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所带的研究生中，于小植算是比较特别的。她的本科不是学中文的，而是学外语的；她学的不是英语，而是日语。这种特别决定了她后来做论文和做研究的基本方向。从硕士直到博士，我都一直带她，她的聪明和刻苦也是比较特别的，具有精灵一般的聪明和痴迷一样的刻苦。于小植是一个比较全面完美的女生，她的才华往往是外露的，每逢大家聚会致辞轮到她时，开篇必定是恰到好处地引用一下古今中外的经典，有时候在此基础上还要非常智慧地发挥或评价一番。这在同学和老师活动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保留节目。说实在的，她所引用的经典许多是我不知道的，她能信手拈来脱口而出，至少说明她看过了，记住了。

于小植研究周作人与她的专业基础和语言条件是相关的，但是其中更有着吉林大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背景的原因。由于吉林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关系，日本研究一直是学校里相关学科的传统课题，也是学术研究的强项。从1980年代以来，中文系、外语系和日本研究所等单位的老师都在此方面着力，产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记得1990年代初，我在日本进行合作研究时，日本学界便把吉林大学称为日本研究的“名门”。例如，仅就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方面来说，就有我的恩师刘柏青教授、前辈老师赵乐生教授和前辈于长敏、李冬木、靳丛林等长期致力于此，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刘柏青教授关于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特别是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具有开拓性的贡献。迄今为止，其研究成果仍然是此领域中不可逾越的学术高原。

受老师的启示和影响，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做有关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其后也对此领域有所涉及，但是主要方向逐渐疏离这一主题，而转向另外的领域。其实，这一直是我学术选择中的一种缺憾。当我得知于小植是日语专业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时，心中十分高兴，觉得终于找到一个恰当的学术后来人，可以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夙愿。经过一系列的过程，证明我的选择和感觉是准确的。于小植以周作人的翻译观及其翻译实践为主题，完成了这部书稿，并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她曾到日本名古屋大学访学一年，实地对周作人的生活轨迹进行了调查考证，收集了许多新的资料，所以，这部书稿基础扎实、内容丰富。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周作人研究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话题。在政治判断、学术判断和道德判断一体化的标准下，周作人的创作和翻译以及人生评价都被先入为主地做了基本定论。于小植的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种还原式的文化研究。她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周作人的文学翻译进行深度阐释，并从中提纯出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她将周作人1920年代时的翻译与其他翻译家1980年代的翻译进行比较，并将周作人的文学翻译与其同一历史阶段的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文学翻译进行比较，从中透视出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她把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活动在本质上看成是对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总体认知和规律总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对人类未来发展趋向的推断。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社会表态，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都必须坚守一个基本原则：可以不把真话都说出来，但是保证不说假话；你可以不崇高，但是绝不能作恶。这是我多年来和学生交流时常说的一句话，其实也是做人的一个底线。于小植在对周作人进行评价的时候，也正是持有这样一种原则，周作人是一个复杂的对象，包括政治上的复杂、思想上的复杂和文化上的复杂，在政治伦理本位的传统价值观的支配下，周作人研究长时间以来被简单化了。政治正确必然是道德高尚，政治反动必然是道德堕落。其实，政治有政治的标准，道德有道德的标准，学术亦有学术的标准。政治的标准是需要，道德的标准是善恶，学术的标准是高低。虽说其中互为关联，但是并不一致。不能完全用此标准代替彼标准，不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于小植在研究中对于周作人的政治下水、思想变异和文化转向都做了比较中肯的评价。这一点不算新鲜，但却很真实。她选择了周作人文学活动中最少争议的翻译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自己的思想不是仅局限于其翻译活动，而是拓展到文化传播、文化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或者说是以周作人的翻译为视角来找寻和触摸文化人周作人的形象。这种理解没有把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化的蜕变表征来理解，特别是没有将其作为鲁迅的思想文化对立面来理解。这是一种开放式的个案研究，是对于中国文化变革过程的标志进行把握的本质性研究。所以，这部书稿对于于小植自己和周作人研究领域来说，都是一种有意义的收获。

于小植这几年在学术上进步很快，算得上是跨越式发展了，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地方政府项目，围绕着自己的专业发表了许多论文。我相信，这本书稿的出版，会使她在学术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张福贵
2013年9月15日于访台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