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起希望
我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渴望向周遭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显然我使用的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远远不够用了，每当我无法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我就会气急败坏。我感到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抓着我，而我则拼命地想挣脱束缚。我的努力抗争，事实上并不全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多的是想为我内心深处强烈的反抗精神寻找出路。我通常会哭闹不止，无论身心都很累很累。如果母亲碰巧在身边，我会悄悄钻进她的怀里。我伤心至极，乃至于忘记了愤怒的原因。后来，这种坏情绪每天都爆发，甚至每小时都爆发。可见交流于我是多么迫切。
我的父母因此深深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我们家附近没有任何一所盲人或聋哑学校，它们都坐落在很远的地方，而且，似乎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跑到像图斯康比亚这种偏僻的地方，就为了教一个又聋又瞎的任性小孩。事实上，我的朋友和亲属们一度怀疑我能否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曾读过他写的《萝拉·布里吉曼的故事》，而且她隐约记得那个女孩子也是又聋又瞎，然而却接受了正规教育。不过她也感到希望渺茫，因为豪博士，也就是那个探索传授盲聋人知识的先驱，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而他的教育方法也许会随着他的去世而消亡，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像我这样一个住在亚拉巴马偏远小镇的聋哑女孩怎么能受到教育呢？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成功地医治过许多患有严重眼疾的病人。于是，我的父母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碰碰运气。
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记着那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火车上，我接触到许多不同的人，并与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成了朋友。有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我父亲在贝壳上面钻出孔洞，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串在一起，很长时间我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列车长也是个友善的人，当他在车厢里四处走动为乘客检票打孔的时候，我常会抓着他的衣摆玩。他还让我玩他的打孔器，要知道打孔机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神奇有趣的玩具啊。我会蜷缩在座位的一角里一连好几个小时在一片片纸板上打洞玩，玩得不亦乐乎。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个大布娃娃滑稽而奇怪，可能是因为缝制的时间过于仓促了吧，娃娃没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任凭一个小孩子如何想象，都是无法拼凑出娃娃的整张脸孔的。我虽全然不在乎娃娃头上的其他器官，但觉得眼睛还是应该有的，事实上，是娃娃眼睛的缺失深深触动了我。我固执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娃娃添加一双眼睛。然而，由于我的灵机一动，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翻下座位开始摸索，直到发现了姑妈的披肩，姑妈的披肩上面装饰着不少大珠子。我揪下来两颗珠子，示意姑妈帮我把它缝到娃娃身上。姑妈猜到我的意思，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眼睛上面，问我是不是这样，我使劲地点头。结果，珠子被姑妈缝到了恰当的位置，我高兴极了，拿着它一直摇晃，可是很快我就失去了对布娃娃的兴趣，又把它丢到一边了。这次旅途，是我保持不发脾气的最长时间，因为这期间遇到了太多的事，让我的头脑和手指忙于应付，所以我就“无暇他顾”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尔的摩，见到了切斯霍尔姆医生，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治疗。他对父亲说，我现在更应该接受教育而不是做治疗，他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进行咨询，因为贝尔博士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聋哑和盲童学校的师资情况。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我的父亲疑虑重重，感到前途未卜。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只是觉得在路途间的往来其乐无穷。当时贝尔博士已经功成名就，深受世人敬仰。当他一看见我，就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但我立刻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以及他对我产生的强烈的同情心，我对他的怀表产生了兴趣，为了让我明白，他不停地敲打怀表。他理解我的手势，就凭这一点，我就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会晤为我今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一扇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门，从孤独走向友爱、关心的神秘未知的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院长安纳诺斯先生写封信，他是豪博士伟大事业的继承人。希望安纳诺斯先生可以帮忙请一位能够教我的好老师。我的父亲立即写了信。几个星期后，安纳诺斯先生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让我们放心，说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当时是1886年的夏天，来年3月莎立文老师就来了。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摸着我的灵魂，它不但带给了我光明，还让我“看”到了许多奇迹。我似乎听到了那个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就是博爱，就是光明，就是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