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新时期以来，尤其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文学研究坚持自身研究的前提下，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研究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成了时代的发展潮流，面对这个潮流和态势，世界各地文学研究的专家和权威纷纷开始探讨文学研究中大文化视野下的跨学科发展、如何跨学科、跨学科的限度及方法以及跨学科的意义做出了许多富有创新见地的理论阐释并提出了不少破学科理论研究领域。
弗莱曾经在1958年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文学即整体关系：弥尔顿的<黎西达斯>》中指出：“<黎西达斯>得之于希伯来、希腊、拉丁和意大利文化的东西并不亚于它得之于英国文化的东西。……只要是诗人，其文学影响就不会完全局限在他自己本国的语言之中。”
换言之，只要是作家，他所受到的传统文学影响就有可能是跨时代、跨语言和国界，即跨时空和跨文化的。弗莱在这里向文学研究成果版权的真正归属问题提出质疑，而且指出哪怕只是研究有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进行一种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比较文学”的提法似乎是多余的。如此说来，大凡搞文学研究的人，都免不了涉及他学科的领域，离不开文化研究的大背景。
如今我们发现，文学研究的定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微观上讨论某一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个性、景物相衬、因果关系等，也不局限于从宏观上探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哪些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既不仅是直接孤立地分析文本的语言特色和文章结构，亦不是间接地从某一作家的家庭背景或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考虑对其创作的影响。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是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产生出来的，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接受他学科的“渗透”和“融合”。因此文学研究必须透过传统的视野，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剖析研究。
在知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产物。文学非但没有因为文化视野的引入而被淹没，反而承担起率先打破国族界限，培育世界公民的人类学使命（叶舒宪语）。这对于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争议，以及回应各种文学危机论，包括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都起了直接的理论释疑作用。
科际间的相互影响远不是单纯的两个学科的碰撞、摩擦和融合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参与其间的不仅仅是两个学科，更多时候是一个学科同时与多种学科产生“杂交”，并因此产生出许许多多的“混血儿”。譬如，宗教学不仅与哲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二者还同时对文学产生微妙的影响；人类学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学交叉重叠之外，它还可能与历史学、语言学发生跨学科联系；神话学也可能分别与人类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发生融合现象；……所有这些“破”学科研究给当代文化批评者带来了广阔的视野。当然，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同时“包揽”这庞大的课题。因此，本书只能够从文学与语言学、历史、宗教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影响，主要是探讨这些学科对文学的顺向影响，从中粗略地归纳这种单向“干预”。而且笔者能力所及的也只是一些在行家里手眼里视为极为肤浅的研究，不足之处是不可避免的。但本书作者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努力能够引起国内更多专家学者对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文学地位的关注，同时也衷心希望读者对书中的谬误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福州长安山
弗莱，《文学即整体关系：弥尔顿的<黎西达斯>》，叶舒宪译，见《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