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世相

18世纪英国小说和我们

《推敲自我》是一本介绍、讨论18世纪英国小说的书。

18世纪是中国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是英国中产阶级新立宪政体巩固、商业社会初步定型和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此后，这两个体制不同的国家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中国迅速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英国则“开始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率先闯入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以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历史的对比发人深思。不仅如此，对于目前正在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那时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参照。18世纪英国人的经验和教训也就随着《强国之路》等大型丛书走进我们的视野。

遗憾的是，有关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政治和经济方面，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当时英国人亲身经历的思想危机和巨大困惑，以及他们对那些活生生的问题做出的反应和思考。而这些问题，如国内不时出现的关于“现代化的陷阱”、“诚信为本”、“道德建设”以及所谓“简单主义生活”的讨论所提示的，是今天面对“现代”生存的中国人所无法避免的。因此，我力图在介绍并评议18世纪英国小说的同时，把小说在彼时彼地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出现联系起来考察，注重探究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也就是它们与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的内在关系。20世纪末叶，由于诸多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英、美乃至整个西方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学术兴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爆炸”。本书与国外诸多研究18世纪文学、文化的新论著有所不同，因为上述潜在的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乃是我试图重读18世纪英国小说的出发点和指归。

在18世纪，小说还没有成为“艺术”，写作者也不是职业“小说家”。笛福（1660—1731）在很长时间里是工商业主，理查逊（1689—1761）是印刷商，斯威夫特（1667—1745）和斯特恩（1713—1768）长期担任神职，菲尔丁（1707—1754）和麦肯齐（1745—1831）是法官，斯摩莱特（1721—1771）曾经做过船医，约翰逊博士（1709—1784）则很接近现代报人和学者，如此等等。

在他们生活、写作的年代里，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公众自然对巨变中的现实生活抱有很大的兴趣和深切的关怀。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一书中指出，在那个时期英国民众讨论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绝后）的发展，文学即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文字构筑的“空间”里，作家撰写虚构故事的目的是复杂多样的。斯威夫特不会忘记政治斗争，笛福肯定想到了挣钱，指望借此养家活口的女作家夏洛特·史密斯（1748—1806）更不会忘记经济效益，斯特恩与华尔浦尔（1717—1797）显然存有自娱并与同好者共娱之心。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忽略正在身边进行的和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各种论争和探讨，也没有哪个会小看或否定文学教育公众的作用。“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正是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特征。在这方面，小说与画家威廉·霍加思（1697—1764）那些风靡一时的雕版讽刺组画，如《娼妓之路》（1732年）、《浪子之路》（1733年）、《时髦婚姻》（1745年）和《勤与懒》（1747年）等，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勤与懒》一组四幅画表现了两个学徒的人生——一个兢兢业业工作、娶了东家的女儿、继承作坊产业并最后当上了伦敦市长；另一个懒惰贪杯，后来沦落为罪犯并被送上绞架——其惩恶扬善、匡正人心的用意跃然纸上。尽管艺术媒介不同，画家和小说家笔下的“叙事”都是对经验的表达，对世事的评述，对未来的构想，对信仰的探讨以及对读者的劝和诫。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说教意图，因为教导公众是他们的职责。对那时的英国文化人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文化人来说，以虚构文学思考、应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乃至介入政治时事是从文的正路。因此，斯威夫特、菲尔丁、斯摩莱特写起讽刺文来劲头十足，理查逊和约翰逊承担道德说教的重任也毫不扭捏。

伊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1957年）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里古老的叙事文学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小说”。那本书是我们讨论英国18世纪小说时几乎无法回避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专著。尽管我并不全盘接受瓦特的各种论断，却赞同他的下述观点：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的作品最早并最典型地代表了现代小说最主要的问题意识和艺术特征，即对“个人”的关注，以及有意识地采用“形式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当然，如另一位探讨小说的起源的学者所说，“写实”追求也表达了一种问题意识，即有关“真相”的问题意识。他认为“真相”问题和（与新型“个人”相关的）“德行”问题彼此交融，孕育出丰富的成果，是小说得以生成发展的基础。

瓦特把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他论及的其他两个重要因素是中产阶级地位上升和广泛读者群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认为小说表达了“特定个人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特有经验”。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人”相关，但有关“个人”的观念却并非亘古即有的老话题，而是变化了的历史境遇中出现的新思想。17世纪以前，西方通行的世界观认为，神设的“众生序列”（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把所有人的存在按一定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社会角色（如士兵、农民）而非具体的个人。16世纪、17世纪以降，工商业和海外殖民事业快速发展，城市扩张，传统农业破产，一系列变化使旧有的阶级、家族和行业关系等纷纷松动甚至解体。人们不再生来从属于某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或担当稳定的社会角色，相反，他们似乎成了漂浮的孤独个体，有可能或是不得不重新为自己定位，重新探求并塑造自己的角色和人生意义。这种典型的现代处境生出很多新的机会、新的诱惑、新的焦虑和新的观念。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们，如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或约翰·洛克（1632—1704），都把受私欲驱动的“个人”作为出发点，以此为基础展开有关心理学、政治理论以及认识论的思考。

新历史主义派学者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自我塑造》（1980年）一书中用“self-fashioning”即“自我塑造”一词指称现代个人建构自我身份的努力。也有别的学者用“self-production”即“自我制造”表达相近的意思。格林布拉特认为，在英国自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于种种社会变化，人们对自我身份和塑造自我身份的意识大大加强。“自我塑造”既发生在实际生活中，也发生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史诗和传奇中的主人公的“英雄”身份是自出场就确立了的，“故事”的展开只是对他们的一系列业绩的陈述。而对现代小说的主人公和其他许多人物来说，在叙事开始之际“怎样做人”尚是一个问题。号称是“私人历史”的小说所展示的，正是男女主人公力图实现某种自我想象或者说进行“自我塑造”的过程。小说由此而呈现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自我”形象，那个虚构的单数的“我”及其私史其实与复数的“我们”相关，关涉到对自我观的思考，关涉到千千万万的“我”怎样（现状实际如何，理想状态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唯其如此，小说所投射出的私人“自我”才会成为社会上引发热烈议论的公共话题。本书即着重讨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如何塑造自我，而作者及其背后的社会势力又如何通过这种人物形象参与更广泛的文化对话并对读者的人生态度施加影响。

一位学者谈到18世纪英国小说因“文化研究热”而在20世纪90年代大受重视时，说道：“以往被冠以‘奥古斯都’之称的那段沉闷的‘时期’而今成了‘早期现代英格兰’的‘文化’，那个社会正忙于同时进行多方面的构建：民族国家和帝国，文学市场和商品文化，交通要道和现代主体。”他提到的每一种“构建”都和当时的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与英国的命运以及日后行将一统天下的“现代社会”的形成休戚相关，而其中最后提到的“现代主体”则是小说的核心关怀。18世纪英国小说就“自我”问题展开的反复推敲和切磋，实质上就是构建所谓“现代主体”的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说是现代自我首先亮相的文化舞台，也是有关“个人”（或“自我”）的文化争议发生的重要论坛。唯其如此，我才觉得18世纪英国小说所表达的精神危机以及应对危机的反复“推敲”值得当今的中国人关注——因为我们也正在面临着“现代化”的后果，正在被新的个体化生存方式激发着、魅惑着、纠缠着、困扰着。

而我之所以不揣冒昧把自己的一些星星点点粗浅想法写出来，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领略18世纪英国小说带来的心智陶冶和审美享受；还指望能有较多的人，特别是比我更长于思考的人，去关注那些现代化先行民族的精神历程。我觉得，我们和我们的民族能否走进一个比较清朗的明天，恐怕不仅有赖一些统计数字所指示的经济发展，也有赖于一场类似的深入的思想“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