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七年过去了。七年前，邱婧刚刚考入暨南大学随我攻读博士时，或许阅读过几篇少数民族文学，或许对某几个少数民族作家有所耳闻，但她肯定谈不上了解少数民族文学，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如果说那时邱婧哪方面研究基础较好的话，应该是诗歌吧，而且应该是那种偏向于审美性的诗歌研究基础吧。然而，她却跟随我这个老师开始涉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对象，还有可能伴随她今后的整个学术生涯。
“老师”是一种责任的表征，也可能是一种亲近的师生关系的符号，但是它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命令，乃至一种难以商量的“学术霸道”，我这个老师就是如此，尽管自认为属于随性、热爱自由的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师从恩师许志英先生读博，先生建议我研究《阿Q正传》的接受史，从先生的话语中，我体味出了几分寄托未竟事业的郑重，可是我仍然对先生说想做当代文学的选题，比如说“知青文学”。先生——在我的眼中那样严肃甚至威严的许志英先生，没有多说什么，同意了我的研究意向。可是十几年后，当我自己带博士时，却给所有想随我学习的博士生申明，他们的博士选题，必须是少数民族文学，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相当不讲理，蛮横，是吧？不过，这种不讲理的深层，却与当年许先生的建议有着内在的接近。
我本人大约是从新千年起转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开始，这一转向的专业性就不很纯粹，更确切地说，就不是那么文学，那么审美。促进这种转向的直接原因，是对家乡——新疆——的某种模糊不明的不祥感。所以，我既想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帮助曾经被严重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在中国的空间中被更多的人了解，同时，更想通过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去了解、倾听少数民族的声音，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并为中国、中国民族关系的未来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所以，希望自己的博士生能够帮助我推进这一抱负，承担类似的责任，能够接着我已经展开的研究去做，去深化，或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不记得邱婧对我要求她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有过什么不情愿或犹豫，以她的聪慧自然明白，既然不情愿也得接受，那就高高兴兴地接受吧。
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并非只是从相对比较熟悉的文学领域，进入另一个陌生的文学领域，还意味着知识结构的重新搭建，方法论的补充与再训练。其“补课”的进度快还是慢，虽然与导师的引导有关，但主要是看学生自己的努力与天资。记得我曾建议邱婧去读一本厚厚的英文著作——《杂糅的诗学》，当时多少有些担心，如此之厚的一本书，是不是会用掉她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很快就读完了，并且写了一篇评介文章交给我。读罢，感觉她把握住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但是缺乏与中国问题的关联，于是给了她一些修改意见。但她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润色就投了出去。不久，一家核心期刊来了录用通知，邱婧有些兴奋地告诉了我。如今攻读博士，如果没有完成学校的要求，发表规定数量的核心期刊，就意味着得不到博士学位，而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带博士生最头痛的事项。然而，我并没有怎样表扬她，还是说文章缺乏与中国现实的联系，只是介绍了该书所研究的现代英语诗歌的后殖民杂糅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族群、文化多样的国家来说，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来说，这种“杂糅诗学”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有怎样的启发性，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又有怎样具体的杂糅性表现，这些问题她几无涉及。作为理论学习心得，为顺利毕业、获得学位，这样的文章还可以，但博士论文肯定不能这样写。不过，说归说，其实我知道，如果邱婧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的话，恐怕那篇文章未必能够发表，这是今天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很可能经常会遭遇到的悖论吧。
建议邱婧研究“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与我以前的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直接关联，我希望邱婧一方面能够接续我的研究，考察90年代后期以来彝族汉语诗歌写作的变化与发展，更希望她能够跨过我的研究，返回去考察“十七年”时期的彝族汉语诗歌，去了解作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构成部分的当代彝族诗歌，是被怎样建构起来的。只有补充了这部分内容，才能够谈得上对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不仅如此，彝族这一当代建构性较强的民族，还有着其他少数民族所不大具有的同一族群跨文化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学界对当代彝族诗歌的原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凉山彝族的诗，而较少关注云南、贵州彝区的诗歌，更缺乏对它们之间的比较性研究。我希望邱婧能够通过她的博士论文，将上述几大方面联系在一起，做出综合而深入的研究。
这种设想听起来漂亮、宏大，但若想真正落实，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尤其是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内，我甚至有点担心这样的构想，是否会把邱婧那纤细的身体压垮。还是不记得她有过犹豫，好像还是记得她眯起那双灵巧的小眼边点头边说，好的好的。很快，两年多过去了，这本《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就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在这本书中，当代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第一次全面、系统、大跨度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它不是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那种现象性的扫描，也很少那些常见的似是而非的望文生义或观念硬套，虽然由于研究时间的限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有些解释还显得不足，有些方面涉及不足或还没有真正涉及，与我理想的目标尚有一定的距离，但它的确可以说是一本集灵气、资料、理论和跨学科视野于一体的较为成功的小书。更重要的是，对于邱婧来说，正是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她才真正初步具有了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所必备的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能力，真正较深刻地体悟到了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特有的难度、意义与快乐。
不过这些肯定性的评论，有一些是我今天对邱婧再认识的结果。自她入学跟我学习起，我就担心她会因聪明而浮躁，沉不下心来。所以虽然很少批评她，却也很少表扬她，尽管她的进步、成绩都是明显的。读博期间，她先后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奖学金，毕业后又获批一项省社科项目和两项国家级课题，并且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但我都没有给予她多少表扬，反而时常提醒她要注意，太过顺利可能会潜在危险，甚至当她考驾照一连三次失利而有些气馁时，我还半安慰、半开玩笑地说，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样样顺利。
半年前邱婧给我发来一篇“延边纪行”，读后，我突然意识到，邱婧所取得的进步是那样沉稳而扎实；她毕业后所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已经放在本书后记中）也显示出，她正在成长为一个有抱负的复合型的学术工作者。
姚新勇
2017年7月5日于广州暨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