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形成的历史背景

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与欧洲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大陆普遍注重民间文化的历史大背景和英国国内热衷民俗文化研究的风潮，为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大凡一个作家的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的影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为欧洲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民俗学和人类学在英国的勃兴又为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为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分析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一种全方位综合研究哈代民俗思想渊源的方法，把哈代的民俗思想渊源放在文化影响的普遍联系之中，用弗莱提出的“向后站”的方法来看待作家思想和风格形成的因素可以避免只见树不见林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本章从国际国内大环境的角度，本着客观的态度，探讨英国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19世纪英国考古热、建筑业复古热和19世纪英国乡土文学思潮对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分析19世纪英国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及其对哈代文化恋旧与民俗情结的催生作用，为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溯本求源，寻找文化依托。

一、欧洲民俗学人类学兴起的历史条件

18世纪末19世纪初，动荡的欧洲大陆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和变革期，争取自由、民主，反对王权专制和殖民压迫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推动民俗学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当时民间文学被视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被当作提高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媒介和手段。法国大革命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推手，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王权专制，废弃了贵族世袭制度，消灭了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贵族统治制度及旧的社会体制。18世纪后期，随着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势力日益壮大，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他们开始有了强烈的政治欲望，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王权制度、颠覆贵族体制的革命，法国革命使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革命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为欧洲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为西方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壮大从政治和思想上创造了条件，民族主义把语言看成是衡量民族力量和品质的尺度⁽¹⁾，民族主义者特别强调饱含民族深情的民间文学内容，因此，带着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人们开始对民间传说、歌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大量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口头文学资料。发端于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共鸣，各国纷纷效仿，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影响欧洲并波及全球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而推动了民俗学的发展。

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赫尔德（Herder）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作为“狂飙突进”⁽²⁾运动的精神领袖，赫尔德特别强调民歌民谣和民族语言在表现民族感情、建构民族文学方面的核心价值，称民谣为人民最纯洁的心声，他认为民歌民谣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沧桑历史和思想情感，是一个民族心声最朴素的表露，借助于歌谣，人们可以找到最深沉的民族情感，可以实现最基本的民族认同，因此他指出民歌民谣是实现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最根本的途径。赫尔德于1770年开始搜集民歌，1778年整理出版了《民歌集》，1807年再版时改为《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赫尔德继承了维科（Vico）的《新科学》所阐述的历史持续发展观，强调不同历史阶段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指出人们有必要到前人祖先那里去寻求古老的民族精神，他呼吁国人要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建议从中世纪找回本应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赫尔德接受了维科诗歌反映历史的观点，号召国人从民歌中重新发现民族灵魂，他认为民歌是民族文化和思想情感的宝库，留下了民族情感的烙印。赫尔德指出，民歌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形式，是民族灵魂的载体，是忠实记录民族语言、展示民族文化魅力的主要媒介。在赫尔德民歌理论的鼓舞下，德国掀起了一阵民歌热潮，先后出版了大量的民歌集，其中有蒂克（Tieck）的《民间童话》、阿尔尼姆（Arnim）的《儿童的奇异号角》、格勒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和《古代神话故事集》、格林兄弟（Jacob Grimm&Wilhelm Grimm）的《德国传说》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³⁾。赫尔德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广为传播，他对民歌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赞赏，影响了欧洲其他民族，成为他们唤起民族信心、恢复民族斗志、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武器，同时也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就是以民族语言为核心，通过民间口头文学等民间文化来建构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情感，找回民族自信。民族主义推崇中世纪的黄金时代，提倡深入民间，从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史诗、神话等民间文学中找回民族文化的根源，发现民族的心灵寄托和精神家园。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凝聚一个民族、建构或重构民族认同、激起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和心理基础。民间文学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中承担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被视为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手段，民俗学就这样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诞生。作为欧洲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最直接的结果，欧洲和美国纷纷成立了国立民俗协会：1831年，芬兰成立了“芬兰文学会”；1878年，英国正式成立了“英国民俗协会”（the English Folk-lore Society），其宗旨为“保护和宣传大众传统、传奇歌谣、地方习语谚语、迷信、古老习俗以及所有与之有关的主题”⁽⁴⁾；1888年，美国也成立了“美国民俗协会”⁽⁵⁾；1891年，召开了“国际民俗大会”⁽⁶⁾。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民主革命推动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赫尔德民歌民族理论是民俗学兴起的直接动力，也为欧洲人类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二、英国民俗学人类学的兴起对哈代的影响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这些概念首先产生于英国。民俗学概念比人类学早20年，比“文化”一词约早20年，1846年，英国学者W.J.汤姆斯（W.J. Thoms）首次创造了“民俗学”（folklore）一词。“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人类学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威廉·R.巴斯科姆（William Russell Bascom）在《民俗学与人类学》中指出：民俗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通常也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因此，民俗学与多种学科之间形成了跨学科模式。由于自身的学科特点，民俗学至今没有独立的学科理论，它的理论形成和发展往往和以上提到的相关学科同步进行，跨学科研究是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民俗学尤其跟人类学存在着密切联系，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目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和互补之处——例如民间文学部分或口头文学部分——因此，民俗学研究常常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19世纪欧洲重视民间文学热潮的影响下，英国也开始关注民间口头文学和能够体现古老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的民俗事象，主要收集、记录和研究民间歌谣、戏剧、民间故事、传奇、习俗和信仰等民俗文化，并于1878年成立了英国民俗协会，同年创办了名为《民俗记录》（Flok-Lore Record）的期刊，也就是今天的《民俗》（Folklore）。民俗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民俗学这门学科在英国逐渐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和系统化。随着民俗学的不断发展，英国涌现出了安德鲁·兰格、G.L.高姆、爱德华·克劳德、阿尔弗雷德·纳特、弗雷泽等著名民俗学家兼人类学家。由于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方法跟人类学基本一致，道尔森（Dorson）在《英国民俗学家》中把19世纪英国民俗学家也称作人类学家，他指出，19世纪英国民俗学家既是民俗学家也是人类学家。安德鲁·兰格（Andrew Lang，1844—1912）是当时民俗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热衷于苏格兰传统习俗和民间歌谣，对民间故事和希腊罗马故事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堪与格林兄弟相媲美。兰格在《习俗与神话》（Custom and Myth）的第一章“民俗学的方法”中就提出了民俗比较研究法并且分析了比较法的缘由，他鼓励民俗研究者把野蛮人的神话与观念同欧洲农民进行比较，因为这些农民仍然保留了原始遗留的某些痕迹，他们是古老习俗的活化石，有助于种族遗留的考证。民俗比较研究法成了19世纪后期英国乃至欧洲民俗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深受泰勒人类学思想影响的进化论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神话研究是19世纪早期民俗研究的重要内容，兰格的人类神话学派和德国民俗学家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1823—1900）的自然神话学派之间引起了激烈的论辩，最终以兰格的人类神话学派的胜利而告终。19世纪英国民俗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世界民俗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尤其以泰勒、兰格、弗雷泽等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思想在世界民俗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

英国人类学在19世纪也开始萌芽，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日不落帝国”初见规模，探险、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开始关注“野蛮人”“落后的”文化习俗。1837年，非英国国教徒和辉格党激进主义者成立了“土著保护协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该协会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反对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及其他地方土著的残酷暴行，要求“内外一致”，表现了国际主义的人文情怀。土著保护协会为研究及宣传未开化部落的习俗提供了有利平台，1844年又组建了伦敦人种学学会（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该学会赞同人类“多样主义”⁽⁷⁾，这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观点。1863年，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从该学会退出并建立了伦敦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1871年，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主持成立了皇家人类学协会。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 Tylor）是人类学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他为人类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泰勒被尊为人类学鼻祖，他是进化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65年，泰勒发表了《人类早期历史研究》，初步阐明了文化进化论思想，为他的鸿篇巨著《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奠定了基础。《原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学的开山之作，勾勒出了文化学的基本轮廓，对文化学的对象、范围、原则和方法等提出了明确的见解。泰勒在研究中发现了“野蛮人”的工具和欧洲原始先民的遗留之间的相似性，进而提出了“人类心智同一性”的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泰勒解释了“文化”这一重要概念，为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对象做了明确的界定。泰勒指出：“文化，或者说文明，在其广义的民族志意义上说，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有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的一个复杂整体。”⁽⁸⁾在方法论上，泰勒提出了“黏附物”（adhesions）和“遗留物”（survivals）的重要概念，所谓黏附物就是指相互存在联系的不同文化征象，也就是文化间的经验联系；遗留物是指曾经合理有用，后来失去了时代意义，但仍然留存下来的文化特征⁽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遗留物做了这样的表述：“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¹⁰⁾“遗留物”是文化发展的证据，“黏附物”为人类学提供了文化间的比较方法。“万物有灵观”或“泛神论”（Animism）是泰勒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研究迷信等民间信仰和宗教起源的理论依据。《原始文化》对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及宗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奉为经典，至今都有指导意义。詹姆斯·A.法勒（James A.Farrer）于1879年出版的《原始礼仪与习俗》（Primitive Manners and Customs）形象地表达了文化进化论的思想：“人类历史是一个上升的过程，而不是下降的过程，不是从完美到不完美的堕落，而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化的过程；简言之，世界的铁的时代已成过去，但其黄金时代乃属未来。”⁽¹¹⁾

泰勒的文化进化论和遗留物学说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激起了国人对先民远古文化的无限遐想，勾起了人们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极大兴趣，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历史追溯和文化寻根的热潮，“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通过想象和实践再次重温被遗忘的时代并扫清历史迷雾的欲望”⁽¹²⁾。有人这样评价《原始文化》：“过去几年来几乎没有一项研究像把人类、他的起源、文物、历史、进步和退步作为对象的研究那样取得大踏步的进展。”⁽¹³⁾由于人类学和民俗学有太多契合点，这种人类学的热忱也波及对乡土民俗的关注，它可以为民族历史中被遗忘很久的章节代言，因为通过它所透视出的信息，现代人的法律和仪式比较重要的部分都能追溯到人类文化的源头，并且得到说明和解释⁽¹⁴⁾。安德鲁·莱福德说：“泰勒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开始介绍，在巨著《原始文化》中得以细致拓展的关于未受教化的乡村大众是文化遗迹的无限档案的概念可能在哈代重构威塞克斯乡村生活的想象中产生了深厚的影响。”⁽¹⁵⁾泰勒以雄辩的口才敦促新一代文物研究者编纂欧洲农民的民俗，并发现它与部落行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泰勒所谓的不同文化间的“黏附物”⁽¹⁶⁾。泰勒从“人类心智同一性”的基本观点出发，通过对欧洲农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形象地诠释了人类不同种族或民族在文化原初的相似性和民族文化的等同性：“只要注意一下欧洲农民，看他何时用自己的斧头或锄头工作，看一看他怎样在篝火上煮或烧烤自己的食物，弄清楚啤酒在他关于幸福的幻想中占有何等真正的地位，听一听他关于宛如出现在某一房子里的幽灵的故事，或关于被魔力弄得癫痫甚至被害死的农场主侄女的故事就可以了。假如我们同时选出一些数百年中很少变化的事物，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画，在其中，英国农夫和中非黑人相差无几。”⁽¹⁷⁾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是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另一个巨擘，他关于巫术和宗教的毕生之作《金枝》（Golden Bough）是堪比《原始文化》的人类学及民俗学重要文献。弗雷泽秉承泰勒的进化论思想，在《金枝》中，通过对不同民族巫术、神话和民俗的广泛对比研究，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文化发展观，他提出的包括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的交感巫术的原则成为人类学和民俗学中巫术研究的基本理论。《〈旧约〉中的民俗》（也叫《〈旧约〉中的民间故事——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是弗雷泽对民俗学研究带来震撼的另一部学术力作，作者在本书的原版前言中就明确界定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个民族传统的信仰和习俗似乎应该归因于民众的集体行为，而不能追溯到伟大的个人影响，就此而言，最广义的‘民俗学’可以说包括一个民族传统的信仰和习俗的整体。”⁽¹⁸⁾弗雷泽还为高姆主编的英国民俗协会集体合作出版的《民俗学概论》撰写了农业民俗的章节，哈代好友爱德华·克劳德（Edward Clodd）负责撰写了信仰一章⁽¹⁹⁾。《民俗学概论》是民俗学领域的重要著作，标志着英国民俗研究正逐步走向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正规化。

在1901年6月2日哈代62岁生日时写给好友弗罗伦斯·亨妮卡（Florence Henniker）的信中，哈代讲述了跟朋友克劳德和弗雷泽一起在奥尔德堡（Aldeburgh）度过的快乐时光。在《哈代书信集·卷II》该信的注释中，编者指出，哈代在1890年就阅读了《金枝》⁽²⁰⁾，“他敏锐地发现了多塞特民俗和弗雷泽书中记录的一些富有异国色彩的习俗和信仰之间的联系”⁽²¹⁾，根据《哈代书信集·卷III》的记载，弗雷泽夫妇于1905年4月亲自登门拜访了哈代，共同的民俗爱好使他们成为相知的朋友。哈罗德·奥雷尔（Harold Orel）在《未知的哈代》中这样写道：“弗雷泽在《巫术艺术》中记录了一条关于巫术发生原理的重要引言，因此，哈代说他获悉了‘宏门’前的一些树为什么长不好的原因——他早饭前空腹看了它们的缘故。”⁽²²⁾在哈代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和发现《原始文化》和《金枝》等著作对哈代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比如，作者在《还乡》中以“雨冢”（Barrows）、在《苔丝》中以“斯通亨奇”（Stonehenge）为媒介，通过对史前文明的追溯和对远古异教的畅想，抒发了对人类历史的幽思。约翰·哈钦斯（John Hutchins）⁽²³⁾的《多塞特郡历史和古迹》是哈代最钟爱的书之一，为哈代的《号兵长》提供了第一手关于拿破仑罗曼史的多塞特地方史料，哈代“宏门”图书中收藏有该书的第三版。哈钦斯在该书第一版前言中把多塞特郡看作古迹研究的主要焦点：“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丰富的文物遗迹……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²⁴⁾哈钦斯的这本记录多塞特历史古迹的重要书籍为哈代1891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贵妇群像》中近乎历史性的叙事提供了宝贵的素材⁽²⁵⁾。

民俗学家爱德华·克劳德对哈代的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的形成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克劳德是哈代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因具有共同的民俗爱好，两人情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哈代生平研究专家麦克尔·米尔盖特在《哈代传记》中提到了克劳德的人类学爱好及其对哈代的影响：“也许正因为克劳德对新理念的不断渴求，哈代近期在刻苦研究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研究》、约翰·爱丁顿·西门茨（J.A.Symmonds）的《推测与暗示论》以及弗雷泽的《金枝》。”⁽²⁶⁾正如共同关心的乡村问题是联系亨利·拉尔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和哈代的纽带一样，民俗学和人类学成为克劳德和哈代友谊的桥梁，哈代和他的第二任夫人弗罗伦斯合作的《哈代生平》和米尔盖特的《哈代传记》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哈代和克劳德之间就他们共同关注的民俗、文物古迹等话题进行切磋和交流的事实，尤其《哈代传记》中共计59处。哈代写给对方的信的数量也较多，2007年出版的华兹华斯版《哈代生平》以附录三中哈代写给克劳德的两封信作为全书的结尾，两人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1890年12月18日的笔记中，哈代对克劳德对人类文化的深刻理解大加赞赏，声称自己受益匪浅：“今天早晨爱德华·克劳德先生就我关于遥远的亚洲农民和多塞特农民的迷信为什么相同的问题给出了非常合理的答案：‘人类的态度’，他说，‘在文化沟通的层面，在现象面前，是非常一致的，你的多塞特农民说明还在坚持混淆了人和事物的野蛮理念，这种理念常常通过最细微的类比进行广泛的概括。’”⁽²⁷⁾哈代在下文中表达了对“野蛮理念”的认识，他写道，克劳德所说的混淆人和事物的野蛮理念常见于天才想象，即诗人的想象，柏拉图所谓的诗人迷狂。哈代和克劳德经常通过书信往来谈论和切磋民俗问题。1896年，哈代写信告诉克劳德一种关于空腹看树时人的眼睛会对树产生邪恶影响的迷信道理和当地农民就此事求巫师寻找原因的故事，信中，哈代还请求克劳德务必将这类信仰在民俗进化链中的归属告诉他，因为克劳德出于对哈代提到的奇闻逸事的兴趣，经常对其进行归类，有时还把故事转给弗雷泽并征求他的意见。1896年，在一次民俗协会会议上，克劳德宣读了哈代的信和弗雷泽对相关问题的答复，次年，《民俗学》（Folk-lore）杂志报道了相关消息⁽²⁸⁾，可见克劳德、弗雷泽这些民俗大师是哈代民俗研究的良师益友，对哈代的民俗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许多帮助、产生了很大影响。

英国19世纪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兴起，以及席卷全国的以民俗为中心的古文化浪潮，从广义的社会文化环境层面为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哈代在《还乡》中以“幕面剧”（Mumming）的复兴为例，粗略描述了当时英国民俗运动的实况：

一种世世流传的游艺，和一种绝而复兴的旧剧，不用看比后面更显著的情况，就可以区分出来；对于绝而复兴（revival）的活动，大家都热心尽力，兴高采烈；对于因袭传流的旧套（survival），大家都冷冷淡淡，勉勉强强，看他们那种敷衍的态度，很叫人纳闷儿，为什么那么一种草草了事的具文，却非年年举行不可。他们这些演员，和巴兰那一般并非出自情愿的预言家一样，本是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反正内心里有一种催动的力量，逼迫他们说人家让他们说的话，做人家让他们做的事。在现在这种从事于光复旧物的时代里，这种不知而为的扮演方式，就是一种真正的标志，能使僵化的旧传（survival）和徒有其名的复兴，辨明分开。⁽²⁹⁾

哈代的小说创作适逢英国人类学和民俗学迅猛发展的时代，他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由于哈代丰富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知识及其在小说中的反映，有些评论家直接称他为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约翰逊说哈代“这位人类学家知道，在粗俗的风习和野蛮的仪式中会潜伏着一个纯粹精神欲望的灵魂：宏大和残暴无法蒙蔽他感受腐朽或隐于其下的人类的需求、尊重和爱慕”⁽³⁰⁾。英国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兴起对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使哈代对家乡的文化遗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民俗成为哈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手段，通过文化遗留进行文学想象、文学构思，把现实和历史紧密结合起来，在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的宏大场域进行叙事是哈代后期小说的一个主要范式。

三、19世纪英国考古热潮与哈代的历史情怀

考古和民俗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考古以文物遗迹的形式为民俗提供了历史考证，是民俗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链接，而民俗为考古发现展示了相应的活态文化。考古学和民俗学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从安德鲁·兰格在《习俗与神话》中对民俗学给出的界定中可见端倪：“有一种科学，即考古学，专门收集和比较古老民族的物质遗存、斧头和箭头。还有一种形式的研究，即民俗学，专门收集和比较古老民族相似的却并非物质的遗存、遗留下来的迷信传说以及观念，它们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但不是该时代的产物。”⁽³¹⁾考古学注重物质遗留而民俗学注重以口头文学为主的非物质遗留，虽然各自有研究的焦点和重心，但考古学和民俗学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的关系。

1818年，卡斯帕·鲁文斯在莱顿大学（Leiden）创设了考古学教授席位；1851年，约翰·迪斯尼（John Disney）在剑桥大学设立了考古教授席位，二者都致力于古典考古、文物和美术。在欧洲许多地方，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开始以国家机构向地方发送问卷的形式，征求当地的纪念碑和民间故事的信息，建起了关于国家文物及民俗的详细目录，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细目至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随着英国民俗学和人类学的不断发展，出现了通过文化遗留物进行文化寻根的热潮⁽³²⁾，“哈代同时代的人都是执着的历史考察者。他的时代见证了像19世纪上半叶最前沿的地质学那样大范围的考古挖掘和发现。”⁽³³⁾历史资源丰富的多塞特也随之兴起了一阵考古风，考古可以发现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资源——遗留物，遗留物是先民生产生活跨越时间的见证，善于思考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哈代因此成了家乡考古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1871年，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³⁴⁾发现了特洛伊城，使荷马史诗中神话般的特洛伊城重见天日，这一轰动欧洲的发现更加鼓舞人们进行新的探索和发现，一时间，考古和文物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报刊也纷纷刊登相关消息和评论。英国考古活动也更加活跃，哈代家乡的考古学家们也开始行动，哈代是本次考古运动的见证者和积极响应者，他的考古兴趣和经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哈代小说中许多关于历史古迹的描写，尤其是对史前文明的描述和浪漫遐想都与哈代的考古知识有很大关系。

1878年，多塞特郡博物馆（Dorset County Museum）正式开放，哈代的好友亨利J.莫尔（Henry J.Moor）任馆长，哈代一生非常崇拜他，在他去世后，哈代出于对友情的眷念，为莫尔1906年出版的《多切斯特文物》写了序言。1881年，哈代加入了“多塞特自然历史文物田野俱乐部”（Dorset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arian Field Club），在该俱乐部的经历和体验影响并成就了他在《贵妇群像》中对“南威塞克斯田野文物俱乐部”（the South-Wessex Field and Antiquarian Club）的精彩描述，不难看出多塞特俱乐部就是小说中南威塞克斯俱乐部的艺术原型。1885年发表的《古堡幽会》中，哈代塑造了一位痴迷的考古挖掘者，据说该人物的原型就是爱德华·卡宁顿（Edward Cunnington），哈代在1884年5月13日多塞特“自然历史文物田野俱乐部”会议上宣读的文章中，戏称他为多切斯特的“当地施里曼”，其中的古堡就是可上溯到铁器时期的梅登城堡（Maiden Castle）。卡宁顿是多塞特很有威望的考古发掘专家，曾在一处古城堡中发现了罗马人占领该地的证据以及一个十字军的金雕像⁽³⁵⁾。哈代家乡的历史扩大了哈代的眼界，多切斯特的史前坟冢与要塞、圆场（Maumbury Ring）和考古发现使他联想到“陨落的罗马曾经的伟大骄傲和其影响之广泛”⁽³⁶⁾。

奥古斯塔斯·赖恩·皮特-里弗斯（General Augutus Lane Pitt-Rivers）是在考古学层面影响哈代民俗思想和人类学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被誉为“科学考古之父”⁽³⁷⁾的奥古斯塔斯将军是瑟恩巨人像（Cerne Giant）和克兰伯恩（Cranborne）⁽³⁸⁾——即《苔丝》中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老橡树上仍然能采到督伊德巫师曾经采集的槲寄生的“狩猎林”⁽³⁹⁾的主人，奥古斯塔斯将军就在该地展开了一系列对罗马和萨克森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提出了一套科学的考古理论和方法，使考古学成为公认的现代学科，结束了长期以来考古乱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为建立科学的考古理论方法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⁴⁰⁾。奥古斯塔斯将军于1880年继承了里弗斯庄园，这是一片占地29 000多英亩的位于多塞特郡、威尔特郡（Wiltshire）和汉普郡（Hampshire）边界的区域，是英国考古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哈代和奥古斯塔斯将军也有交往，1895年，哈代和前妻埃玛利用一周时间走访了将军家，哈代还为将军的女儿安格涅斯·格罗夫做了诗《关于安格涅斯》，发表在诗集《冬日之语》中，据说哈代和将军的女儿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浪漫故事。哈罗德·奥雷尔在《未知的哈代》中认为，哈代小说中许多关于历史古迹的精彩片段跟奥古斯塔斯将军的考古影响不无关系，“哈代基于考古学洞见和资料的最有趣的写作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这并不是偶然，这恰好是奥古斯塔斯将军全面影响新一代古墓发掘者和文物研究者的时代”⁽⁴¹⁾。

1899年8月，《每日记事报》（Daily Chronicle）派人来征求哈代关于“斯通亨奇”的意见，并要求转载《苔丝》中有关的章节⁽⁴²⁾，米尔盖特和奥雷尔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个插曲。后来多塞特地区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此次发掘被誉为“英国有记载的最深的考古挖掘”⁽⁴³⁾，发现了史前大型圆坑，即《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圆形剧场。1908年，哈代应《泰晤士报》主编莫伯雷·贝尔的请求，为圆形剧场的发掘写了报道。圆形剧场是否是古罗马的遗迹并没有定论，但它和哈代本人在修建“宏门”时挖出的古罗马士兵的遗骸⁽⁴⁴⁾激发了小说家对历史的无限遐想，哈代将现实、虚构和想象相结合，以具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多切斯特为蓝本，建构了一个虚实结合、现实与历史交融的文学世界——卡斯特桥市，在这里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希腊式悲剧。哈代对卡斯特桥源自古罗马的历史遗迹做了如此描述：

卡斯特桥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和地区，都俨然有古罗马遗风。它的样子是罗马的，制作的是罗马的艺术品，埋葬的有罗马的死者。在城市的场地和花园，只要向下掘一两英尺深，就不可能不发现古罗马帝国的高个儿士兵或其他人等，他们在那里无声无息默默无闻地长眠，已达一千五百年之久。他们多半都是侧着身子，躺在白垩土中椭圆形墓穴里，好像尚未破壳的小鸡；双膝缩在胸前；有时胳臂上还抵着他用过的残戟；胸口或者额头上放着一个铜质的衣扣或饰物；双膝中间有一口瓮，喉头有一个罐子，嘴上有一个瓶子……他们活在那样久远以前，他们的时代与现实那样迥然不同，他们的希望和动机同我们的距离那样遥远，因而在他们和这些生者之间，仿佛隔了一道无比宽阔的鸿沟，连鬼魂亡灵都无法越过。⁽⁴⁵⁾

19世纪后期，多塞特地区的古坟被大量发掘出来并进行研究，古坟在英国乡下比较常见，哈代将考古发现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起来，古坟激起了哈代的无限想象，成为哈代创作的部分素材。哈代小说中出现的古坟主要有《还乡》中的雨冢，故事以爱敦荒原上的雨冢举行的具有史前“督伊德”（Druid）⁽⁴⁶⁾异教痕迹的祝火，拉开了荒原上世代上演的人间戏剧。雨冢在小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人物活动的场景，又是人们与远古的先民进行精神沟通的纽带，雨冢把荒原人的命运和远古先民的魂灵紧紧联系在一起。1980年12月9日，杜尔小姐（Miss Dool）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博物馆的一次讲座中，特别强调了多塞特的古冢与哈代创作间的关系，她指出，古冢是哈代文学想象之源泉⁽⁴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后期的英国考古热潮，尤其是多塞特的考古发现对哈代民俗思想和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哈代身边的考古发现为哈代认识本民族的悠远历史和传统民俗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

四、19世纪英国建筑哥特运动与哈代的怀旧观点

英国强劲的文化寻踪之风从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也吹到了另一个学科——哈代所从事的建筑行业。维多利亚早期，英国掀起了一场教堂修复运动，1857年，一位撰稿人在《爱丁堡评论》上公开宣称“对建筑遗迹的合理研究可以获得与出土发掘相媲美的有价值的发现”⁽⁴⁸⁾。“哈代时代，‘向后看’的兴趣范围广泛，从哥特复兴和对封建时代的崇尚一直延伸到史前遗迹的重建，其中‘斯通亨奇’就是这样一个挑战”⁽⁴⁹⁾。哈代强烈反对打着修复古建的旗号进行实质性的文物破坏，主张教堂修复应尽量保留原貌，即保留古老风格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不应随意改变原有的风格，哈代认为这是古建修复工作最基本的原则。1907年，哈代给时任古建保护协会秘书的萨克雷·特纳（Thackeray Turner）的私人信件中，开诚布公地指责了协会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哈代很尖锐地质问对方，一些资金用于对古老的“西面画廊”（可能出自安妮女王‘Anne Queen’时代）的破坏，另一些钱用来修建本来绝无可能存在的“唱诗班和牧师座椅”，捐资建设如此“绝对必要的工程”是不是诚实行为？信中，哈代在提到“绝对必要的工程”时特意用引号表示反讽⁽⁵⁰⁾。1909年，古建保护协会聘请哈代为斯丁福德教堂修复工作的顾问，4月25日，在给修复委员会的信中，哈代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本次修复工作的具体意见和对教堂修复的核心观点：“就教堂修复总体而言，应该时刻谨记唯一合理的指导原则，即限制翻修，提倡保护性修复，坚决杜绝恣意乱改。”⁽⁵¹⁾信的原文中，哈代特意用斜体强调了“保护性修复”，指出教堂修复要最大限度地按原样进行修补，强烈呼吁保护原有风格。不同风格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哈代对教堂修复的个人建议，表现出他在人类学和民俗学视域下对体现在古建筑中的历史文化的独到认识和理解，我们可以从建筑学层面了解哈代的传统文化意识、民俗思想和人类学思想。哈代把1840年前后对斯丁福德教堂所进行的那次修复称为灾难性的行为，因为在那次修复中，具有很高文物价值的卡洛琳时代或乔治早期的古旧漂亮的橡木长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哈代强调，本次修复中，17或18世纪重新摆放的橡木长凳，大部分情况良好，应保持在原位，因为“它们自身不但具有文物意义（antiquarian interest），而且还有文化联想意义（association interest），是地方教堂的价值所在”⁽⁵²⁾。哈代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对历史文化的独特情结体现在许多方面。1893年，多切斯特镇为即将重修的市镇街道重新命名征求哈代意见，哈代首先提议要借此机会“恢复即将被人遗忘的原初的历史名称”⁽⁵³⁾。哈代对历史文化的崇尚和保护文物与文化遗迹的态度，反映了哈代对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遗留物”的重视。泰勒所提出的“遗留物”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最有力的证据，它们是文化进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最倚重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不同文化对比的原点。哈代的历史文化情结也就是“遗留物”情结，“遗留物”是联系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纽带，也是民俗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重叠交汇处，因此，哈代的历史文化遗留物情结也就是他的民俗情结或人类学情结。

1906年，在《教堂修复回忆》一文中，哈代简单回顾了作为教堂修复工作者的经历，并且对大规模教堂修缮过程中对古文物的破坏行为流露出抵触情绪，他认为教堂修复应保留原有的不同时代的历史风貌，而不应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哥特”的方式，把所有的教堂都改建为千篇一律的哥特风格。哈代对修复人员的文物破坏行为的厌恶，主要出自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热情，哈代强烈谴责修复人员无视教堂的文化符号而进行的无原则的改动，并称之为“打着修复名义的破坏”。哈代在1895年出版的《一双蓝蓝的眼睛》的前言中，也明确表达了对当时教堂修复盲目毁坏文物的行为的批判：

恣意修复教堂的狂热之风已刮到了英国西部最遥远的角落，这里沿海长期以来野性悲剧的特征与散落其间的基督教建筑粗放的哥特艺术相得益彰，臻于完美，修复运动却把所谓的新意生硬地强加给了它，使之极不协调。恢复这些已经丧失了精神的中世纪的灰色死尸，犹如修复附近的悬崖一样荒唐无聊。⁽⁵⁴⁾

《一双蓝蓝的眼睛》就是英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当时建筑行业以教堂修复为代表盲目崇拜中世纪哥特风格的文学写照。哈代对当时英国教堂建筑业中盛行的中世纪哥特热颇有微词，他的个人观点在《一双蓝蓝的眼睛》中有所表露，其中，哈代以主人公亨利·奈特为化身，对恩德尔斯唐教堂（Endelstow Church）的修缮中以中世纪风格取代原有的真实风格的行为深表遗憾，《无名的裘德》中也流露出同样的不满情绪，哈代这样描述玛丽格林村古教堂的不幸命运：

原来那个有驼背房脊、木头尖阁和古怪隅栋的教堂，现在也拆掉了；拆下来的材料，有一部分碾成了碎石块，堆在篱路旁边，预备铺路用，另一部分就在邻近一带，砌了猪圈的墙，做了园子里的石头座儿，当了篱路两旁的护路石，堆成花坛里的假山了。一个高大的新建筑——一个英国人看着不熟悉的德国哥特式建筑，已经在新的地址上，由一个一天之内从伦敦来而复去的历史遗迹毁灭者建造起来了。原先那座供奉基督教圣贤的古庙，虽然曾矗立了那么久，但是它的地址究竟在什么地方，从那片由太古以来就用作教堂坟地的青绿草坪上，都找不出痕迹来。⁽⁵⁵⁾

五、19世纪英国乡土文学思潮与哈代的乡土态度

19世纪英国文学的乡土思潮也是影响哈代民俗书写的一个因素，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英国乡土和地方小说在时间上始于19世纪初，以玛利亚·埃姬沃思（Maria Edgeworth）和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作品为代表⁽⁵⁶⁾。英国文学界随后相继出现了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s）、盖斯凯尔（Gaskell）、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特罗洛普（Trollope）、奥利芬（Oliphant）等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中一定能发现方言、本土、地貌细节、乡村性等地方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但他们都极力表达了对乡土、地方和民族、中心和边缘的不同的理解。”⁽⁵⁷⁾民俗与乡土经常是相伴而生的两个概念，民俗离不开乡土的支撑，同时乡土也离不开民俗的渲染，民俗是乡土小说最主要的描述对象之一，乡土和民俗互为条件，互为衬托。以埃姬沃思和司各特的作品为先河的英国地方小说，主要通过给叙事文本加注的形式，详细地描写地形、方言和地方习俗，苏珊·法瑞尔（Susan Ferrier）的《婚姻》（1818）、《遗传》（1824），摩根女士（Lady Morgen）的《野蛮的爱尔兰姑娘》（1806），西德尼·欧文森（Sydney Owenson）的小说等都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这些作家及作品提供了地方乡土写作的传统，哈代是这种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哈代作品正好出现在艾米丽·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和盖斯凯尔等在地方小说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之后，他的创作跟她们对乡土生活及其与中心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具有权威性的复杂叙事相一致。19世纪后期，随着帝国欲望和幻想的日益膨胀，出现了对帝国本身的焦虑、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对田园生活的怀念和渴望，原始乡土作为“躲避现代都市生活烦恼的港湾”⁽⁵⁸⁾又一次受到了青睐，因此，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以乡村生活为主题的地方主义小说热潮，其中突出的有埃姬沃思的《拉克伦特城堡》（Castle Rackrent）、史蒂文森的《诱拐》（Kidnapped）和《拜伦垂的师傅》（The Master of Ballantrae）、凯恩（Hall Caine）的《契约人》（The Bondman）和《替罪羊》（The Scapegoat）以及哈代的《号兵长》《塔上二人》《林地居民》和《卡斯特桥市长》，哈代是这一时期乡土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维多利亚文化和文学领域内存在着两种思想观念，那就是乡土地方观念和中心都市观念⁽⁵⁹⁾。针对英国文学中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乡土气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学院对文学的影响》中批评了当时英国文学中的狭隘和土气，他说：“一个文学越是感觉不到心目中的中心的影响，感觉不到正确的信息，正确的判断，正确的趣味，我们就越会从中发现狭隘的小家子气。”⁽⁶⁰⁾阿诺德在比较法国文学后发现了英国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序言中，他毫不讳言地指出：“英国缺乏法兰西学院式的掌管趣味的中心和权威，致使文学面临危险和困扰……在没有学院的情况下，文化和自由无羁的内心思想活动使我们看到了柯林斯风格或关于‘唯一原初语言’⁽⁶¹⁾的怪念头如何产生并得以强化。”⁽⁶²⁾他认为英国人在智性方面的不敏感和不相信健全理智、不喜欢权威的思想，阻碍了学院的成立，因此，对文学造成了坏影响。阿诺德批评了“无权威无中心”现象对英国文学和批评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谴责英国作家的自我中心、文风的怪诞、缺乏尺度和准确性的散漫作风。丧失权威、缺乏中心，没有树立高标准，致使英国文学常常表现出品位低下、俗气、土气、狭隘、偏执与小家子气，所以无论是好斗的英格兰人还是激情的凯尔特人，乡土文学中所缺乏的是“儒雅”、城市情调和民族文化中心意蕴。针对阿诺德对地方主义文学的鄙视，哈代在1880年11月20日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关于乡土，如果阿诺德认为在阐述方面一切都胜过乡土风格和方式的话，那么他就错了。有一种乡土情感是无价的，它包含个性精髓，主要由那种粗放本真的情愫构成，缺少了它，任何伟大的思想都难以想象，任何壮举都无法实现。”⁽⁶³⁾在《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哈代再一次表达了他对地方乡土的理解：“在威塞克斯的穷乡僻壤，一如在欧洲的皇室王宫一样，普通家庭感情的波动，也可以达到同样紧张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所以……我还是固守在界限以内，不越雷池一步。”⁽⁶⁴⁾这段话与《林地居民》中的那段话相呼应，足以揭示哈代浓烈的地方观念和乡土情结，同时也反映了哈代在主流文化语境中对自己非主流出身的焦虑。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认为哈代的这种反驳出自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同病相怜的狄更斯表现出了同样的反抗，这种心理也存在于许多类似缺乏正统高等教育身份和信心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身上⁽⁶⁵⁾。福斯特（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中对乡土文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乡土对于作家无可厚非，甚至可以是一个作家力量的主要源泉，但对评论家来说就不应有乡土倾向”⁽⁶⁶⁾，并在这方面对笛福（Defoe）和哈代给予了肯定。

六、19世纪英国社会变革对哈代民俗情结的催生作用

哈代生于1840年，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三年，一生见证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风云变化，带着悲观主义的情调，抑或他自封的“积极向善论者”（meliorist）的矛盾态度，在小说中结合虚构与想象，以现实主义手法记录了这段特殊的历史。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下，英国空前的社会变革摧毁了英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农业文明一步步走向衰落，传统农业社会那种令人怀念的安全感、尊严感和稳定感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逐渐消亡，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下，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动摇。哈代巧妙地用象征手法揭示了这一历史巨变：象征工业革命的早班邮车箭一般地摧毁了象征小农经济的“王子”，结束了它所代表的旧时代，宣告了旧世界、旧制度、旧社会的终结——贵族时代像德伯家的坟墓一样成为历史。哈代对琼·德贝菲尔和苔丝母女的强烈对比性的描述，反映了威塞克斯新旧文化共存、新旧观念碰撞的现状：母亲满脑子全是快要绝迹的迷信、民间传说、土话和地方民谣，是旧时代的代言人；而女儿则是新教育法典下受过正规教育的掌握了普及知识的新时代的形象，“她们俩之间存在着二百年的代沟。她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如同詹姆斯一世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共处在一起”⁽⁶⁷⁾，包括安琪父子在内，这两种具有强烈时代对比性的人物及其文化特征，正反映了小说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英国西南部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马修·阿诺德在《卡尔特修道院诗节》中对这段历史及其带给人们的心灵苦痛做了准确的描述：

游离于两个世界；

一个业已死亡，

一个还稚嫩未生。

我心无处安息，

就这样在忧郁地等待。⁽⁶⁸⁾

哈代以敏锐的眼光观察了英国西南的社会状况，在小说文本中真实再现了维多利亚社会转型期农民的苦难生活与衰败的农村现实，一首流行于19世纪的民歌《可怜的英国劳动者》（The Fine Old English Laborer）⁽⁶⁹⁾是对当时英国农民悲惨生活的凄苦咏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传统经济开始瓦解，农民破产并沦为新型的农业工人到城市去谋生，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萧条，英国历史上曾出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的迁徙运动，造成了农村严重的人口流失，哈代把这种不自然的人口流动形象地描述为“一种水受到机械驱动，而往山上倒流的趋势”⁽⁷⁰⁾。在《苔丝》第五十一章，哈代尤其提到乡村中那些像苔丝父母一样不直接从事农业的村民，他们的地位比庄稼汉高出一等，但一般不受人欢迎，他们房子的租期一满，就很少再租给他们，他们中有人搬走，即形成连锁反应，别人也因生意受到影响而被迫搬走。“这些人家，过去是乡村生活的中坚力量，是乡村传统风俗的储藏所”，现在却为了生计逃往大地方寻求避难，直接影响了地方风俗的维持和延续，造成大量风俗断续失传，哈代在《苔丝》中指出，人口流动和迁徙是乡村传统文化丢失的主要根源。尤其在19世纪70年代后，形势更加严峻，农村状况急剧恶化，农业文化急剧衰落。

1902年3月，哈代给好友、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亨利·拉尔德·哈格德的信中提到了乡村的衰败景象，同时还讲了社会变迁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冲击，农民长期不断迁徙流动，“破坏了农业劳动者生活环境的延续性，导致了信息的中断，一个地方的名字、故事和文化遗留随着另一个地方的信息的流入很快就被遗忘了，例如：你要问一个庄稼汉周围的山、小溪、葬在一些坟墓的人的性格和情况，教区名人的安息地，还有一些关于当地的精灵、鬼怪、药草等问题时，他们无法做出回答。然而，我甚至记得穷人以及没有墓碑的人埋葬的时间和地点，教区和乡绅大家早在150前的历史。什么样的地方才有的什么样的歌谣，鬼魂的故事与特定地点相关，我可以随便说出生长治各种疾病的野草药的角落。”⁽⁷¹⁾哈格德和哈代对土地、农耕以及正在重塑他们童年世界的各种现象有共同的关注。针对当时有人恶意歪曲和诋毁“霍奇”形象，哈代特意为其验明正身，1883年7月，哈代的《多塞特郡的劳动者》（The Dorsetshire Laborer）刊登在《朗曼》杂志上，详述了农村衰败的状况，对农业文明和乡村传统文化逐渐消失的现实深表遗憾，同时也表达了面对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无奈。在给哈格德的信中，哈代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哈格德征得哈代的许可，在《乡村英格兰》（Rural England）中大篇幅引用了《多塞特郡的劳动者》一文的关键部分，同时还引用了哈代写给他的一封关于农民工的过去与现状的信，这封信被收录在弗洛伦斯·哈代（Florence E. Hardy）编著的《哈代生平》中。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渗透，带着古风遗韵的威塞克斯农业社会正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民俗文化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逐渐被湮没，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走向衰亡，对此，哈代言语间流露出几分落寞与怅然，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是英国乡村田园牧歌的最后一曲挽歌。哈代七岁的时候，火车通到了多切斯特，他遗憾地注意到，火车的到来毁掉了乡村传统歌谣，“几个世纪来口头传承的小曲正受到从伦敦引进的滑稽歌曲的不断侵蚀”⁽⁷²⁾，工业化和城市化动摇了传统民俗的根基并对其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一些民俗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消失，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因此，在民俗和现代化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关系，现代化的发展常造成民俗文化的衰落。著名民俗学者周星在《乡土生活的逻辑：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的原点在“他乡”“异域”，它在与异文化的对比中归纳出人类文化的意义和本质，而民俗学的原点却在“故乡”，民俗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总是伴有一种学科本体论上的怀旧与乡愁，民俗学者对本土或故乡文化的研究，经常要面对文化的地方性或地域性特点。“民俗学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有一种观点或倾向，亦即往往在怀旧保守的情怀中对现代化持怀疑的态度，它也经常因此种立场而遭受到一些批评。”⁽⁷³⁾哈代在小说中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表现出的怀疑和不满，以及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衰落表现出的无奈和惋惜，正是民俗学家的怀旧情结。哈代把传统文化的眷恋寄托在民俗书写中，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守旧与求新的平衡，哈代在小说中流露出的这种矛盾思想反映了维多利亚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对新的社会秩序既渴望又恐惧”⁽⁷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