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土经验的独特叙述——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皖南乡村与破产农民

吴组缃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以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奠定了自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论述新文学第二个十年(1928-1937)的小说时，从思想和艺术上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30年代破败的农村，作品不多，结集的小说主要收入《西柳集》，但每篇都很精当，有分量。吴组缃的农村小说是用知识分子经过锤炼的‘白话’写成，观察冷静、细腻，不动声色，写平凡的人、事，偏能高度集中，深入开掘。”⁽¹⁾以“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为准则的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更是为吴组缃开辟专章讨论。他说：“三十年代初期，左翼名小说家要有多少，我特别看上张天翼、吴组缃，表示我读了好多齐名的作家后，认为这两位的艺术成就最高。”⁽²⁾

这些评价，是大致符合吴组缃创作的实际的，可以视为对作为作家的吴组缃的盖棺定论。

但是，文学史的评价毕竟不能代替对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而当我们一旦将目光转向此，会遗憾地发现：这样一位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有成就且“每篇都很精当，有分量”的作家，竟然很少有人问津。有关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著作和文章汗牛充栋，以吴组缃作品立论的微乎其微，更没有形成众人关注的话题。与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反复被人言说的作家作品相比，吴组缃的确是寂寞的，甚至今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连吴组缃这个名字都感到陌生。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吴组缃“作品不多”，而且缺少鸿篇巨制(他写于抗战时期的唯一的长篇小说《山洪》并不算成功，没有引起轰动，详见第六章)，从而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评价一个作家固然不能以创作数量为标准，但数量太少，确实很难引起研究者从整体上去把握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吴组缃这为数不多的作品，既不同于在当时产生重要社会影响、后来成为文学主流的启蒙文学或左翼文学，也不同于虽然不处于文学主流但却赢得精英批评家和读者青睐的现代派文学或通俗文学，而又似乎都与之有所联系。当“重写文学史”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们从文学产生的社会影响或艺术思潮、流派来重新解读现代作家作品时，吴组缃的作品被冷落、被边缘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笔者甚至设想，倘若不是后一个原因，即使吴组缃的作品数量不多，也同样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正是从后一个原因，我们发现了吴组缃短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陌生化，既区别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启蒙文学、左翼文学，又区别于一味追求艺术上“纯美”的先锋和现代派文学，而是在与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中，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彰显了短篇小说自身的美学价值。这种价值，是在“五四”以来那些长篇小说中无法发现的，也是同时代的那些短篇小说中不具有的，如张天翼、沈从文等的短篇小说。因此，吴组缃的短篇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一座值得开掘的小说美学宝藏。从本章起，拟以吴组缃的文学观为视点，从环境描写、人物塑造、艺术表现特点几个方面来解读吴组缃短篇小说的特征和价值。

一　写“我所熟悉的人与事”

与新文学史上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崇尚西方“表现自我”的作家不同，来自乡村、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染、同时经过“五四”启蒙文学洗礼的吴组缃，从开始步入文坛，就信奉“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和“为人生的艺术”的信条，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来真切地认识和反映社会、时代和现实生活。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说：

我大约从一九三○年开始发表作品。那时我在学校读书，在日常见闻中，对当时剧烈变动的现实有许多感受。尤其关于我的切身境遇，我所熟悉的人和事，那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更使我内心震动。我努力想了解这些变化的实质，认识它的趋向，慢慢从自己的小天地探出头来，要看整个的时代与社会。在这过程中，因受师友的鼓励，我经常抽暇学习写作。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个集子。⁽³⁾

从吴组缃的这个自述中，我们看出了他的文学观最基本的两点：

一是文学要反映时代、社会，要有思想和社会价值。受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影响，吴组缃是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他在写于30年代初的《斥徐祖正先生》一文中，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文学这东西对时代，对社会负有严正重大的使命，它该站在当代思潮的前面真实地反映着那社会那时代的‘内在’和‘外在’，指导或闪示着我们该怎么做，怎么走，怎么生活。”⁽⁴⁾与此同时，他以同样的态度，对当时颇为一些人叫好的徐志摩的散文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徐先生应该把所有的美满与得意都剥夺，从云端里跳下来，在实实在在的现代人生社会里多搅些时候，让自己的白衣上沾上污泥，那时病也许会好。”⁽⁵⁾吴组缃看重的是像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这样真切而厚重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发表不久，就敏锐地发现了它的不同凡响的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这真是典型的故事，典型的背景，典型的人物。无论在取材上，在描绘上，在结构上，无处不显出作者光辉的才力和识力。不止在抗战以来的文艺史中这是一篇超拔的作品，即在全个中国新文艺史上，可以与之比伦的作者亦不多见。”⁽⁶⁾这些既是吴组缃作为一名批评家对他人作品的评论，同时也成为他作为一名作家践行的创作主张。

二是文学要有真情实感，写“我所熟悉的人和事”。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吴组缃短篇小说的独特价值尤为重要。如果说前一点让人们将吴组缃视为启蒙作家或有左翼倾向的作家，那么正是后一点使他自觉地与其拉开距离，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小说美学的自足性。从前一点来看，吴组缃的创作的确是受到茅盾等“社会派”作家的影响。故文学史家说：“他受到茅盾的影响后，开始重视用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生活，解剖社会，所以被称为善于进行社会分析的小说家。”⁽⁷⁾但这只是吴组缃的一面，他的更重要的方面是始终遵循现实主义艺术的法则，将真实性和作家的生活体验视为艺术的生命。从此出发，他对沙汀的作品才称赞备至，而对在思想上受其影响的茅盾创作中的脱离现实生活、主题先行、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却从不掩饰自己的批评。他不仅批评《子夜》：“作者对于兴起的一方面，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本书有不可讳言的缺憾”。⁽⁸⁾对茅盾的作品总体在艺术上评价也不高：

一般的说，他作品的主题，往往似乎从演绎而来，而不是从归纳入手，似乎不是全般从具体的现实着眼，而是受到抽象概念的指引与限制。因此，他的一部小说，往往似乎只是为社会科学理论之类举出一个例证；作为艺术的创作者，就似乎缺少一点活生生的动人心魄的什么。最明显的是他的人物描写。他的几部巨著中的人物，都似乎不能有血有肉的突出纸上，给人以具体真实之感。使人似乎觉得，这些人物都是作者根据推理设想出来的，而不是根据深刻的实际观察与体验创造出来的；使人对这些人物感觉隔膜、邈远，不可把捉。⁽⁹⁾

在茅盾的作品获得极高声誉、其创作被视为新文学主流方向的三四十年代，吴组缃的这种批评可谓是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同样具有左翼创作倾向、坚持文学对社会、时代反映的吴组缃，却并没有因为“思想”而忽视“艺术”，而是看到了左翼文学明显的缺陷，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避免了这些缺陷。吴组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他从创作一开始就恪守着“写我比较熟悉的”、“写不出不勉强写”的朴素而深刻的文学观。

由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吴组缃为什么写得少的原因。排除种种主客观方面原因，吴组缃在对生活不熟悉，对欲反映和表现的对象缺少切身体验的时候，宁愿搁笔，也不会像茅盾那样，“受到抽象概念的指引与限制”，以牺牲小说的文学性为代价，“主题先行”。⁽¹⁰⁾总之，对于吴组缃来说，小说要切近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社会，这是一回事，但是，是否能真切、具体、生动、有血有肉地反映和表现，这又是一回事。在吴组缃的文学观中，天秤的重心永远是向艺术倾斜的。早在学习创作之初，他就说过：“本来，无论是伟大雄浑的文学，或纤弱趣味的文学，依我说，在纯粹艺术原理的天平上，其价值是不分高下轩轾的。”⁽¹¹⁾换言之，在吴组缃看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必须是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标志，也是小说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主要条件。

那么，什么是吴组缃最熟悉的人与事？他在创作中又是如何反映和表现这些人与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