我自己也看不见，但是当我被一群热情好客，同样看不见的伙伴们围在身边，尽情嬉戏玩耍的时候，我幸福得简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对伙伴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手伸出来，让我在上面拼出词句。而且，他们还会用手指读书。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们都具有听力，当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我感到既惊奇又苦恼。尽管家人在来这里之前就对我讲过这个了，而我也知道自己的感官缺陷，可我还是隐约地想到，既然他们可以听到，那必然拥有某种“第二视觉”。当然，我也没有指望要找到一个和我一样既盲又聋的孩子，我想，听觉和视觉一样，都是上帝赐予人类弥足珍贵的礼物。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如此的快乐和满足，置身在伙伴们的友谊之中，我完全忘却了烦恼忧愁。
仅仅同这些盲童们待了一天之后，我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新生活，感觉就像在家一样。一天过去，我就盼着新的一天到来，我渴望每天都获得愉悦的经历。我把波士顿当做万物的起始点和终结地，我几乎不能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广阔的世界。
在波士顿期间，我们去邦克山参观了。我在那里学到了人生中第一堂历史课。我们的脚下就是勇士曾经战斗过的阵地，他们的无畏气概令我激动不已。在去山顶纪念碑凭吊的途中，我一边数着台阶，一边想象着英雄们奋勇攀爬，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时的景象。
第二天，我们坐船前往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轮船在海上航行。真想不到轮船能装那么多人！开始的时候，轮船隆隆作响，我还以为是要打雷了，就开始哭了起来，因为我担心一旦下雨，我们就不能去野餐了。
到了普利茅斯后，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清教徒登陆的巨大礁石。我触摸这些岩石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全是早期清教徒开疆拓土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真切地体会到了先民们的艰辛和伟大功绩。我经常会把一小块“普利茅斯岩”模型拿在手里，这是清教徒纪念堂中的一位友善的绅士送给我的；我能用手指摸到它弯曲的形状，中间的裂纹，以及“1620”字样的浮雕数字。
童年时代的我把清教徒开疆拓土的辉煌业绩看成了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事！我理想化地把先民们视为勇敢的开拓者，觉得他们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寻找家园十分不易。而且他们不但要为自己争取自由，还要为民族利益争取自由。可是多年后，我才了解到他们的出走是由于受到了迫害，这让我深感震惊和失望，我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感到羞愧。
在波士顿我结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威廉·恩迪考特先生和他的女儿正是其中两个。他们的友善如同播撒在我心底的种子，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慢慢开花结果。有一回，我们一起去贝弗利拜访他们美丽的农场。
我到现在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如何兴高采烈地穿过他们家的玫瑰花园；如何遇到了他们家的大狗利奥，还有卷毛长耳小狗弗里茨；行动敏捷的大马宁录又是如何伸着鼻子吃我手里的黄油和糖块的。我还记得那片海滩，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玩沙子的。那是一种质地坚硬、手感爽滑的沙子，同布鲁斯特掺杂着海藻和贝壳因而扎手的沙子完全不同。恩迪考特先生还跟我讲了有关巨轮从波士顿起航驶往欧洲的事。后来我又见过他许多次，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而我之所以把波士顿叫做“慈爱之城”，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