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书是基于对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的考察而作的，然而为了更加明晰研究对象，我们有必要重新返回到历史现场，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彝族汉语诗歌
的发展概况进行梳理和区分，展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历史流变和同时期的社会语境，由此建立的参照系能使得本书内容更加全面。
关于彝族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彝族当代文学及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第一阶段的时间划分，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如李力在1994年版的《彝族文学史》中将彝族当代诗歌划分为两个阶段，其界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姚新勇亦在2010年版的著作《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中几番提及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彝族诗歌的时间划分问题，他以1980年为界将少数民族文学和彝族诗歌都分为两个时间段，认为“同总体中国文学一样，彝族现代诗歌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转型，由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学，逐渐转向全新的彝族精神家园建构之咏唱”。当然，在诸多研究者关于彝族当代诗歌的历史分期观点之中，有些分期方法不够细致，有些过于注重肌理而不够立体、全面。
笔者认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可大致划为三大分期：第一分期为1949年到1980年（彝族当代诗歌的建构时期）；第二分期为1980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的诗歌产生于建构时期宏大叙事的延续和民族意识萌芽的交互作用；第三分期为1995年至今，这一时期的彝族诗歌体现出强烈的集结性、杂糅性以及多声部共振的话语形态。
具体来看，当代彝族诗歌发展的第一阶段止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主流文学分期中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革”时期的文学，这是彝族当代诗歌建构的时期。当时的少数民族诗歌都曾受到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和解放话语——的高度影响，彝族诗人的创作也几乎不例外地包含着此类印记。比起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彝族诗人们更注重表达的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话语，这与同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全世界无产阶级兄弟”的话语是相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彝族汉语诗歌进入第二个分期，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改变了之前受国家话语高度影响的“阶级诗歌”，开始将本族群的文化传统与新诗的体裁相结合，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985年以后，四川凉山地区、云南、贵州的诸多彝族诗人创作了大量汉语诗歌，掀起了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热潮。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诗歌的审美水平和艺术水平比以往有所提高。21世纪以来，彝族诗歌的多元化写作渐渐形成，新一批的彝族诗人、作品、民间的彝族诗歌编选组织开始涌现，诗歌的发表机制也不断更新，不再仅限于单一的公开出版物刊出。21世纪的彝族诗歌写作有着多元化、多声部的发展趋势和不同表现形式的民族本位性诉求。
第一节 建构的开端：1949—1980年
文学史的界限向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虽然将1949年当作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一个分期的开端，然而彝族人用汉语创作现代诗歌的历史却早于这个时间节点。除去明清时期云贵地区彝族诗人的古体诗歌创作之外，20世纪30年代之后，李乔、李纳、苏晓星、熊正国、普飞、戈隆阿弘（汉名施友万）、吴琪拉达、普梅夫、龙志毅、替仆支不（汉名韦革新）、阿鲁斯基（汉名卢兴全）、涅努巴西、张昆华等彝族诗人均开始了汉语诗歌的写作。
1949年到1980年间，彝族诗歌作品总体来说并不算多，而且这些诗人分布和生活的地域几乎都在云南与贵州。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彝族现代派诗歌大潮的兴起之地——大小凉山，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却很少。彝族诗人创作大潮的地域转换是十分值得思考的，而这个成因几乎成为本节论述的主体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彝族文学的建构基础是彝族人的族群认同。这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密不可分。作为现代中国56个民族之一的彝族，其文学史建构是在民族身份确定的基础上发生的。下面将云南、贵州的彝族汉语文学和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汉语文学分开阐述，能够使这个事实更加明晰。
一、云贵诗人群的源起
诗人的语言使用能力从来都与其生存的土壤密不可分。云南、贵州诗人早在明代就扬名于汉语诗坛，高乃裕、高程、禄洪正是那一时期的彝族代表诗人，清代又出现了那文凤、鲁大宗、余家驹、余昭、安履贞、余珍、李云程、安健等用汉语创作的彝族诗人。诸多彝族诗人拥有精妙的汉语写作能力。
元明两朝的中央政府均在云南和贵州“边民”聚居地区设置土司制度。元朝灭亡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傅友德“征南将军，帅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由永宁趋乌撒，而自帅大军由辰、沅趋贵州。克普定、普安，降诸苗蛮……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可渡河，降东川、乌蒙、芒部诸蛮。乌撒诸蛮复叛，讨之……水西诸部皆降”。至此，朱元璋的中央政府得以控制云南、贵州的彝族社会，并设立土司和流官制度。诸如高乃裕、高程这样的土官家庭（姚州土同知），必须习汉文、读汉书，在此环境下积累了深厚的汉学功底，“祖孙三代皆诗人”。据此不难想象云南、贵州彝人作汉诗的悠久传统。
与此相比，四川凉山地区的汉语书写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当然，凉山地区内部各地域的汉化程度有所差异。俄国人顾彼得的《彝人首领》讲述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游历凉山西和北方向的汉源、甘洛、越西、西昌一带的经历，详尽地描述了自身对彝族各阶层的了解和印象，并提及在外求学的凉山彝族土司岭光电和曲木藏尧，这几处地方比起凉山的其他地区来说，与汉族接触相对较多。
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所进行的民族学调查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他于1943年夏考察的地域是大凉山黄茅埂两边的雷波和美姑，当时这两地的彝族社会很少有汉人长期定居，基本保持着完整的传统家支体系和本族宗教文化，亦保持了本族语言文化，掌握汉语的彝人很少。总体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凉山地区才渐渐接受汉族文化的大幅影响，因此，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一个分期里鲜有生长于凉山的彝族诗人亦在情理之中。
1949年到1980年间，云贵诗人群体创作了不少汉语诗歌。从个人创作来看，有吴琪拉达的《孤儿的歌》和《奴隶解放之歌》，童嘉通的长诗《金色的岩鹰》，替仆支不的《我握着毛主席的手》《石磨歌》《奴隶的女儿》，阿鲁斯基的《为国争光》《滇池游记》，涅努巴西的《南诏国的宫灯》，普阳的《红河之歌》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彝族古代典籍、长诗、经书的汉文翻译和编选结集数量很大，如《阿诗玛——彝族民间叙事诗》等。
二、凉山地区——诗人的培养
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一阶段又几近等同于汉族主流诗歌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国家话语痕迹。如果说1949年以后云贵诗人群的创作是由彝族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和国家话语之合力促成的，那么，凉山地区的汉语诗歌创作就带有政府主动培养的意味了。
上文提到，1949年前后四川凉山地区能够熟识汉字并具有写作能力的彝族人很少，但在彝族诗歌的第一个分期，凉山地区依然产生了数部以民歌、歌曲集形式公开出版的诗选。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是由当时的汉族文艺工作者收集、整理、编写的，如高缨（天津籍）编写的《大凉山之歌》，梁上泉（四川籍，部队文工团）编写的《歌飞大凉山》，亦有雷显豪（重庆籍）参与编写的《万颗珍珠撒凉山》，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凉山山上映红光——少数民族跃进歌谣》（文艺作品选·第四辑）。这些诗歌与云南、贵州的汉语诗人的个人作品可以一并作为1949—1980年间的彝族诗歌作品呈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袁向东曾经对《人民文学》1949年到1966年间刊登的少数民族诗歌做出统计，在这一时期刊登的454首诗歌中，有朱叶的《高山彝族和尼苏》（500行的史诗）、方纪的《逃亡的奴隶》、高缨的《大凉山情歌》和《彝家有了钢铁厂》等几首诗歌，并没有彝族身份的诗人的作品刊登。究其原因，当时掌握汉语的彝族诗人本来就不多，而被《人民文学》刊登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高度契合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所以没有彝族诗人作品被刊登也在情理之中，取而代之的“彝族诗歌”则是由汉族诗人代言完成的文学作品。
当然，在汉族文艺工作者为彝族“代言”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大量培养彝族本民族的诗人，吴琪拉达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他1936年生于贵州福泉县，在参加了县少数民族文化补习班、初中民族班之后，于1954年到1956年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现在的西南民族大学）学习，其后长期在四川凉山地区工作，曾任《凉山日报》记者、副总编，因此他的诗歌题材大多是关于凉山地区的“奴隶”解放。他于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奴隶解放之歌》《吴琪拉达诗集》，长诗《孤儿的歌》《阿支岭扎》《金沙江畔发生了什么事情》《山歌唱给毛主席》《歌飘大凉山》《写在山水间》《故乡情诗》《玛蒙特衣》《游思集》《怀念领袖毛泽东》。
几部有关彝族文学史的论著都提及诗人吴琪拉达的创作，其代表作《孤儿的歌》几乎成为这一时期彝族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这首长诗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凉山地区的“奴隶制”社会，拉仟是一个孤儿，自幼被奴隶主驱遣使唤。“拉仟啊哭啼啼，/走进主人的家里，/给主人当娃子，/一生掉进虎口里。”在这首诗的结尾，当“主人”带着一帮人将出逃的拉仟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悲愤交加的拉仟做出了与“主人”同归于尽的选择：“拉仟猛力扑来，/双手抓住主人的胸口；/跟来的人吓得直发抖，/拉仟抱着主人跳下岩头。/一个炸雷如劈悬崖，/随来的人个个吓呆，/乡亲们悲叹着拉仟，/泪水如雨，叨念他的遗言。/从此阿伙山上，/留下拉仟的怒吼：/‘这世间不自由，/来世切莫做牛马！’”
这首长诗在彝族当代文学史上，被称作具有先驱意义的现代长诗，是当代凉山彝族地区发表时间最早的汉语诗歌。不同版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彝族文学史均将吴琪拉达认定为具有开创性的彝族当代诗人，而他自身的言说更加能够证实身份与创作的关系。他的家族经验中并没有“奴隶制”社会的直接经历，他1956年来到凉山时“刚大学毕业……就创作出了《月琴的歌》（1956年9月《草地》）、《孤儿的歌》（1957年《星星诗刊》创刊号）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高艺术水平的诗篇”。
在这里，笔者并非一味强调家族经验和民族经验的重要性，而是客观地指出，在此时期，国家话语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存在，甚至更加强化。李亚璇在《十七年彝族作家文学研究》中认为，意识形态“导致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往往表现得过于直露和简单，通过直接的呐喊和阶级立场鲜明的指向性诉求去迎合当时文学的政治要求”。
无独有偶，替仆支不的《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也是国家话语的典型范式，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同样作有《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一诗，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0年还出版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兄弟民族作家诗歌合集》一书。这个相似度颇高的选题实质上消解了少数民族写作和汉族主流文学的异质性，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大潮中几乎被忽略不计，绝大多数诗歌创作都同时具备“颂歌”和“阶级斗争”的双重议题。当时彝族、藏族、壮族、蒙古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者或者诗人创作了大量以“阶级”和“解放”为题材的诗歌，上述如《孤儿的歌》一类的作品应运而生，从而模糊了各民族民俗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1949年到1980年间的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主体大多是云南和贵州的彝族诗人以及为凉山彝族地区“代言”的汉族诗人，凉山地区的彝族汉语诗人还处于培养阶段。与此相比，1980年之后的彝族汉语诗歌创作则有更多的精品出现。
第二节 延续与发轫：1980—1995年
发星，一位在凉山地区长大的汉族诗人，自称彝族，倾其精力收集、整理、研究边缘族群的诗歌。他如此描述彝族诗歌创作大潮的兴起：“在20世纪伟大80年代催生的中国现代艺术复兴运动中，诗歌作为先锋激进的文化之剑，刺穿并撞响了边缘民族文化个性的现代诗写作，以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阿库乌雾……为代表的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扳荡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边缘现代诗潮。”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时期的彝族诗歌创作起源于大凉山，始于吉狄马加。彝族诗人吉狄马加，1961年生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1980年开始写作，出版有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罗马的太阳》《吉狄马加的诗》等。正是由于其汉语诗歌的陆续发表，当代文坛才开始一睹彝族诗歌的风采。
吉狄马加在其诗歌《自画像》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是——彝——人！”这首诗的产生标志着当代彝族诗人民族意识的自觉，此后不断引来许多彝族诗人激情澎湃地传诵和模仿，如阿索拉毅的《我是彝人》和玛查德清的《自我介绍》。
可以说，从吉狄马加开始，“我是彝人”的呼声才正式出现在彝族诗歌中，而彝族诗歌的创作从特殊时期专注于“奴隶”阶级纷争，正式转向了对民族本位性的正视和认同。随后大量彝族诗人开始创作，标明“彝族意识”，并将彝族的古老传说、史诗、日常习俗、地方性知识有意地运用到诗歌之中，以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为代表的诗人还将彝族母语口语的词汇注入其诗歌创作中。至此，彝族当代诗充满了杂糅之美。
当代诗人伊沙曾撰文研究吉狄马加的民族意识，并发现：吉狄马加有关民族意识的写作，不单单由于他的彝族身份，而是他作为少数民族诗人，适逢其时，有国外诗歌资源的哺育、8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环境、民主化大潮在世界的兴起，以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积累。
事实上，吉狄马加并不是唯一一个恰逢80年代社会思想解放大潮的彝族诗人。在发星工作室编写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里，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段绝大多数极具代表性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霁虹、巴莫曲布嫫、牧莎斯加、马惹拉哈、阿黑约夫、吉狄兆林、克惹晓夫、阿彝、倮伍沐嘎、阿库乌雾（汉名罗庆春）、玛查德清、石万聪、吉狄白云以及编者发星。发星收录的这些诗歌，一部分写于20世纪80年代，一部分写于90年代，均为大凉山地区彝族诗人所作。有一点需要指出，发星并没有将同时代在汉语诗坛扬名的吉木狼格收入这本诗选，理由是其“不存民族之根”。颇有意思的是，悉尼大学D Dayton所撰的BigCoun-try，SubtleVoices：ThreeEthnicPoetsfromChina'sSouthwest一文，恰恰选择了吉木狼格的诗歌作为彝族诗歌研究的对象，并占据了整篇论文的三分之一。
在彝族当代诗歌的第二阶段，以凉山彝族诗人为代表的民族意识觉醒的创作大潮已经形成，正如姚新勇所言：“这批诗人，既具有共同的彝族文化根性和相近的诗歌品质，同时又各具特色，显示了一个成熟的诗歌流派应有的风格一致性与丰富多彩性……他们大都起步于西南民族学院这一彝族现代诗人的摇篮……拥有自己的民刊杂志……彝族诗人们创造性地实践了古老的传统诗训……通过精湛的艺术之思，为彝族、为彝族现代诗歌，发现了独特的灵魂之根，并让其深深地蕴含、弥散于一套丰富多彩的诗歌意象谱系中。”
在这一时期，同样具有生命力的还有云贵地区的彝族诗人。在云南，彝族诗人有普驰达岭、阿卓务林、李骞、李智红、米切诺张、王红彬、李阳喜、柏叶、野岛、李毕、刘存荣、张仲全、杨昭、罗玉才、白应成、周平、陈国鸿等人，他们在公开出版刊物上发表了数千首诗歌，如王红彬的《初恋的红峡谷》《中国情人》，柏叶的《飞翔的天空》《彝山恋歌》，李阳喜的《野山情》，野岛的《乌蒙男人》，李毕的《鹰的传人》，刘存荣的《黑土地·红村歌》等。在贵州，有阿诺阿布、鲁弘阿立、禄琴、程韵等彝族诗人，尽管从总体来看，贵州诗人与作品的数量少于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和诗歌，但他们同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地域、民族的诗性做出思考。
总而言之，从1980年到1995年，彝族当代汉语诗歌开始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自在的地理空间——大小凉山、乌蒙山等风景与象征——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对民族意识的构建中。这为之后彝族诗歌多声部的创作大潮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多声部共振：1995年至今
1995年以后，彝族汉语诗歌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正如彝族诗人倮伍拉且所言：“大凉山的新诗创作所呈现出的繁荣的景象引起诗歌界广泛的关注……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大凉山诗歌创作步入了成熟的繁茂时期。”
笔者将这一时期的彝族诗歌创作分为两个小阶段：一是20世纪末的数年；二是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在第一阶段，既有吉狄马加和倮伍拉且的持续创作，亦有阿苏越尔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长诗，还有女诗人巴莫曲布嫫杂糅了人类学和彝族宗教仪式的浓墨重彩的诗篇，更有牧莎斯加的神话式写作——《神话与历史》组诗……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在中国西南大地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文学活力，发星本人事实上已经对这个创作高潮做出了如是论断：“大凉山本土生长的彝族诗人们已经形成中国现代诗中的特殊一支，他们运用汉语言的流畅性以及彝民族文化的根脉性……先是文化根性在现代转换上给我们一种先锋姿态……使得汉语有了一种再造与血性激荡的可能。”
诗歌创作的成熟繁茂时期不仅仅限于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地区，云南和贵州的彝族诗人们同样开始了成熟的创作时期。如王红彬的《初恋的红峡谷》、禄琴的《面向阳光》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柏叶的《彝山恋歌》、阿卓务林的《耳朵里的天堂》、李军的《我的村庄》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
发星曾论断，云南、贵州两地在“几百年的汉化时光中，族称的符号只是一种符号”。他并不完全肯定云贵地区彝族诗人作品中“民族意识”的成分，然而客观地说，这一时期，云贵地区诗人们在诗歌的色调上并不逊于凉山地区彝族诗人所咏唱的那种民族、古老文化传统的厚重感。如普驰达岭的《祖灵之舞》、阿卓务林的《回收灵魂的松林》、施袁喜的《黑哀牢》等诗歌，分别从宗教、记忆等富有民族生命力的因素入手创作，有着鲜明的彝族印记。
在第一阶段，彝族当代汉语诗歌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对主流汉语诗坛来说，这也是一股新鲜的血液；而作为地域写作，西南地区的彝族诗人呈现出强劲的创作态势，并将民族文化作为高扬的诗歌大旗和创作元素，以其杂糅的美感获得学术界和批评界的盛誉。
如果将吉狄马加等首先倡导民族意识觉醒的诗人的诗歌视为彝族当代诗的第一次大转型，那么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然结束的当下，第二次彝族当代诗的大转型已经形成，并为彝族当代汉语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多元的思考方式——它透露出了少数民族在当代以诗歌为媒介的民族本位性诉求。这也是第二阶段的诗歌发展方向。
2000年之后，新一批的彝族诗人和彝族诗歌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十分繁荣，其来源途径亦相异于传统的编选机制，以发星、阿索拉毅、普驰达岭等人为代表的诗歌编选团体不断涌现。20世纪末由发星主导的边缘族群诗歌的编选在近年来已经演绎为诸多彝族诗歌组织的齐心协力，如彝诗馆和彝人传奇工作室等，而诸多彝族诗人亦投身于彝族诗歌的收集、编选中。表面上看，这并非一件值得在诗歌研究中探讨的事情。然而，有意识的编选与编选自身倡导的“族性”恰恰成为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节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诗歌编选有着地域整合的意味。
慕俄格曾经是彝族先民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历史上曾两次毁于战火。《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的编委会由四位本族诗人组成，他们在前言里明确说明了“本书入选者都是标明彝族身份的彝族诗人。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可以鲜明地发现彝人气质……希望在精神层面重新树立一座慕俄格，一座高度张扬彝族文化的慕俄格”。这四位诗人并非出自凉山彝族，而是云南和贵州的彝族诗人。这不同于以往大凉山诗人对彝族诗歌编选的偏爱，云南和贵州的彝族诗人也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构建彝族的共同体。
2011年，发星在其撰写的《21世纪中国彝族现代诗23家》（修订版）的序言里同样写道：“当他们由于历史的原因用汉语写作现代诗时，依然充满自己文化语言的个性与张力与差异之美……这是中国现代诗史不应该遮掩，必须写进的活力篇章。”作为毕生致力于边缘民族文学整理工作的他，极力认可“彝族意识”存在的必要性。这种“民族性”的倡导在彝族诗歌选集工作中如影随形，很难否认这种倡导对年青一代诗人的正面影响。
纵观这一阶段的彝族诗歌创作，继吉狄马加这代诗人的创作高峰期之后，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诗人跻身于彝族汉语诗歌第二次转型的创作大潮之中，充当着彝族民族文化的歌者与“民族意识”的先锋者。本书主要的研究材料大多由彝族诗歌编选者们提供，除200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外，还有阿索拉毅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此外，罗庆春主编的《彝脉：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收集了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历届校友的汉语文学创作，其中涉及一部分2000年以后创作的彝族诗歌。
由此可见，21世纪以来的彝族诗歌选集或民刊数量比20世纪大大增多，较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引起的民族意识觉醒大潮不同，当下少数民族对本族文化传统的思考和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除了诗人、选集、编选组织群体不断壮大，近十年来彝族诗人写作的内容亦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他们的写作不再单单沉醉于集体记忆的重构，而是更加关注彝族乡土社会的变迁。在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等诗人开始写作的年代，打工者、空巢的乡村、城市底层、吸毒等问题尚未大规模地在彝族社会出现，随着彝族外出务工人数逐年递增，彝族诗歌写作也几乎在同时增添了新的内容。
举例来说，吉布鹰升、阿克鸠射、麦吉作体、阿索拉毅、鲁娟、吉洛打则、沙也、吉尔色尔、陈晓英等青年诗人，从内容、诗歌形式等不同角度扩展了彝族当代诗歌的边界。如阿克鸠射，这位青年诗人一方面关注本族群语言文字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将观察视角指向打工者和城市。更特别的是，他在这般的叙事中大量使用母语，用于置换汉语中的一些词语。又如吉布鹰升，他的大多数作品是乡土散文，但因写作打工题材而被发星及其团队发现。在《〈彝风〉创办10年纪念专号（1997—2007）》里，发星赞赏了吉布鹰升，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填补了这个空白……使我们看见这片土地上是光明（彝文化精华等）与黑暗（现实臭恶、贫穷……）并存的”。
再如阿索拉毅，这位青年彝族诗人既是彝族社会活动家，又是诗歌编选组织者。他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共四卷本，达160万字，收集了310名来自全国各地彝族诗人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82年，既收录了普梅夫、吴琪拉达、替仆支不、涅努巴西等老一代彝族诗人的作品，也展示了彝族诗人的中坚力量如吉狄马加、罗庆春、倮伍拉且、吉木狼格、李骞、禄琴、沙马、阿苏越尔、普驰达岭、鲁弘阿立等人的诗歌。另外，此书还收集了大量青年诗人的作品，而他们具有“90后”、打工诗人、在读学生等各种身份，充分展现了彝族诗歌多元化的创作特征。《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展示了十位较有代表性的母语诗人及其彝语诗歌作品，比如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罗庆春的彝语作品。
阿索拉毅本人也从事写作。他在写作中更偏向彝族传统“经书”的方式，并未为乡野的现实做太多的白描，其长篇诗歌《星图》，长达56000多字，被其自命为“当代史诗”。具有民族色彩的元素在诗中随处可见，如“黑色”“鹰”“刀剑”“分支”“招魂”等词语。
21世纪以来彝族诗人们笔下屡屡出现史诗巨制般的长篇诗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除了《星图》以外，长诗作品还有阿索拉毅的十四行诗《佳支依达，或时光轮回的叙述》，阿苏越尔的长诗《阳光山脉》，女诗人陈晓英的《山岗》等。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位云南和贵州的年青一代诗人，如罗洪达汗、阿景阿克、赵磊、罗逢春等。比如生于1993年来自云南的彝族诗人罗洪达汗，他的很多首诗歌见于网络论坛，总体来说其诗歌品质有待于时间的磨炼，不过亦有少量佳作，如《在故乡，我看见秋风》等抒情诗。此外，需要注意的是，“80后”彝族诗人并不倾向于清晰的地域观念，他们更注重“彝族”这个共同体本身的重量。凉山彝族诗人拉马文才认为，在他的日常经验中，青年彝族诗人尤其热爱强调“彝民族”的概念，这与80年代吉狄马加等诗人强调“我”与大凉山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有所差异的。这种观念的流变显然和50年代“彝族”的民族划分和身份认同的时间越来越久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议题留待后文详细讨论。
- 所谓“当代”，即等同于文学史学科划分规则中的“当代”——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所谓“彝族汉语诗歌”，是指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身份识别过程中被认定为“彝族”的中国公民用汉语创作的诗歌。
- 柳爱江的《彝族青年诗人创作管窥》（发表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认为，1980—1990年是第二个阶段，1990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笔者对此持商榷意见，事实上新兴的诗歌编选组织和多元化的民族诉求是2000年左右才出现的。柳爱江将“60后”诗人作为一个分期，“70后”和“80后”诗人作为另外一个分期，笔者不认可此种观点，即使在社会学研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80后”也向来被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他们和“70后”的生命体验大相径庭。
- 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 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 之所以将“奴隶”加引号，是因为彝族文化传统中的阶级分类与西方理论中的“奴隶社会”“奴隶”等术语有一些差异，尽管1949年以后诸多民族工作者强调凉山地区实行的是“奴隶”制度，但是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很多时候，“奴隶”属于半长工半仆人的角色。
- 吴琪拉达（汉名吴义兴）堪称彝族当代汉语诗歌的开创者，他在1950—1980年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如《孤儿的歌》，目前可见资料有西南民族大学刘光烺藏油印本。又如其创作的《奴隶解放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 部分资料参考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 仅有一个特例：彝族诗人韦革新出生于广西，广西的彝族人口不多，现有7000人。
- 彝族诗人吴琪拉达是贵州阿孟人，在凉山工作，其生平将在下文合适的部分提及。
- 《明史》列传第十七。
- 李力主编：《彝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页。
- 顾彼得著，和铹宇译：《彝人首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 岭光电和曲木藏尧是表兄弟，因土司身份和特殊时间际遇而在外求学，前者拜20世纪30年代任川康边防司令的羊仁安（汉人）为义父，民国二十二年（1933）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以彝族青年身份面见过蒋介石；后者毕业于南京军政大学。
- 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 部分资料参考自芮增瑞：《彝族当代文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 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阿诗玛——彝族民间叙事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 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
- 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 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编辑和出版。
- 袁向东：《民族文学的建构——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 阿索拉毅：《中国彝族现代诗人档案》，未出版，电子资料，2012年。
- 朱朝访：《吴琪拉达印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d58b290100am0p.html。
- 李亚璇：《十七年彝族作家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摘自阿索拉毅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的序言。
- 这基本是少数民族文学界和彝族诗歌研究领域的共识。
- 伊沙：《永远是诗人——吉狄马加简论》，http：//www.poemlife.com/showart-56710-1268.htm。
- 既然编者发星自称彝人，并且将自己的诗作列入大凉山彝族诗人诗选中，在此应尊重编者自己的选择。
- 发星工作室编：《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 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和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 他们先后在《诗刊》《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当代》《十月》《星星诗刊》《诗歌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优秀诗作。
- 李骞：《拓荒者之歌——论八、九十年代的云南当代彝族诗歌》，《民族文学》2000年第8期。
- 倮伍拉且、李锐：《大凉山新诗潮的缘起与意义——当代大凉山诗人简论》，《凉山文学》2008年第4期。
- 发星工作室编：《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 发星工作室编：《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 这四位诗人是主编鲁弘阿立，编委阿诺阿布、普驰达岭、施袁喜，四人均是彝族较有名望的诗人或学者。这本诗集出版于2008年5月，编委名为“彝人传奇工作室”，这是彝族诗歌团体之一。
- 罗庆春主编：《彝脉：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 参考自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民族宗教网、凉山新闻网站等官方网站的新闻及统计数目。
- 摘自发星编：《〈彝风〉创办10年纪念专号（1997—2007）》，民刊。
- 阿索拉毅曾自称是“彝族现代史诗的开创者”，事实上，他本身所做的工作即对古老的彝文资料的收集整理，也有充分的可能去承继和模仿彝族史诗，开拓其“当代史诗”，这对于边缘族群来说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 这几首长诗的篇幅没有《星图》那般巨大。
- 此诗发表于彝族人网，http：//www.yizucn.com/thread-11227-1-1.html。
- 此观点出自2012年4月笔者在中山大学对诗人拉马文才进行的一次私人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