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奶奶
星期六回家。过罢年一直没有回家，走路上见紫花地丁已经开花。
进村，几乎不见人，连狗也没有。到家，三间草屋依旧，门开着，也没人。我坐青色的捶布石上(家中已无坐具)，边等，边读汇集“大跃进民歌”的《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选编)，读到“今年粮食大增产，社员堆垛上了天。撕块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不禁叫绝。
直到日头胡子从西边的茅屋后面支支叉叉伸向苍灰的半空，肚子饿得很扁很扁，才看见奶奶一手提着瓦罐，一手拄着一根粗糙的榆木棍，蹒蹒跚跚回来了，显然一直待在食堂，吃过饭才回来。看见我，好喜欢，忙从屋角的柴灰里扒出两个比手指稍粗的烧熟已经变凉的红薯，让我吃。又提上瓦罐，去食堂打饭。好一会儿，才转回，拿一个比拳头稍大的红薯面掺榆叶蒸成的窝头，瓦罐里盛的是放了干红薯叶的红薯面汤，已经没有热气，走着抱怨着：“叫给两个馍，说死说活只给一个。明明还有饭，叫给两瓢，只给一瓢。吃食一紧，人情也没了。”我吃着，奶奶说，母亲去小郭庄修渠道，一个多月没回家。父亲赶牛车往黑头山水库上送柴火，走三天了。“跃进，跃进，弄得家都不像家啦。”接着，说了很多“大跃进”的坏话。我认为老人家思想跟不上形势，给她讲道理，又想不出她能听懂的话。
万万料不到，仅仅一年后，奶奶就在饥荒中凄然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