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前文学社群发展
先秦时期并没有结社活动，但却孕育了后世社群组织生成的因素，从上文对先秦时期“社”义的溯源可以看出先秦之“社”与后世社群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学社群发端于先秦，这和先秦时期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也有很大关系。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受教育对象主要是奴隶主贵族子弟，学校皆“以吏为师”，官师教授学生学习六艺和礼乐制度，官学直接成为国家行政机构。民间子弟无权接受教育，更无私人撰述。春秋之前，士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最底层，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官学子弟，在经济上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私有化的发展，诸侯国逐渐强大，周天子权利开始旁落，到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在社会关系上奴隶主阶级逐渐被新型的封建地主阶级所代替。士阶层失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开始以自己所掌握的礼乐文化知识教课授徒。“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开始在民间出现，“士”开始成为传承“道统”为目的的诸子学派。有的士阶层依赖于某一统治集团，成为为他们服务的“智囊团”，养“士”遂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士”为四民之首，是一群以传承“道学”为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直接成为后世文学社群成员的组成部分(社群成员不是由商人、农民和工人组成)；先秦时期私学在民间的兴起以及学术文化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成为以文学活动和以思想学术传承为目的的文人结社在民间流行的直接源头；同时，先秦时期虽然没有文人的结社活动，但却存在着文人集团，即诸子学派和依附于某些统治集团的“士”人，这种“合气类”的群体性和后世文人结社的团体性极为相似。
东晋时期的白莲社在中国古代文学社群发展史上是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社群组织，文人结社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于此。据晋佚名所撰《莲社高贤传》记载，白莲社是由东晋净土初祖释慧远大师集刘程之、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名士123人在庐山东林寺白莲池所结之社，其目的是“同修净土之业”，共期死后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由此可知，白莲社是为传扬宗教佛学的，并非文人结社，但它却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白莲社是由具有共同志向的人组成，具有团体性。(二)在有确切文献记载中，白莲社也是第一个直接以“社”命名的社群组织。从这两方面讲，可以说白莲社成为后世特别是明末文人大规模结社的直接源头。但又不能说白莲社与文学活动毫无牵连。据《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致使当时的宿儒贤达，也莫不叹服他学识博深。他居庐山数十年间，也常咏诗作偈遣闲，并有诗集《庐山东林杂诗》以及《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文，不但文笔空灵，辞藻也很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另据《莲社高贤传·不入社诸贤传》记载，慧远法师与诸贤曾以书招陶渊明(陶渊明时与刘程之、周续之号为浔阳三隐)入社，想来白莲社在传扬净土佛教之余也有文人雅士的诗文唱和，其影响深远，就连大诗人谢灵运也想入白莲社竟被拒之门外。可见，白莲社实际上是一个合宗教性与文学性为一体的社群组织，但文学性并不是白莲社结社的宗旨罢了。白莲社首以“社”命名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开始觉醒。
在追溯文学社群的起源上，郭英德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社群起源于中唐时期，具体而言是中唐幕府诗人所结“诗社”，而不是东晋时期的白莲社。郭英德先生所言是符合事实的，首先，幕府诗人结社成员组成主要是诗人，白莲社主要由僧人组成；其次，幕府诗人结社活动主要是从事诗歌创作，白莲社主要是为传扬佛教。因而，笔者赞同郭英德先生此说，认为中唐幕府诗人结社才是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社群组织。
确切地说，何宗美认为这些幕府诗人主要是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据欧阳光考证，司空曙(为“大历十才子”之一)诗中确切记载了他们的结社情况，如《题凌云寺》一诗：“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如何。”《岁暮怀崔峒耿湋》一诗也曾记载：“洛阳旧社各东西，楚国游人不相识。”由此可知，“大历十才子”曾经在洛阳结社“唱和”。前一首诗写出“十才子”结社诗酒唱和的兴盛，也就是说如果不入社，老归黄泉也是一件十分后悔的事；后一首则是怀念崔峒和耿湋两位诗人的(二人皆为“大历十才子”诗人)。“十才子”相继谢世后，他们的结社活动逐渐衰落，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的诗名为人所记起，而他们的结社活动却无人知晓了。可见，中唐幕府诗人结社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社会上也没有形成气候。
欧阳光在《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中指出：“在唐代的文人社团中，白居易所创之洛阳九老会值得注意。”并且认为九老会有组织者，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和活动地点，并定期举行聚会唱和，从而具备了后世诗社的几个要素，并且推断“我国诗社的正式出现是在唐代”；何宗美言，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的香山九老会。笔者亦认同此说，认为真正对后世文人结社影响较大的当数中唐诗人白居易晚年所结“香山九老会”。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正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期，牛李党争日益激烈，他在政治仕途上屡次被贬，心情抑郁，在他人生的后期便为自己安排了一条“中隐”道路，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于香山寺结“九老会”，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八年生活。白居易晚年结“九老会”主要是为远避党祸，静思谈禅，酌酒赋诗，独善其身以终老，其性质主要是怡老。但是，白居易在唐代毕竟是一位声名仅次于李白和杜甫的重要诗人，其诗歌创作数量在唐代也是首屈一指。对于这样一位著名诗人，如果仅认为他结“九老会”以娱老为主不免过于肤浅。实际上，“九老会”成员是由有诗才的诗人和僧人组成，白居易与他们在香山寺诗酒唱和、切磋诗艺，创作了大量的恬淡静美、富有禅境禅意的“闲适诗”，成为不少曾积极参与政治，后又纷纷退出政坛闲居洛阳的文人们诗酒唱和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后世很多文人士大夫就仿效白居易“香山九老会”晚年结社赋诗相乐。宋代历任仁、英、神、哲四朝宰相的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序齿不序官，为堂，绘像其中，谓之‘洛阳耆英会’，好事者莫不慕之。”邵伯温所著《邵氏闻见录》(卷十)也记载了文彦博于元丰五年(1082)，“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另外还有宋初李昉、宋琪、杨徽之等七人“思继白少傅九老之会”；宋元丰初年徐师闵、元绛、程师孟等人“因相与继会昌洛中故事，作九老会”；明初林原缙、丘慎余、何东阁等九人“修白香山故事”，结花山九老会；明弘治十一年(1498)，项忠、金礼等九人“比于香山洛社”结檇李耆英会，等等。可见白居易香山结九老会对后世文人结社影响之大，它直接孕育了以后的怡老会，成为后世特别是明代末年文学社群类型的重要一种。
唐代文人结社虽然具有了组织者、相对固定的成员和活动地点，并定期举行聚会，但在数量上仍然是少数的。这说明，唐代的结社活动还是一种新现象，并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在社会上没有普遍盛行，更没有形成一定的风气，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影响不大。文学社群在唐代还处于形成过程，但已初步具备了后世社群的雏形。
宋、元时期结社风气开始盛行。宋初百余年间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比较安定，各种行业取得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商业的繁荣，直接带来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一些比较繁华的大都市(如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对此有生动详细的记载)出现了供市民娱乐、艺人演出的勾阑瓦肆。为了发挥特长，增强竞争能力，同行业的艺人自发地、有组织地结合在一起组成各种会社，文学社群(主要是以说唱艺术等俗文学创作为主的社群)在这种风气和条件下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宋代“崇文抑武”的政策，也使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有丰裕的俸禄结社湖山，诗酒唱和，优游林下，颐养天年，这就决定了宋代的文学社群大多以怡老为主。如文彦博所结洛阳耆英会《会约》规定：
序齿不序官；为具务简素；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各不过三十器；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做菜羹不禁；召客共享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或因事分简者，听会日早赴，不待促；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这条《会约》规定了文彦博所结洛阳耆英会是以诗酒娱乐为主，具有怡老性。相比唐代，宋代的文学社群在数量上也多了起来，据欧阳光考证，宋代“有材料记载的各类诗社达六七十家”，以遍地开花来形容也不为过。
宋代文人结社的重要特点是，文学社群和文学活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以社群为中介而逐渐发展壮大。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直接冠以“江西诗社”。这就说明，吕本中认为江西诗派是在江西诗社的基础上形成的，更确切地说是徐俯所结之“豫章诗社”，正如宋赵彦卫所说：“诗歌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在吕本中所录25人中，有7人(谢逸、洪朋、洪刍、徐俯、洪炎、李彭、谢薖)是豫章诗社成员或与社中人士有密切来往，其中洪朋、洪刍、徐俯、洪炎是黄庭坚的外甥，这种亲缘关系使他们极易受黄庭坚诗歌创作和诗歌主张的影响，而诗社成员之间对诗歌创作技巧的研讨，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风格和创作主张极易趋于一致，这就有利于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诗歌流派。
更主要的是宋、元时期始有意为结社。社群内部有被公推为盟主的社主，一般是在文学上或政治上有成就和影响的人物担任，如洛阳耆英会社主文彦博，洛阳真率会社主司马光，彭城诗社社主贺铸，许昌诗社社主叶梦得，北郭诗社社主高启，等等。在社群内部还有比较固定的社群成员，有些社群开始开展一些社群活动。如吴自牧《梦粱录》记载西湖诗社“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寓流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这条记载告诉我们，宋代文学社群开始举行社群活动(社集)，而西湖诗社的活动最出色。这些社群还把他们创作的诗歌编辑出版为社稿，如汐社曾刊刻《汐社诗集》。为了加强社群成员的组织性，许多社群开始制订社约会约(如文彦博结洛阳耆英会所定《会约》)来规范社群成员的行为，明确社群组织的宗旨，增强社群活动的目的性。从文人结社的类型上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宋遗民结社，他们以结社的方式抒发亡国之痛，表达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倾向。由此可见，宋代文学社群的组织形式比起唐代更为严密，也更为完善。到元初的宋遗民结社，社群组织形式已基本成熟定型，类型也更为多样，对明清时期文学社群影响较大，明清时期的文学社群基本上沿袭了宋元时期的社群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