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琛二三事
范宁
三年前的一天，昭琛来我家，谈及古代文学研究，认为现在社会上对古代文学研究时有责难，主要是满足于传统的封闭的研究方法。由于经济改革与开放，随之而来的一股潮流冲击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被目为保守阵地。其实这是不对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同样有所变革。近一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吸收引进文学的新观念、新方法，与时并进，不断更新的。他告我说，他打算编一本能反映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在这方面做出特殊成绩的人，挑选二十位，从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找出前进的轨迹。在运用马列主义方法方面，的确古代文学研究落后于古代历史研究。郭沫若先生是既研究古代历史，也研究古代文学的。但可以明显看出来，他在古史研究上的贡献，是远远超过古代文学的。我问他将挑选哪二十个人，他数了一下，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刘师培。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不是至今还有影响吗？他回答说，刘师培所依托的正是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封闭式的治学方法，所以没列入。过后，他要我承担写郑振铎先生。我说郑先生文章著作多，方面又广，不好写。他说，主要是写他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三年的时间，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还怕写不出来，就这样定了。他和我谈话往往是不容置辩的，师兄师弟嘛，没想到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他去世也未能定稿。
回想四十多年前，我们同住在西南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我和历史系的一位同学合住在一间房里，由于研究工作上的需要我得来往于城内与郊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之间。每星期只在研究生宿舍住一天或两天。一次恰值我进城，他来找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历史系的同学，我们才得相识。后来他知道我在忙于搜集整理魏晋志怪小说，而他在探讨嵇康、阮籍的诗文，有一天谈到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我们都觉得对于研究魏晋文学是一本有帮助的书。但我们最崇拜的却是鲁迅《而已集》中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把当时社会风气，文人个性和生活，以及政治环境对诗文创作的影响，结合在一起来谈，既生动而又新颖。我们把这篇文章作模本，把它当作我们研究文学的引导。我们十分敬重鲁迅先生，按他所讲的话去研究魏晋文学。鲁迅先生引用刘勰（彦和）的话“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接着说“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由于阮籍《咏怀》诗难以理解，昭琛曾针对其中每一首，探讨阮籍如何使气，这些诗讲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在一起讨论过，但阮诗托意深远，向来就令人捉摸不透，我们讨来论去，还是留下一些不解之谜。后来他写了一篇《阮籍咏怀诗八十一首笺注》，企图作出答案。
鲁迅先生又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我们想，陶渊明“不能忘掉死”，是不是他也吃药，也企望长生？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讨论是不是陶渊明也吃药，只是吃的不是五石散之类而已。我们读陶的《饮酒二十首》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的版本“见”作“望”。我们对于作“见”还是作“望”，反复商讨论证，觉得晋人胸襟旷达作“见”似乎好些，但一想到他曾说“世短意长多，斯人乐久生”，“亦泉给我饮，园丘足我粮”，传说“赤皇之水”，“园丘之粮”，饮吃过后，可以不老长寿，又觉得“见”当作“望”。饮菊花酒可以长寿，这本是当时人的一种误信和愿望。成公绥《菊颂》说“其茎可玩，其花可服，味之不已，松乔等福”。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也说：“飧菊可以辅体延年，莫斯之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宋书》陶渊明的《传》说渊明九日无酒，坐在宅边菊丛中，后来友人送酒来，一醉方休。至于《晋阳秋》更说陶渊明“九日无酒，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这就是所谓“采菊东篱下”了。陶渊明《九日闲居》诗也说：“酒能祛百虑，菊能制颓龄。”说明陶渊明也相信饮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所以对南山是有意的“望”，不是无心的“见”。乐府《读曲歌》也说：“摘菊持饮酒，浮花着口边。”讲的也是一回事。当然，我们为一个字一句话互相争论不休，耗费精力，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不过当时确是认真的，年轻好胜，往往如此。解放后，他编注的《陶渊明集》只简单地注明说，“望南山”一作“见南山，非”。没有作详细的论证。鲁迅先生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太久了。”原来这个“飘逸”的形象不是陶渊明的本来面目。
这个时期我们聚在一起时大都谈论魏晋诗文和文人的生活。除此之外，有时也涉及时事政治。一次我们在民盟小组会上阅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人问：民盟内有人主张实行苏联的经济民主和美国的政治民主两结合算不算新民主？有人附和说：“合之则双美，分之两伤。”这时昭琛接着说：“我看恰恰相反，恐怕是‘合之则两伤，分之则双美’，合分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光凭愿望，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未必妥当。”又有人说：“戈公振先生写的《庶民的胜利》，可以一看，或者能够解答这个问题。”那时我们同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一所中学兼课。这个学校教员中民盟盟员较多，因此我们经常聚会谈论时事形势，而说得最多的是学生运动，那时昆明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单行本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等等。
1946年昆明西南联大宣布结束，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自复校。我们随同清华复员到北平清华园。这时局势颇紧张，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人心浮动。清华园也今非昔比，大不同于抗日战争前的清华园了。人们希望安定，等待解放。由于古代文学的语言文学难懂，思想内容也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多数青年都敬而远之，不爱好。一次我偶然买到李何林先生编写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他要我借给他看看，后来他感到很有趣味，于是把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新文学作品，借阅不足，还将吴征镒同志去解放区时所寄存在余冠英先生处的小说诗歌等新文艺作品，悉数阅读，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十分勤奋。我和他开玩笑说：“你打算改换门庭了。”他回答说：“做点准备。”北京解放后，他专心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花落花开只写作。有一次，他告诉我，蒋南翔等同志约他进城小聚，事后他说：“哪里是聚合，他们把我批评了一顿。”因为他刚解放时，除教书编书外，不大参加社会活动。蒋南翔等人对他提了一点意见。
从此，他和中国中古文学史研究分手，专心致力于《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撰。我到文学研究所，本来是协助何其芳同志所计划集体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先从《诗经》开始，按时代顺序，一个一个的重要作家和作品，集体精读一过，然后开始写。由于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受到批评，我们的工作也停了下来。后来因为郑振铎先生忙，孙楷弟先生有病，我就改参加《话本选》工作。从此我也放下了魏晋小说研究，书不读唐宋以上，把重点放在元明清了。由于彼此研究都离开魏晋文学，而且居住又分在城里、城外，见面就不多了，各人只注意各自探讨的范围，研究工作上交换意见也就少了。我在那本他编注的《陶渊明集》上作了一些批注，打算等他再版时交给他参考，不意他突然一病不起，从此永别。缅怀往事，朝夕过从，耳聆雄谈纵论，目睹不断饮水抽烟，神情活跃。而今而后，只能追寻于脑海之中了。
1990年4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