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到“活动”：诗朗诵在当前中国的价值①
〔美〕江克平著 吴弘毅译
一袭橄榄褐装束的女诗人方子，款步走向一小群观众——记者、诗人和房屋预期购买者们，聚集在北京西南部一家新开的接待中心前厅。右边是一座摩天大楼的缩微模型，左边的一个鹅卵石鱼池里躺着懒洋洋的金鱼。她手持无线话筒，开始朗诵：
家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无非是一座坚实而漂亮的房子，
你的房子在哪里，
你的爱就在哪里，
你的爱在哪里，
你的事业就在哪里，
……
歌颂房子歌颂家歌颂我们真正的天堂。②
这是2005年3月8日妇女节，“干草部落”的7位女诗人为她们的作品举行的一次朗诵会，宣告了第一届“格调”女性艺术展的开始，同时，这也标志着“格调”豪华房产销售项目进入第二个年头。这个项目由刘博女士负责运作，她既是北京依莲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干草部落”的发起人。
两个月后，在遥远的西部，喀什噶尔市人民广场高耸的毛泽东塑像挥起的手臂下面，竖起了舞台。职业朗诵家岳斌身着深褐色紧身套装，打着得体的领带站在台上。目光扫过台下的领导、挥着花束的中学生和解放军战士们，他开始了激情澎湃的朗诵，那是诗人骆英的《我是塔什库尔干的雄鹰》：
在塔什库尔干我长夜无眠
那灿烂的阳光依旧温暖在心间
我看见慕士塔格在月夜下闪光
卡拉库勒湖啊有一轮明月刚圆
石头城的微风像诗让我热泪流淌
梦啊，你怎会和塔吉克姑娘让我心慌
我无法如那千年驿站沉默苍凉
这美丽的土地让我大声歌唱
我是塔什库尔干的雄鹰啊在长夜中要飞翔①
这是“梦幻南疆喀什噶尔之春”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为庆祝2005南疆国际旅游节开幕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所举行的诗歌与爱国歌曲露天音乐节。主持人介绍了《勇敢的雄鹰》的作者：诗人骆英，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他是这次朗诵会的主办人之一，也是西起巴基斯坦边境，向东跨越整个南疆的五大旅游板块发展项目的主要投资人。
表面上，这两次朗诵活动有天壤之别。前者舒适而随意，女诗人身着流行的波希米亚休闲装，事先并未排练，朗诵断断续续，语言也不规范，把剧场化的效果降到了最低——这营造了一种独立的、先锋的、诗歌的、含蓄而高雅的气氛。同样地，“干草部落”成员们朗诵的大多数诗歌——像刘博的《女巫》、后朦胧诗人潇潇的《伤心的蝴蝶》和杜东彦的《疼痛》——诉说着热切但隐晦的个人经验。这些经验表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尤其是女性诗歌写作的特色。①“干草部落”的诗人文学小团体是自发地组成的。朗诵地点的狭小空间、私密气氛和私人经营也都暗示着一种边缘性，这常常被指认为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特征。
相形之下，喀什噶尔朗诵会的官方特色就非常明显了。领导讲话后，一排嗓音完美的职业朗诵家登上舞台，开始表演。他们的发音无懈可击，韵律生动，富有表现力，感情饱满，表情和手势有时还具有歌剧的效果。而他们献上的一系列精心写就的诗篇，大多是对新疆风光和少数民族的当代颂歌。颂歌的作者，多数是老一代作家。
朗诵的间隙，当地部队歌舞团的歌唱家们上台演唱爱国歌曲，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公仆赞》等。最后，展示了主办单位的名单。舞台背景上印着中坤投资集团的名字，上方则是其他主办单位的名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中央电视台、五家地方政府和行政公署，还有中国诗歌学会。
从背景到赞助者、服装、朗诵内容、观众、语音等方面来看，这两次演出的差别很容易让观察者给它们分别贴上“独立”和“官方”的标签。然而这是误导性的。这是因为以上两个诗歌事件都处于同一个信息框架中。这框架和两次表演活动的几个共同特点有关：它们一方面为商业服务，一方面也和近年来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样化的诗歌活动有关。不过，这两个因素——商业和文学——只构成整个图景中的一幕。更全面地看，这两个事件应该被理解为正在进行的21世纪中国城市公共生活重组的一个征候。这征候具体表现为无固定形式的、到处可见的、被彻底移植和改造了的“活动”文化。
为了阐释“活动”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就其相关术语中语言和历史的意义与“运动”术语作比较。我认为，在中国，90年代以来分散的、高度自发的“活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有组织的“运动”。更关键的是，虽然两者的特征在表面上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运动”与“活动”从根本上都是为了动员人们以达到更高的国家政治或经济目标。必须承认，诗歌朗诵活动只能算是当代“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不过，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诗歌朗诵与政府和市场的同谋，使得它成为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对象。当企图弄清楚当前中国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时，这种复杂的历史性关系就更有意思了。
“活动”是一个几乎无休止地变动着的社会组织方式。无疑，我对“格调”艺术展和南疆旅游节这两个诗歌事件的简短叙述已经足以证明，“活动”在规模、动机、参与者、赞助人等方面可以表现出惊人的多样性。因为篇幅有限，对各种各样的诗歌朗诵有效地进行调查是行不通的，所以，本文只能试图阐明所谓独立诗歌，通过一种“活动化”的过程，已经被动员来支持文化经济的事实。这里，我把注意力投向以诗歌朗诵使地产增值的“文化”活动战术。我研究一个突出但并非特异的诗歌朗诵与地产开发相关的案例：2004—2005年依莲轩房地产公司为北京“格调”豪华楼盘打响的宣传战役。本文关注独立诗歌的场景——文化经济通过朗诵活动对诗歌的吸纳，并就其可能蕴涵的意义作出思考。
认识“活动”：一个研究者的经验
本文通过实地观察、个人调查、与采访对象谈话等方式来搜集资料。换句话说，它基于一种半人种志式的研究方法。因此我有义务提供一些背后的信息。我对“活动”的兴趣是在十个月的时间里产生的，这期间我基本上都呆在北京，试图寻找、观察、记录并分析当下诗歌朗诵的实例。我很快发现，这些朗诵在中国城市里是鲜活而健康的。经过起初的几个月，我接触了大量的形式和情境文本都极其丰富的诗歌表演：从松弛懒散的先锋实验到一板一眼的官方活动，从私人家里举行的小型文学聚会到人民大会堂的管弦配乐诗朗诵。由于这些朗诵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性、规模的多样性和经常是即兴演出的事实，编制出一份精确的统计资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就诗歌朗诵话题与之交谈的诸多对象——编辑、诗人、朗诵艺术家——都认为在过去十年中，诗歌朗诵在逐渐繁荣，有些人甚至认为一个朗诵的“复兴”时代业已来临。据我个人的观察，无论是第一手资料还是从互联网上获得的信息，也都确认今天的中国不缺乏诗歌朗诵。
不过，对我来说，这“复兴”中的朗诵活动无论多么频繁多样，不知何故，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仍然觉得我没能准确地抓住问题所在。不论是现场观看演出还是观看视频记录，我越是关注这些表演的演出风格和舞台效果，越是觉得我捕捉不到重点。演出本身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可是不知何故，我觉得诗歌朗诵的真正意义还是在别的地方。
我怀疑这种迷惑来自口头表演艺术中的一些重要特征。理查德·鲍曼写道：“一切表演，就像一切交流一样，是处在具体的社会情境文本中，并被其规范化且赋予意义的。”①不过与此同时，表演的一个本质特点是，它也正消解着自己的情境性。表演更像诗歌，诗歌文本的形式特征和艺术性将它和日常语言区别开来，“表演则把言语行为变成表现的对象，把它从互相交流的情境文本中提到新的高度，让它面向观众的鉴赏和裁判。表演提升了言语行为的自我意识，使观众得以通过技巧和效果来评判演员的成就。因此，表演天然地排斥情境化”②。
事后想来，迷惑感还来自我那么刻意地观察朗诵表演在声音、文本、手势、服装、音乐和音效，以及摄制和导演等方面如何将语言超拔于日常生活，我的注意力被从比诗歌朗诵更大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中吸引开，而正是这潜在的社会历史情境才真正为诗歌朗诵这种表演类型提供了它所拥有的动力和活力。
试图理解诗歌朗诵运动的丰富意义——或者通俗地说，从树木看见森林——是个依赖实践甚于思考的过程。在八九个月的时间里参加了众多的朗诵活动之后，我发现自己无形中获得了一些参与能力，并且能够比较客观、自觉地观察这个能力。这不是说我朗诵得很好，虽然我经常被邀请上台朗诵一两首，而是说，所谓的参与能力来自一种“本地知识”。对我来说，“本地知识”有几种意思，例如，能够发展我赖以找出朗诵事件的关系网络，能够表现出值得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的身份，能够学会如何掌握关于诗歌和朗诵的集会的筹备流程，从而把自己加入其中。最初，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做这些事情，只不过是搜集对我的研究有用的信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我慢慢地把这种参与者的“角色”扮演得越来越熟练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我有能力保持一定的、理智的、自觉的距离来看待自己和他人行为中习俗化的模式。本文所提及的最大成果，是我的研究项目、甚至我在“野外工作”中的身份不是由对诗歌朗诵本身的分析来主宰，而是由个人对这文化活动的参与来奠定的。换句话说，想充分地、正确地理解当下的诗歌朗诵，一定要从“活动”这方面出发，因为“活动”，特别是“文化活动”，才是诗歌朗诵丰富而鲜活的基质；没有它，朗诵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长期以来我忽视“活动”这一范畴的另一个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活动”太常见、太广泛了，就像纤维被织进织物里似的，它混同在当代日常生活里，实在太不起眼了。它们似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我开始把“活动”作为一个分析对象考虑之后不久，我就明白了这个问题。一天下午，我在一个有北京的诗人、美术家和音乐家们参加的小型聚会（另一种形式的活动）上提到“活动”这个话题。我还没说完我的想法，邻座的一位女士突然打断了我，邀请我作为“嘉宾”，出席她在北郊组织的一次关于艺术的活动。几天之后，我在西南城市昆明，拨通了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的手机。我本希望和他会面，请教文学活动方面的经验和想法，从中获得深入的信息；真倒霉——他正在遥远的厦门参加一个活动，还说不能赶来参加这里的诗歌朗诵，难道不是一个遗憾么……
从“运动”到“活动”
“活动”之难以定义，正如它的普遍深入。这个名词可以拿来指称很多现象，小到植树节一个幼儿园小班去种树，大到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盛典。任何人都可以组织“活动”，从几个人的文学社团到私营企业的董事会、地方政府委员会，甚至不过是几个想找一点儿乐子的朋友。此外，什么地点都可以组织“活动”：城市广场、公园、艺术区、购物中心、学校或者公司的礼堂、饭店、酒吧，甚至家里的起居室。由于这种无定型组织的特性，在今天的中国城市，“活动”几乎被认为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事。不过，默默无闻不等于不值一提。反过来看，对“活动”这个词汇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利于考察数十年来，中国在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所进行的某些变革。
为了描绘出“活动”这个词语丰富的语言和历史内涵，有必要把它和相关的一个词作比较：“运动”。当然，这两个术语都已有英文翻译，前者译作“event”或“activity”，后者译作“mass campaign”或“move-ment”。不过，每种译法都丢掉了很多东西。直接翻译这两个字眼，只能僵化它们的基本含义，忽视其不断增加的寓意，而这些是理解当下中国的“活动”的关键。诗歌朗诵活动当然也不例外。
从词语本身出发，显然这两个双音节词第二个字是一样的：“动”。不过，二者语义的歧异正是从“动”开始的。任何一部汉语辞典都会告诉你，“运动”中的“运”意味着这动作是系统的、方向性的、有目的的：从手表和机器内部的机械运动，到有组织的体育竞赛中的肢体运动，有目的的人流和物流，充满权谋的对群众的操纵，扯远一点，甚至还有无法逃避的“运数”的作用。相反，“活”这个含义古老的象形文字，在左边带着代表“水”的语义的偏旁，意味着生命和自然自发的、无导向的、可以无限变化通融的行为。“活”网络般地扩展它的内涵，以囊括自由的和不可预知的、可移动和可更改的、无导向的和从容不迫的意义，例如，活动的牙齿、活动房屋，乃至用活动室的多种用途来自得其乐。
辞典的释义能显示这两个词的意义所囊括的范围，不过，对任何词汇的充分定义都有赖于对它们社会历史意义的积累。这一点对于“运动“和“活动”这个案例来说尤须强调，因为这两种社会化的“动作”形式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运动”这个术语，带有浓重的历史色彩。那就是国家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高歌猛进的历史。根据早些年对中国“群众战役”的研究，从延安时代直到70年代所开展的经典“运动”，是由“针对特殊目的的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构成的。这些运动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通过专门的工作组向基层党组织传达，而后落实到“群众”。在典型的“运动”中，“一大群人被动员起来，以相当显著、强烈而集中的积极性参与共同的活动”，不仅有着严格的政治工作，例如讨论、集会、演讲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包括多种形式的文化宣传。运动中的文化工作，是由中国文联下属的组织来完成的。这类工作需要在短期内就一个主题进行高强度的公众宣传，迅速引起反响以达到目的。因为“快”是此类战役的中心环节，动员性质的文类特色所青睐的自然是那些适于快速炮制、容易被观众理解并被迅速消费的形式：展览、说书、大字报、漫画、歌曲、电影以及幻灯片的放映，舞台作品诸如戏剧、歌剧和舞蹈，还有诗歌朗诵等。
作为管理国家的一种方法，即使“运动”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它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是有区别的。“运动”的重点——比如地域规模、参与程度的要求以及深入、猛烈的程度——会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而波动起伏。同样地，和“运动”密切关联的文化工作的细节信息，也随着“运动”的政策变化而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运动”强调以政治改造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以国家指导的、全国性的“群众经验”来取代以家族、部族为基础的交流，从而为新的国家整体化模式奠定必要的心理与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后“运动”从公共生活中褪色、消隐了，而“活动”开始崛起，取代了它的位置。今天的“活动”，虽然继承了之前“活动”的某些特征，但是在日常生活的组织中，它扮演着远为广泛深入、微妙复杂的角色。当代“活动”的形式和功能是如此令人眼花缭乱，想给这样一个多种形式混合的东西下个定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如下的描述也许是可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体寻求消遣、娱乐、社交、发展关系网络、非正式的教育、宣传的，或者以上都有。它们脱离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运行轨道，构架出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交流的圈子。为了充实这个描述，我将在如下两个关键词上下功夫：时间和空间；还有两个紧密联系的词句：文化经济和民主消费主义。
当代“活动”的特点是，它们是小规模的，在日常的时间中进行组织。相对于一个宏大的、集体前进的现代叙事的时间规模来说，“活动”的时间和好几种日程的时间安排有关：每周的五天工作日、工作假日、官方和非官方的周年纪念、学院日程安排、贸易周期，甚至季节更替。比如，诗歌朗诵这种活动形式可能发生于一个周日下午、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工人联欢会、去世诗人的纪念活动、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日（比如抗日战争胜利或者中国共产党诞生）、初高中的学年总结会、为宣传产品设计的促销“秀”上，或者就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季节——春季。不过，这种活动的日程有时要根据当地最普遍的时间安排来定，尤其是和一系列其他活动一起举办或是多个活动互相嵌套的时候。例如，一次为期一周的旅游节，也是今天很流行的“活动”形式，其中可能包括如下安排：发布会、开幕仪式、歌舞秀、公路汽车赛、抽奖、学术会议、美食节，最后是闭幕式——每一个都可以分离出来作为一项独立的活动。可见，“活动”有着临时性，既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高度灵活的。
就空间来说，当代“活动”和国家发起的“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表现出严密的组织管理性，自上而下，渗入个人的日常生活；而前者是在休闲消费的公共空间中发生，并自然地扩散、增生的。就它的本质来说，“活动”需要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见面、交流信息、玩乐、观看表演或表演。举例来说，我参加过的小规模文学活动的地点大多数正好是消费娱乐的热点：酒吧、饭店和书店中的咖啡厅。大一些的文学活动———像是会议、诗歌节、更大规模的诗歌朗诵，诸如此类—出于需要会使用由私人、半官方或官方机构提供的地点，这包括大学中的礼堂、图书馆和博物馆、地区文化馆、城市广场，甚至商业会展建筑。因此，就像它们组织的临时性一样，获得的空间也是分散的、灵活的，而且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和商业利益相关联。
想理解“活动”的重要意义，得先理解其商业的一面。“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经常受市场导向的制约，这意味着考察它们的时间和空间不能离开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实际上，近年来“活动”的增长，特别是包括诗歌朗诵在内的文化活动的增长，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管理模式的明显变化所推动的附带现象，那就是当前所采取的深思熟虑的政策：开拓发展文化以促进经济增长。这类增长受到文化转换为资本的驱策。简单地说，文化的象征性的价值是通过各类商品的附加值形式体现的。这些附加值提高了资本的经济价值，从而刺激了消费。
文化经济的到来，可以说，不放过当代中国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想到诗歌顽固不化地拒斥市场价值，相形之下其他的文艺形式（小说、电影、美术）却是从善如流、与时俱进，人们很容易以为诗歌朗诵会销声匿迹。不过恰恰相反，如上所述，朗诵继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中国的中心城市。这是因为朗诵已经被动员成为文化活动的层出不穷的保留节目。诗歌朗诵并没有成为文化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牺牲品，反倒成了文学行动的小众但却不可或缺的形式。公众关注的缺乏掩盖了它的重要性——它简直是21世纪肇始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条件的一个指标。
诗歌一纯洁性一财产
虽然在几乎所有的诗歌文化里，诗歌和土地都有着深刻的联系，不过诗歌和土地开发的关系显然在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活动中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从绝对数字和多样性来看，介入了房地产发展或地方宣传的诗歌活动多得让人吃惊。从北方的内蒙古到南方的广州，从繁荣的东部海岸宁波到不够发达的西部内陆省份新疆，在过去五年里，诗歌活动以这样的方式被广泛运用。①
这种伙伴关系初看可能挺奇怪的：土地，是中国改革时期最商品化的事物之一，怎么能和诗歌，也许是这个时期最不商品化的文化产品，拉上关系呢？事实上，诗歌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外表上给人的错觉正好使得后者可以利用前者。这个奇怪的联盟只能从探察朗诵活动和文化经济的关系来解释。
退一步说，在过去50年里，诗歌并不是第一个遭到商品经济力量困扰的文类。很多观察家都曾指出，无数小说家、画家和电影人，不得不抓住日益增长的国内外市场给他们作品提供的机会，扩展自己的身份，兑换成经济价值。例如，一批风格各异的电影导演都曾为文化经济作出过贡献，他们把作为文化工作的电影导演和作为企业运作的广告与宣传联系起来，与土地开发者的附属关系也最为活跃。因而，近年来，电影导演们，从先锋的到商业圈子的，都与有钱的商人通力合作，吹捧他们的产品，从手机到北京奥运，到豪华房地产。最近中国电影关注对空间的表现，正巧商业力量也企图赋予空间以文化的、也是经济的价值，于是，二者顺理成章地结盟了。①
不过，电影本身有着由巨大的观众市场和产品价格所构成的潜力，所以表现出和商业宣传广告的天然联盟性。至于诗歌和财产的联姻，虽然与对文化价值的经济需求类似，但是与此所关联的实际问题大相径庭。首先，即使是在1960到1980年代，诗歌流行的巅峰，中国新诗也从来没像电影院那样拥有过数目庞大的受众。其次，在发行方式上，很多诗歌不是编在没有书号的、手工的“畅销书”（民办刊物）上，就是通过欣欣向荣的网络散布的，因此诗歌出版的成本可以低廉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总而言之，商人们把诗歌和产品挂钩，看来得不到多少好处，而诗人们进行艺术工作时也不需要商界的高额投资。不足为怪，中国当代诗歌与文化商品经济之间一向保持着一个相当的距离。
当然，这距离的代价就是，诗歌在90年代纷纷萌芽的众多市场文化形式布局中被边缘化了。①这边缘化是把双刃剑，特别是对独立的或是先锋的诗歌类型来说。一方面，和1980年代的“文化热”相比较，流行文化的高潮深深地侵蚀了过去喜爱诗歌的读者们；另一方面，诗歌与主流的市场文化力量的分裂，加强了独立诗人及其诗作周围的文化品位的光环，使得诗人和诗歌不仅声称独立于市场之外，而且声称和越来越依靠私人企业的文学官僚主义作风保持着健康的距离。简短地说，当金钱关系被认为是肮脏的、市侩的、庸俗和粗鲁的时候，诗歌就被认为是纯洁的、无私的、高雅并且享有崇高文化声望的。
一言以蔽之，诗歌，尤其所谓独立诗歌，已经获得了经济上的边缘化所赋予的一种潜在的象征资本。正因为诗歌表现出反市场的天性，这象征资本却反讽地被市场本身拿来为它的投资增值服务。因此，这种共谋关系，在房地产市场表现得特别明显，也就不那么奇怪了。房地产市场不仅是当下经济活动最红火的领域，也是在公众眼里道德性最有争议的领域。
就诗歌活动来说，它们被牵连进去是因为它是一种诗歌文化的表演方式。通过诗歌朗诵活动，可以针对公众的需要来设计诗歌，把它摆在平时不接触高尚文学的人眼前。因而，这样的活动就提供了理想的传达手段，不仅宣传了一个诗性的、因而也是“洁净的”企业形象，而且对一个正在崛起的消费中产阶层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显示了他们所想要表达的自己与众不同的品位、精英化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从某个范围来看，大多数和房地产有关的诗歌朗诵利用了诗歌、尤其是独立诗歌的“品位的艺术”。不过，“格调”朗诵活动，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2005年的活动事件，还是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
“格调”和朗诵的时间与空间
“格调”2005年“三八”妇女节朗诵实际上只是一系列有关诗歌的活动之一。这些活动包括一次新闻发布会、一个诗歌竞赛、一个拟议的图书发行会，还有2004上半年的一次朗诵。这些都调用了相关的文化资源，特别是诗歌文化，来推动依莲轩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格调”楼盘的经济增值。①确切考察这一运作的过程，将为考察诗歌活动如何在房地产业文化经济中发挥作用提供一个有力的例证。
“格调”市场运作战役虽然调用了知识分子式的、高级文化的概念，但它的宣传信息并不深奥。它的第一个公共活动，是2004年2月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工程运营者的口号：“人文地产的觉醒”，为“格调”楼盘高调地贴上了“文化”的标签。他们所使用的词“人文”和“觉醒”都借自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历史。不过，用公司总经理、诗人企业家刘博的话来说，口号精简自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
诗歌与土地、土地与建筑、建筑与生活本身就是相生相通的，我们在地产界率先提出了“人文地产的觉醒”的口号，这次是希望通过诗歌来表达一种人文地产的理念；此外，通过诗歌比赛，出版中国第一部诗歌楼书，这也是房地产界的一个创新，是房地产与文化的一种有机结合。
刘博的宣言勾勒出文化一诗歌一地产之间关系的基本轮廓之后，活动的共同主办者、《新诗界》刊物的编辑李青松，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他的公开声明详细阐述了诗歌——高级文化的文学代表，和豪华地产——高端消费的市场代表之间的关系：
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房子就是一首立体的诗，而诗歌是写在纸上的建筑；诗歌被称为文学的金字塔尖，建筑需要用诗歌提升品质，诠释它们在设计、结构等方面的理念。格调总经理本身是个诗人，她提出的人文地产比较符合人们在高雅艺术、高品质生活上的需求。①
刘和李的宣言，共同构造了诗歌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的联系。二者都针对相同的市场目标：一个由预期购房者构成的阶层；或者引用某地产信息网上的说法：“有品位有文化追求的中产阶级。”②人们的言辞总是依据他们的逻辑前提，可是很明显，他们的目标是把诗歌的孤高形象兑换成“格调”地产的文化资本。
有一点很重要：为了强调刘博的诗人和公司总经理的双重身份，新闻发布会的声明也努力把诗歌的理念——“纯度”，转借到地产领域。通过在前台操作她的诗人企业家身份，刘博要让自己，同时也捎带上她的公司，摆脱地产业唯利是图的暧昧的道德形象。事实上，某流行商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商人的艺术梦想》正好做了这个工作，它把刘博和其他有诗人倾向的大亨们描述为“凭良心做事的”企业家。该文引述了刘博的话：“对于人和事，我很少用数字来衡量，完全凭良心。问题越是复杂，我越不用商人的逻辑去对待它。”③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诗歌的反市场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就刘博来说，诗人的身份意味着一个可以在精神和经济间自由切换的视角，从经济领域中超拔出来的想象的高度，同时也意味着可以把平凡无奇的商业运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高度，而在这个高度的领域，纯艺术的无私动机对商人的斤斤算计的压服能创造经济价值。
无论如何，“格调”宣传战役的核心是两个诗歌活动：在2004年和2005年举行的两次“格调”朗诵。这两次在“格调”售楼处出现的诗人们再一次证实了刘博要做诗歌赞助人的宣言。①但是两个朗诵更大的意义不在于这两天里诗人们到底朗诵了些什么，而在于这些如何被建构成为一个文化活动。这建构包括了几个元素：“格调”宣传本身的主题信息，以及当代活动这种社会实践对朗诵的时间和空间的部署安排。
关于第一个元素，这两次朗诵当然都和“格调”的市场战略所悉心设计的宣传言辞紧密相连。这套言辞，包括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和其他宣传文案中详细阐述的“人文地产”口号，这决定了被朗诵的诗歌的语境，当然也影响着它们的诠释。不过另一个为演出造势的重要的言说方式是开幕辞，也就是所有的、即使是最不正式的诗歌朗诵也有的例行步骤。例如，刘博为2004年3月21日举行的“国际诗歌节格调•新诗界诗歌朗诵会”上所致的开幕辞，为接下来的诗歌朗诵作了如下的框架性诠释：
格调之所以选择国际诗歌节开盘，是为我们提出了“人文中国—人文地产”的理念，倡导高雅生活，追求“诗意人生”，这与诗歌的理想境界不谋而合。②
这番对朗诵诗作意义的先入为主的阐释，并未改变诗作本身，只是把独立诗歌的文学排他性和“格调”项目的生活方式排他性糅合在一起。除了给诗作定调外，刘博的开幕辞也说明了活动怎样地利用日程安排把文化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2004年“格调“朗诵把商业运作的时间——“格调”开盘——和几个有关文化的日程周期相关联。这包括全球范围的每年3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世界诗歌日，地方性的则有为期一个月的由一系列活动组成的北京大学未名诗歌节的开幕仪式，它仅仅在一个多星期后就开幕了。①重要的一点是，朗诵是在星期天举行的，这使得它在文化经济不断扩展的业余时间“周末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些特殊文化活动的复合时空聚集在一个精心构筑的空间里：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的“格调”接待中心。2004年的朗诵事实上是和建筑对外开放同一天举行的，裸露的金属面板和长满了竹子的大厅可以说是鲍豪斯现代主义建筑学派和中国文化主义的有机金属混血儿。根据“格调”的宣传材料，接待中心的“主题”是“空间体验”。这“体验”是由物质和理论两方面建构的。物质方面是由建筑的三个功能构成的：第一层是房地产接待中心，而楼上是咖啡店和画廊；简单地说，整个建筑是一种地产、休闲消费和高级文化符号的混合体。理论方面，“空间经验”这个定义来自《格调：中国第一部诗歌楼书》的诗歌式的描述。这是一本在接待中心里发给客户的豪华印装对开大册子，在其中由四首“诗”构成的题为《体验》的系列诗中的一首，我们读到：
……
格调的空间体验
罗列了视觉、品位与交流
它所觉醒的
只是属于同类的极少一部分
在格调的空间体验中
空间被灵活组合、分割
介入的文化元素
拉近了空间的距离
……②
通过宣扬文化的主题，对审美形式的关注和针对小众的诉求，这首“诗”暗示着知识分子的独立诗学和高端房地产之间的一种相似性关系。因而，考虑到接待中心空间的物质建筑和白纸黑字的理论建构，考察2004年朗诵活动的空间是不能离开动用诗歌的文化资源以提升地产的经济价值的努力的。
当然，“格调”朗诵只能说明诗歌和地产关系的一部分。到此为止，我希望上述粗略的分析能澄清一下诗歌表演艺术、“活动”和社会历史状况这三种领域之间的微妙关系。那么，诗歌和诗歌朗诵所处的当代文化活动环境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一方面，必须谨记，由于“活动”本身无穷无尽的、无定形的本性，它排斥一般化。“活动”，包括诗歌朗诵，可能以任何包装、任何规模、任何形式和任何风格出现。它们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趋向多样化的一个动力性的表征。此外，由于近来公共和私人经济实体对诗歌的赞助日益增长，在一个不受外部力量制约的语境中公开地“谈论”诗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
最后（虽然很难给出数字证明），中国可能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朗诵的时代”。诗人们可以庆祝这个诗歌的“复兴”。但正如我希望已经在本文中证明的，他们应当牢记当诗歌从“运动”的社会到“活动”的社会过渡中获益良多的时候，被朗诵出来的诗歌却没有它初看起来那样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