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风生水起——从小厂老板到华商之王
从小加工厂的小老板，到资产过亿的集团公司的掌门人。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同样是精彩的。华商之王李嘉诚，为我们演绎了一段又一段精彩的商海神话。
第1节 远见卓识入地产
1958年，李嘉诚的长江工业公司在塑胶业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李嘉诚也由此获得“塑胶花大王”的美称。也许，他应该在这个行业一心一意闯下去，将这个美称继续发扬光大，争做世界塑胶业的泰斗。
李嘉诚却不是这样想的。他没有就此停步，更没有倒退，没有因为初步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更没有停留在享受人生层面上。的确，他心中的蓝图岂是塑胶花所能涵盖的？生产塑胶花只是他赚钱的方式，是他资本的原始积累。他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展现人生的价值，看看一个人的能量究竟有多大？跑得有多远？
塑胶花的成功，培养并坚定了他建立伟业的雄心。当然，他也不会草率摈弃塑胶业。在其后十余年间，他在塑胶领域继续处于领先地位，为开创新事业积累了数以千万元资金。
李嘉诚不是一跃而就之人，他总是脚踏实地，向既定的目标迈进。他也不会鲁莽行事，每一个重大举措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周密调查——除非机不待人的非常时期。
涉足地产，孕育心中有数月之久，塑胶花为他赚得平生第一桶金，他才将构想付诸现实。
在今天，百亿身价的超级巨富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商人。可当时并非如此，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这同时意味着，房地产不是人人都看好的行业。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洞察到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最明显的现象是，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1951年，香港人口才过200万，20世纪50年代末，已逼近300万。人口增多，不仅使住宅需求量的增多，因本埠经济的持续发展，办公写字楼、商业铺位、工业厂房也需求量大增。香港长期闹房荒，房屋的增加量总是跟不上需求量。
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港府采取高地价政策，寸土寸金，房贵楼昂。
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多次为厂房伤透脑筋。寻找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有多难！数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重新布局。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挤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业化进程出人意料地急速发展，物业商喜笑颜开，趁势提租。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用户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租。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也是其中之一。李嘉诚曾多次构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就用不着受物业商任意摆布了。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做地产商？
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
1960年在柴湾又建造了一座大厦。那时，香港正处于地产业的低潮期，自己建造厂房比租赁来得便宜、实惠。李嘉诚看到，在世界上，香港社会情况是比较稳定的，它正从转口贸易港逐渐迎来工业大发展的新阶段。港岛居民的增长率在快速上升，商贸业也在迅速发展。而香港面积不大，有许多土地还有待开发，香港市民需要大量住房、工业厂房和商住楼宇，发展房地产业将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这时，他手里已经积聚了有一亿港元的资金，必须主动积极寻找新的出路，发展新的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功。他开始问津地产业，向地产业进军。
李嘉诚虽吃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捷径——预售楼花，而是将此作为收租物业。
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的问题。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拿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真可谓一石二鸟。
继霍英东后，许多地产商纷纷效仿，大售楼花。银行的按揭制进一步完善，蔚然成风。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做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主要承担者是银行。
李嘉诚发现：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件好事。
李嘉诚最欣赏香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保守做法，重点放在收租物业。置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直雄踞中区“地王”宝座，拥有大量大厦物业。只要物业在，就是永久受益的聚宝盆。
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飚升的总趋势。收租物业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获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李嘉诚预测无误。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为29549.03元、124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82.2倍。
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了大量土地，渐成为香港最大地主。
诚然，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存户存款，因他大力投资地产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身上，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
但是，当时廖创兴银行挤提事件并未引起地产银行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1962年，香港当局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这股建房热潮是在银行的积极资助下掀起的，银行不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博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脱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楼（花）。大客大多是地产商，甚至还有银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炒股的黄牛党。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地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利润可观。
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呈几何级数涌来。
1965年1月，因为“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的香港小银行——明德银号发生挤提，宣告破产。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于汇丰银行而免遭破产。
为了制止住挤提潮，港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银行危机持续了一年多，许多银行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萧条。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比微乎其微。它只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未动摇其整个根基。
那些激进冒险的地产商，或破产，或观望。“保守”的李嘉诚却仍在地产低潮中稳步拓展。
1966年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一线曙光，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此时，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1967年，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香港也发生了市民“骚动”事件。那个阶段，香港社会人心波动。在1965年前后，香港多家银行出现市民挤提现象。内地红卫兵的激烈行动给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左派”注了一剂强心针，“左派”到市民中煽动反英情绪，并把大字报贴到港督府的大门墙上。英方暴力镇压，触发“左派”掀起“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由此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司徒拔道的一幢独立花园洋房竟贱卖至60万港元。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左派”的行动在升级，《明报》社评综述当时的情况：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用定时炸弹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香港传媒透露的全是“不祥”消息。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那么，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作为资产者，最关注的莫过于“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在香港推行内地的共产主义制度”。
“不可能，中共若想武力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香港是内地对外贸易唯一通道，保留香港现状，实际上对中共大有好处。中共并不希望香港局势动乱。”
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内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决议虽未涉及“香港式文革”，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空前灾难。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
李嘉诚逆同业之行而行，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在认定发展方向后，他集中了主要资金和主要力量，趁香港地产低迷时期，大量购入地皮、旧房。积极积聚力量，等待发展时机。在继续经营工厂生产的同时，他先后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厂房和商住楼宇。在当时的许多香港人看来，李嘉诚是“在冒着风险”，是很缺乏安全保障的，甚至说不定会遭到很大的损失和失败。但毕竟李嘉诚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当有不少人对局势持悲观、恐惧、失望心态时，他却等待着“否极泰来”。在同一时期，香港也有不少商人竞相投向地产业，都在各自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已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
这个时期的李嘉诚，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在长期的社会商业实践中，也已培养了一种过人的敏感性和悟性，铸造了精明干练的能力。
第2节 地产股市任驰骋
20世纪70年代，在房地产经营方面，李嘉诚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英资地产巨头——置地公司。但李嘉诚却并不害怕，他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决定与置地一比高下。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是1889年由英商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杰姆·凯瑟克合资创办的，当时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元，为全港最大的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置地跻身全球三大地产公司之列，在香港处于绝对霸主地位。除地产外，置地还兼营酒店餐饮、食品销售，业务基地以香港为重点，辐射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
李嘉诚话音未落，股东响起一片嘘声，李嘉诚手下的部门领导满脸疑虑。其中一位站起来质疑：“与置地等地产公司比，长江还只能算小型公司，如何竞争得过地产巨无霸（置地）？”
“能！”李嘉诚充满自信地说，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赫赫有名的遮打爵士由英国初来香港，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靠勤勉、精明和机遇，逐渐发达，成为巨富，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有压力才有动力。
当然，目前长江的实力，远不可与置地相提并论。但我们可以先学习置地的经营经验，置地能屹立半个多世纪不倒，得益于它的以收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次的方针。置地不求近利，注重长期投资。今后长江，也将以收租物业为主。
置地的基地在中区，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极限，不是寸金难得寸土，而是寸土尺金。长江的资金储备自然还不敢到中区去拓展，但我们可以去发展前景大、地价处于较低水平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去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记得先父生前曾与我谈久盛必衰的道理，我常常以此话去验证世间发生的事，多有应验。久居香港地产巨无霸的置地，近10年来，发展业绩并非尽如人意，势头远不及地产后起之秀太古洋行。我们长江，草创时寄人篱下，连借来的资金合计才5万元。物业从无到有，达35万平方英尺。现在我们集中发展房地产，增长速度将会更快。因此，超越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嘉诚早就把置地当成了目标。他在心理上已经把置地“吃”透了。所以，李嘉诚说这些话并非放空炮，说大话。
然而，李嘉诚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得到在座同仁们的肯定。长江和置地比起来，实力悬殊太大了。李嘉诚如果没有“超人”的本事，实难实现他的目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嘉诚看准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他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大力发展地产业。事实证明了李嘉诚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还未等房子建完，就有租户上门送上租金求租。他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之下，李嘉诚的资金涨幅很大。
尽管如此，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他认为快捷而有效的途径，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李嘉诚这一构想，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是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李锴先生在其著作中介绍：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在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其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由于与祖国内地的特殊关系，祖国内地政治的任何波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香港前途；第二，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海外市场能为香港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至少，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比香港市场要丰富些；第三，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注：贷款较易）。
“另外，在未有其他交易所成立之前（1969年之前），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透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当时香港会的会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及通晓英语的高级华人；而上市公司则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为香港本地工商企业集资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香港股市对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香港会上市条件的苛刻，不少华资大企业被长期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就被无形中排斥在股市之外。没有这些华人投资者入市，股市就少了相当大一部分力量，股市萧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股市的萧条，使得投资者对在香港投资业就越发没有信心了。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香港经济一度低迷。
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遇到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并且，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香港华人为了打破了香港会垄断的地位，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于1969年12月17日开始营业。远东会充分为广大投资者考虑，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的新纪元。
时值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有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元，占当时香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钱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
四会并存，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李嘉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萌发并筹划将长江上市的。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
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家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入市得到各方的关注与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上下欣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此时，身为长实董事局主席的李嘉诚却表现得非常冷静，他并没有像长实的其他人那样欣喜。
李嘉诚明白，长实的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看好长实，而是大市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还是得看长实的未来成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也就是说，要用业绩征服投资者。
李嘉诚还意识到：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自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现在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从此，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运作，接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是他们所不希望的。
但李嘉诚必须这样，他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
他已经树立赶超置地的目标，以其作为竞争对手。置地是一家上市公司，长实也非得跻身股市不可。长实要想拓展别无他径。
除此之外，李嘉诚还积极争取海外的第二上市地位。
当时香港最著名的证券公司，是冯景禧创办的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由新鸿基牵线搭桥，英国证券公司为财务顾问与包销商，长江实业于1973年年初在伦敦股市挂牌上市。
香港作为英殖民地，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实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实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
第3节 地铁竞标始镀金
对于李嘉诚来说，1977年是他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长实参与地铁遮打站、金钟站的上盖兴建权竞投就是在这一年。置地公司是当时夺标呼声最高的。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置地志在必得。群雄逐鹿，鹿死谁手，似有定局，但结果出人预料。
香港境外的大气候由阴转晴，世界性石油危机已成为历史；中国内地已从十年“文革”动乱中走出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口号，逐渐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香港经济以11.3％的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发展。百业繁荣刺激了地产的兴旺，地产的兴旺又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地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
1958年，李嘉诚涉足地产。1971年将长江工业改为长江地产，集中发展地产，次年又更名为长江实业并成功上市。当年的重大抉择，现在越来越显示出正确性。
1976年，长实取得年经常性利润5887万港元、拥有地盘物业635万平方英尺、资产净值增至5.3亿港元的历史最好成绩。李嘉诚在业界实力渐雄，名声渐响。
虽然李嘉诚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是他仍未进入“地产巨子、商业名人”的圈子里。长实说到底，仍是中型地产公司，是五虎将中虎气生生、但从不大啸大吼的一员虎将。
香港传媒界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有个新入行的记者问旁边的人：“那个额头高高，头发微秃，频频举手应价的中年人是谁？举一次手加个几百万，好像很平常？”
旁边的老记者说：“他叫李嘉诚，长江实业公司的老板，当年靠做塑胶花发迹，还被捧为‘塑胶花大王’。近些年投资地产，拥有多家工业大厦，还在赛西湖发展高级住宅楼宇，在地产界已小有名气。看他在拍卖场的气度，实力不可小觑。”
这位老记者解释了好一番，才使新记者知悉李嘉诚其人。如今，李嘉诚名声如雷贯耳，家喻户晓。若有哪位记者认不出李嘉诚，那定是天大的笑话。
船王赵从衍之子赵世曾，在1973年大股灾前的官、私土地买卖场上出尽了风头。
兼有花花公子之名的赵世曾，是众人心目中的地产强人，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除洋人外，似乎无人敢与其竞投争锋。股灾翻船后，赵公子淡出拍卖场。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华资地产五虎将。五虎将中，除低调的陈曾熙，人们更关注的是郭得胜、郑裕彤、胡应湘三人。
1977年后，李嘉诚成为公众的焦点，李嘉诚所到之处，都会被记者盯住不放，采访拍照。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拍卖场上擎天一指”。
197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977年，李嘉诚参与了地铁遮打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整个工程计划8年完成，需耗资约205亿港元。首期工程由九龙观塘，穿过海底隧道到达港岛中环，全长15.6公里，共15个站，耗资约56.5亿港元。
资金来源主要是由港府提供担保获得银行的各类长期贷款；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集资；地铁公司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车站上盖物业的利润充股。
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首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附近有香港政府合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总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与中环银行区近在咫尺。
有人形象地把中环、金钟两站比喻为鸡的两只大腿，其上将可建成地铁全线赢利最丰厚的物业。众多地产商都对这“两只大腿”垂涎欲滴。
李嘉诚何尝不为之心动。不过他更看重的还不是其上的发展利润，而是长实的声誉。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家在偏僻的市区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尺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无半砖片瓦的立锥之地！
李嘉诚涉足地产已20个春秋，盖了不少建筑，积累了不少经验，他觉得是到了改变形象的时候了。
早在1976年下半年，香港地铁公司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物业的消息发布之时，就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1977年初，消息进一步明朗，地铁公司将于1月14日开始招标，地段是邮政总局原址。原址拆卸后，兴建车站上盖物业。
地铁车站上盖投标物业之事让李嘉诚连日来寝食不安。在夜深人静的深水湾住宅的花园里，李嘉诚无心观赏月下的花木，他来回踱着步子，陷入沉思之中。
据追随李嘉诚多年的“老臣子”回忆，李嘉诚极少把工作带回家做，他总是在办公室处理工作，哪怕做到很晚。李嘉诚在家，除了学英语，翻翻报纸杂志，就是陪太太和儿子。他尽可能放松自己，不思考工作上的事情，保证睡得安稳，以便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工作。如果发现他把文件资料带回了家，那一定是遇到非干不可的大事。
如今的地铁车站上盖投标物业之事，是他认定的非干不可的大事。中环、金钟的两站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竞标。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必有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
长实竞投的把握有多大？若渺茫无望，不如不投。过去曾有多次政府拍卖中区官地的机遇。中区的地价高，日涨夜升，每平方英尺已突破1万港元，是当时世界地价最贵的地方。一块地，动辄要数亿至十多亿，非长实的财力所敢参与拍卖竞价的。
不敢参与，并非不敢期望，李嘉诚梦寐以求打入中区。
李嘉诚信步走到深水湾的山坡，眼前是海湾的朦胧轮廓。潮声在他胸中激荡，他眼前仿佛看到两座商业大厦，从地铁车站拔地而起。李嘉诚一贯渴望挑战，也乐意应战。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是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足，超越置地！”
李嘉诚大步回到家中，坐进书房，翻阅带来的有关地铁的研究材料。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香港商界有句十分流行的话：“撼山易，撼置地难！”李嘉诚料定：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将会参加竞投。华资地产建筑公司实力稍逊。置地的夺标呼声最高，长实若想参与竞投，就必须把置地作为竞争对手，与这个庞然大物对抗。
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当年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参与中区填海，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十多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物业和街道的名称及主人，就可知置地在中区的地位。当时的公众和传媒都把中环站称为遮打站。
金钟站离遮打花园广场仅一百多米，简直就处在置地的眼皮子底下。
争取中环、金钟车站的兴建权，等于打入中区的心脏，到置地这只座山虎的食槽里夺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置地并未公开声称参与竞投，就有报纸唱起置地“志在必得”的高调，谁与置地竞争，无疑“以卵击石”。
李嘉诚想，“志在必得”的置地，会不会“大意失荆州”呢？
置地属怡和系，怡和大班又兼置地大班。现任大班是纽璧坚，纽璧坚20岁起就在怡和洋行工作，一步步爬上董事局主席高位。纽璧坚没有任何背景，靠的是自己的勤勉努力。
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是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凯瑟克家族又是怡和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此，纽璧坚身为两局大班，又得受股东老板的制约。凯瑟克家族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这样，势必分散纽璧坚坐镇香港抉择的精力。
这正是一般不易洞察的置地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
置地一贯坐大，也习惯于坐大。过于自负的置地未必就会冷静地研究合作方，并“屈尊”去迎合合作方。
那么，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是什么？
香港地铁公司虽是一家直属港府的公办公司，但香港的公办公司并不像过去内地的国有企业一切都由政府包办。地铁公司除少许政府特许的权利和优惠外，它的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经营，都得按商界的常规法则进行。
李嘉诚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港府工务局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计约2.443亿港元，原址用作中环、金钟两地铁车站上盖。另加上九龙湾车厂地皮估价，两者合计约6亿港元。
港府为了弥补兴建经费不足，会以估价的原价批给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发展地产。
地铁公司在购旧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的地皮支付方式上产生了分歧。地铁公司主张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而港府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
李嘉诚首先明确这一点——竞投车站上盖物业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
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上产生分歧，说明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赢利。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这仍不足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李嘉诚的“克敌”之法是：
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
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做一次冒险。
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应允长实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赢利储备，李嘉诚可供调动的现金约4亿港元。
香港地铁公司于1977年1月14日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刺探地铁公司意图，准备投标书及附件，在限期内呈交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投标书内容则属机密。投标中标法则，若过多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则中标希望小；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己则毫无利益可图。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秘而不宣，任记者发挥想象揣测。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以往九龙段招标竞投的一倍多。据报界披露，它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日澳财团、辉百美公司、嘉年集团、霍英东集团、恒隆地产等。
舆论界凭其惯性，一致看好置地，置地优势昭然，中标呼声最高。
英文《南华早报》的澳籍记者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得到这样的一句话：“投标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报章均围绕“长实击败置地”报道中标结果。《工商日报》称：市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竞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卒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这块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占地2270平方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与长江实业李嘉诚首先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金钟站上盖则由日后商议签订。
当晚，唐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与会记者说：这座建筑物会逐层售与公众，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分享，地铁公司则占大份。若干家公司均对与本公司合作甚感兴趣，因而竞争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卒为长江获得，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据传，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大为不满，这成为凯瑟克家族逼纽璧坚下台的“筹码”。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元，创香港楼价最高纪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最好业绩。
地铁首期工程于1979年9月底竣工，中环、金钟两站上盖物业发展利润，大大缓解了地铁公司的财政困难。地铁公司主席唐信对与长江的合作非常满意，他说：“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地产发展，为本公司二期、三期工程的车站上盖合作，树立了样板。”
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两座发展物业为长江实业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
长实的赢利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获得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信誉和形象。这也是他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长实不再只是一家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长实中标，为它取得银行的信任，继续在中区拓展开创了有利条件。
第4节 出资重建华人行
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创设于1864年的汇丰银行名气非常大，港人无人不晓，所用的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它由英国、美国、德国、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家英资银行。现为一家公众持股、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
1977年中期，李嘉诚购入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有15万平方英尺。虎豹别墅为星系报业胡氏家族的祖业，据介绍该家族的一篇文章称：“所谓别墅，其实不是一座私人花园住宅，而是规模宏伟、饶有特色的公园。有巍峨屹立的七层白塔，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展览馆，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动物雕塑装饰着崖壁，还有叙述警世故事的泥塑及假山、山洞等，参观、游乐、购物、休息场一应俱全。到过虎豹别墅的人，无不称赞它的丰富多彩，富丽堂皇。”
李嘉诚购得地皮后，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大厦。游客批评大厦与整个别墅风格不统一。李嘉诚遂停止在地皮上继续大兴土木，尽量保持别墅花园原貌。
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为沈弼（Michael Samdberg），李嘉诚寻求与汇丰发展华人行大厦的合作，正是与沈弼接洽的，两人还由此建立起友谊。香港经济界的人常说：“谁结识了汇丰大班，就高攀了财神爷。”
汇丰银行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国际性金融集团，号称香港第一大银行。1992年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的汇丰集团，其资产总值达21000亿港元，跻身全球十大银行之列。1992年年底在港发行股票总市值为1399亿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0.5％。该年度，集团总赢利为129亿港元。汇丰的声誉不仅仅限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它在香港还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在数次银行挤提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角色。
经汇丰扶植而成殷商巨富的人不计其数。20世纪60年代起，刚入航运界不久的包玉刚靠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而成为著称于世的一代船王。现在，李嘉诚取得汇丰银行的信任，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极有可能在汇丰的鼎力资助下成为香港地王。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知道，言行较为拘谨的李嘉诚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他不像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而更像一位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中年学者。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都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旧华人行的拆卸工作始于1976年2月10日。在20世纪初，港岛中环是洋行的天下，华商想跻身中环无立足之地。当时有一位地产商在皇后大道中兴建一座商业办公综合楼，楼建成后，华人竞相入伙承租。洋人一贯自以为高人一等，不屑与华人同楼栖身，已付订金的洋人纷纷退租。于是此大楼便成为华人的“独立王国”，大楼名称便改叫“华人行”。华人行由此而得名。不少华人从华人行发迹。最具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有香港股坛教父之称的李福兆于1963年与友人在此密谋成立与香港会抗衡的证券交易所，秘密安装150条电话线至华人行，并于1969年年底宣告远东交易所开业。
1974年，汇丰银行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年代久远，建筑已十分陈旧，更因为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大楼已日益变成小矮人。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清出地盘，用于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在地产高潮，位于黄金地段的物业必寸土寸金。加之华人行在华人中的巨大声誉，华资地产商无不想参与合作，分一杯羹。李嘉诚便是其中之一。他稳操胜券，果然如愿以偿。是长实（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简称，此时李嘉诚的长江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大型集团公司）中标获取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的原因，才使得“高高在上”的汇丰大班沈弼关注起这位地产“新人”李嘉诚来。他仔细研究了李嘉诚合作的意向材料，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此时，与李嘉诚中标地铁上盖不满一个月。
李嘉诚投标夺得中环及金钟站上盖发展权以后，名声大振。香港汇丰银行与李嘉诚长实集团共同组建华豪有限公司，将汇丰银行旗下物业旧华人行拆除，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出去。李嘉诚知道，首次与汇丰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汇丰的信任。其结果让合作方非常满意，新华人行建设速度和效率不仅在香港，而且在世界上也堪称典范。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
“旧华人行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行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著称于世，不管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长实与汇丰都是本工程的开发商，故而沈弼不便“自我吹嘘”。他对港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也就是对李嘉诚的赞誉。
长江集团总部于3月23日迁入皇后大道中29号新华人行大厦。长江正式立足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位更上一层楼。
李嘉诚与汇丰在华人行良好的合作成为其日后紧密合作关系的开端。李嘉诚房地产经营的辉煌业绩与汇丰银行在融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
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
第5节 蛇吞和黄成超人
与资产价值六十多亿港元，被称为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的和记黄埔比，长实只是一家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之术？
华人首富李嘉诚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家，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具有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之际，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强，独一无二。
祈德尊算准了香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地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铁齿钢牙”，“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股市大灾，之后爆发生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接踵而至的是香港地产的崩盘。这一系列灾难把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拖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
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
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家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九龙仓的同时，也垂涎于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与怡和大班的博弈难分胜负。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殊死搏斗。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尚未理顺，各股东间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轨，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汇丰大班沈弼暗放出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了包氏的感恩相报。
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李嘉诚深知自己与汇丰的关系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了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李嘉诚的加入，让和黄股票炙手可热。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金。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博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令人难以置信，难怪当时的和黄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了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李嘉诚在沈弼眼中的好印象，早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之时就留下了。而沈弼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堪称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赢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家英国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为之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
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也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引起了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评述中说：“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家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唯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抗衡，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可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比齐。”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而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可谓是典型的案例。在吞并企业方面可以说是个“大肚汉”，但他的肠胃功能不好，吞进去的没有好好消化，最终把个巨人似的集团给葬送了。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颇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
他又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李嘉诚是个务实的人，他总是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
李嘉诚做事一贯低调，虽然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但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加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嘉诚较快地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他，信服他。表面上虽然是韦理主政，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但实质上，大权已掌握在李嘉诚手中。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济性赢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赢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赢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超人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还有这样一个说法，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第6节 另辟蹊径超置地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时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当时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单以地盘物业比，拥有35万平方英尺的长实如何比得上拥有千余万平方英尺的地王置地？
1979年，长实拥有的地盘物业急速增加到14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香港民间第一大地主置地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才1300万平方英尺。长实职员欢欣鼓舞，不到10年时间就实现了赶超置地的目标！
李嘉诚仍不满足于长实拥有地盘物业超过置地。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推出四大屋村，规模之大，赢利之丰，令人叹为观止。1986年，《信报》首次刊出香港十大财阀榜，长实名列榜首，彻底实现赶超置地的宏愿。
对于过去取得的成绩，李嘉诚由衷欣慰，但他对长实与置地的差距也很清楚。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皆在寸土尺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在黄金地段的物业寥寥无几，大部分在尺土寸金的地段。两者物值相去甚远。李嘉诚并不急于在中区发展，他更看好港岛中区和九龙尖沙咀以外区域的发展前景。
1978年，港府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成的房分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后者为私建；公房廉价出租或售予低收入者，私房的对象以中高消费家庭为主。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为这类大众消费家庭推出的。
在港岛北岸的中区、东区、西区，每年都有高层住宅楼宇拔地而起，那是祖传地盘物业的业主和地产商收购旧楼拆卸重建的，地盘七零八落，很难形成屋村的规模。
屋村只有到港岛南岸、东西两角、九龙新界去发展，形成十多个卫星市镇。大型屋村的优点就是综合功能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一个大型屋村往往由政府与多个地产商共同开发，屋村之外还有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物业。
李嘉诚以开发大型屋村而蜚声港九。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因为先后完成了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四大屋村而赢得了“屋村大王”的称号。
兴建大屋村不难，难就难在获得整幅的大面积地皮。李嘉诚有足够的耐心，但他不会坐等机会，他在筹划未来的兴业大计之时，仍保持长实的良好发展势头。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大班约翰·马登，合作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与约翰·马登再次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入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
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合组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平台面积29万平方英尺，计划兴建30层高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中资侨光，三方合作投资香港（中国）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高记录。该厂地皮面积180万平方英尺，位于新界屯门市，计划年产高标号水泥140万公吨。该厂于1982年年底建成投产。
1980年，长实联营公司加拿大怡东财务与九龙仓、置地、中艺（香港）、怡南实业、新鸿基证券合组联营公司，以13.1亿港元价格，投得尖沙咀西一幅7.1万平方英尺的综合商业大厦，建成的单位全做出售。
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联手合作，斥资10亿港元购入国际大厦和联邦大厦，5个月后，以22.3亿港元出售，利润达100％以上。有人问：长实兴建和购得的楼宇，现在为何大部分做出售，而少做出租？
李嘉诚说：“这并不违背我们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因为要决定将楼宇出售或收租，须看时势及环境而定，而现今楼宇价急升，售楼所能获得的利润远比租屋为多，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是将建成楼宇出售为合算。”
1980年11月，长实与港灯集团合组上市国际城市有限公司，共同开发港灯位于港岛的电厂零散旧址地盘。
1981年元月，李嘉诚正式入主和记黄埔任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收购和黄动机之一，便是它的土地资源。先前，和黄洋行大班祈德尊已开始在腾出的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皮上发展地产，兴建黄埔新村。因为不懂地产经营，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什么价值。韦理接任后依然没有改变惨淡经营的局面，股东怨声载道。
幸得这幅大型地皮未做满，给李嘉诚提供了施展的舞台。李嘉诚酝酿大型屋村已有数年，他仍耐心等待。1984年9月2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前景骤然明朗。恒生指数回升，地产开始转旺。
年底，和黄宣布投资40亿港元，在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盘，兴建包括商业中心的大型住宅区黄埔花园屋村，据传媒披露，李嘉诚1981年就计划推出这一宏伟计划。时值地产高涨，按当时地价计，和黄需补地价28亿港元（按港府条例，工业用地改为住宅和商业办公楼用地，须补地价），故而李嘉诚有意把与港府的谈判拖延至1983年的地产低潮，结果李嘉诚以3.9亿港元获得商业住宅开发权。一笔极廉的补地价费用，大大降低发展成本，屋村的每平方英尺成本不及百元。屋村计划尚未出台，李嘉诚已狠“赚”了一笔，就此一点，已比祈德尊、韦理高出几筹。
行家估计，整个计划可获利60亿港元。如此高的回报，喜煞和黄股东，也羡煞地产同业。整个黄埔花园，占地19公顷，拟建94幢住宅楼宇，楼面积约760万平方英尺，共11224个住宅单位，附有2900个停车位及170万平方英尺商厦。整个计划分12期，首期1985年推出，1990年全部完成，被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屋村工程，超过政府建的大型屋村，在世界也属罕见。
丽港城、海怡半岛两大屋村投建的意愿，萌动于1978年李嘉诚着手收购和黄之时。之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耐心等待，精心筹划，于1988年才推出计划。
1985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购了置地所控的港灯。计划利用港灯位于港岛南岸的鸭脷洲发电厂现址开展地产，与电厂相连的有蚬壳石油公司油库，蚬壳另有一座油库在新界观墉茶果岭。李嘉诚开始了一连串复杂的迁址换地计划。
和黄与太古各占一半股权的联合船坞公司与蚬壳公司于1986年年底达成协议：将青衣岛的一块庞大油库地皮与蚬壳在茶果岭和鸭脷洲的两个油库地皮交换。同时港灯的鸭脷洲电厂迁往南丫岛。这样，李嘉诚就腾出两整块可供发展大型屋村的地皮。
1988年1月，全系长实、和黄、港灯、嘉宏4公司向联合船坞公司购入茶果岭、鸭脷洲油库，即宣布兴建两座大型屋村，并以8亿港元收购太古在该项计划中所占的权益。这样，两大屋村地皮归长江系全资拥有。两大屋村预算耗资110亿港元，又一次轰动港九。《信报》称：“唯超人才有如此超人大手笔。”
茶果岭屋村定名为丽港城，占地8.7公顷，为高级住宅区，有专为住户设立的私人俱乐部。屋村预计有38幢25～28层住宅楼宇，单位面积640～920平方英尺，共8072个单位，总楼面达620万平方英尺，附设16.1万平方英尺商厦。总投资45亿港元。
鸭脷洲屋村定名海怡半岛，占地15公顷，兴建38幢28～40层住宅楼宇，单位面积600～1100平方英尺，共10450个单位，总楼面达787万平方英尺——超过黄埔花园。附设31.2万平方英尺商厦、网球场、俱乐部、游泳池等。总投资65亿港元。
长实估计，以1988年同类楼宇的时价每平方英尺1000港元计，两大屋村可获纯利50亿港元。
1990年5月丽港城首期发售，每平方英尺售价1700港元，用户及炒家争相抢购，异常激烈。到1993年，丽港城的每平方英尺售价已达4300港元，海怡半岛为3300～3500港元之间，均大大超出预计售价。若加上建筑成本及售房成本上涨等因素，两大屋村全部竣工赢利，远远突破百亿。
人们在称道“超人”过人的胆识与气魄之时，无不惊叹他锲而不舍的忍耐力。
天水围屋村是嘉湖山庄的前身。天水围在新界元朗以北，与深圳西区隔一道窄窄的深圳海湾。嘉湖山庄计划的推出，也历经10年。
1978年，长实与会德丰洋行联合购得天水围的土地。1979年下半年，中资华润集团等购得其大部分股权，共组巍城公司开发天水围。公司股权分配是：华润占51％，胡忠家族大宝地产占25％，长实占12.5％，会德丰占5％，其他占6.5％。华润雄心勃勃，计划在15年内建成一座可容50万人口的新城市。
其时，李嘉诚忙于收购和黄，无心参与天水围的策划。天水围的整个开发计划由华润主持。但是，华润对地产开发并不熟悉，对香港的商业规则也不甚了解。结果1982年7月，港府宣布动用22.58亿港元，收回天水围488公顷土地，将其中40公顷作价8亿港元批给巍城公司，规定在12年内，在这40公顷土地上完成价值14.58亿港元以上的建筑，并负责清理318公顷土地交付港府做土地储备。如达不到要求，则土地及8亿港元充公。
另外，港府于1983年年底宣布：计划投资40亿港元用于市政工程，其中整理地盘工程16.2亿港元，基本建设9.6亿港元。这两项共25.8亿港元的工程批给巍城承包，并保证15％的利润。
华润兴建50万人口城市的庞大计划胎死腹中，似乎有些心灰，其他股东也想退出。
李嘉诚看好天水围前景，他不慌不忙，逐年从其他股东手中接下他们亟待抛出的“垃圾”股票。到1988年，李嘉诚控得除华润外的49％股权，成为与华润并列的仅有两家股东。1988年12月，长实与华润签订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长实保证在天水围发展中华润可获纯利7.52亿港元，并即付3／4即5.64亿给华润。如将来楼宇售价超过协议范围，其超额赢利由长实与华润共享，华润占51％。
今后天水围发展计划及销售工作均由长实负责，费用由长实支付，在收入中扣回。
离政府规定的12年限期已过一半。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风险由长实承担，华润坐收渔利。当然风险大，赢利也大，若如期完成，长实按协议范围的售价，约可获利43亿港元。但据业内人士估计，长实可获利70亿港元。
这么浩大的工程，在不到7年时间完成，大概唯有长实具备足够的经验及实力，也大概唯有长实能赚到钱。
天水围大型屋村定名为嘉湖山庄。拟建58幢27～40层住宅及商业楼宇，总楼面1136万平方英尺，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私人屋村。共有单位16728个，可容6.5万人口，总投资63亿港元，预定分七期于1995年中完成。
第一期发售的7幢，税后利润10.86亿港元，其中长实得6.23亿，华润得4.63亿。另外7幢，华润可赢得协议范围中的7.52亿港元利润。以后6期，华润等于“额外”所得，而长实的利润更是不可斗量。
除了上述四大屋村，80年代推出的较小型的屋村有红勘鹤园、汇景花园。
1979年，李嘉诚收购英资青洲英泥就看好该公司在红勘海旁的80万平方英尺土地。当时传媒捅破李嘉诚“醉翁之意”：“首先，被收购之公司可提供合理的经常性利润；第二，被收购公司的大量平价土地可供日后发展；第三，若重估或出售该平价土地可获庞大利润。”
1983年4月8日，长实与青洲英泥发表联合声明：长实发行2458万新股（相当2.27亿港元）予青洲英泥，李嘉诚在14个月内以私人名义购入新股，以获得鹤园地皮及红勘的有关物业。
李嘉诚在这幅地皮推出高级住宅区——红勘鹤园。红勘是九龙新发展的繁华区域，楼价至20世纪90年代高攀到每平方英尺4000～6000港元，李嘉诚赚得盘满钵溢。
1988年4月，长实与中资中信（集团）公司联手合作，投得蓝田地铁上盖发展权。1989年12月底，长实出台在地铁上盖兴建汇景花园的计划。蓝田位于新界南临靠维多利亚港东入口处，是一处偏僻地。由于第三期地铁的兴建，沿线地价飚升，汇景花园成了港人置业住家的好去处。
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耐心等待，捕捉机遇，有智有谋，从长计议。李嘉诚不断地通过官地拍卖与私地收购，为地产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地资源。
1986年1月，长江实业公司市值77.69亿港元，还远远低于置地公司的147.27亿港元。到1990年6月底，香港上市地产公司排行榜发生了变化：长江以市值281.28亿港元升至第一位；郭得胜家族的新鸿基产业以市值242.07亿港元获得第二位；而原地产大佬置地则以216.31亿港元的市值降至第三位。另外，长江全系早在1986年中已超过怡和全系的市值。
置地的优势，是每单位面积的地皮楼宇价值昂贵。李嘉诚扬长避短，把发展重心放在土地资源较丰、地价较廉的地区，大规模兴建大型屋村，以量取胜。
20世纪90年代初，长实系各公司拥有已完成物业面积1655万平方英尺，建设中的地盘物业达3733万平方英尺，可供未来发展的土地储备2200万平方英尺。
有人总结，李嘉诚之所以能驰骋香港地产业，大概有这样几点原因：第一，他有超人的洞察力，能够慧眼识商机，并能适时果断地抓住机会；第二，他有超人的经营魄力，敢在关键时刻实施大动作；第三，步步为营，精心筹划与操作，一步一步地迈向事业的巅峰；第四，永不自满，永远寻找着新的事业目标，并适时地付诸实施。
第7节 击败英资控港灯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李嘉诚大举进军香港英资企业。
1979年，李嘉诚入主英资青洲英泥董事局；1985年，他又斥资29亿港元，从老对手置地手中购得港灯集团；1987年，港灯分拆另组嘉宏。马世民任和黄行政总裁，并兼任港灯、嘉宏两主席。洋大班深孚众望，和黄系业绩惊人！
1977年，李嘉诚购得美资永高公司后，迅速把矛头指向称雄香港的英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系的九龙仓，以退为进的李嘉诚放弃九龙仓收购，把经营不善的和黄洋行树为靶子。
他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在市场悄悄吸纳英资青洲英泥公司的股票。197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25％，他入局出任董事。1979年，他所持的股份增购至40％，顺理成章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李嘉诚完全收购和黄洋行先后达3年，1981年伊始，他正式出任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
港刊称，“以鬼治鬼”是李嘉诚完成收购英资企业后的治理大计。青洲英泥的行政总裁选留布鲁嘉，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是李察信。
1982年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就香港的政治前途与中方谈判，香港英人惶恐不安，信心危机席卷香江。李察信竭力主张和黄集团将重心转向海外发展，李嘉诚却看好香港前途。两人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导致了李察信的辞职。接替行政总裁一职的是另一位英籍人士——马世民。马世民上任不久就参与收购英资港灯集团，并出任港灯主席。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于1889年1月24日注册成立，于1890年12月1日向港岛供电。股东是各英资洋行，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另一家是为英籍犹太家族嘉道理控制的中华电力集团，供电范围是九龙新界。二战之前，港灯做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激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居上，赚得盘满钵溢，还筹划向广东供电。
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九十余年来，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赢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一定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据1981～1982年市场传，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有觊觎之意。
这一时期，在海外投资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用股份，并以破香港开埠以来最高地价的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拟收购港灯的消息，已在市面悄然传开。原以为长实、佳宁会参与竞购，港灯、置地、长实、佳宁4只股票都被炒高。4月26日周一开市，代表置地做经纪的怡富公司以比上周收市的5.13元高出1元多的价格（6.3～6.35元一股的时价）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并到市场以9.40元的价位买入1200万股港灯认股证，占认股证总发行量的20％。
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佳宁正面临危机，长实只是放其一马。置地在香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还向银团大笔贷款，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港灯易手时移势转》一文指出：
本来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道尚佳，经济前景争气，资本雄厚，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不愁没钱赚，可惜戴卓尔（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摔一跤，摔掉了港人的信心。
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屋漏偏逢连阴雨。此时，欧美经济衰退，日本市场萧条，香港工商界也被感染了，像是被蒙上了一层凄云寒雾。地产市道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地产大鳖置地如被罩进铁网之中，楼宇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团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1983年地产全面崩溃，置地坠入空前危机。1983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
作为怡和旗下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淖，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赢利额暴跌80％。
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两家公司主席职务，原因是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向纽璧坚“兴师问罪”。这使得在怡和置地大班宝座上坐了8年之久的纽璧坚不得不默然下台。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我只是一名打工者。”身任香港最显赫、最具权势的洋行大班的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
纽璧坚对在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说：“整个形势都变了，英国准备抛弃香港，华商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愈来愈强大。这就像当年美国扶植日本，突然一天发现，原来抱在怀里的婴儿是一只老虎。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住，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面对维多利亚港，深有感情地喃喃说道。
通过纽壁坚的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纽璧坚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现在另一翼，能否保全呢？现在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置地大班，他是否又比纽璧坚高明？
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薪金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纽璧坚下台，舆论的焦点渐聚在西门·凯瑟克身上。
西门·凯瑟克尚未正式上台，港版英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以“对怡和新大班来说，战役才开始”为标题，报道怡和高层变动及未来。
李嘉诚十分关注怡和的变动，怡和的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不会轻易放过。李嘉诚通过与服务过14年怡和的马世民频繁接触，得知怡和高层一直患有“恐共症。”
置地陷入困境之时，马世民积极主张从置地手中夺得港灯。在这点上，两人英雄所见略同。但李嘉诚奉行“将烽火消弭于杯酒之间”的战略，主张以谈判的温和方法购得。纽璧坚的大班地位已岌岌可危，他不想在他手中失去九仓，又失去港灯。虽然他知道出售港灯，大概是早晚的事。早售早甩包袱，除此，不再有两全之计。
西门·凯瑟克接下怡和置地就如同接了个烫手山芋，在接手怡和置地的管理大权的同时，又接下前任留下的累累债务，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西门1942年出生于英国温切斯特市，他与曾任怡和大班的叔父约翰一样，少年时进入全英著名的伊顿公学念书，毕业后进入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西门不愿念书，他只读了一年就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他躺在棺材中，由同学抬出校门——从此永别了全球学子都向往的剑桥大学。西门的玩世不恭惹得他父亲威廉暴跳如雷，认为他是“孺子不可教也”。
西门的哥哥亨利·林德利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担任了3年怡和大班。西门于1962年加入怡和公司，在海外的分公司任职。1982年年初，西门调回香港，同年出任常务董事。他是凯瑟克家族中第五个出任怡和大班的人。为了坐上大班尊位，他说服其他董事，频频向纽璧坚发难。可谓用心良苦。
已过不惑之年的西门·凯瑟克，不再是年轻时的纨绔子弟。但他是否有能力统治香港最大洋行？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
对凯瑟克家族史做过深入研究的黄文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门·凯瑟克在过去多年不足以证明他因此而能够胜任怡和公司首席管理人职位。不过，事实证明，他虽是贵族出身，却不是外行商家，有能力发展怡和公司的多元化业务。”
李嘉诚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及凯瑟克家族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现在他不再做出任何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发展。
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委以他和黄董事行政总裁的重任，和黄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赢利大户。
1984年，西门·凯瑟克出台“自救及偿还贷款”一揽子计划，即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置地统揽怡和地产业务，自然是怡和的核心业务，因此，无论如何，置地的旗舰地位是要保住的，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断其一指——出售港灯减债。
首选的买家自然是李嘉诚。财大气粗的李嘉诚出得起理想的价钱，他曾向前任大班纽璧坚表示过收购之意。西门当时也在场，他很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令西门不解的是，这一年来，李嘉诚不再有任何表示。难道他真不想要港灯？港灯可是拥有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在港岛与其竞争，赢利确保稳定。
其实，这是李嘉诚使的欲擒故纵之计，这使西门如坠五里雾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主动向李嘉诚抛去绣球。第95期《信报月刊》描绘道：
1985年1月21日（星期一）傍晚7时，中环很多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街上人潮及车龙也早已散去；不过，置地公司的主脑仍为高筑的债台伤透脑筋，派员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计转让港灯股权问题，大约16小时之后，和黄决定斥资29亿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
这期间，李嘉诚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具体与置地商议收购事宜。消息传出，全港又一次轰动。
“我们不像买古董，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李嘉诚对新闻界说。
“假如我不是很久以前存着这个意念和没有透彻研究港灯整家公司，试问又怎能在两次会议内达成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呢？”
当年置地以比市价高31％以上的溢价抢入港灯；现在和黄以6.4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元）捡了置地的“便宜”，而购入34.6％的港灯股权，以市值计，李嘉诚为和黄省下4.5亿港元，显然要高对方一筹。
因为没有超过35％的线，所以不必全面收购。这是“和平交易”，没有出现反收购。和黄实际上已完全控制港灯。
收购过程中，有关股票未做全日停牌。只是午时左右，买家和记黄埔、卖家置地公司和“货色”港灯公司主动要求四家交易所停牌。
四家停牌时间不一，造成部分炒手利用时间差炒这三只股票。大部分投资者作壁上观，三只股票均未像以往的收购战一样被抢高——都知道李嘉诚“买货”不会出现竞购与反收购的好戏。
整个现金交易额29亿港元，按协议须2月23日前交清。和黄2月1日就提前付款。置地提出扣还利息。依计算2月1日—23日间，利息达1200万港元，和黄只收了400万，另800万送回置地。
这等于和黄蚀本800万港元，李嘉诚觉得这笔交易“抵数”。值得他看好的不仅是港灯的常年赢利，还看好港灯电厂旧址发展地产的价值。
李嘉诚斥巨资收购港灯，对恢复港人对香港的信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马世民谈起港灯的收购，仍对李嘉诚称道不已。
“一共花了16个小时，而其中8个小时是花在研究建议方面。”
“李嘉诚综合了中式和欧美经商方面的优点。一如欧美商人，李嘉诚全面分析了收购目标。然后握一握手就落实了交易，这是东方式的经商方式，干脆利落。”
同年3月（1985年），包玉刚收购了大型英资洋行会德丰。
此时，四大英资洋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会德丰先后落入华资手中。怡和仍是最大英资洋行，但昔日风光不再——九龙仓和港灯分别被华资两大巨头控得。
四大战役彻底扭转了英资企业在香港的优势，是香港经济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李嘉诚、包玉刚名声大振，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世界华文传媒，尤其是中国传媒，称李氏包氏是“民族英雄”，“大涨中国人志气，大灭英国人威风”，“被英殖民者统治百年之久的香港，从此扬眉吐气”，“李超人、包大人，不愧是龙的传人，世界华商的骄傲”，“大大振奋和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自尊”……
某位资深经济评论家说：“不必把商业行为太往政治上扯，别忘了他们（包玉刚、李嘉诚）是商人，当然是出色的商人。”
还是看看包玉刚、李嘉诚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
早在1981年5月12日，包玉刚在香港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说：
“我想你们其中必然会有人对我参与某些本港地产公司活动（注：指收购九龙仓）感兴趣。让我告诉你，我参与地产活动，并非因为我想与传统的英资洋行作对，而是像香港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控制权从一个环节转到另一个环节，或者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只是表示某些由于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资金需要另寻出路。”
对于“舆论有关他收购英资洋行的报道”，李嘉诚并没有从正面做出评价。他只是在很多场合说：“收购不像买古董，非买不可。”有人认为，买与不买，李嘉诚都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的，他并不把对方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李嘉诚还说：“我一直奉行互惠精神，当然，大家在一方天空下发展，竞争兼并，不可避免，即使这样，也不能抛掉以和为贵的态度。”
西门·凯瑟克在港灯售购协议上签字后，舒一口气道：“从此置地不再处于被动了！”几天后置地便宣布投资7.5亿元，兴建行将胎死腹中的交易广场第三期工程。其后，李嘉诚把29亿元的巨额现金支票交给西门，西门高高兴兴地将港灯交给长实系和黄。
一位评论家说：“李嘉诚真正发迹，是从收购和黄开始，李氏的发迹史无疑是一部吞并史。他并非像某些传闻说的‘为民族而战’，他是‘为自己而战，为缔造他的商业王国而战’。在两次浩大的收购中，李嘉诚头脑异常冷静，从未情绪化——这就是出色商人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