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视野中的文学
从本书的题目可以看出，“1917—1927”和“湖南”分别从时间和地域上划定了本书要研究的范围；而“区域视野”则显示出研究进入的角度和方法。本书所采用的是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也就是说，文学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被讨论的。
本书将文学放在区域文化氛围中进行探讨，而所谓的文化氛围，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举凡人类生活方式的各个侧面，都可以说属于文化的范畴。对于文化内涵的划分中，最常见的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要讨论一个区域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意味着要讨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这显然是本书所无法承担的。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文化氛围，其取舍标准是与文学的产生、创作和发展的密切程度。在这一标准下，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有密切关联、在现代湖南文学创作中得到体现的社会文化因素将进入研究范畴，例如与新文学的产生密切相关的女子教育、校园文化环境等将得到比较仔细分析；与在湖南作家或以湖南为背景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文学意象相关联的政治事件、文化事件也得以优先进入研究视野。总的说来，教育、传媒、文化事件等因其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最巨，而成为着力最多之处。与此相似的是，本书所涉及的作家也不是以是否湖南籍为唯一标准，从研究所及的作品作家来说，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在该地区有重要文学活动的文学社团、刊物和作家；二是在作品中明显受到该地区文化背景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其中一部分虽是湘籍作家，一部分虽是外省作家，但是在该阶段曾在湖南居住并有文学活动，或其创作与该地区关系密切。
从结构上看，本书共分为六章，其中第一章相当于总论，除从学术史眼光，分析判断该课题相关著述之外，主要是对本书写作方法、思路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梳理，也包括对现有研究成果和论文力图创新之处的总结。第二到六章为具体问题的展开和论述。
第二章《新思潮的输入与扩散——报纸、学堂、学会》，所讨论的是自晚清到五四以来，湖南的传媒、教育与学会等文化机构的发展历史和地域特色，其目的在于对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给出一个粗略的描述和梳理。之所以选择报纸、学堂与学会这三个要素作为讨论的对象，正如上文所说，是考虑到它们与新文学的关系十分紧密。同时，这三个要素在五四前后所产生的变化之大，亦可使得研究者从对它们历史的梳理中，见出整个社会文化结构变化的过程。其中，关于传媒的研究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展开，一是因为这报自1915年出版，至解放前夕停刊，其历史贯穿整个现代湖南；二是因为该报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三是因为该报作为地方传媒的代表，在湖南新闻史上具有代表性地位，且保存相对完整。通过对《大公报》的办刊方针和宗旨、其作为地方性报纸的特色所在和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等史实的梳理，可以看出外来的文化思潮如何借由公共传媒的力量进入区域文化，并在社会各层面产生影响。而五四前后，该报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的微妙变化，及在面对日趋激烈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时的反应，则显示出这一现象背后整个湖南文化氛围的变化。学堂部分所探讨的是湖南自晚清以来的学潮传统，及这一传统中地域色彩明显的激进风格。湖南学生运动的另一大特色，是对本地政治的关注和实际产生的影响。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到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展开，从而构成这一论题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最后关于学会的研究，则集中在由新民学会和健学会所组织或发起的文化活动上，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名人演讲为中心，讨论五四时期对于湖南文化影响最著的两个文化事件。这两次文化热潮的到来，对于了解五四时期湖南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当重要，而其所展示的对于外来思潮和文化的接受方式，则对于了解“中心”和“边缘”的互动关系不无帮助。
第三章《校园文化背景中的新文学与新文化》，描述在湖南这一区域内，新文化和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作为新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文学成为这一章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为学生和教师，最常见的文学题材也围绕着校园生活展开。更重要的是，校园文学刊物和文学团体的出现，直接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而前者与公共传媒的结缘则将新文学的影响扩大至校园之外。正是由于校园文化与新文学的这种紧密联系，这一章着重讨论了五四之后校园文化氛围由激进躁动向“重回书斋”的转变，及这种变化对于校园文学创作进入高潮的影响。本章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报刊上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对湖南当时出现的文学思潮、现象和文学团体的活动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其中重要的文学团体包括第一师范的文学研究会、赵景深等主持的绿波社、罗黑芷等人的零星社，及这一时期在湖南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几次文学论争。通过对于当时报刊上所展现出来的文学创作情况的整理，可以看出，湖南文学创作既有对于中心城市文学创作的模仿，也呈现出区域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性。而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文学作品，虽然艺术上当稚嫩，但在文学主题、意象营造等方面，已然展示出湖南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正是在这些并不突出的作品所搭建的文学景观的基础之上，产生出本书后来要论述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第四到六这三章，主要是通过提炼文学文本中的意象或主题，展示历史、文化等诸多人文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文”。其中第四章讨论五四前后湖南的女性解放思潮和相关运动，及它们对于三位湖南女作家创作的影响。这三位女作家（丁玲、白薇、谢冰莹）虽然在写作风格上大相径庭，但其共享的文化背景——五四前后湖南对于妇女问题的集中讨论，显然对于她们的文学创作有所作用。而对于“女兵”这一文学意象的提炼，则展示出湖南文化氛围对作家创作的潜在影响。该章的论述以几个具体文化事件如赵五贞自杀事件、周南女校学生自杀事件和彭襄弃妻事件为中心，力图将女子教育、妇女解放运动、相关思潮、文学创作及作家生活经历以“拼图”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展示出文学创作与文化结构中其他因素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五章《湘省革命：地方历史与个人记忆》，讨论的是湖南的现代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主题“革命”。作为近现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基地，湖南与历次革命的不解之缘成为这一区域的一大传统和特色所在。本章要讨论的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以何种方式来讲述这段历史。面对同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作家所采取的不同视角，体现出背后各不相同的文化心态。不论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在一段距离之外对革命的回忆，还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革命历史，作家们都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言说、改写、创造着革命的历史，并在其中倾注作者对于乡土历史和现状的忧虑与关切。
第六章《从边缘到中心》，以自治运动为中心，展示出湖南地方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湘人对于本省文化的关注和自信，在自治运动时期达到高潮。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中的乡土意识和地方色彩也开始逐渐鲜明。另一方面，在外地从事文学创作的湘籍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更为强烈的情感为底色，并借助新的文化资源，对乡土文化进行新的审视。“故乡”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对文学创作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侨寓他乡的湖南作家，经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受到的冲击，是这一章的中心所在。通过对故乡的书写及乡土社会的展示，这些作品的鲜明地域性色彩，使得作家和作品突破了“边缘”地位，进入文学史的中心。
通过对湖南现代文学史的梳理，及文学创作和区域文化之间关系的阐释，本书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区域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在这一视角的观照下，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所组成的大背景，可以使得相关的文学研究更进一层。张朋园在对湖南的现代化进程的考察中称：“有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若循中央入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不如从地区入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
对于区域现代化的研究，其目的是要厘清在中国内部，不同区域中现代化发生、发展的不同状态。在对一个或多个地区的剖析比较中，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得到更为全面深入的展示。同样，区域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最终的目的所在，还是要突破地域限制本身，加入到对现代文学和文化史的整体建构中去，这也正是本书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序》，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