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是父母的宽容造就了我无羁的童年，使我那些毫无章法的奇想异梦犹如爬山虎般肆意攀缘。多少年来，我写童话也好，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大大小小每件作品里都鲜明地印有我童年的胎记。童年——我文思的故乡，想象力的发源地。
我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了自己的世界
我站在星空下
感到世界在爬，
出入我的大衣，
如出入一只蚁窝。
——特朗斯特罗姆
对于我，儿童文学如同贝加尔湖，广阔无垠，水深难料，我则像一叶小舟。自1984年发表处女作起，小舟在湖中已寻寻觅觅行走了三十二个春秋。
媒体记者做采访时常问起：你是怎么爱上为儿童写作的？我一般从三方面回答：一、与我做过十三年初中教师有关系；二、与我女儿的幼年有关系，那时天天晚上给她讲故事听，书上的故事讲没了，就临时编一个，后来萌发了写出来的念头；三、与我的恩师滕毓旭先生有关系，他垂爱我，携我到达这片湖。这样回答是正确的，然而，随着阅历增长，又觉得不够彻底，后来又加上一条：天性是我持久为儿童写作的内力。
1999年，与恩师滕毓旭先生合影
我这人，皮壳老气横秋，内瓤装满了孩子气——简单、直白、真实、好奇、想入非非……这些儿童的特质并未随年龄增长而消减，反而愈发顽固、葱茏。1977年冬季，参加“文革”后首次全国高考被大连师范学校录取，我高兴异常，考友却不屑：读师范将来当孩子王，有啥出息？我不以为然，欣然前往，在后来当孩子王的日子里干得有滋有味。这是天性使然。日常我也是，说话说简单直白的，交友交简单直白的——对于乖滑、善事权贵的人我会敬而远之；我恐惧复杂的人际关系，唾弃人群中的狗苟蝇营、尔虞我诈；我愿意把每个人都想象得很好，愿意看见一个清澈见底的世界。一般来说，这种天性在人群里不安全，可它却成全了我——它使我不怕孤独，与世俗保持适当的距离，看世界的角度与他人不同，去掉虚伪与烦琐，单纯地去关注小孩子的事情。
1991年，在大连第五十二中学做教师时新年晚会上为学生表演口技
1989年，获沙河口区优秀教师称号
瑞典儿童文学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被授予瑞典文学院金质大奖章时，颁奖的院士在致辞中评价她说：“您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了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儿童的，他们是我们当中的天外来客，而您，似乎有着特殊的能力和令人惊异的方法认识和了解他们。”在这里引用这段话，不是说我有阿斯特丽德·林格伦一样的能耐，而是说我和她一样，在这个纷攘的世界上选择了自己的一隅，并为此陶醉。
童年，我的文学发源地
我出生在大连，祖籍是山东牟平。祖母为北京人——她当初如何从京城远嫁胶东我一直模糊，我只清楚我的祖父是个斗大字不识一个的佃农，供我父亲念了四年书。20世纪30年代初，十五岁的父亲挣脱了土地外出谋生，那时祖父已离世。文弱的父亲先去了青岛，后来到大连，又将祖母和叔父从老家接过来，我们就成了大连人。那时候日本人刚投降，大连市区内空闲的日本房满街都是，人们因怕小鬼子回来，都不敢去住。我父亲没有想那么多，带全家住进岭前的一幢带院子的宽敞的日本房。后来，老百姓胆子大起来，纷纷搬进日本房，等到我们老家一些远房亲戚来大连谋生就再也找不到房子住了。我父母是热心肠，招呼一拨拨远房亲戚住到我们家。如此，我们家原本宽绰的房间变得拥挤起来，但也很热闹，几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我父亲爱好唱戏，远房亲戚当中有会拉胡琴的、会吹口琴的，工余饭后大伙常一起自娱自乐。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我相信余留在房间里的那袭绵长的温馨影响到了日后的我。
小时候我爱画画，十岁时遇上“文革”，我着魔似的临摹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有一天，一个亲戚严肃地对我说：“这个不好随便画，画不像你就是反革命了。”我害怕了，不再敢画毛主席，开始画董存瑞、黄继光、雷锋、欧阳海、王杰、蔡永祥，照着报纸画，照着小人书画，街道墙报上的英雄像也成为我临摹的蓝本。我对枪情有独钟，画的董存瑞一只手举炸药包一只手拿着枪，画的黄继光扑暗堡也拿着枪，画雷锋、王杰、蔡永祥也都端着枪。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迷上了画“电影”——在长长的纸条上画出一幅幅图画，再用筷子做轴将纸条缠作一卷，然后在一个小方木框后面一幅一幅地拉开，让弟弟妹妹和邻家小孩观看。不是默片，我还一边“放映”一边配音呢！画得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名叫《小铁锤》，是根据一篇讲抗日的课文改编的，加进好多我自己想象的细节和道白。我还画了片头，画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的闪光五角星，“放映”时我拿嘴哼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前奏。来看电影的孩子是要买票的，票是我自己画的；钱也是我画的，发给大家，大家拿着我的钱买我的电影票。“电影院”在我们家后院里，摆上一些小木凳、小马扎当座位，上面还贴着座号呢。
1958年，全家福（前排右一为作者）
1966年，小学二年级
我还做过简易幻灯机（在学校看幻灯受到的启发）。家里没有手电筒，我是把一支矮蜡烛粘在铁皮罐头盒里做光源，“镜头”是用铁皮做的一个圆筒，对着白墙放映。画幻灯片是我最用心的一个环节，拿毛笔蘸着浓墨在玻璃片上画，画人，画枪，画坦克军舰，画飞机大炮。为了取得清晰的放映效果，我把简易幻灯机搬到床底下。我们家的床大得很，是用木方和木板搭成的，上面铺着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一张大床可以睡下我们全家人。床很高，底下的空间足以坐下我和弟弟妹妹及邻家几个小孩。床边带布围子，放下布围子，里面漆黑如夜。用火柴点燃蜡烛，玻璃片上的墨笔画映到了白墙上，观众们骚动起来，都往镜头前面挤——因为没有凸透镜，画面放不大，挤到跟前才看得清楚。放映结束，从大床底下爬出来，“放映员”和观众的鼻孔都被烛烟熏得黑黑的。有一次烛焰险些把榻榻米点着了。
想不到的是，儿时所玩的这些游戏，长大后竟然成为我创作第一部长篇幻想小说《爷爷铁床下的密室》的重要素材。在这部小说里，我用荒诞的手法写了一张神秘诡谲的大铁床，其灵感自然来自我们家的大木床，所谓“密室”也是儿时游戏的产物，小说里发生的许多毛茸茸的、现场感很强的细节均来自我童年的经历。苏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延续童年好奇心的产物……想象力不是凭空而来的，所有的想象力都有其来源。”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有记者采访他时问：“你在着手写《百年孤独》的时候，请问，什么是你的创作初衷？”马尔克斯回答：“我要为我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这很有意思，再大的作家都会向自己的童年索取。我去一些场合讲课时也常被读过《爷爷铁床下的密室》的孩子问起：“你写的那个大铁床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回答他们：“从童年的游戏里找到的。”
1979年，初为人师
不仅《爷爷铁床下的密室》如此，我的其他作品，像《装在橡皮箱里的镇子》《捡到一座城堡》《狼先生和他的大炮》《跑起来呀，小木床》《爸爸的旧铁环》《女孩和空房子里的老钢琴》等，从灵感到细节均与我孩提时代的游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前些时候，一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女远房亲戚（现任数学教师）还对我说：“你小时爱玩，不过玩的东西和别人不太一样。”在这个女远房亲戚的记忆中，我小时候除了爱放电影、放幻灯片，还喜欢做木匠活。是的，我喜欢做木匠活，那是为了给自己和弟弟造玩具。我们家穷，买不起玩具，只好自力更生了。见到别人家孩子玩买来的玩具步枪，我就照着做，木头、铁管、铁皮、铁条、拉簧、皮带都用上了，做出的步枪能射子弹（可惜只能射出一米远）。母亲说，我十岁时就能自己做滑车、冰车，和弟弟夏天玩滑车，冬天玩冰车。见外面兴玩什么，我就回家鼓捣什么，反正一天到晚不停地瞎折腾，用母亲的话说，没有闲着的时候。那时候我真像个勤劳又拙笨的小工匠，我家门厅有个小低柜，里面装有锯、羊角锤、钳子、铁丝、大钉子、小钉子，它们基本上归我专用，我的左手指经常被羊角锤砸出紫豆子。
如今回头想想，真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那时候我不着闲地瞎折腾，把家里搞得很乱，更是糟践了不少好木头、好钉子，可父母从未责备过我，遇到我往硬木头上钉钉子钉不进去，母亲还会帮我一把；父亲更殷勤，他在他们工厂的废铁堆里找到四个旧轴承，拿回家给我做滑车用。因此说，是父母的宽容造就了我无羁的童年，使我那些毫无章法的奇想异梦犹如爬山虎般肆意攀缘。多少年来，我写童话也好，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大大小小每件作品里都鲜明地印有我童年的胎记。童年——我文思的故乡，想象力的发源地。
十二岁前我是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十二岁之后，历史这个老顽童和我开了个不好玩的玩笑，将我掷入一块冷冽的沼泽地里。
196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那本该是一生最烂漫的时期，父亲却忽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牛棚”里，我顿时变成了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父亲前脚进“牛棚”，专政队后脚就来我们家抄家，一辆贴满革命标语的解放牌卡车停在门口，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街坊邻居大人小孩都来围观。我当时有一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感觉，深感恐惧，害怕碰见邻居，更害怕见到同学，自卑得像一只瘸腿老鼠，每天上学总是绕道走那些偏僻的巷子、胡同，甚至翻墙、钻臭水沟，天天都是磨蹭到最后一个进教室。同学们欢闹的声音于我听来似虎啸，教室前面的黑板在我眼里也变成一张嘲笑我的大嘴巴。我孤独得很，自卑得很，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间变得如此胆怯如此猥獕了呢？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四年级的小破孩罢了！
1969年3月29日，我们家被迫下放到庄河北部山区落户。记得全家人坐了一夜火车，又在一辆旧解放牌卡车上颠簸了一天，双脚才落到四面环山的一块瘠薄的土地上。空气令人神清气爽，山色透出微弱的新绿，大山后面响着英那河轰轰的水流声，我顿时有一种逃离虎口般的超脱感。而实际却令我大失所望，父亲的“历史问题”依然似沉重的大山压迫着我嫩幼的心。我所接触的新伙伴对我的歧视比起在城里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耳边每天每天都鼓噪着辱骂声，使我防不胜防。
1995年，与日本儿童文学作家马场志子（前排右）、滕毓旭（后排右）、于颖新（前排左）合影
人都有强烈的自卫意识，也都有反击的巨大潜能，可我面对这一片歧视的目光，只有畏缩、躲闪。我与伙伴之间有隔山般的陌生感，情绪无法流通，压抑得令人窒息。记得一次放学路上，有个叫“乌眼子”的男孩辱骂我，我做出了人生第一次抗击，与他撕打起来。他比我高一年级，块头也大，结果我的鼻子被打出血，衣扣也被扯落。让我最难过的是，围观的同学有很多，却无一人上来拉架，他们只当看客，个个幸灾乐祸。那天回家，我一路流着泪。
可以想象，我那时候对平等、对亲善、对爱与同情是何等渴望！大山应该为河流让路，让河流去滋润龟裂的心灵，使绿色之河与人们心中的爱树相伴成为永恒，这便构成了我日后儿童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墨槐》《落马河谷的冬天》《白狗》《远方的家乡》《樱子河的月亮》《野鸽河谷》《月宫里的冰雕》《冻红了鼻子》等，都蕴含着这一文学主题，都是对平等、对亲善、对爱与同情的殷殷呼唤。这些小说显得苦涩、沉郁，一词一句都仿若从沼泽里打捞出来，意象湿漉漉的，意境沉甸甸的，就连狗的目光、鸡的脸色、草木的摇曳，都带着对爱与亲善的饥渴。这部分作品被评论家归类为“苦难小说”。
“车培晶的儿童小说创作……自觉地融入了苦难意识，这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是并不多见的。读车培晶的小说，总是能在他编织的自由幻境与美好梦想之中感到一些沉重的东西，有时隐隐约约，宛如水墨写意；有时又跃然纸上，仿佛夜半歌声。我想，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极具责任感的作家精神禀赋的自然流露吧。”（张学昕、吴宁宁《建构儿童梦想的诗学——论车培晶的儿童文学创作》）“它们一如既往地‘注视着即使少儿世界亦无法完全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希望通过对逆境的透视、对创伤的疗治和对苦难的回味，强化小读者生命的钙质和心灵的承受能力……它们始终不放弃手法和语言上的精雕细刻，坚持不懈地营造诗的境界、诗的意味、诗的氛围、诗的美感，以此增添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等等。’”（古耜《在探索与扬弃中执着前行——再谈车培晶的少儿小说》）
1998年，被评为大连电视台先进工作者
1993年初夏，在滕毓旭老师的鼓励与怂恿下，我咬咬牙拿出几个月的工资，自费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神秘的猎人》，书中收录了二十三篇小说，有二十篇是这一时期带有“苦难”色彩的作品。
十年之赌
1996年是我人生光鲜的一年，我的小说集《神秘的猎人》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此奖为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项，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齐名，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三年评选一次）。
说实话，我对这个奖的到来感到突兀，毫无思想准备。《神秘的猎人》是自费出版的，薄薄的一本，二百零五页，装帧简陋，很像一只丑小鸭，我压根就没想拿它去评奖，是辽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赵郁秀和大连儿童文学学会会长滕毓旭一次次敦促我参评。赵郁秀老师甚至都跟我急眼了，她在电话里说：“你这个小同志，怎么拉你你往后紧紧呢，能不能评上你先报上，也费不了你啥。”我感觉自己像鸭子被撵上架，离报评截止日期剩下一两天了，我才不情愿地把十五本参评书寄走。因此，当得知获奖我相当蒙圈，觉得是一个梦。
我对自己就是这么不自信，不自信有谦虚的因素，而更多的是底气不足。等到诚惶诚恐地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结识了几位评委和评论家，并得到上海的儿童文学编辑家、评论家周晓老先生“你小说写得不错”的评论，我的一颗不安的心这才得到稍许慰藉。
《神秘的猎人》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证书
同一年，我的短篇小说《纸灯笼》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已改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纸灯笼》发表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儿童时代》杂志上，是编辑部直接拿去参评的，人家也没和我打招呼，等到获奖证书和奖金寄来时我才知道。刚刚接到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消息，突然又来了一个奖，真是令我大喜过望，激动得夜不成眠。1996年给我的感觉，就像处于一片黑暗的东方天空，旭日突然喷薄而出，霞光万道。
1996年7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时，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充闾（左二）来大连祝贺。右二为辽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赵郁秀，左一为大连儿童文学学会会长滕毓旭，右一为少年大世界杂志社社长王凯
获奖给我带来了诸多好处。首先，我对自己有了信心。其次，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上级为我调了一套三室房子。爬了十多年的格子，终于有了自己的一间大书房，兴奋得我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再者，一些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纷纷向我约稿，这一家，那一家。约稿，一准要发表、出版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张晓楠盯住了我，向我约书稿，不等我动笔就寄来了合同让我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个老资历编辑汤继湘趁我在北京参加研讨会，到旅馆里堵着跟我约稿；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也来邀我参加他们的长篇动物小说书系创作；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来大连办笔会，约我写长篇；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在贡嘎山下举办的长篇小说笔会……我告别了无名小卒的惨淡日子，再不用盲目地四处投稿了，再收不到浪费我的邮费、让我感觉羞耻的一封封退稿信了。
然而，这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我习惯把1984年发表处女作《眼镜国》作为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端，简历上一直这么写着，而实际上，我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角色。那时我刚从大连师范学校毕业，学的是美术专业，在大连市五十二中任美术教师，教书之余，一边作画一边悄悄学习写作，不敢张扬，因为文学底子太薄。那时正值全民文学热，经常有知名作家来连讲座，每一次我都去听，听得热血沸腾。为了提高语言水平，我还去大连工人大学半脱产班学习中文，取得一纸大专文凭。从1979年到1984年，我用了五年时间才有了处女作《眼镜国》的问世，而从1984年发表处女作到1996年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又用了整整▲▲▲二年好艰苦！特别是前六年，看不见一点儿曙光。那时候妻子忙于哺育襁褓中的女儿，每★★★二年时间。
1994年，游泰山。左一为少年大世界杂志社原社长王绍东，左二为滕毓旭
十二年好艰苦！特别是前六年，看不见一点儿曙光。那时候妻子忙于哺育襁褓中的女儿，每天下班回家我要干很多家务，等妻子哄女儿入睡后，我才进入自己的世界，这时已夜深人静。我一般用功到零点过后，赶上哪天来情绪了刹不住车，会一直写到东方破晓，洗把脸再迎接新的一天。家里住的是学校操场边上的油毡纸简易房，低矮逼仄，我抽烟，只能在四平方米大的厨房里写作，这小厨房放不开桌子，我坐个小木凳伏在煤炉旁的水泥台上写。
点灯熬油写的东西寄出去后，几乎百分之百被退回来。每天来的邮件都放在学校传达室里，刚开始同事们都不明白那是退稿信，后来就明白了。每次我都是鼓着好大的勇气到传达室取信，然后拿到无人处拆开看，看着千篇一律缺少温度的退稿函，心里拔拔凉。那几年退稿信太多了，连五岁的女儿都能辨出来。有个星期天，女儿在操场上和小朋友玩，传达室爷爷让她把一封信带给我，她一边快活地往家跑一边快活地喊：“爸爸，退稿信！退稿信！”我急忙止住她：“宝贝，小点儿声。”
天天点灯熬油，也不见成果，人熬得瘦成一把骨头。妻子心疼了，反对我继续搞下去，说：“我不图你当作家，只要你健康，咱好好过日子。”为此两人闹起婚后的第一次别扭。
我深爱着我的妻子，不想让她不愉快。几天后妻子带女儿去烟台娘家，我在家里将所有的稿子和退稿信统统填到炉子里烧了，把写作用的蘸水钢笔折断，墨水瓶也扔到了屋顶上，然后给妻子写了四页稿纸的检讨信，告诉她，从此我与文学一刀两断，不再去触它一下。但等到把信投到邮局邮筒回家后我哭了，把头埋在被子里哭出了声音，我从未这么哭过，汩汩泪水里有委屈有沮丧，有告别文学的手足分身般的痛，更有对爱妻的亏欠——为了文学梦，我忽略了她的感受，把本应陪伴她的时光都用在了爬格子上。
然而，抛弃文学后我变得萎靡不振，感觉世界模糊、灵魂飘零，像一条主人不要了的狗。真要感谢我的妻子，她从烟台回来后见我这副样子就心疼地说：“你爱写就写吧，我不拦你了，只是要注意身体。”我感激地望着她，不知怎么就对她说了这么一番话：“给我十年时间，就十年，如果再一事无成我就永远放弃文学。”这等于下了一次赌注，时间是1986年，这一年我三十岁。三十岁的我跟光阴赌上了，不，是跟自己赌上了！
1985年，女儿两岁半时全家合影
真的叫“赌”，因为你看不清楚前方的路究竟有多长，那条路隐匿在浓云迷雾里呢，你无从知晓它的真实面目，预计不到它的尽头会是一条清清的河，还是一大片不毛之地，迷疑、惶恐，却又痴情、神往，很复杂的一种心理。其实，写作也是一项技术活，它和学摄影、学开飞机开远洋轮船、学电脑编程、学车工、学厨师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所有的技术工种当中，写作是花费成本最高、风险也最高的一个，它需要相对漫长时间的磨砺，既耗心力，又耗体力，一旦搞不成，十几年、几十年的工夫就瞎子点灯——白费蜡了。这真需要一种铆钉般的定力才能支撑得住。
这十年，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把时间经营得滴水不漏，白天上班，夜间写作，公休日节假日都搭在写作上。每年春节全家一起去给父母拜年，之后妻子和女儿留下，我返回家写作。母亲总埋怨我说：“忙成这样，过年也不歇口气。”我喜欢边写作边阅读，像走夜路的盲人听着虫鸣一小步一小步摸索着前行。那时候，我阅读针对性很强，也很功利，相对于“博览群书”，我更倾向于精读、细读，合乎自己口味的名著我会翻来覆去地读，不厌其烦地读，细细咀嚼揣摩内中“秘诀”。举个例子，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乡村医生》《村子里的诱惑》，赖特森的《我是跑马场老板》等小说，我读过不下百遍，竭力让书中的情绪、光色、气息深入地浸泡我，腌制我，熏烤我，把我做成一块卤肉。
这十年，我正从而立走向不惑，工作走马灯似的变化。开始是又教学又兼任年级组长，负责区工会油印小报编撰工作，后又担任学校政教处主任；1992年调到区教育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和秘书；不久又调至大连团市委刚挂牌的杂志社，协助滕毓旭老师创办《少年大世界》杂志；1994年又调到成立不久的大连教育电视台，当起扛摄像机的电视记者。工作频频变更，且都是新职业，都面临从头学习的问题，特别是当电视台记者，工作强度相当大，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
然而，工作再忙，时间再紧张，我始终不忘自己的文学梦，始终不忘自己是个下了赌注的人。常常是白天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回到家先与妻子一起做饭、吃饭，然后先睡上一小觉，再爬起来写作。后来找到了一个更见效果的办法：正常时间入睡，凌晨两点钟起床写作。这个时间特别适合写幻想类的作品——凌晨，世间万籁俱寂，空空荡荡，伏案疾书的我会有一种主宰万物的感觉，思想无拘，天马行空，直到东方呈鱼肚白色，人们从梦中醒来，四下里的声音渐渐多而杂乱起来。而这时我心里常常会发生一些错乱，以为太阳的升起、人们梦醒后的活动都是我幻想中的情景。那种感觉美极了，就是给我一个王位我也不换。
任电视台记者时在辽宁师范大学采访
春游活动中与电视台同事做游戏，左一为隋日忠，左二为姜丽敏
如今回头看看，我大部分生命力相对持久的童话，如《大鼻孔叔叔》《村里有个喇叭匠》《老狼提托》《毛驴的村庄》《盲女孩》《布兜将军》《装在橡皮箱里的镇子》《狼先生和他的大炮》《吃皮鞋的老轿车》等，都是利用凌晨时间完成的，这些作品问世二十余年，至今仍受小读者喜爱，有的成为我写作的高峰，我似乎再也无法超越了。
另外，这十年里我有幸结识了滕毓旭老师，他是我文学成长道路上的一位贵人。我把习作送给他看，他提出意见后我再做修改，然后他再写信向一些杂志社的编辑朋友力荐。最初的一些习作就是这样发表出去的，这使我隐约看到了混沌的前方透出的一丝光亮。记得有段日子，我迷上了画漫画。那时姜末也画，他在春柳小学教美术，我在五十二中教美术，两所学校距离很近，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漫画，参加漫画展，在报纸上发表漫画，我把精力都用在了这上面。滕毓旭老师知道后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认为搞儿童文学比搞漫画更有前途，他让我专心致志写作。我记住了他的话。
1989年暑假，经滕毓旭老师推荐，我参加了写作生涯中的第一次笔会，是辽宁《新少年》杂志社举办的，地点在兴城菊花岛。
笔会上，我发现每个与会作者发表的作品都比我多，有人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了，还有人获得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另外，大家来前都带着写好的作品，参加笔会只是想让编辑看稿、提意见，只有我空手而来。我感到了压力，很着急，生怕人家嫌弃，暗暗铆足劲，不分昼夜地赶写自己的小说。白天，大家出去玩，我关在客房里写小说；吃饭喝酒，别人敢喝高，我不敢，喝高了就写不了小说了；深夜怕影响同室文友睡觉，我就跑到宾馆走廊楼梯口的灯下写，半夜三更，像个夜鬼，蚊子直往身上聚。
十天的笔会转眼工夫结束了，我没能完成任务——写了一篇小说，但属于半成品，编辑们提了许多意见，稿子需要大修改。回家后，我马不停蹄地修改，一共改了七稿，誊写了七遍，最终觉得满意了才寄出去，这时候距笔会结束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篇题为《墨槐》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友爱的故事，被《新少年》杂志1990年第一期作为头题隆重推出，并配有大幅插画。很快，《墨槐》就被国内权威刊物《儿童文学选刊》选载。不久，在滕毓旭老师的力荐下，《墨槐》又由日本儿童文学作家西村彼吕子翻译，刊登在日本儿童文学杂志上。
1989年，第一次参加笔会。右一为作者
1992年，参加《儿童文学》和《新少年》两刊联合举办的创作笔会。三排右一为作者
可以说，《墨槐》是我儿童文学创作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它使我悟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门道，在创作上获得了一次重要收获。“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对这句箴言我感触颇深。修改也是创作，在反复改动打磨的过程中，我对儿童小说逐渐有了明晰的认识。就像隔着无数层面纱，修改一次等于揭开一层面纱，一层一层地揭，一遍一遍地琢磨，这个过程非常受用，以至于成为我后来创作的一种习惯。
1992年暑期，我应邀参加上海《少年文艺》杂志社在浙江舟山群岛举办的创作笔会，同年秋季又参加了《儿童文学》《新少年》两家杂志社在旅顺口举办的创作笔会。这两次笔会称得上儿童文学界的高级笔会，大腕云集，我有机会结识了闫振国、秦文君、周锐、张之路、李松涛、高洪波等一批国内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聆听他们的创作真经，受益匪浅，胜读十年书。这之后，我的创作热情高涨，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然而，我很理智，会克制，会像玉雕家一样用心对待每一篇稿子，写东西从不一稿成，总要修改几次，并像鲁迅先生那样，把写好的东西放在抽屉里沉淀些日子，再拿出来进行推敲、润色，有时会推翻重新写，所以，写得比较慢。
从1990年到1995年六年时间里，我在北京《儿童文学》、上海《少年文艺》、辽宁《文学少年》、江苏《少年文艺》、上海《童话报》等儿童文学报刊上，仅仅发表了十五个短篇，平均一年才发表两三篇，这个数量确实少得可怜，但篇篇算得上有质量，其中多篇上头题，或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或被收入各种文集。其中《白狗》《月宫里的冰雕》《大年初一》《狗房子》《纸灯笼》被译介到日本；《樱子河的月亮》《狗房子》《纸灯笼》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野鸽河谷》获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征文佳作奖；《纸灯笼》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1996年，我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笔会上与同行曹文轩（中）、杨鹏（右一）在贡嘎冰川留影
我从迷雾中摸索着一步步走出来，看见了清清的河流、湛蓝的天空、熟人的笑靥，梦想花开。走到这一步我刚好用了十年时间，也就是说，我跟自己打赌打赢了。这里要感谢我的妻子，在这十年中，为了支持我写作，她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就连给窗户刷油漆之类的活她也大包大揽，为了我，为这个家，她付出得太多太多了，我永远亏欠于她。
1997年，在福建少儿出版社举办的长篇小说创作笔会上与梅子涵（后排中）等作家合影
变脸
获奖带来的喜悦迅速被焦虑淹没。下一步该怎样走？当然不可照原路走，创作需要变化，否则就成工匠了。那么，如何改变自己，赋予作品新面孔？我苦苦思索。
1996年夏末，邓刚先生为我的获奖小说集《神秘的猎人》写了一篇评论，刊登在《大连晚报》上，邓刚乃小说高手、大家，眼力独到又不虚与委蛇，他在文中结结实实给了我一闷棍，批评我的小说叙述方式沉重、陈旧，“累了自己又累别人，何苦？”（他的原话）。这一棍子把我打疼了、打蒙了，饭吃不香，觉睡不好。不过，邓刚很睿智，在打了我一棍子之后又温暖了我一下——他对《神秘的猎人》里的一篇题为《叶红叶落》的小说给予高度赞赏：“荒谬隐在真切的细节后面，痛苦埋在幽默话语的深处，我相当欣赏车培晶这种轻灵写法的作品。”
1996年，辽宁“小虎队”成员出席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中间为“小虎队”之母赵郁秀
无独有偶，也是那一年，江苏省社科院的研究员金燕玉女士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回到大地——全国获奖儿童文学作品述评》一文中，也单单点到了我的《叶红叶落》，她这样写道：“作品……以文化与无文化的倒置关系作为幽默的基础，不但读来好笑，而且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时代无文化的本质。对人物的刻画丝毫也不夸张丑化，不动声色地将一位好农民放进当老师的尴尬情境中去，这种艺术处理方法深得幽默的奥妙，极为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