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学术增长点和拓展空间
1.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异域生活”描写，这些“异域生活”具有复杂多元的文化构成、文化品格和文化取向，并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异域生活在时间的推演下逐渐地生成为一种“知识观”和“知识系统”，并渗透和植入作家的精神世界，成为掌控和支配作家文学翻译的价值标准和准则，“回到地方性文化的知识系统中，运用他们的认识途径和分析逻辑——比如他们自己关于罪恶、对错、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分类以及建立起来的各种规则等等——作为描述事件的基本思路”[1]。
文学翻译中独特的“异域生活”能够永久根植于个体的精神空间中恒定不变，并抵御他者文化和他者生活的入侵和毁坏。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异域生活”为叙事准则和叙事肌理的。同时，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展现出多民族谱系与多元文化形态，呈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发生的流动性变异。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呈现了多元到一体的融合、开放与兼容并存、进取与保守并存、同化与变异并存的特点。透过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我们既能触摸到坚守文学翻译真理性上的抱负，又能感受到时刻彰显地域文化“永恒实体”旨趣的执著和坚韧。
要突破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现有的状态和局面，应该将核心集中在对周作人文学翻译的文化叙事研究上，寻找一个新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视角，将研究指向周作人文学翻译的内部空间和隐性层面，将研究视阈集中到周作人文学翻译文本的“异域生活”研究和“叙事身份”研究两个方面。
2. 周作人文学翻译中展现出来的身份建构和认同可以分为“直接皈依”和“中间游离”两种类型。“直接皈依”是指作家始终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局内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常识、符号和非规范性注解有着异于他人的感知和理解，文学翻译中的知识系统和知识应验往往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系统上，并通过对这种本土性知识系统在文学翻译中的再现来阐释事实和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而建构一个集体性的自我；“中间游离”是指作家的文化指向和精神趋向并不仅仅局限和固定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对峙、比较和调和中来体会异域文化，集体共有的传统文化符码并没有使其产生强烈的认知诉求、自我认同感和身份根植感，个体的身份建构和认同“游离”于多种不同文化之间，既没有完全进入新的文化知识系统中，也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文化体系，但其终极身份认同仍然指向传统文化，只是时刻保持着一种观察和警惕。
本书试图把文学翻译作为拓展传统文化空间，进一步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内涵的一个路径，而不是把文学翻译单纯作为异域文化在文学翻译中的拼贴和复制，也不是把异域文化从翻译文学情境中剥离出来进行异域民族志式的阐释和分析，而是将异域作为文学的参与要素和内部分子，体察异域文学的思维逻辑，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在文学翻译中的磨合和碰撞。
3.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研究要想从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研究的传统话题转变为真正具有学术公信力的学术命题，从实质上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研究的困境，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如何确立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支撑点和发展路径；二、如何弥补和修正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三、如何使周作人文学翻译个案研究呈现出宏观效果。我想在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中应该把握住“转型”“差序”“场域”这三个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
“转型”是指周作人文学翻译发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始终处于疾速转变的过程中。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趋向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虽然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转变而放弃自身的发展路径，但难以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变革中，并愈加强势地参与其中；周作人的文学翻译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空间，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杂糅概念，既有外部力量的推动又有内部力量的重组。因此，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支撑点不应该是类似于“现代意义”这样单一的理论预设，而应该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元化的理论提取，这样，周作人文学翻译的研究才能显现出丰富多彩的意义。通过周作人的文学翻译研究我们可以探讨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政治、人与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围绕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产生的是一部“事件史”和“生命史”，“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被重新定义和整合。
“差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等级观的一个概念，将其引入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中，并不是强调文学翻译中的等级尊卑和权力分配，而是突出文学翻译在发展中形成的内在差异性。虽然周作人文学翻译处于公共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分享着共同的文化资源，但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产生的作用却不尽相同，呈现出冲突、对抗、依附、融合等不同的状态，并始终处于流动的态势。因此，我们要在研究中突出这种内在的差异性：周作人的文学翻译由于时间的推演和空间的位移，在不同历史时段具有不同的文学面相；不同文学作品在主题话语、人物形象、语言修辞、叙事模式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是在独特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呈现出来的审美选择。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在作家主体意识的参与下，已经演变成为特定的精神现象，并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叙述，这些差异性一方面体现着作家的选择，另一方面体现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征，以及中国转型期社会思想的变迁和分化。
“场域”实质上是一种“文学翻译机制”研究，强调“文学翻译”的公共性和介入性。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构建使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成为一个公共空间，通过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我们可以还原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另外，周作人的文学翻译也介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当中，形成了相互交流、调节和协商机制。因此，本书试图突破文学翻译研究的自身局限，突出文学翻译的汲取能力和开放姿态。实际上，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文学翻译本身就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它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文学翻译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阐释中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没有“他者”的参照，文学翻译就无法进行自我确认，同样，没有文学翻译的介入，“他者”也无法完成自我叙述和阐释，因此文学翻译包含了翻译之外的世界、规则和人，翻译之外的一切关系都可以化约为文学翻译的内容、生命意义、价值秩序和生存体验。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敞开和介入，是主动打破文学翻译的封闭空间，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到社会整体进程中来。
[1] 张静：《“格雷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