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锡伯族历史与锡伯族语文的形成与发展
一、锡伯族：迁徙中形成的现代共同体
锡伯，锡伯语为sibe，是锡伯族人的自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锡伯族人口为190481人，主要分居中国东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地。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也有散居，整体上呈大分散、小集中之状。新疆有锡伯族人口34399人，主要分布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伊宁市、霍城县、巩留县、塔城市、乌鲁木齐市。
对于锡伯族族源，史学界有“满洲同源说”
“鄂伦春同源说”“鲜卑说”三种看法。本书所述以“锡伯族起源于古代拓跋鲜卑”这一主流观点为基础，即锡伯族由“东胡—鲜卑—室韦”演变而来。
明代末年，“锡伯”这个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记载中。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在古典文献《汉书·匈奴传》、清代何秋涛《朔方备乘》、李文田《元朝秘史注》中分别以“犀毗”“西北”“席伯”指称锡伯族先民，即“鲜卑遗民”。《清史·满语辞典》中也有如下解释：满文为sibe，为族名。17世纪以前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和东北松花江、嫩江一带，17世纪末陆续被编入满洲八旗。披甲为兵，派驻东北三省各地。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由盛京（辽宁省沈阳市）征调锡伯官兵及家属三千余人前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驻防，编为八个牛录，统称“锡伯营”。对此，对锡伯族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即从远祖汉代东胡的一支——拓跋鲜卑开始。东汉末年，新兴的匈奴击破东胡，拓跋鲜卑驻守大鲜卑山。自公元48年，拓跋鲜卑先后南迁到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附近及匈奴控制的腹地。当拓跋鲜卑迁走之际，部分留守此地，守护祖庙“嘎仙洞”。公元386年，迁走的拓跋鲜卑人自兴安岭中段进入中原，建立历史上的北魏政权。自此到隋唐，鲜卑人被称为“室韦”，即现代锡伯族的远祖。北魏政权解体后，原来驻守祖庙“嘎仙洞”的那部分鲜卑人便分散到东北的嫩江、绰尔河和松花江流域等地，后来又先后归属于唐、辽、金和元政权，与汉族、蒙古族、女真人共同居住。
元朝，锡伯族先民在政治上主要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科尔沁蒙古为核心，包括生活在松嫩平原的锡伯人在内的九部联军向满族努尔哈赤集团发动“九部之战”；战败后，部分锡伯人投奔努尔哈赤集团。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尔沁蒙古所属的锡伯（“九部之战”中未投降的锡伯人）、卦尔察被进献给清朝政府后，编入满洲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自此，锡伯族结束了被蒙古科尔沁统治四百年的历史。锡伯族被清王朝安排在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省扶余市）和乌拉（吉林省吉林市）三个离京城距离适中的地方驻防。他们受清王朝的直接管辖调配，被编入八旗组织后增强了自身军事性、政治性。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1701），为加强盛京防务，清政府又将锡伯族主体调至北京、盛京以及盛京所属地区。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四年（1759），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叛乱以及新疆南部大小和卓的暴动促使清政府意识到新疆伊犁地区防务的重要性。于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三十一年（1766），清政府派遣锡伯族军卒“防御10员、骁骑校10员、兵1000名，携其家眷3275人”（共派遣4295人，实际到达伊犁5050人）前往新疆伊犁驻防屯田。此次万里西迁用时一年零四个月，是锡伯族历史上的一次壮举。1766年2月，锡伯官兵迁到“伊犁河之南（今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惠远城对面之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迤西，至豁吉格尔巴克一带”（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一月满文月折档），然后“按照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之例”，“亦设为一昂吉，下编六牛录。其中四牛录各为领催、披甲一百六十六人”（宫中满文朱批奏折明瑞包第4号）。乾隆三十二年（1767），经伊犁将军阿桂奏请，增编两个牛录，组建锡伯八旗，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组建锡伯营。此后经设委官、添甲兵，至道光八年（1828），锡伯营最终确立，与当时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厄鲁特营组成“伊犁四营”。锡伯营下设八旗，均设182人为一牛录，形成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锡伯族军民除防守卡伦，赴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换防，巡查伊犁西南的布鲁特和北部的哈萨克，还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家园，凿渠引水，开荒屯田。锡伯营人口逐年增加，田地不敷耕种，伊犁地区农业迅速发展。锡伯营依然遵循八旗制度和军队各项后勤制度，这为正常运营和军民的屯垦戍边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严格的官兵训练制度极大提高了锡伯营的作战能力。1938年，伊犁地区八旗制度被废，伊犁各营撤销；随即建立“河南县”，次年改为“宁西县”。1954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正式成立。1958年，自治县以区、镇为单位成立了人民公社。新疆锡伯族为保卫、建设西北边疆，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不朽贡献。
纵观锡伯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作为明朝末年才正式生成的史上公认的“想象共同体”，锡伯族是比较晚近的民族，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现代民族。而从“鲜卑说”族源这一角度讲，锡伯族生成的母体支系文化比较庞杂，历史渊源的纵深性又让它可以被称为一个古老的民族。
第二，取他族文化之长，形我族文化之性，这是伴随锡伯族生成的民族文化的特性。从古至今，不论迁徙、征战、屯垦、戍边，锡伯族一直处于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中；他们人口不多，或主动或被动地向汉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文化学习，使得自身文化天然地带有包容性与适应性。可以说，这也是锡伯民族在各族杀伐、逐鹿中原的历史中生存、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其自古和汉族文化关系为例，北魏政权第一次掀起锡伯族先祖学习汉文化的浪潮。孝文帝时期，北魏正式迁都洛阳。为巩固政权，孝文帝拓跋宏采取了一系列学习汉文化政策。以后在归属唐、辽、元、清王朝时，也从未间断过与汉族文化的联系，尤其清朝大举推行满汉共济的文化政策以及盛极一时的满文文学更是为锡伯族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在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制文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进行现代化建设之后，汉族古典文化底蕴对锡伯族文化、文学的影响更加不言而喻。
第三，西迁至伊犁是锡伯族今天分居东北和新疆的历史原因，也是新疆锡伯族完好地保留并传承母语、文化的历史根源之一。
第四，农业文明的发展。原为渔猎经济的锡伯族在1世纪以后，不断迁徙，逐渐进入经济发达的地区。他们和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明朝末年，锡伯族进入农业社会。
总体来看，清朝对于锡伯族来说，意义重大。首先，现代民族共同体诞生的前身产生于清朝。先是锡伯编入满洲八旗，后在新疆伊犁组建锡伯营——这个稳定的军政合一的组织为现代民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锡伯族的农业在清朝正式得到发展。最后，锡伯族掌握满语文的同时，全面接触汉族传统文化。
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是锡伯族、中华民族语言艺术殿堂的瑰宝，也是锡伯族积极向汉族、满族文化借鉴的结晶，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艺术结晶。
二、锡伯语（文）的形成与发展
锡伯语（文）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锡伯文是1947年对满文略加改变而形成的音位类型拼音文字，其书写特点具有历史承继性，书写顺序从上到下，行框从左到右。锡伯文有121个形体字母，5个元音字母，19个辅音字母，10个外来音专用字母。锡伯文字构型有字头（uju）、字牙（organ）、字圈（fuka）、字点（tongki）、字尾（uncehen），以及连接字母的竖线、不同方向的撇；每个字母在词的不同位置形成独立、词首、词中、词尾四种形式。
锡伯文经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老满文—新满文—锡伯文”的演变过程。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头创制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1632年，达海进一步改进，创制“新满文”。“老满文”和“新满文”的创制为清代满语、满文的“国语国文”地位确立奠定了基础。而后，中国古典著作《论语》《周易》《诗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西厢记》等的满文译本为清朝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平台。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族归属满洲，编入满洲八旗。此后他们开始全面接触、接受、学习满文。乾隆二十九年（1764），4 295名锡伯族军民西迁至新疆伊犁后，伊犁锡伯营森严的八旗制度、封闭的自然地理与良好的经济文化条件使他们在屯垦戍边过程中将满文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1946年7月，锡伯族知识分子在伊宁市创办锡伯文报纸“sulfan jilgan”，意为“自由之声”。这是“一周二刊”式的八开油印报纸。1947年，成立于新疆伊犁“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所在地伊宁市的“锡伯索伦文化协会”设立文字改革委员会，提议兴办母语报纸。为此，吴扎拉·萨拉春等老一辈学者建议，改革现行满文。于是经政府批准，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此改革满文，创制锡伯文。具体内容是：废除满文第6个元音字母ū和与此相关的13个音节，保留ū这个音位，并增加wi、wo、wu 3个形体字母，改进个别字母书写规则（fa、fe、fi、fo、fu书写时出头；wa、we、wi、wo、wu书写时不出头；舌根音与小舌音k‘的书面文形式都写成一个字牙、两个点）。这样，改革后的满文，由121个音节构成，同时拥有“十二字头”和“两字连成的切音字”，正式被命名为锡伯文。这为锡伯语提供规范的书写系统，对拓展锡伯族母语的社会功能与繁荣锡伯族文学、文化具有重大意义。随后，锡伯文进入新疆锡伯族中小学基础教育。1991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委会的支持与帮助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政府制定并通过《现代锡伯文学语言正字法》，以地方法规形式公布实行。这是现代锡伯语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标志。锡伯语成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里锡伯族的主要交际工具，对传承民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这也为学习、研究满语提供文化环境，对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俄罗斯族等多民族语言接触与语言关系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同时，锡伯语的通行与锡伯族历史文献的留存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语言、文化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后，《自由之声报》于1954年更名为《新生活报》；自国家民委将一套锡伯文铅字和印刷设备赠予自治县后，《新生活报》从油印改为活字铅印。“文革”期间，《新生活报》被迫停刊。1974年10月，复刊后的《新生活报》更名为《察布查尔报》，沿用至今。目前，《察布查尔报》仍是“一周二刊”式的综合性锡伯族报纸，全年出报100期。截至2015年12月31日，《察布查尔报》已出报5015期。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份锡伯文报纸，《察布查尔报》是锡伯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对锡伯民族语言文字的保留、发展、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满文化历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报纸主要分为综合要闻、农业科技、法制教育、文化艺术四个版面。《察布查尔报》中的“文化艺术”版面通常设在第三版，有个别期次安排在第四版或三、四合版。此版面大多随机选取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乌鲁木齐的锡伯族老一辈知识分子和关心锡伯族文化发展的老先生们的原创作品、翻译作品。作品通常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情感真挚，耐人寻味。自1974年至今，《察布查尔报》上所刊发诗歌的作者比较集中，诗歌主题也比较鲜明，是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创作的重要阵地。
第二节 锡伯族母语诗歌发展综述
一、锡伯族古代母语诗歌
（一）何耶尔·文克津《来自辉番卡伦的信》
创作于清代咸丰初年的书信体散文《来自辉番卡伦的信》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锡伯族古代母语文学作品。这篇于19世纪50年代在新疆锡伯族民众中广为流传的散文，由察布查尔县五牛录（镶白旗）何耶尔·文克津创作。作品主要讲述作者以卡伦侍卫，即galai da（翼长）的身份从锡伯营驻地察县（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出发去辉番卡伦（今俄罗斯境内）换防就职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通篇文采斐然，情深意切。新中国成立后，管兴才曾将其翻译成汉文，但一直未见发表。直到1981年，肖夫将其译成汉文。198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篇锡伯文手写影印版。。2014年，永志坚公布了他在世纪之交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少数民族古籍办退休之前搜集到的该信的手抄文本，这是由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八牛录（镶蓝旗）英保抄写的、迄今为止最早的手抄本。通过查找大量满、汉文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他对该信的来历和抄写时间、作者的生平简历、作品写作年代，以及文本的释读和翻译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经他考察，文克津创作此文时已是五十多岁。
作品基本以卡伦所处位置、周边地理布局以及侍卫驻防心理为线索，用凝练而优美的语言描绘出察布查尔至辉番卡伦沿途的自然风貌、气象地理与卡伦历史，在浓郁的思乡情绪中洋溢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卫国戍边的责任感，极具艺术色彩。同时作品具有历史价值。“cicigan（齐齐罕）、ceji（策济）、samal（萨玛尔）”等村屯当时都是中国领土。作品言辞精美，诗意盎然。惦念友人，直抒胸臆——merkirengge erle hing sembi，即“怀友之情，愈加孜孜然”。gisun gūlmin hoošan foholon be dahame，“因言长而笺短”。行途困顿，诗兴不减——morin yonggan i dele yaburede fatha i oron ujen，意为“马履沙地，其蹄亦沉”；burki jugūn faihacara mujilen ilhanga enggemu，意为“慢马春愁压绣鞍”。路上所见，若有所思——gebu aisi i jugūn encu，niyalma de meimeni mujilen bisere，意为“名利异途，人各其心”。诗人对辉番卡伦庙堂里这副对联的描写更是精美凝练：emu mujiren i sain bodugon be mutebumbi，minggan bade ferguwecuke gungge be ilibumbi，意为“一心成良谋，千里建奇功”。诗人对换防工作的严谨态度也溢于言表：ekshere mujiren tuwai adali ofi，ba i arbun be tuwara sholo akū，alban i bilgan jijuha i gese de ai gelgun akūmajigeheolendembi，意为“因心急如焚，无暇观赏风土人情，且换防有限，又何敢懈怠”。如此，一个保卫边疆、勤于职守的卡伦侍卫的形象跃然纸上。从niy-engniyari dubede（春来）到bolori ujude（秋初），驻守半年，诗人便是那“boo boigon akūhūdun bedereki seme gūnirknūgge（不思速返家乡）”“buyenin beliyen（情痴）”之人。同时作品如此诗意地再现诗人对家乡的眷念：“dergi baru ili bira be hargashci，boobe saburku！Wargi baru karaci，amba yunggan hetu daliha-bi”，意为“西望伊犁河历历在目，唯不见家乡何处！转眸东睹，大漠横阻去路”，读来口角噙香，耐人寻味。
（二）《喀什噶尔之歌》
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喀什噶尔之歌》，是锡伯族文学史上首部战争题材的民间叙事长诗。1984年，由苏德善搜集、整理成锡伯文后，收录在作品集《喀什噶尔之歌》中，后由贺灵翻译、整理成汉文。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820—1828），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张格尔之乱”。为维护祖国统一，清政府先后调遣伊犁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满等营官兵以及关内增援兵数万人进行平乱。在总管额尔古伦的指挥下，锡伯营数百官兵立下战功。《喀什噶尔之歌》用诗意的语言记述这次平乱战役的全过程，展现伊犁各营尤其是锡伯营官兵与敌作战的英勇场面。其诗作史料价值高于文学价值，在锡伯族群众中间广为传抄。
二、锡伯族现代母语诗歌
民国二三年（1913或1914年）间，锡伯族母语文学拥有了发展的土壤。由萨拉春等人发起的群众性文化团体——“尚学会”在伊犁州成立。随后，伊犁锡伯营四牛录又成立了“兴学会”。两学会积极开办学校，提倡新教育，鼓励锡伯族青年进行文学创作。一时间，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及翻译文学开始兴起。这些作品在当时被新设学校普遍选用为课本。遗憾的是，流传下来的作品寥寥无几。
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以色普希贤、萨拉春、何耶尔·柏林、柏雪木为首的母语创作者纷纷活跃起来。到30年代，在到新疆组织活动的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党员和茅盾、张冲实、赵丹、徐滔等革命文学艺术家的指引、感染下，一批锡伯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者积极参加“反帝会”，创立“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促进会创办锡伯文刊物《朝霞》，一时成为众青年的创作阵地。当时留下一些优秀作品，萨拉春中篇小说《真正的金子》即是代表作。到了40年代，郭基南先后发表短篇小说《委员——选举谁？》《羊的故事》《黄老木匠》《李掌柜买公债》。成立于1947年的“锡伯索伦文化协会”在伊犁州伊宁市开展民族教育活动，创办锡伯文油印版《新路报》，开始编印锡伯文课本，鼓励知识分子进行文艺创作。随即，柏雪木《汗腾格里颂》，萨拉春《我们的生活方式》《明媚的春天》等一些优秀作品相继问世。
三、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创作
2014年，顾松洁较为细致地归纳了现当代锡伯族母语文学创作。笔者以此为参考，结合自己搜集的材料，以时间为线索，对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创作作出如下梳理。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母语文学正式兴起，其间锡伯族翻译文学有所发展。素来有“翻译民族”之美誉的锡伯族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学翻译传统。新时代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大多依旧精通数种语言、文字，所以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经过锡伯族民间歌手与知识分子的再创作，成为妇孺皆知的诗歌体《依兰古伦舞春》（《三国之歌》）。其他古典文学著作如《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岳飞传》，锡伯文译本也陆续流传下来。良好的翻译文学态势为锡伯族母语创作提供了氛围与契机。何耶尔·兴谦的叙事长诗《怀咏素华》《喀尔莽阿》，格吐肯的叙事长诗《泪水与露水》《孤女沉冤》等作品都在锡伯族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前文提到的历史长诗《喀什噶尔之歌》、赞美锡伯族青年与维吾尔族姑娘纯真爱情的叙事长诗《拉西贤图》，都在锡伯族民间广为流传。
（一）“十七”年锡伯族母语诗歌创作
管兴才整理、创作的《西迁之歌》是这一时期留存下来母语文学的瑰宝，它以锡伯族民间流传的迁徙歌与锡笔臣汉文诗歌《离乡曲》为整理、创作的母本。
先从锡笔臣《离乡曲》谈起。被尊称为“锡老大人”的锡笔臣（1842—1909），原名锡济尔珲，姓卦尔佳氏，字笔臣。他是清末伊犁锡伯营堆齐牛录（正红旗）人。1906年任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被授予“副都统”衔。他精通满文、汉文，博览群书，潜心修学，积极倡导汉文化、发展社会文化事业，为历代伊犁将军赏识；他培养了一批兼通锡汉的优秀学生，1917年取名为“锡公学校”的锡伯营堆齐牛录兴学会会办学校就是锡伯族民众对锡笔臣尊敬与爱戴的深刻表达。锡笔臣晚年所作《离乡曲》是其生前所作诸多优秀汉文诗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一部。
《离乡曲》原名《锡伯族由东北西移时之离乡曲》，由锡伯族历史渊源、清朝初年的安定生活讲起，从背景、离别、行程与伊犁农耕生活四个层面讲述西迁的全部过程与功绩。全诗共120行，结构严整，每两行为一节；每小节四句，采用七言形式，一、三句押韵。言简意赅的行文风格掩盖不住文辞的优美，同时蕴含着浓厚的情感——诗人用“尧天舜日”表达清康熙年间的国泰民安与锡伯族的安稳生活；用“煌煌不敢留”表达锡伯族军民听从清乾隆帝调遣、戍边屯守的无奈与决心。“高堂”“青眼”等一些词语的运用，体现出诗人深厚的汉文化功底。
1959年，管兴才在考证西迁路线、总结和整理锡伯族西迁后流传的迁徙歌与锡笔臣《离乡曲》的基础上作《西迁之歌》。后由佘吐肯将其翻译成汉文，获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一等奖。与《离乡曲》相比，全诗在内容上更为饱满。作品共548行，依旧安排比较整齐的结构，每两行为一小节，每小节同时押头韵、尾韵。
全诗分为“别了，故乡”“艰难的历程”“开拓新土地”“西陲风云”四部分，分别从西迁背景、皇帝下旨、亲人别离、西迁征程、开挖察渠、农耕畜牧六个方面描写锡伯族这次万里壮举，情感真挚，笔触细腻。如第一部分，诗人以dergi amargi（西北）确指伊犁的地理位置，emu hošo（指“西北角”）说明新疆伊犁不可替代的自然属性和政治属性，usun gurun（乌孙王国）交代伊犁的历史文化渊源；第二部分，gurun jecen be feshelehe，gūsai irgen te-bunere（守卫国界，调遣兵民）一语中的，指出西迁目的；第三部分，诗人生动地展示出在manju ejen i hese（清帝下旨），minnga xibe be sonjofi，ili de tebune seme afabuha（抽选锡伯人数千，远戍边防到伊犁）后，mukden golo si-be（奉天的锡伯）、girin goloi irgen（吉林的庶民）、sahaliyan ula i irgen（黑龙江的百姓）、gufu gugu（姑父姑姑）、nakcu nekcu（舅舅舅母）、uksun mukūn（亲戚）、niyaman gucu（朋友）纷纷不忍话别，拦道痛哭；第四部分，yabura joboro，niyaman silhi meijembi（风餐露宿，劳累至极）是锡伯军民西迁途中艰难、辛劳境遇的真实写照，等等。
在《西迁之歌》中，诗人以绵长细腻的情感着力描绘锡伯族军民同心协力、攻坚克难、保家卫国的精神。经过历史的沉淀，这升华为锡伯族的民族精神，为后世锡伯族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
（二）新时期锡伯族母语诗歌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以管兴才为代表的锡伯族第一代母语诗人一直坚持创作，同时以舒慕桐、玖善、郭基南为代表的第二代母语诗人开始成长起来。“文革”期间，锡伯族文学创作走入低谷，母语创作者寥寥无几，只有兼及汉、锡双语的舒慕桐、玖善、郭基南、赵令福、何耶尔·兴谦等诗人、小说家继续执笔。同时，手抄作品在传阅时难免遭遇自然损耗，尤其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惨遭浩劫。所以，有很多优秀作品以及一些中外名著译文都付之一炬。
新时期，锡伯族母语诗歌出现良好发展势头。曹美玲、尔吉春、富尔和春、富金才、富伦泰、富谦、高青松、格吐肯、格准、公斤、顾尔佳·忠浩、瓜尔佳·文明、关舒德、郭美玲、郭学昌、郭元儿、浩然、何耶尔·兴谦、吉庆、金生、卡尔塔里、林松、佘吐肯、盛丰林、舒慕桐、苏崇安、佟丽玲、佟兆飞、顾尔佳·图奇春、文林、吴常春、吴扎拉·春儿、杨震远、伊克津太、扎克善、赵志高、忠录等近40位诗人集中在《察布查尔报》上发表诗歌，其中包括以佘吐肯著，郭基南等译《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为代表的、极富诗意的歌词作品。同时，郭基南的个人诗集《心之歌》与其编选的《诗歌选集》，新疆人民出版社锡文室编的《诗集》，尔吉春诗集《家乡颂》，郭基南、郭晓亮《情感的火花》，贺元福叙事诗《伊犁河》相继出版。锡伯族母语诗集虽只有寥寥几册，但它们的问世非常不易，也展示出诗人良好的创作风貌。
在《察布查尔报》与以上6部诗集中，笔者搜集到的锡伯族母语诗歌作品（除去重复发表）共707篇。下面分四个时期分别予以介绍：
1.1974—1989年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锡伯族母语诗歌主要抒发诗人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对本民族的无限热爱之情。搜集到的诗歌作品共133篇。
这一时期的母语诗人主要有郭基南、关舒德、佘吐肯、尔吉春、佟兆飞、富伦泰、顾尔佳·忠浩、格吐准、吉庆、金生、扎克善、富谦、杨震远、郭元儿、郭美玲、浩然、何耶尔·兴谦、格吐肯、郭学昌，作品共123首。
郭基南诗作主要收录在个人诗集《心之歌》与多人选编的《诗集》《诗歌选集》中，共67篇（组），代表作有《永记爱新舍里》《城郊春咏》《祖国赞歌》《春雨》《故乡情》等。关舒德诗作共10篇。在《察布查尔报》上发表6篇（组）诗歌，分别为《村庄里》（诗三首）、《中国革命赞歌——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相同”妈妈驱鬼》、《锡伯族赞歌》、《献给我的故乡——察布查尔》、《村庄的变化》，另收录在《诗集》里的作品有4篇，分别为《春日》《晨光》《骑射之歌》《教导儿孙》。佘吐肯于1974年11月7日在《察布查尔报》上发表诗作《永远感谢毛主席》，后改名为《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并谱成歌曲，在锡伯族民众中广为流传。尔吉春在这一时期有10篇作品。收录在以上两本诗集里的作品有《察布查尔画像》《察布查尔渠》《宝地》《落实四个现代化》《时世》《党——亲爱的母亲》《我的故乡——察布查尔》《歌唱友人》，还有发表在《察布查尔报》上的2篇诗歌《春之随感》《幸福时代》。佟兆飞共有9篇作品收录在《诗集》里，分别是《草原里的方琴》《雨后》《偶得一组诗》《水上歌声》《致契友鸿》《病中致女友人》《雁池湖畔行吟》《渠边吟》《八月十五举国欢庆》。富伦泰的《路》收录在《诗歌选集》里，《烧酒》发表在《察布查尔报》上。顾尔佳·忠浩的《改革之赞》《心声》收录在《诗歌选集》里，《追忆历史》发表于《察布查尔报》。杨震远的《在察布查尔》收录在《诗集》里，《周总理留在察布查尔的印迹》发表于《察布查尔报》上。格准的《察布查尔繁茂的原野》《劝诫阿古》、吉庆的《立在边疆望北京》、金生的《“四·一八”花开》、扎克善的《热爱我们〈察布查尔报〉》、富谦的《无比幸福的生活》、郭美玲的《骑射能手——郭美珍》、赵志高的《歌唱吧，察布查尔》等作品皆发表于《察布查尔报》。浩然《纪念“四月十八”》、何耶尔·兴谦《永记爱新舍里》皆收录于《诗集》中。郭元儿有2篇作品收录于《诗集》中，格吐肯、郭学昌分别有2篇诗歌收录在《诗歌选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