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九八年一代”和“一四年一代”
一 “九八年一代”：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的伊比利亚半岛，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融的国家。伊比利亚半岛最早受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侵扰。公元前8世纪，凯尔特人从中欧经比利牛斯山迁移至此。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又将其霸权扩展到这里。公元4世纪，日耳曼部族入侵，西哥特人在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王国。8世纪初，穆斯林从北非入侵，占领了半岛南部的广大地区，从此开始了天主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长达800年的“光复战争”。1469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和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联姻。十年后两国合并，史称“天主教双王”。于是，他们的王国强大起来，逐渐吞并了其他王国，并于1492年攻克了穆斯林的最后堡垒格拉纳达，使西班牙成了统一的国家。
就在攻克格拉纳达的同时，伊莎贝尔女王在市郊的圣达非接见了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支持他的远航计划。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三艘帆船，从帕洛斯港扬帆起航。经七十昼夜的艰苦航行，终于在同年10月12日凌晨发现了陆地。哥伦布自以为到达了印度。他登上的这块土地，其实属于中美洲加勒比海中的巴哈马群岛，被命名为“圣萨尔瓦多”（萨尔瓦多是“拯救者”的意思）。
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震惊了世界。此后，西班牙远征军占领了从墨西哥到阿根廷和智利（巴西除外）的广大地区以及加勒比海诸岛（海地除外），后来又征服了北非的部分地区和亚洲的菲律宾。到了卡洛斯一世（1500—1558）时期，西班牙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卡洛斯一世同时是西班牙国王（1516—1556）、德意志国王（1519—1556）、尼德兰君主（1506—1555）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查理大帝，1520—1556）。这个处于大航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他的“日不落帝国”比维多利亚的大英帝国早了三百多年。
西班牙当年从拉丁美洲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并没有用于发展经济和改造社会，而是醉心于穷兵黩武和奢侈享乐。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腰包，为他们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本。正如一位乌拉圭作家所说：“西班牙养牛，他人喝奶。”[1]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全军覆没。从此，这个不可一世的海上霸主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严。虽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到了19世纪，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已是日薄西山，积重难返。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区纷纷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至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落败，失去了古巴、菲律宾、关岛等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这一年，在西班牙历史上被称为“灾难之年”；在我国，则恰恰是戊戌变法遭到镇压的一年。西班牙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无相似之处。
“九八年一代”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美西战争的失败，使西班牙封建君主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激发了年轻一代作家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他们开始从各方面寻求国家腐朽没落的根源和民族复兴的途径。这一代作家大都出生在1864至1875年间，20世纪初期，正是他们创作的巅峰时代。
“九八年一代”的雏形形成于1901年：散文家和文体学家阿索林（1874—1967）、小说家皮奥·巴罗哈（1872—1956），以及一生变化无常、后来变得极为保守乃至反动的杂论随笔作家拉米罗·德·马埃苏托（1874—1936），在这一年共同发表宣言，成立“三人组合”，这便是“九八年一代”最初的核心。他们首先得到了时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的乌纳穆诺的支持，后来巴列因克兰、安东尼奥·马查多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需要指出的是，“三人组合”并不长久，1905年便因政治观点和创作理念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九八年一代”的称谓最早由阿索林提出，后经“二七年一代”诗人萨利纳斯具体论证，被大多数人认可，遂为文学史沿用。有的文学史家将其五位核心人物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成一个简称“VABUM”，即由巴列因克兰（V）、阿索林（A）、巴罗哈（B）、乌纳穆诺（U）和安东尼奥·马查多（M）姓氏的缩写组成。在“九八年一代”的五位代表人物中，安东尼奥·马查多是西班牙当代诗坛的象征，乌纳穆诺的创作虽涉及各种文体，但自认为首先是诗人，巴列因克兰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剧，但也有少量的诗歌创作。
“九八年一代”诗人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矛盾激化的时代。在阿方索十三世统治初期（1902—1923），西班牙沿袭两党轮流执政的君主立宪制。在此期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909年7月26日至31日，加泰罗尼亚人民抗议政府出兵摩洛哥，从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巴塞罗那“悲惨一周”事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政府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脚踩两只船”，大发战争财，一些经济部门得到了迅猛发展，肥了资产阶级，苦了无产阶级，农民破产现象日趋严重，贫富悬殊愈演愈烈。在大战期间，西班牙社会分为亲协约国和亲同盟国两派。就一般情况而言，前者倾向进步，后者趋于保守。尤其是1917至1919年这三年，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史称“布尔什维克的三年”，使得波旁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日薄西山，朝不保夕”的形势下，国王不得不依靠军方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在殖民战争中飞黄腾达的里维拉将军的独裁统治（1923—1930）由此开始了。他罢免所有的文职省长，禁止一切党派活动，将全国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知识界几乎无一人支持里维拉独裁政权。巴列因克兰、阿索林、巴罗哈、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等著名作家都在反独裁共和联盟的宣言书上签了名。对摩洛哥的殖民战争给工人、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国家濒于瘫痪，国王又不得不从幕后走向台前。但这时的波旁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1931年4月14日，共和派在全国大选中获胜，迫使阿方索十三世退位，从此开始了第二共和国时期（1931—1939），其中包括给西班牙历史进程留下了深远影响的三年内战（1936—1939）。西班牙内战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间涌现了多少伟哉壮哉的场景和可歌可泣的人物，为西班牙乃至世界诗坛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创作素材。众所周知，西班牙内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迥然不同：后者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前者却导致了佛朗哥的上台，从而开始了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新的独裁统治时期（1939—1975）。
二 “九八年一代”：政治诉求与艺术主张
在西班牙，“九八年一代”诗人们生活和创作的时代，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有些相似。那时的西班牙虽没有割地赔款，任人宰割，沦为“半殖民地”，但波旁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丧失了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彻底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西班牙人，尤其是知识界的精英们对此难以接受。他们既感到失望与困惑，又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通过审视历史与借鉴邻国，为自己民族的复兴献计献策。
19世纪末，“九八年一代”的先驱已经提出了复兴主义思想。例如，作为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诗人华金·科斯塔（1846—1911）就是共和派政治家，他的复兴主义主张在“九八年一代”中颇具影响；作为矿业工程师和古生物学家的卢卡斯·马亚达（1841—1921）著有《祖国的弊端和西班牙未来的革命》以及《关于因果的总体思考》；作为心理学家、逻辑学家和美学家的诗人里卡多·马西亚斯·比卡维亚（1847—1899）著有《国家问题：事实、原因和措施》《西班牙公共教育及其改革》……他们试图用实证主义科学解决国家问题，作品中充斥着统计数据和观察分析，主张实行权力下放、发展工业、改革农业、兴修水利以及反对酋长制和教育现代化等强国措施。
虽然都主张民族复兴，但“九八年一代”的作家们并没有统一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更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团体或文学流派，就连1901年出现的“三人组合”也很快（1905）就分崩离析了。属于这一“代”的作家和诗人，仅仅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而已。就思想倾向而言，主要有“国粹化”和“英法化”两种。就总体而言，尽管他们都要求改变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但前者趋于保守，后者追求进步。就个人而言，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仅以“三人组合”的成员为例：马埃苏托早期曾写过许多主张“西班牙进入欧洲主流”的进步文章，后来却鼓吹西班牙应恢复16世纪的天主教统治，极力反对共和国，以致在内战开始时被枪毙；阿索林于1907年当选为保守派议员；巴罗哈是一位保守的悲观主义者。其实，这种现象本不足为奇，我国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后来不也变成了保皇党吗！保守与进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会互相转化。再说，作家的创作成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的世界观，而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
乌纳穆诺的《论纯正性》和安赫尔·加尼维特（1865—1998）的《西班牙思想》是“国粹化”的基石。两位作者有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和民族情怀。在审视过去、面向未来的基础上，他们都主张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纯正的核心”。这样的核心在哪里呢？不在国王的诏书里，也不在政治家、主教、将军的言行里，而是在无名百姓的生活习性里。他们认为，对伟人和史诗说得太多了，对普通百姓说得太少了。“九八年一代”的作家就是要把以前不曾写入历史、小说和诗歌的人物写入历史、小说和诗歌。乌纳穆诺强调“千百万没有历史的人的生活”，加尼维特认为无产阶级是“民族深刻的、无法解释的情感的载体”，阿索林偏爱“无名氏的平凡人生”，巴罗哈喜欢“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说，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国粹”，更是“民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们的保守，不能完全否定和一笔抹杀。当然，对于加尼维特对火车的仇视、对手表的抗拒和对中世纪的怀念，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在西班牙历史上，1898年被称为“灾难的一年”。灾难过后，愤怒与埋怨的情绪笼罩全国，媒体的呼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这是一个激进与叛逆、反思与批判的时代。人们都在寻求精神支撑和变革途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爱默生的先验论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思潮，都对西班牙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年轻的诗人和作家们初期大多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在灾难和危机面前，自由派和保守派互相指责，共和派指责这二者，社会主义者则指责前三者。
就文学创作而言，19世纪末的著名作家，诸如诗人努涅斯·德·阿尔塞（1832—1903）、拉蒙·德·坎波阿莫尔（1817—1901）、小说家佩雷达（1833—1906）、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和剧作家埃切加赖（1832—1916）等，已不能适应新的文风和新的技巧。新一代的年轻作家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要求输入新鲜血液，摆脱传统束缚，自由地展示人的内心世界。于是，老一辈作家所偏爱的冗长、繁琐、咬文嚼字的文风被一种明快、简洁、自然的文风所取代。在20世纪初的西班牙诗坛，有两股潮流：“九八年一代”和现代主义。前者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而象征主义又是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加上这两个流派在时间上是平行并存的，所以人们往往将他们混为一谈。其实，西班牙诗坛上的象征主义并不纯粹，它融合着颓废派、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其他流派的因素。就魏尔兰和马拉美而言，西班牙的诗歌美学受前者的影响更多。这主要体现在西班牙诗歌更追求音乐性。萨尔瓦多·鲁埃达（1857—1933）的《节奏》就是一例。无论诗人对音乐性的理解如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受了现代主义尤其是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的影响。
三 现代主义诗歌
现代主义诗歌源于西班牙语美洲，它是在借鉴法国的象征主义和帕尔纳斯派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一个运动、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现代主义文学经历了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在文学史上，一般将1882年何塞·马蒂（1853—1895）发表《伊斯马埃利约》作为这个运动的开始，将1888年鲁文·达里奥发表《蓝》作为这个运动的形成。现代主义文学以诗歌为主，可以分为先后两个时期，《世俗的圣歌》的发表（1896）是它们的分界。1916年鲁文·达里奥逝世以后，现代主义诗歌走向没落，诗人们开始分化，各自以独特的形式反对异国情调和精雕细镂。现代主义诗歌逐渐为先锋派所取代。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最后一支殖民军向玻利瓦尔投降，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就此基本结束。但是长期沦为殖民地的拉美各国，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都很薄弱，无法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经济的落后为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国金融资本大量渗透到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等国。美国在宣布门罗主义之后，更是迫不及待地向南扩张，侵吞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干涉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独立，控制了整个加勒比海地区。这样，在拉丁美洲就形成了前门逐狼、后门进虎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渺茫、心情沮丧。这种思想感情首先在最能反映时代气息的文学形式——诗歌上表现出来。在拉美诗坛上，独立战争时期朝气蓬勃、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凋零了，代之而起的是逃避现实、追求典雅的现代主义诗风。
在19世纪的后30年，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风靡法国诗坛。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是两个对立的诗歌流派，然而到了拉丁美洲，它们却共同培育了现代主义诗歌。此外，印象派和颓废派艺术也给现代主义诗歌打上了烙印。现代主义诗人还向沃尔特·惠特曼学习了诗体自由，向爱伦·坡学习了音乐性。他们不但学习和模仿同时代的西班牙作家，而且也从黄金世纪的宗主国文学中吸收了营养。
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1867—1916）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和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达里奥，就没有现代主义。
1892年，作为尼加拉瓜的官方代表，鲁文·达里奥赴西班牙参加了“发现美洲四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马德里，他与许多文化名人结下了友谊。1896年，他出版了散文集《旷世奇才》和诗集《世俗的圣歌》，从而成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公认的领袖人物。1898年，美西战争刚刚结束，他作为《民族报》的记者，又一次来到了马德里。原来结识的作家多已年迈体衰或离开人世，这令他痛苦不堪，但又与“九八年一代”和“一四年一代”的诗人和作家们建立了友谊。1905年他出版了《生命与希望之歌》，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也是他从逃避主义向新世界主义转化的标志。后来，他又陆续出版了《流浪之歌》（1907）、《阿根廷颂》（1910）、《秋天的诗及其他》（1910）等诗作。
1911年，由于酗酒过度，他几乎完全丧失了意志力，沦为商业广告杂志的工具。1914至1916年，鲁文·达里奥侨居美国。这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对世界的前途更加迷惘、困惑，每日借酒浇愁，健康日益恶化。1915年，他创作了《和平》一诗，谴责美国对大战袖手旁观的态度。1916年2月6日，在孤独、苦闷、贫穷、绝望之中，由于严重的肝硬化，鲁文·达里奥在手术台上与世长辞。
出身贫寒而具有超人的天赋，生活困窘又具有目空一切的清高，道德崩溃却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达里奥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在诗歌创作上，达里奥的功绩之一是主张每个诗人应当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这种艺术个性又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同辈诗人中，他所以能脱颖而出，固然因为他有非凡的天赋，也因为他很快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并坚持不懈地去探索和追求。他不仅在当代文学中寻求借鉴，也从传统诗歌中吸收营养。他的诗歌中有着帕尔纳斯派、象征派、颓废派以及本土主义文学的鲜明烙印，然而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流派，而是最新流派的融合，这恰恰就是“现代主义”的宗旨和特征。
鲁文·达里奥在诗歌艺术上的造诣和在韵律改革上的成功，都是其他现代主义诗人所无法比拟的，对西班牙语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批评家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在他逝世时所说：“鲁文·达里奥的去世，使西班牙语丧失了它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从贡戈拉和克维多的时代以来，没有人在更新的能力上发挥可与达里奥相比的影响。”
鲁文·达里奥使拉丁美洲诗歌第一次产生了对欧洲宗主国的反作用，“将西班牙的大商船掉过头来，驶回了西班牙”。西班牙文学评论家恩里克·迪耶斯·卡内多（1879—1945）曾经在一次皇家学院的集会上说：“随着鲁文·达里奥，美洲的直接影响深入到西班牙。他在诗歌领域中的革命是如此深远，如同其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一样。”
鲁文·达里奥奠定了现代主义运动的两块基石。首先是最为人熟知的：诗人蔑视周围的现实而去寻找完美与和谐。诗作中渲染神话色彩，充满西班牙读者几乎完全陌生的动植物，全然是一个纯净优美的世界。在现代主义这一特点下，最常见的是隐匿和逃遁于时空之外，东方国度、中世纪和18世纪的法兰西是其偏爱的场景。这正是有人说他是逃避主义的原因。另一方面，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主义也关注诗人的内心情感。在反复出现的类似晚秋暮色的景致中，诗人们深感不快与无聊，抒发无尽的思乡、焦虑和忧伤，尽管与浪漫主义作家相比尚有保留。他们的作品中还常常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元素，如梦境、幻想、神秘等。
“九八年一代”的诗人与现代主义诗人的生存环境和问题意识颇为相似，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在西班牙诗坛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他们的作品都具有主观色彩、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对自由的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创作理念是基本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初期的西班牙诗人虽然深受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受现代主义的束缚，而是通过学习、消化和吸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四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伊·胡戈（1864—1936）生于毕尔巴鄂的一个商人家庭，父母是巴斯克人，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曾是狂热的天主教徒。1880年在毕尔巴鄂高中毕业，赴马德里大学文哲系学习，从此对宗教产生了质疑，1884年获博士学位。1891年开始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1901年任该大学校长。1924年因批评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和里维拉将军的独裁统治而被流放到加那利群岛（富埃尔特本图拉岛），一年后逃亡法国。五年后，里维拉政府垮台，他重返萨拉曼卡大学并于1931年再度任校长，被任命为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当选国会议员和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应当指出的是，乌纳穆诺虽然是反独裁斗士，但他对第二共和国（1931—1939）的作为也颇为不满。1936年他又因谴责佛朗哥的长枪党而被解职并遭软禁，两个月后因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
乌纳穆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孤傲、耿直的性格令人肃然起敬，也给他招来了诸多责难；他的正义感和爱国热忱，在“九八年一代”的作家中堪称楷模。
他的家庭虽说算得上富有，但父亲早逝，加之社会动荡，他从小便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平静的生存环境和单纯的人际关系培养了他勤于思考和敢于担当的性格。他不满十一岁就通读了康德和黑格尔，二十岁就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从1888年起，经四次应聘考试，终于在1891年（二十七岁）获得萨拉曼卡大学希腊语语言文学教授席位，三十六岁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他精通拉丁文、希腊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熟悉几乎所有的欧洲哲学名家。他天资聪慧，学识渊博；洁身自好，对妻子忠贞不渝；无任何不良嗜好，常年用冷水洗浴。他在授课时没有教学大纲，情绪随讲授内容而变。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喜欢直接阅读原文。他桀骜不驯，孤芳自赏，颇有“舍我其谁”的风骨。在西班牙1998年第三期（总第15期）《号角》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文章，该文在结尾部分说：乌纳穆诺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杰出人才，是唯一敢于迎着风雨逆流而上的人，是个疯狂的智者。他就像高山上的一棵圣栎树，迎着呼啸的北风，上接苍天，根植大地，勤恳地播撒他的树种。该文还披露：当西班牙国王要给乌纳穆诺颁发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年在位）十字勋章时，后者身着平日穿的衣服来到王宫对国王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陛下授予我的勋章，我当之无愧。”国王听后感到十分惊诧并对他说：“真是匪夷所思，我给别人授勋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受之有愧’。”乌纳穆诺回答说：“对，他们说得对。”[2]他的孤傲和耿直可见一斑。还有一件事几乎给他招来杀身之祸：1936年10月12日，在佛朗哥出席的开学典礼上，米连·阿斯特莱将军做完报告后，乌纳穆诺语惊四座，说出了“你们只能压服，却无法让人信服”的传世名言。当时这位将军气得暴跳如雷，高喊“消灭知识分子！”和“死亡万岁！”的口号。佛朗哥立即下令软禁了他。两个多月后，这位大义凛然的智者离开了人世。
乌纳穆诺的一生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度过的：和肤浅庸俗、麻木不仁的社会风气斗，与悲观失望、不求进取的民族情绪斗，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斗。这种矛盾和斗争不仅来自不公正的社会，也来自他不平静的内心。在他的心中，宗教与理性、意志与困惑、希望与失望的冲突从未休止过。无论在西班牙君主政体还是共和国时期，乌纳穆诺都是持不同政见者。他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超然、清高、自负的特点。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不畏强暴，也从未被名利所惑。他热爱祖国，利用一切机会讴歌她；却又“恨铁不成钢”，发出了“西班牙令我痛心”的慨叹。有关西班牙的这一爱国主题，在他的随笔《论纯正性》（1895）和《堂吉诃德和桑丘的一生》（1905）、游记《穿越西班牙、葡萄牙的土地》（1911）以及《西班牙：思想之旅》（1922）等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1896年，他的文章《人类的尊严》《爱国主义的危机》《西班牙知识界的青春》等发表在巴塞罗那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当时，该杂志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联系。但到了1897年，他便产生了精神危机：从理性转向唯心、从进步转向“反进步”，写了《人生是梦》（1898）、《法利赛人尼哥底母[3]》（1899）、《内心！》（1900）、《思想至上》（1899）、《信仰》（1899）等文章。这时的乌纳穆诺，对科学技术和物质进步的态度是“反对、怀疑与恐惧”。他贬低人类改善物质生活的努力，单纯强调精神的作用，这正是他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原因。
乌纳穆诺在《我的宗教》（1910）一文中写道：“我一贯相信，固执坚定地相信：一个人的最高尚的品德应该是真诚，最令人不齿的毛病是说谎以及谎言的派生物：装腔作势、弄虚作假和夸夸其谈。我倾向把伪善之人称为恬不知耻。……更严肃地说，不说谎还不够，而且要说真话，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我深信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讲赤裸裸的真话，我们就能相互理解。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嘴对着心说话，我们就能捐弃前嫌，化解猜疑，化解矛盾，肝胆相照。”
对乌纳穆诺的人品，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二七年一代”诗人达马索·阿隆索认为：“乌纳穆诺作为20世纪西班牙文学和思想界最伟大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位曾任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的拉蒙·梅嫩德斯·毕达尔（1869—1968）谈到乌纳穆诺时说：“他虽不是公众喜欢的人物，但他是尽人皆知的人物。至于某些人对他憎恶，应另当别论。他受人批评但同时也深受敬佩。”
乌纳穆诺不仅是诗人，还是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岁才开始文学创作。作为“九八年一代”的领军人物，他创作了八部小说、十二部散文随笔、九部诗集和八部戏剧[4]。虽然他的主要的精力投入在散文与小说的写作上，但乌纳穆诺首先是个诗人，即使在他出色的哲学著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与《堂吉诃德和桑丘的一生》里，也律动着诗的激情和节奏。他的诗作有《诗集》（1907）、《抒情十四行诗系列》（1911）、《委拉斯开兹的基督》（1920）、《漫步与观察》（1922）、《内在的韵律》（1923）、《黛莱莎》（1924）、《从富埃尔特本图拉到巴黎》（1925，巴黎）、《流亡谣曲集》（1928，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歌集》（1953，副标题为《诗的日记》）等。
从《诗集》起（1907），他就成了革新诗歌的先锋。当年最好的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拉蒙·希梅内斯都受到他的影响。这是一部自由体诗集，如他所说，是“秋天的花朵”，其中有十首十四行诗，响彻着三种深刻危机的回声：1897年的宗教危机、1898年的灾难危机和六岁幼子拉伊蒙德死后的叛逆危机。在题为《给生病的孩子》的诗中，他这样写道：
睡吧，我的生命之花，
安静地睡吧，
梦境虽然痛苦
却是你唯一的保护。
……
你将在她的怀里，
畅游永恒的梦境，
孩子啊，从今以后
再无冬天的寒冷。
没有严冬和冰雪，
也没有折断的花朵；
我将在寂静中
为你唱甜蜜的歌。
……
死神的花朵，
乘着朝霞死去，
生命拒绝了你，
多么好的福气！
安静地睡吧，
梦境就要结束，
痛苦的死神
是你唯一的保护。
从这首近似摇篮曲的感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领悟诗人对死亡的态度。《诗集》的创作灵感伴随着《圣经》的阅读，既体现了诗人痛苦的精神状态，也体现了他对卡斯蒂利亚的内心感受，这块热土是他神秘理想的殿堂。请看下面这首题为《卡斯蒂利亚》的诗篇：
卡斯蒂利亚的土地，将我托起
在你粗糙的掌心，
天空将你燃烧又使你凉爽，
天空是你的主人。
崎岖、严峻、空旷的大地
无数心脏和臂膀的母亲，
请将光辉昔日的古老色彩
披在你此时的自身。
你赤裸的田野
与苍穹凹陷的草地相连，
太阳在你的身上，
有摇篮、坟墓和圣殿。
在你辽阔无垠的顶峰，
我升上高高的蓝天，
呼吸山顶的空气
在这里，在你的荒原。
我将歌声放飞到你的天空，
卡斯蒂利亚的土地啊，巨大的祭坛，
如果你认为值得
它们就会从天上降落到人间！
《诗集》中有一首题为《萨拉曼卡》的长诗。在诗中，乌纳穆诺满怀奔放的灵感，以澎湃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和雄健的笔力，讴歌了这座对自己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城市：
圣栎树给彩云镶上翡翠
一座座塔楼像高耸的丛林，
坠落时为它们洒满金色的光辉
萨拉曼卡的太阳啊，父亲！
……
以往的收获和甜美的傍晚，
宁静在安息，希望也在安息，
当时间在大地流淌时
会留下自己的痕迹。
……
在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之前，他在诗中赞美了引领整个后现代主义的“纯诗”或曰“坦露的诗歌”。
1911年出版的《抒情十四行诗系列》，收录了128首诗，是在五个月内写成的。除了自身经历的元素外，诗人不断增加了对生死、虚无和永恒的思考。对童年和家庭的回忆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风光，贯穿着乌纳穆诺诗歌创作的整个历程。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这部诗集是语言的颂歌、精神的血液和思想的化身。对他而言，精神和文字的融合如同灵魂和躯体的融合一样。
《委拉斯开兹的基督》（1920）是一首独具特色的宗教长诗，是乌纳穆诺重要的代表作。他效法神秘主义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路易斯·德·莱昂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性的寓意接近了上帝之子。这首长诗标志着乌纳穆诺第一个创作阶段的结束。长诗从1913年开始创作，诗句由十一个音节组成，不押韵，但节奏如行云流水，日常用语与哲学和神学词汇相得益彰。在这种抒情的思考中，神秘的象征与临终的耶稣造型相互交融，诗人以此表达了自己对人性与神性融为一体的憧憬与追求。
《漫步与观察》（1922）中的诗篇是1908至1913年间创作的。卡斯蒂利亚、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的景色，这些世间不同的自然风貌，对乌纳穆诺来说，都是“神”的某个部位的反映。出现在这位杰出的风景画家作品中的紧张与尖锐，正源于此。其中有些诗篇脍炙人口，如《在卡斯蒂利亚的一座墓地》《在格雷多斯》等。
《内在的韵律》（1923）的创作时间应在前两部诗集之前。诗人对诗歌艺术的关注和将大自然视为“神”的形象或镜子的看法，首先是在这部诗集中出现的。
从《黛莱莎》（1924）起，诗人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创作。由于反对阿方索十三世和里维拉将军的独裁，乌纳穆诺于1924年2月20日被剥夺了教席并被流放。他首先被流放到富埃尔特本图拉岛，后从那里逃走。被赦免后，他决定流亡到巴黎，至1930年回国。《黛莱莎》是一首爱的颂歌，故事情节极富浪漫色彩，死神使两位情人永远分开。人间之爱与《委拉斯开兹的基督》中的神秘之爱或平行或对称地出现，过度的浪漫和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程度上反倒影响了抒情元素的展开。
《从富埃尔特本图拉到巴黎》（1925）具有自传性，由103首十四行诗组成，是对自由的礼赞、对不公正的抗议，表达了一位被迫离开故土的诗人的哀怨之情。诗的格调激越、感人，是一部诗人内心的流亡日记，其中不乏最本真、最诚挚的意象。
《流亡谣曲集》（1928）创作于巴黎。诗集的标题令人想起何塞·马蒂的《流放的花朵》，乌纳穆诺对那位古巴诗人充满敬仰之情。诗作的韵律丰富多彩，十四行诗、谣曲、民歌，应有尽有。除了政治或社会批评，诗人还融入了内心感悟，这是乌纳穆诺在创作生涯中从未放弃过的，这种格调一直延续到他死后出版的《歌集》中。在《流亡谣曲集》中，作者将形而上的思考与对祖国的回顾熔为一炉，格雷多斯的山峰和岩石往往是西班牙的象征。在某些诗篇中，诗人也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看法。
大海的意象在诗集中频繁出现，使人联想到流亡者的孤独和由人类命运引发的不安。与精神和想象的升华相对的，是诗人对阿方索十三世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的辛辣的嘲讽。“九八年一代”诗歌中标志性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在诗集中重复出现；作为英雄，在他身上体现了正义和自由的价值，体现了基督的品德。
在他死后二十年，《歌集》出版（1953），收录了他1928年2月26日以来的作品，共1755首，有的很短，最后一首诗是在他逝世前三天写的（1936年12月28日）。这是一部诗歌体日记，记录了他生前的意愿、记忆和希望，充满了铭刻在他内心的景色和形象。形而上学和宗教是全书的轴心。《歌集》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流亡途中的景色，巴斯克地区的面貌，内地的风光；大海的变幻和寓意；一天中不同的时刻，尤其是黎明、黄昏和夜晚；爱情，女性，妻子，家庭的幸福；人的命运；对时间和永恒的忧虑；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上帝的存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请看下面这首《歌》：
洗涤了蓝色的水，
平静的水，
清洗绿色的水，
逆来顺受的水，
水车转过的水，
轮子转而复回；
从天而落的水，
温柔飘过的水，
在怀中将我的梦
带向海洋的水，
你经过时在做梦！
你流淌在停滞中！
沐浴着夜的沉寂，
卡里翁[5]在梦里，
我用自己的波长
将你的歌谣采集。
“请记住安睡的心灵”
比达索亚一再表明，
灵魂伴着歌声入睡，
你诗中温柔的卡里翁。
“请激活理智并醒来”，
多情者歌唱着走过，
灵魂却梦见死神
高唱着赞美歌。
“我们的生命是河流”，
啊，卡里翁！啊，比达索亚！
我帕伦西亚的荒原！
我巴斯克尼亚的山峦！
生命啊，海洋是死亡，
无垠的波浪在歌唱！
可怜的死神已过去
我醒了，沐浴着永恒的曙光！
除了上述作品，乌纳穆诺还有不少诗歌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
乌纳穆诺在出版第一部诗集的时候，并未赢得广泛的好评；但是有一位在西班牙语诗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给他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现代主义大师鲁文·达里奥于1909年在阿根廷《国民报》撰文，对乌纳穆诺的《诗集》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论，后来又在信中肯定了他的诗歌天赋。尽管如此，乌纳穆诺的诗作并不属于现代主义范畴。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乌纳穆诺式的。他的语言简洁、平实，与西班牙语现代主义诗歌典雅、华贵的唯美风格格格不入。他形成了一种个性化、隐秘、自省的风格，哲学思考和宗教感悟不时闪烁在字里行间，表达了乌纳穆诺对生活的激情和对死亡的恐惧，表达了他面对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的苦闷情怀。客观地说，乌纳穆诺诗作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又有哪一位诗人能做到每一首诗都是精品呢？如果让我们用一句话来评价“九八年一代”的领军人物乌纳穆诺，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文人和哲人。
五 马查多兄弟
马查多兄弟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立场与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有些近似：兄弟二人分别站在了敌对的双方。区别是，在我国是抗战，在西班牙是内战；在周氏兄弟，鲁迅先生是兄长，站在了人民一边，而周作人站在了日伪一边，在马查多兄弟，安东尼奥是弟弟，站在了共和国一边，而马努埃尔却站在了佛朗哥一边。在佛朗哥下台后，这一段公案使得马努埃尔·马查多有些被边缘化，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他们对西班牙诗坛的贡献，人们还是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1.安东尼奥·马查多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于1875年7月26日出生在安达卢西亚首府塞维利亚的一个书香门第，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的祖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1882年受聘为马德里中央大学教授。同年，他便随全家迁往首都，从此再没回来。他的父亲安东尼奥·马查多·伊·阿尔瓦雷斯是著名的民俗学家。他的家庭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他在首都“自由教育学校”学习期间，受到良好的教育。
1899年，他与其兄马努埃尔同游巴黎，熟悉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盛行的新文学流派——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并见到了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大师鲁文·达里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尼加拉瓜诗人写给他的诗作《安东尼奥·马查多》为证：
他一次一次漫步，
神秘并默默无言。
目光是那样深邃
几乎无法看见。
他说话的语调
腼腆而又高傲。
他思想的光芒
几乎永远在燃烧。
他深刻而又闪光
像具有崇高的信仰。
他同时在放牧
上千只狮子和羔羊。
他会引导风暴
也会带来充满蜜的蜂巢。
他用深刻的诗句
歌唱生命、爱情，
他的诗充满快乐的神奇：
其中的秘密正是他自己。
一天他骑着罕见的神骏
向着不可能的世界飞奔。
为了安东尼奥，我请求诸神：
永远要拯救他。阿门。
返回马德里后，他结识了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等主张文学革新的诗人和作家，并开始在重要的杂志发表诗作。这个时期的马查多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1907年，他被派往远离马德里的卡斯蒂利亚小镇索里亚去中学教法语。两年后，他与十五岁的女孩莱奥诺尔·伊斯奎尔多结婚。婚后得到广学会资助，携妻子赴巴黎一年，进修法语。在那里，他积极参加哲学家亨利·伯格森的讲座。但好景不长，1911年7月，莱奥诺尔患上肺结核，并在回到小镇后不久的1912年8月1日去世。经历一段时间的悲痛与消沉后，他又回到了安达卢西亚，在哈恩的巴埃萨中学任教，直至1919年。后来转到马德里附近的塞戈维亚中学任教，参与创建“人民大学”，使其成为劳动人民和普通群众接受免费教育的文化中心。1927年他入选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年之后结识了女诗人碧拉尔·德·瓦尔德拉马，并与之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她便是诗人作品中的吉奥马尔——他诸多灵感的源泉。
1931年4月14日，他参加了在塞戈维亚举行的第二共和国开国大典，不久以后转到马德里的一所中学。内战期间他坚决支持共和国，1936年11月携家迁居巴伦西亚。1939年1月他与母亲一起流亡，一个月后两人在法国南部小镇科里奥尔相继去世（马查多死于2月22日，先于其母3日）。
马查多最突出的人格特征是勤奋而又善良、鄙视虚名、淡化服饰（他曾说过自己“邋里邋遢”）、忍耐困境、深刻内省，强调对话和容忍是共存的理想手段，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最高的价值莫过于本身为人”）。对上帝或生命意义的寻求是他早期诗作的重点。这使他对所处的时代越来越感到困惑并充满怀疑，这也是“九八年一代”作家的共性之一。
安东尼奥·马查多前期创作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大地、天空、河流、山脉、对亲人的怀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尤其是对卡斯蒂利亚自然风光的描写，更是出神入化，情景交融，感人至深。后期创作转向对哲理的探索与挖掘和对人生的体会与感悟。
马查多的第一部诗集《孤寂》出版于1903年，1907年修订再版，更名为《孤寂、长廊及其他》。他本人曾表达向注重内心情感的现代主义靠拢的倾向：“在我看来，诗意并不在于词语的音韵、色彩、行列或感官情结；而是心灵深沉的搏动：写什么，应是心灵所致，或曰说什么，要用自己的声音，生动地回答对世界的感触。我甚至想，人在专注地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独白时，可以不经意地发现一些美妙的话语；同样的，人在自我解剖时，会隐约察觉到自己情感中的蕴藏是何等的丰富。”书中不乏童年记忆和景色描写，如下面这首小诗：
春天温柔地
亲吻着树林，
碧芽初绽
像一片绿烟。
朵朵白云
掠过青春的田野……
我在叶片上
看到四月的春雨绵绵。
我在杏树下想到——
树上花枝招展，
对自己没有爱情的青春
我发过诅咒的怨言。
如今人到中年，
我思考再三……
青春啊，未曾体验，
梦中谁会再将你挂牵！
马查多的早期创作深受鲁文·达里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尽管如此，马查多并非亦步亦趋地追随那位伟大的尼加拉瓜诗人。在1917年的出版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我非常欣赏《世俗的圣歌》的作者，因为他在形式上和感觉上是无与伦比的大师”，但是“我要努力走自己的路”。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达到一种感官上的颤动，而且要试图触动人的心弦，找到一种“内心感觉的普遍性”。马查多将自己的前半生定义为一个“表诉衷情的诗人”。《孤寂、长廊及其他》中就不乏表诉衷情的成分。仅凭这一点，就与“远离现实”“臆造完美”的现代主义有了很大的区别。马查多梦想的世界是心中真实的追求，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而他的现代主义前辈们，则是用华丽的色彩和典雅的词句描摹一个不真实的世界。
在这部诗集中，马查多深刻地揭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忧愁、悲伤、焦虑、痛苦。痛苦有时会化作希望，但这希望却往往“在虚无缥缈间”[6]。因此，他在诗中常常与自然景物如泉水、夜晚或黎明对话，或者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如道路、镜子、水车、墓穴、迷宫、蜂巢来表现深刻、隐蔽的现实，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投射出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内心世界。
在《幽默，幻影，笔记》的第十四首中，他情绪激昂地写道：
昨晚我入睡时
梦见，啊，美妙的幻想！
一股清澈的泉水
在我心里流淌。
我说：“新的生命之泉
我从未饮过，你从
哪条隐蔽的沟渠
来到我的身旁？”
昨晚我入睡时
梦见，啊，美妙的幻想！
在我的心里
有一个蜂房；
金黄色的蜜蜂
在那里奔忙，
用古老的苦涩
酿出白色的蜡和蜜浆。
昨晚我入睡时
梦见，啊，美妙的幻想！
一轮火红的太阳
照耀在我的心上。
它所以火红，
因为有炉膛的颜色，
它所以是太阳，
因为它让人哭泣又将人照亮。
昨晚我入睡时
梦见，啊，美妙的幻想！
原来是上帝
降临在我的心房。
在诗人“美妙的幻想”中，出现了三个善的象征——泉水、蜂巢和燃烧的太阳。原来它们就是上帝，在梦中向他靠近，把他从“长久的苦恼”中解救出来。
有时在他的诗作里，梦就像是一种自我分析，而诗则是通过这种自我剖析获得的感悟和启迪。在《长廊》的《导言》中马查多写道：
在一个明朗的日子
读着可爱的诗句
我看见，在自己梦想
深刻的镜子里
有一个神圣的真理
在颤抖，是由于恐惧，
就像一朵花儿
想把自己的芬芳向风抛去。
诗人的灵魂
向着神秘。
只有诗人能够
在浑浊、魔幻的旋律中
看到遥远的灵魂深处的东西，
在记忆
那些没有尽头的长廊，
可怜的人们
悬挂节日的服装，
破败而又陈旧
像战利品一样。
诗人在那里
诗人会注视梦中
金色的蜜蜂
那永恒的劳动。
在残酷的战斗
或安静的果园中，
诗人们用灵魂
关注着深邃的天空。
我们用陈旧的痛苦
酿制新鲜的蜂蜜，
耐心地缝制
洁白的圣衣，
沐浴着阳光
将坚硬的铁甲擦亮。
没有梦想的灵魂，
敌对的明镜，
用粗糙的轮廓
将我们的形象投映。
我们感到
胸中的热血沸腾，
过去吧……让我们笑吧
并重新开始劳动。
尽管在大部分的诗中没有言明，他的忧伤和痛苦通常都是感叹青春易老、生死无常、爱恋不在，或者是失去上帝抑或某种精神支柱的空虚，以及周遭世界的荒唐嘴脸。
马查多的第二部诗集是《卡斯蒂利亚的田野》，1912年问世，五年后再版，增添了妻子去世后他在巴埃萨的更多诗作。
他的风格虽不能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展现个人问题，表现得比《孤寂》更有客观性。外部世界、周围人物、卡斯蒂利亚的历史和社会现象都深深地吸引着他，大自然已不再是精神的简单寄托，而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
他改变的原因，首先是开始相信诗人不应自私地孤芳自赏，他们有义务去反映所处时代的历史进程；诗歌实际上是诗人为了捕捉到事物本质和时代流变而与之进行的对话。其次，他的转型还要归功于卡斯蒂利亚的原野把他从一味的内心思考中解放出来；而结识莱奥诺尔更是结束了无爱的苦闷，从而荡涤了《孤寂》中存在的焦虑颓丧之气。
在这本风格更加混杂的《卡斯蒂利亚的田野》中，诗人的灵感主要来自对卡斯蒂利亚田野批判而有富有诗意的视角。诗人对卡斯蒂利亚乃至于整个西班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他没有大肆渲染卡斯蒂利亚在经济和军事上曾经辉煌的成就，而是着重表现各种人为因素——欠工业化、强制移民、统治者和思想家的妥协主义——所导致的西班牙乡村的贫困、落后与腐朽。就这样，尽管相对稍晚，马查多还是应和了“九八年一代”作家的主张。在巴埃萨居住期间，他渐渐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创作一种通俗的、大众的、与19世纪个人主义决裂的诗歌”。
在这些批判性的思考中，不乏对人类整体生活的实录，在他日益激越和诗化的视角中留下了印记。在风景中的投射使他突出了这块土地上更能激起他的共鸣的事物。在《在杜埃罗河畔》中，他这样写道：
……
杜埃罗河穿过伊比利亚
和卡斯蒂利亚栎树的心脏。
啊，凄凉而又高尚的土地，
高原、荒野和岩石的土地，
既没有耕耘过的田野，也没有树林和小溪；
没落的城市，没有客栈的道路，
惊呆的粗鲁的农夫，既不唱歌也不跳舞
抛开即将熄灭的炉灶，依然走在路上，
卡斯蒂利亚啊，像你的长河奔向海洋！
可悲的卡斯蒂利亚，昨天的统治者，
已是浑身褴褛，却蔑视一切自己不懂的东西。
她是在等待、沉睡还是梦想？
当她有着对剑的狂热时，可记得鲜血的流淌？
一切都在运动、奔涌、流逝、旋转；
海洋、高山和注视它们的眼睛都在改变。
过去了？一个民族将上帝置于战争之上
它的幽灵依然在自己的田野上游荡。
从前的母亲将司令员孕育，
如今的继母只生养平庸的苦力。
卡斯蒂利亚已不再是如此慷慨的母亲，
那时熙德从维瓦尔凯旋，
对自己新的命运和富足充满自豪，
向阿方索献上巴伦西亚的果园；
或者，在验证了他们果敢的冒险之后
向皇室请求去征服印第安美洲广阔的河流；
她那时是战士、武士和首领的母亲，
她的孩子们会满载金银，乘着豪华的船只
返回西班牙，对于狩猎，
他们是秃鹫；对于战斗，他们是雄狮。
修道院供养的哲学家们，
如今无动于衷地注视辽阔的苍穹；
即使莱万特码头商人的呐喊
像遥远的呼声，进入他们的梦中，
他们也不会前去，连一句“怎么了？”也不会问。
可战争却已经敲开了他们的家门。
可悲的卡斯蒂利亚，昨天的统治者，
已是浑身褴褛，却蔑视一切自己不懂的东西。
……
诗人笔下的此情此景，活脱脱一幅当时西班牙的缩影；诗人心中的所思所想，正是“九八年一代”作家的感受与焦虑。如果说在诗的气势与节奏上，这首诗与现代主义晚期的“新世界主义”（诸如达里奥的《致罗斯福》和乔卡诺的《美洲魂》）还有某些近似之处的话，它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体已完全没有可比性了。
在长篇谣曲《阿尔瓦·冈萨莱斯的土地》中，马查多思考了人性的残酷和妒忌带来的恶果。该诗描写了两个急于得到遗产的不肖子弑父并将其埋在索里亚黑湖的故事，最后，神奇而公正的自然力量惩罚了逆子。
本书收集了相当多关于他妻子染疾和过世的诗篇，其中大部分作于巴埃萨。像在《孤寂》中一样，诗人重又剖析自我，以很强的节制和张力，展现内心的痛苦。他曾在写给乌纳穆诺的信中表露其丧妻之痛：“她的离去让我撕心裂肺。她是天使般的生灵，却被死神无情地召唤。我简直是崇拜着她……真爱之上更是悲悯，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看她离去，宁愿以死一千次来换回她的生命！”请看下面这几首选自《索里亚的田野》中的短诗：
XXIII
主啊，你夺去了我的至爱。
上帝啊，请再听一听我的心声。
主啊，你的意志将我制裁。
主啊，只有大海和孤独与我同在。
XXIV
希望说：总有一天
你会见到她，只要耐心地等。
绝望说：
她只是你的苦痛。
大地并没有吞没一切，
心啊，跳动……
XXV
那边，在高原，
杜埃罗河划出弓形的曲线，
索里亚周围，
在铅灰色的小山
和一片片齐整的圣栎林之间，
我的心在流浪，在梦乡……
你没看见吗，莱奥诺尔，河边的杨树
伸展着僵硬的枝干？
请看蓝白色的蒙卡约山；
把你的手给我，让我们去散步。
穿过我土地上的田野，
那里装点着灰蒙蒙的油橄榄，
我一个人独自走着，
忧伤，衰老，沉思，疲倦。
从来悲剧更动人。这样发自心灵深处的情诗在现代主义诗歌中是很难找到的。
初到巴埃萨，诗人仍放不下对索里亚那些苦涩却又难以割舍的回忆，对自己的故土安达卢西亚反倒难以融合。尽管如此，眼前悲惨的社会现实还是逐渐激起了他批判、思辨的精神。1913年他在给乌纳穆诺的信中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深爱着索里亚，我同样有足够的理由拥抱这块哺育我的土地，然而我总觉得杜埃罗河上游那贫瘠地区人们的灵魂更高尚，无论好坏，那些人的层次都更高。这个被称作‘安达卢西亚的萨拉曼卡’的巴埃萨小城，有一所高中、一个神学班、一个艺术学校、几所中学，识字的人不到百分之三十，书店里尽是明信片、祈祷书、神学和黄色小报。这是哈恩最富庶的地方，城里却充斥着乞丐和破产的赌徒……人们也谈政治，所有人都是保守党。总之一群空虚的、完全被教会毒害的乌合之众……此外，乡下的人们吃苦耐劳，或者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移民，但这几乎与自杀别无二致。”这一切都加深了马查多对西班牙未来走向的质疑，并且用冷眼旁观的讽刺态度描绘堕落的现实。请看题为《一日之诗》的结尾：
这本质的我，
并无病患，
有时候，任性而又随意，
原创而又新奇；
这个我，生活并感觉
自己禁锢在一具难免一死的躯体，
哎！急不可耐地
要跳出这囚禁的樊篱。
这首诗作于巴埃萨，诗人的郁闷与无奈跃然纸上。在这本诗集中有一系列的《箴言与歌谣》，由一些零散的哲学、文学、社会、政治以及道德思考组成。其中有一首广为人知：
行人啊，你的足迹
就是路，如此而已；
地上本无路，
路是人走出。
路因走而成，
回头望
便会看到一条
不会再有人走的小径。
行人啊，地上本无路
人在地上走像船在海上行。
读到这首诗，尤其是“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走出”，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先生在小说的末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两位文坛巨匠的思想何其相似！在西班牙，这两行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北京塞万提学院建院后，将其图书馆命名为安东尼奥·马查多图书馆，并请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用篆书书写了这两句诗，作为馆藏格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书中收录了诗人的十四首献给与其志同道合的作家和思想家以及那些被他尊为师长的人们的赞歌。其中献给鲁文·达里奥的就有两首，其中一首是《悼鲁文·达里奥》：
既然在你的诗中充满世界的和谐，
达里奥，你还去哪里将它寻觅？
赫斯佩里亚[7]的园丁，大海的夜莺，
对星星的音乐感到吃惊的心灵，
狄俄尼索斯[8]将你拖进了地狱
你可会带着新鲜的玫瑰凯旋回程？
当寻找梦中的佛罗里达和永恒的
青春之泉，人们可曾伤害你，司令？
愿你清澈的历史留在母亲的语言中。
哭泣吧，西班牙所有的心灵。
鲁文·达里奥逝世在黄金的卡斯蒂利亚；
这新的语言穿过大海来到我们当中。
西班牙人啊，让我们在一块庄重的大理石
刻上他的姓名、笛子、诗琴和一段碑文：
除了潘，谁也不能演奏这笛子，
除了阿波罗，谁也不能弹拨这诗琴。
在诗集中，还有一首诗人为自己描绘的《肖像》，是评论家们经常引用的。这是马查多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理念做的总结：
我的童年是对塞维利亚一个院落
和一个明亮果园的记忆，柠檬在那里成熟；
我的青春，卡斯蒂利亚土地上的二十年；
我的历史，有些情况我不愿回顾。
我不是骗人的诱惑者也不是唐璜式的人物[9]；
——你们已经熟悉我笨拙的着装——；
但是丘比特向我射了一箭
我便爱那些女性，只要她们有适宜居住的地方。
我的诗句从平静的泉水涌出，
可我的血管里有雅各宾派的血在流淌；
我不仅是一个善于运用自己学说之人，
而且从美好的意义上讲，我很善良。
我崇尚美，在现代美学中
我采摘龙萨[10]的果园中古老的玫瑰；
然而我不喜欢目前时兴的梳妆
也不是那种追求新奇啼鸣的鸟类。
我看不起空洞的男高音的浪漫曲，
也看不起蟋蟀在月光下的合唱。
在众多的声音中，我只听一个声音，
我会停下脚步，区分原声与回响。
我是古典的还是浪漫的？我不知道。
我愿留下自己的诗行像将军留下他的剑一样：
不是因为铸剑者的工艺高超才受人尊重
而是因舞剑之手的强劲有力才威名远扬。
我与那个总和我在一起的人交谈
——独自说话等候着向上帝倾诉的那一天；
我的自言自语是与这位好友的探讨
他曾将博爱的诀窍向我秘传。
最后，我不欠你们什么；可我的全部写作
你们都未曾偿还。我奔赴我的工作，
用我的钱支付穿的衣服、住的房间、
吃的面包和铺的床垫。
当那最后的旅行到来的时候，
当那一去不复返的船儿起航，
你们会在船舷上发现我带着轻便的行装，
几乎赤身裸体，像大海的儿子一样。
《新歌》是马查多的最后一本诗集，出版于1924年。当时以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为代表的先锋派为西班牙诗歌带来了具有实质性改变的新风，但马查多依然忠于他一贯的追求，将情感与理智、抒情与写景融为一体。《新歌》中有些诗歌让人联想到《卡斯蒂利亚的田野》，其中也包括对安达卢西亚乡村的描绘、对自己的反思、童年回忆和献给朋友的应景之作。在表达自己爱的苦恼时，马查多隐约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私情，尽管他反复强调莱奥诺尔是他此生唯一的至爱，但对别的女性的激情似乎冲淡了对亡妻的回忆。书中也有一系列重要的《箴言与歌谣》，或深刻，或幽默，或平淡，或神秘，都是作者的人生感悟和哲学思考。如：
为了沟通
首先是提问，
然后是……倾听。
*
自恋
是个丑陋的恶习，
可它已有了把年纪。
*
要是在镜子中将一个人寻觅，
那个人会与你形影不离。
*
今天
依然是永远。
在这些关于哲学的诗作中，马查多宣扬寻求绝对而非主观真理的必要性，反对任何极端主义，鼓励对人坦诚相待并捍卫文学的简洁。此后，马查多没有再出版过任何一本新诗集，然而在相继面世的几版《诗歌全集》（1928、1933和1936）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由诗歌和散文组成的《伪歌者集》。这个诗文集表现了他日渐加深的哲学倾向。这本诗文集取材于作者的阅读和亲身经历。他杜撰了两位塞维利亚哲学家阿贝尔·马丁和胡安·德·马伊瑞纳，借他们之口来表现现实与虚幻、记忆与遗忘、诗歌与哲学、创造与无为的矛盾。书中还有献给碧拉尔·德·瓦尔德拉马（吉奥马尔）的充满激情的诗，人们当然不会把它们归于任何伪歌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马查多以时事要闻为题材写了不少诗。他赞扬了苏联和墨西哥，两国均向共和国提供了支持和援助。另外题为《伤童之逝》和《罪行发生在格拉纳达》的两首诗尤为突出，后者是献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如其人：平易中见深邃，朴实中见真情。正如《肖像》中所说，他的诗句从平静的泉水涌出，尽管他的“血管里有雅各宾派的血在流淌”。他从不赶时髦、追时尚，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诗人的语言简洁、明快，没有精心的雕琢和多余的夸饰，更显字字珠玑和大家风范。诗人自己说，他的诗“既不是坚硬永恒的大理石，也不是音乐和画卷，而是刻在时间上的语言”。
2.马努埃尔·马查多
马努埃尔·马查多（1874—1947）比安东尼奥·马查多大不到一岁。他的童年也是在塞维利亚度过的。当祖父去中央大学任教时，举家迁往马德里。1895至1897年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塞维利亚的外祖母家中度过的。1897年，他毕业于塞维利亚大学，此前已发表过诗歌和散文。1893年，马查多兄弟合作，用“塔布兰特·德·里卡蒙特”的笔名，在恩里克·帕拉达斯主办的《漫画》杂志上发表文章。马努埃尔单独发表的诗文，有时用真名，有时用笔名“波里亚”（Polilla）。在1894和1895年，他先后发表了诗集《痛苦与快乐》和《等等》，二者都是与恩里克·帕拉达斯分别署名、合作发表的。受巴黎浪漫的艺术氛围吸引，他于1899年初至1900年底前往法国首都，在那里见到了鲁文·达里奥、阿马多·内尔沃等西班牙语美洲的现代主义诗人。1902年，他重返巴黎。他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他曾说：“每个有灵魂的人都有两个祖国：故土和巴黎。”20世纪初，他开始以诗歌和散文与当时重要的刊物合作，很快便成了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02年，《灵魂集》的发表，使他成了西班牙现代主义的先驱。此后，他又发表了《随心所欲》（1905）、《民族节日》（1906）、《博物馆》《歌谣集》（1907）、《恶劣之诗》（1909）、《战利品》（1910）、《阿波罗》（1911）、《深歌》（1912）、《歌与献辞》（1915）、《塞维利亚和其他的诗》（1918）、《死亡的艺术》（1921）、《凤凰集》（1936）、《黄金时刻》（1938）、《韵之韵》（1943）。
1910年，他与表妹欧拉利娅·卡萨雷斯结婚，生活在马德里，经常为报刊撰稿，主要是做戏剧评论。在此期间，他曾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和马德里市图书馆，并利用职务所能获取的资源，对西班牙文学尤其是古典作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与其弟合作，创作了《幸运姑娘的不幸》（1926）、《胡安·德·马尼亚拉》（1927）、《夹竹桃》（1928）、《劳拉去码头》（1929）、《费尔南达表妹》（1931）、《公爵夫人贝娜梅吉》（1932）和《人在战争中死去》（1940，时其弟已故）等剧作。1936年7月18日，他留在佛朗哥军队占领下的布尔戈斯。内战结束后，他才回到马德里，1938年被选为皇家语言学院院士，1947年1月19日在马德里病逝。
在共和国建立（1931）时，马努埃尔·马查多还怀着某种兴奋的心情，为此创作了一首新的国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他的态度有所改变。1934年，他由于右倾观点被逐出了《自由》杂志。内战前夕，他和妻子去布尔戈斯看望妻子的一个姐妹，赶上军队叛乱，无法返回首都。从此，他便开始了为佛朗哥政权服务的不光彩的政治生涯。
1938年1月5日，内战即将结束，法西斯已经准备欢庆自己的胜利，马努埃尔·马查多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当局迫不及待地希望他尽早宣读自己的就职演说。同年的2月19日，就职典礼在圣塞巴斯蒂安的圣特尔莫宫殿举行。在拥挤不堪的听众面前，马努埃尔·马查多宣读了他简短的学术含量不高的就职演说：《半诗歌与可能性》。在阐明演说的题目时，马努埃尔说：
啊，这篇短文或许让你们想起另一位名人，他就是歌德，歌德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诗与真”。总不能禁止人们模仿好的榜样吧……何况，我只将我的诗句称作“半诗歌”，至于我的现实，我只能遵循普通人的生命法则（能怎么活就怎么活），称其为“可能”……
诗人称自己的诗歌为“半诗歌”，称自己的“现实”为“可能性”。从演说的内容和语气不难看出，院士的头衔并未给他带来成就感与幸福感，而是显得勉强和违心。在马努埃尔的心目中，与其说在和歌德相比，不如说在和自己的弟弟安东尼奥相比，他只是“半个诗人”。退一步讲，即便是作为人，他也不是个顶天立地、敢作敢为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因此，在被选为院士的时候，他想起了弟弟赞美圣栎树的诗句：
无论挺直或弯曲地
出生，你的谦恭
只遵循生命的法则
能怎么活就怎么活。
尽管这个演说篇幅很短，尽管其内容主要是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但他毕竟为法西斯唱了赞歌，朗诵了题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十四行诗。这个不光彩的烙印是永远也抹不掉的。这与安东尼奥·马查多和乌纳穆诺对法西斯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正是马努埃尔·马查多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也警示后人牢记：方向比努力重要，方向是由思想决定的。
在指出马努埃尔·马查多问题的同时，我们不妨对他的诗歌创作做个客观的评介。与其他“九八年一代”的诗人相比，马努埃尔·马查多的诗歌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马努埃尔·马查多在19世纪末（1894—1899）创作的诗歌，主要受浪漫派诗人贝克尔以及民间歌谣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马努埃尔·马查多是“九八年一代”诗人中受现代主义影响最深的。其实，与其说他受现代主义的影响，还不如说他是受法国象征主义和帕尔纳斯派的影响。这两个诗歌流派是构成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元素。前面已经说过，马努埃尔对巴黎情有独钟，他曾自称自己是“半个吉卜赛人，半个巴黎人”，他的个人气质与鲁文·达里奥颇为相似，他们都奉魏尔兰为自己的导师。《灵魂集》和《随想集》都具有鲜明的象征主义的特征。诗人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事物揭示“死亡”“爱情”“孤独”等抽象的内心感受，公园、傍晚、夜色是诗人反复运用的词语。在《灵魂集》的开篇之作《夹竹桃》中，他以缺乏意志的种族自比，表现了颓废派和流浪文人的处世哲学：
像许多来到我的土地上的人一样
——我属于摩尔种族，和太阳有古老的交情，
赢得了一切又失去了一切。
我有西班牙—阿拉伯的晚香玉的心灵。
我的意志已在一个明月之夜死亡
那时是美好的，不用追求也不用思想……
我的理想是躺下来，没有任何希望……
不时有一个亲吻和女人的名字挂在嘴上。
……
在马努埃尔·马查多的诗作中，也不乏严肃的题材，这主要是缅怀历史名人的作品。在《卡斯蒂利亚》一诗中，他通过一个九岁女孩儿天真无邪的一席话，便将国王的淫威、熙德的悲壮和人民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
盲目的太阳
照耀着兵刃冷峻的锋芒，
灼伤护胸和护背的铠甲
燃烧在枪尖上。
盲目的太阳，干渴和疲倦。
熙德驰骋在马上，和他的十二个随从
——风尘、汗水和兵器——
沿着卡斯蒂利亚可怕的荒原，去流亡。
泥石的客栈紧闭……无人搭腔。
面对剑柄和矛头，小门开了……
太阳烘烤，空气滚烫！
在可怕的敲击下，回声轰响，
一个纯贞的声音，
似白银和水晶，回答……
门口，有个苍白、瘦弱的小姑娘。
全身就是一双蓝眼睛；
眼睛里，泪水流淌。
惊奇的小脸上
笼罩着苍白的光。
“好心的熙德！请进……
国王会让我们家破人亡
父亲耕种的可怜的土地
会变成盐碱的沙荒……
你们走吧。苍天保佑你们。
啊，熙德，我们什么也没有
只有苦难。”
小姑娘默默地哭泣，一声不响……
童稚的哭泣穿过
恐怖的武士们的身旁，
一个不可动摇的声音叫道：“前进！”
盲目的太阳，干渴和疲倦。
熙德驰骋在马上，和他的十二个随从
——风尘、汗水和兵器——
沿着卡斯蒂利亚可怕的荒原，去流亡。
二、安达卢西亚情节，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这一点与他的兄弟是截然不同的。安东尼奥·马查多虽然后来居住在安达卢西亚，但念念不忘的却是索里亚。而对家乡的眷恋，尤其是对为弗拉门戈舞蹈伴唱的“深歌”，却始终是马努埃尔·马查多热衷和偏爱的题材之一。《痛苦与快乐》《深歌》《塞维利亚和其他的诗》都是这样的作品。《凤凰集》中的短诗《安达卢西亚之歌》更集中地体现了诗人的安达卢西亚情节：
加的斯，含着盐的光明，
罗马人和摩尔人的格拉纳达，
哭泣的暗河。科尔多瓦在沉默。
马拉加高唱弗拉门戈。
阿尔梅里亚，金黄的颜色。
银白的海恩。维尔瓦，
三条帆船的海岸。
还有塞维利亚。
这首短诗看起来很平常，是几个地名串联起来的，但熟悉安达卢西亚的人一看便知，诗人抓住了安达卢西亚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地方，而且画龙点睛般地指出了当地的特征。加的斯是南部的海滨城市，阳光明媚；格拉纳达曾为罗马人占领，后又成为摩尔人最后的堡垒，盘踞在山上的阿尔罕布拉宫巍峨壮观，从雪山留下的达乌罗河到了城区之后，就成了地下的暗河；科尔多瓦有著名的大清真寺和古罗马大桥，令人叹为观止；马拉加的吉卜赛人高唱弗拉门戈；阿尔梅里亚的海滩金光耀眼；海恩漫山遍野油橄榄，绿叶的背面闪着银灰的颜色；当年哥伦布的三条帆船从维尔瓦的码头起航；塞维利亚是安达卢西亚的首府，对西班牙人来说，就无需多说了。
三、“放浪形骸”的题材入诗。在《恶劣之诗》《死亡的艺术》和《凤凰集》中都不乏这类作品。显然，《恶劣之诗》并非真的“恶劣”，不过是诗人的一种自嘲与反讽，它恰恰是马努埃尔·马查多最好的诗作之一。这部诗集的名字与法国象征主义先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有些类似，而且两部诗集都是在作者三十五岁时出版的。在这部诗集中，既可以看到贝克尔也可以看到魏尔兰的影子；既有凝重的情怀又有轻柔的韵调，既有明媚又有朦胧，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在这部诗集中，有一首题为《家庭维纳斯》的诗，说不定写的就是诗人的妻子，将一位美丽、善良、芬芳的睡美人描绘得活灵活现：
安睡……她在床上
温柔的肌体几乎没有重量。
她的脸庞甜蜜端庄；
胸脯有节奏而又安详。
安睡而未入梦乡……静卧
在宁静中，这宁静难以名状
笼罩着她的灵魂
像芬芳笼罩着玫瑰一样。
秀发像一缕温存。
口似花儿一样。
手是一种安慰
芬芳而又善良。
她对全身的美
全然不放在心上，
安睡，像百合
沐浴着夜的清爽。
安睡而未入梦乡。
自己的魅力无关痛痒，
上帝将她缔造得
多么完美善良。
在这部诗集里，也有一些鼓吹在无可奈何的现实面前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作品，如下面这首《现时的歌》：
爱是痛苦的……却不可得！……
事实是，总得经过。
粗俗的爱和卑鄙的企图
又为了什么？……
为什么安排前程
要使现时痛苦？
我们该将怎样的时间度过？
难道说死不好于活？
众所周知，在必需的运气里，
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只有将灵魂交给蓝色，
其余都交给快乐……
马努埃尔·马查多既不是“苦吟”的诗人，也不是多产的诗人。如他自己所说，令他疲倦的不是“写的少”，而是“放弃的多”。他写的是潜意识里的东西，是在半清醒的状态下进行创作的。他的诗作良莠不齐，但不乏精美的外形与丰富的内涵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现代性与民间性相渗透的作品。对马努埃尔·马查多其人其诗，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做全面、深入的研究。
六 “一四年一代”与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一四年一代”，既没有前面的“九八年一代”那么显赫，也没有后面的“二七年一代”那么辉煌。它的主要成员有加布列尔·米罗（1879—1930）、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1880—1962）、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马努埃尔·阿萨尼亚（1880—1940）、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1887—1960）、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1888—1963）等。他们多出生于1880年左右，于1900年前后开始创作活动。由于人们将奥尔特加视为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将他在西班牙政治教育联盟任职的时间作为这一作家群体形成的标志，因此米罗、希梅内斯以及戈麦斯·德·拉·塞尔纳似乎与此关系不大。在这一代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尔特加和希梅内斯。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是“一四年一代”的核心人物，是哲学家和散文家，对当代西班牙文化界产生过突出的影响，西班牙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都留有他智慧的痕迹。他曾在马拉加和德乌斯托的教会学校学习，后来进入马德里大学文哲系，1904年获博士学位。1905年赴德国的莱比锡、柏林进修哲学，1906—1909年又转到马尔堡学习，当时柯亨和卡西雷尔等人正在那里讲授新康德主义，并对柏拉图、笛卡尔尤其是莱布尼兹进行研究。在国外所受的教育使他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正视西班牙面临的问题，他与马埃苏托和乌纳穆诺的争论就是证明。1910至1936年，他在马德里大学任哲学教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主动流亡到美国、阿根廷、德国和瑞士，从事学术讲座活动，还访问过葡萄牙、荷兰和法国。1948年回国后，与他的学生胡里安·马里亚斯一起创建了人文学院。
由于外祖父和父亲都是著名记者，奥尔特加从年轻时起就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它作为活跃文化生活和激发民族情感的工具。他先后于1915、1917和1923年创办了《西班牙》《太阳》和《西方》杂志，尤其是后者，成为联系西班牙知识分子与国外同行的纽带。1983年，奥尔特加十二卷本的全集问世，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哲学、文艺批评和政论。应当指出的是，奥尔特加的哲学思想并非一个完整的学说，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其演变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烙印。他试图通过客观主义和前景主义来超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来克服纯粹理性与实用理性的对立。在《天堂里的亚当》（1910）中，他阐释了“我”（第一人）的人格及其与周围世界（天堂）的关系。《观察家》是他作于1916至1936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哲学和文学杂文的汇编。《没有脊梁的西班牙》（1921）研究了历史上病态的社会结构：西班牙数百年来的弊端早已孕育在西哥特人弱小帝国的胚胎中。《我们时代的主题》（1923）是奥尔特加早期形而上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他已摆脱了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他已经将生命置于思想之前，以生命理性取代了他的前辈们孜孜以求的绝对理性或形而上理性。生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环境会破坏或改变理性的作用。生命理性（包括思想、感情）服务于生命，因而便需要思想上的真、意志上的善和情感上的美。在《艺术的非人性化》（1925）中，他表明了自己对先锋派文学较为冷静的态度。他“既不热情也不气恼”地认为，先锋派是一种逃避现实主义的艺术。他认为，艺术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所谓新艺术是少数人的艺术，对大家而言，则不可思议。诙谐是新艺术家的主要工具，但不应循规蹈矩，而应着眼于青年和未来。从本质上说，这是一部为新艺术辩护的书，因为他使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变得滑稽：既然生活贫困、荒唐，就没有任何理由去临摹它。在《关于小说的思考》（1925）中，他同样站在印象派的立场上驳斥了现实主义小说。米罗和巴列因克兰都受到了他的文学主张的影响。1929年他又发表了一篇与《没有脊梁的西班牙》风格类似的作品：《大众的反叛》。但这时他的主张是欧洲各国联合起来以抵御国际争端中的民族主义。在此期间，他又发表了一组哲学专论《米拉波》（1927）、《康德》（1929）、《歌德》（1933），同时还发表了《关于大学的改革》《大学的使命》（1930）、《关于爱的探讨》（1940）、《论罗马帝国》（1940）。他死后又出版了《何谓哲学》（1957）、《关于戏剧的思考》等著作。奥尔特加是生活在复杂时代的复杂人物，也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有一点却是人们的共识：他对西班牙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与奥尔特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现代主义，“九八年一代”，先锋派，此起彼伏，混声交响，一派争奇斗艳的景象。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20世纪西班牙新抒情诗的创始人，在“九八年一代”和“二七年一代”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956年10月25日，“由于他的西班牙语抒情诗为高尚的情操和艺术的纯真树立了典范”，希梅内斯获诺贝尔文学奖。
希梅内斯出生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维尔瓦省的莫格尔。这是一个人口不足一万的小镇，靠近帕洛斯港，濒临大西洋。1492年，哥伦布的三条帆船就是从这里驶向“新大陆”的。白色的房屋，狭窄的街巷，紫茉莉的馨香，木轮车的声响，在这幽静、古朴的环境中，希梅内斯于1881年12月23日降临人间，然而他的母亲更愿意把儿子的生日推后一天，可见他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的父亲以种植果园和经销葡萄酒为业，家境颇为富裕。父母的宠爱使希梅内斯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1890年他开始在教会创办的圣玛利亚学校学习，1896年入塞维利亚大学学习法律。这是他父亲的意愿，也是大部分青年乐于选择的专业。但希梅内斯对此毫无兴趣，他爱好的是绘画。一次历史课考试的失败使他抛弃了法律专业，同时，他的兴趣也从绘画转向了诗歌。
1900年，有两件事对希梅内斯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现代主义诗歌大师鲁文·达里奥来到西班牙并在马德里会见了他，二是他父亲突然离开人世。前者对他的诗歌创作是个莫大的鼓舞，因为那位比他年长十四岁的尼加拉瓜诗人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后者却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打击，不祥的预感始终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心情好转之后，他又回到马德里，醉心于诗歌创作，这使他成为当时方兴未艾的西班牙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00年，他出版了诗集《紫色的灵魂》和《白睡莲》。同年去法国波尔多市的波斯卡疗养院疗养，后去法国其他地方以及瑞士、意大利旅游，回国后又在卡斯蒂利亚乡村住了一段时间。1902年他重返马德里，住进了罗萨里奥疗养院。在休养期间，他创办了诗刊《阳光》，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其中著名的有佩雷斯·德·阿亚拉、弗朗西斯科·维亚埃斯佩萨（1877—1936）、奥尔特加·伊·加塞特、阿索林等。希梅内斯在这个时期的诗作有《诗韵集》（1902）、《悲哀的咏叹调》（1903）和《远方的花园》（1904）。1904年的一天，或许由于忧伤的缘故，他突然决定回到故乡莫格尔那“白色的仙境”中去，并且在那里埋头创作达七年之久。他生活在童年的回忆中，虽与外界隔绝，却未脱离现实。在莫格尔的孤独中，他时常与那头小毛驴聊天，就像与大自然对话。这头小毛驴名叫普拉特罗（Platero，又译小银，因为该词有银灰色之意），它是主人忠实的伙伴，如同堂吉诃德的罗希南特和桑丘·潘萨的鲁西奥一样。他这时期的重要诗作有《牧歌》（1903—1905）、《春天的歌谣》（1907）、《响亮的孤独》（1908）、《乡野的诗》（1910—1911）、《思考的前额》（1911—1912）等。
1912年，希梅内斯回到马德里，在著名的大学生公寓住了四年。他结识了日后“二七年一代”的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和未来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塞诺薇娅·坎普鲁比·阿伊玛尔。这是一位祖籍西班牙的波多黎各姑娘，也是一位翻译家。她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美国人，兄弟们也都在美国定居，其中何塞·坎普鲁比作为《报界》的创始人和主编，在美国的西班牙语人士中颇有影响。
在认识塞诺薇娅之前，他已经朦朦胧胧地爱过三个多愁善感、聪明伶俐、异想天开的女性。希梅内斯自认为与她们情投意合，其实不过是浪漫的、文学性的、半真半假的恋情。塞诺薇娅却不同，她实干、乐观，讲求工作效率。她使希梅内斯不再飘飘然沉溺于空想，使他睁开眼睛面对现实。当然，这位波多黎各姑娘也明白：即使他不以诗歌为生命，也会把它作为终身伴侣。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思考，塞诺薇娅接受了他。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共同翻译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在西班牙语界，人们把他们的译著奉为楷模；与原作相比，译文有不少锦上添花之处。从此，希梅内斯的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15年底，塞诺薇娅随母亲到了纽约，接着希梅内斯也离开西班牙去美国，并于次年举行了婚礼。塞诺薇娅在临终前回忆说，当他们去市政府领回结婚证书时，曾碰上一伙警察举着手向他们喊叫：“当心，结合容易分开难！”从此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希梅内斯找到了理想的妻子、真诚的朋友、得力的助手、谨慎的参谋、有效率的秘书，乃至可靠的司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贤内助”，不善于料理生活的诗人才能毫无顾虑地投入创作。在此以前，他有诗作《心灵的十四行诗》（1913）、《夏令》（1915）和抒情散文《小银和我》（1914）。
从1916年起，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婚后，他们曾回故乡小住。安定、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活动。他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应邀到各地演讲。虽然活动频繁，但他精力充沛，先后发表了诗集《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1916）、《永恒》（1918）、《石与天》（1919）、《诗与美》（1917—1923）和《全季》（1923—1926）等。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分子向新生的共和国发动猖狂的进攻，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前途极为忧虑。战争初期，落在孩子们头上的苦难使他们痛心疾首，他便与妻子在马德里筹建了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后来，共和国政府任命他为驻美国名誉文化参赞。1936年9月，他和妻子来到纽约。这次穿越大西洋已经没有新婚旅行时的愉悦，令他念念不忘的总是那块“遥远的、发了疯的土地”。暂时的离乡背井竟成了永久的异地侨居。环境的变化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为了营建新的生活，他应邀去波多黎各和古巴讲学。与听众的直接交流使他接近了陌生的高校世界。1939年，他在迈阿密参加当地西班牙语美洲研究所的工作。在1940和1942年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他各作了三次发言。1942年，他又辗转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州立大学教授西班牙语。他不仅作讲座，而且与大学生座谈、讨论，激发他们对诗歌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谣曲和自己最长的诗作《空间》（1954）。后来，塞诺薇娅转到马里兰大学任教，他们迁居到里维戴雷。那里的榆树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预告要发表一部诗集《里维戴雷的榆树》，但该书后来一直没有问世。在那里，他还结识了一位种植菜园的朋友。有一天他吃惊地获悉，此人原来是美国的副总统华莱士。后者的俭朴使他深受感动，他撰文赞扬华莱士为“面向上帝的匠人”，“美洲的堂吉诃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努力与盟国合作，一再表明他“过去、现在乃至今生今世都愿成为自由人”。他这时期的作品有诗集《在另一侧》（1936—1942）、散文集《三个世界中的西班牙人》（1942）等。不幸的是，年轻时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狂想重又困扰着他，他不得不住进华盛顿的一家疗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他又像五十年前一样，神经官能症渐渐痊愈，《塔科玛的歌》就是证明。病愈的诗人怀念自己的母语：他需要听人们在各处用活生生的西班牙语交谈、议论、祈祷、呻吟、歌唱，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诗歌创作。1948年8月，他前往阿根廷和乌拉圭主持一系列讲座，听众以欢迎影星和球星时才有的热情欢迎他，有时甚至阻塞了街道上的交通。然而，听众的热烈掌声并没有改变他创作“纯粹诗歌”的意图，他依然将诗歌视为上帝的“意识与光辉”，视为某种“在灵魂中沉浸，在灵魂外闪光”的神圣之物。
《底层的动物》（1949）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这是20世纪最后一部象征主义的重要诗集，他翻译过的格奥尔格和叶芝作品的影子在诗集中显而易见。这时期他的作品还有《流走的河》（1951—1953）等。
1951年，诗人重又陷入精神危机。塞诺薇娅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决定迁居到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去。于是，他们接受波多黎各大学的邀请，来到这个美丽安静的岛上。希梅内斯在那里开设了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课程，并且经常到学校为青少年朗诵诗歌。
1952年，塞诺薇娅患了癌症。她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曾数次住院接受各种方法的治疗。1956年10月，她预感到死神即将降临，便将一切料理停当。当同年12月25日一位女友到医院将希梅内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告诉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仍竭尽全力哼了一支童年时唱的歌谣。三天后，她与世长辞。希梅内斯痛不欲生，他没有亲赴瑞典，而是委托波多黎各大学校长雅莫·贝尼泰斯去为他领奖并代致谢词：
我感激地接受杰出的瑞典学院授予我这份我不敢奢望的荣耀。由于悲伤和病痛，我不得不留在波多黎各，无法亲自参加颁奖典礼……我的夫人塞诺薇娅是这一奖赏的真正获得者。没有她四十年的陪伴、帮助和鼓励，我的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今天，她不在人世了，我感到孤寂凄凉、无依无靠。
后来，希梅内斯的心情和健康状况曾有所好转，但他再也没有进行写作。1958年，他在一次车祸中致残，同年5月29日告别人世，与先他而去的妻子一起长眠在家乡莫格尔的墓地中。
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是复杂的。以1916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当他开始发表诗作的时候，西班牙正经受严峻的考验。1898年12月10日，西班牙在巴黎与美国签约，丧失了最后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这个称雄海上数百年的庞大帝国至此一败涂地。马德里一群作家想以他们手中的笔在西班牙的边界之内重新征服世界。这就是令世界文坛瞩目的“九八年一代”，马查多兄弟、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了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诗坛领袖鲁文·达里奥的影响。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的。他的第一部诗集《紫色的灵魂》得到鲁文·达里奥的支持。在第一个阶段，希梅内斯的诗歌不仅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具有浪漫主义的遗风，德国诗人海涅、西班牙诗人贝克尔都是他效法的楷模。此外，如果我们知道拉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源头与欧洲象征主义的关系，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悲哀的咏叹调》与法国诗人魏尔兰的作品会有相似之处。希梅内斯这时期的作品多写家乡的自然风景和诗人心中的哀愁，格调悲凉、低沉、内敛。这主要与诗人个人的不幸以及国家的落后、人民的苦难有关，尤其是家乡的凋零、衰败使他陷入悲哀之中而难以自拔。他的家乡莫格尔是海滨小镇，两条河流的入海口。那里有茂盛的花园，优美的景色，酿酒业和运输业兴旺发达。但由于连年虫灾使葡萄减产，港口又因内河上游煤矿大量倾倒废物而阻塞，昔日繁荣的市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支柱，以致市井萧条冷落，居民流离失所。诗人目睹这悲惨的现实却无可奈何，因而早已笼罩在他心上的阴云变得更加浓重。无论“言志”或者“抒情”，这一切都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但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他的诗风有所转变。1912年，马德里大学生公寓的气氛感染着他，对复杂的知识界的观察开阔了他的视野，对德国哲学家克劳泽的研究，尤其是与塞诺薇娅的相识，充实了他的内心世界，使他的创作从富于人情味和巴洛克风格的封闭型向着具有神秘色彩和理想主义的开放型转化。从《心灵的十四行诗》（1913）和《夏令》（1915）里可以看到这种转化的迹象。前者的灵感之源来自诗人的未婚妻，请看这首题为《春天》的十四行诗：
玫瑰放射最细微的芳香，
星星闪烁最纯洁的光芒，
夜莺用最深沉的啼声
将美丽的夜色尽情地歌唱。
稚嫩的花香使我不爽，
神圣蓝色的闪烁使我前额无光，
夜莺嘹亮的歌声
使我不幸地哭泣忧伤。
那并非无限的惆怅
用美妙甜蜜的舌头
舐着我古老的心房……
请你让玫瑰为我放出馨香，
让星星为我燃起诗的火光，
让夜莺为我快乐地歌唱！
作者本人认为《夏令》是这一时期“最好的书”，“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部作品都具有更多的血液和骨质”，“包含着具体、光明而又严酷的现实”。请看下面这两首短诗：
你怀念着风
宛似飞絮，
你怀念着海
犹如小溪，
你就像死神一样
怀念着大地。
*
快，快，大地；
快，快，太阳；
快将秩序打乱，
爱情在将我盼望。
宇宙颠倒了太阳
和大地，又有什么关系？
一切都是浮云，唯有
等候我的爱情才是福地。
走吧，大地；飞吧，太阳！
去和白雪与麦穗在一起！
爱情在等候着我，请缩短
我与希望的距离！
从《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1916）开始，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诗人已摆脱现代主义的束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追求形式的完美和语言的新奇，并力图打破诗歌与散文的界限，但在内容上却始终未能挣脱形而上学的桎梏，企图创造一个绝对的世界。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是他经常吟咏的主题。诗人的思想中既有天主教的成分，又有泛神论的因素，既有克劳泽和尼采的烙印，又有东方哲学的影响，对“上帝、大自然和美”的崇拜同时并存，对语言的推敲也显得特别的执著。这种追求在《歌集》（1936）和《全季》（1923—1926）中达到了高峰。他极力提倡“纯诗论”，主张创作“袒露无饰”的“纯诗”。从下面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诗歌主张：
她最初到来，
纯洁无瑕，天真的穿戴。
我像孩子般将她喜爱。
后来她渐渐穿起
我叫不上名字的衣服。
不知不觉，我对她厌恶。
她竟成了女王，
浑身珠光宝气……
不可一世又毫无意义！
……她又将盛装脱掉，
我对她报以微笑。
她只留下长袍——
古朴而又纯真，
我重新对她充满信任。
她连长袍也脱下，
全身一丝不挂……
生命的激情，袒露的诗歌，
你永远属于我！
诗中的“她”无疑是诗神缪斯。“她竟成了女王/浑身珠光宝气……/不可一世又毫无意义！”这显然是指语言华丽而内容空泛的现代主义诗歌。希梅内斯终于舍弃了这种风格，“连长袍也脱下，全身一丝不挂”的“袒露无饰”的诗歌才是他刻意的追求。
按照希梅内斯所信奉的、当年在西班牙颇有影响的克劳泽的哲学或神学思想，上帝既包括世界同时又超越世界。对希梅内斯来说，诗歌是上帝的同义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高于一般的文学：“一般人将诗歌作为文学来理解，而我把它作为心灵来理解。”他认为“文学是为熟悉的世界立碑，诗歌则是陌生世界的向导。因此文学安于相对的美，而诗歌寻求绝对的美。文学是翻译，诗歌是创作。诗歌是创造性的艺术，而文学仅仅是临摹性的艺术，是抄袭的艺术。因为诗歌不只是自身，它什么都是，是从前，是今后，是行动，是语言，是创造……”，“非诗歌的语义是可以传递的、外在的、约定俗成的，它符合逻辑；而诗歌的语义则相反，它是不可以传递的、内在的，它符合美学；文学语言是有代表性的，它取决于所要表现的外在现实，它赋予事物早已存在的意义，而诗歌语言则相反，它具有展示性，它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现实，而是创造崭新的现实。总之，文学的语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诗歌的语言就是目的本身”。在他看来，文学是形式，诗歌是实质。前者使内容固定，而后者使内容自由。文学越是完美，越要符合已经确立的规范和准则；而诗歌是生命，它必须不断打破已有的秩序才能求得生存。他认为，文学是暂时的，诗歌是永恒的。文学是技巧，诗歌是艺术。
希梅内斯的诗论未免玄奥并失之偏颇，然而却是他数十年身体力行地追求的目标。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刻意追求，使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甚高，近乎苦吟。1930年他曾辞去一切职务，回到塞维利亚修改早期的作品。尽管文坛公认他的诗集《紫色的灵魂》和《白睡莲》中不乏精品佳作，但他认为那只不过是“野草”，“纯粹青年人的试音”，执意做了不少修改，可见诗人对自己要求之严。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希梅内斯早期作品的不成熟首先是表现在思想上。鲁文·达里奥曾说：“每当我思考自己的一生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不清目的。由于被死神不祥的预兆所逼，我多次躲进人造的天堂。”希梅内斯早年的精神状态与他的老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在内心深处与笼罩那一时代的怀疑主义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每当陷入恼人的矛盾而无力自拔时，他便像鲁文·达里奥一样，力图通过艺术创作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早在1895年，他还在教会学校读书时就创作了《祈祷》一诗，探讨关于真理和死亡的答案并拒绝任何一种司空见惯的宗教解决方式。在《虚无》一诗中，他认为“四周的世界和大自然的美都不是永恒的，而终将返回到虚无中去”。在《夜曲》《可怕的化装舞会》等作品中，希梅内斯强调感官的快乐和疯狂，突出幻想的虚无和人生的短暂。在《云》中，作者寻求一种理想的安慰——螺钿的纯洁的色彩，然而却发现了“披着寿衣的不祥的标记，阳光和寒冷的阴影”。总之，在这一时期，从精神状态、心理冲突到艺术创作，他都无法摆脱鲁文·达里奥的影响。他当时的心境与达里奥在《命中注定》一诗中的描述颇为相似：
甚至想不到的一切都使人不寒而栗，
还有那用活生生的手臂诱人的肌体，
用随葬的花束在等候的墓地，
我们不知从何处来，
也不知向何处去……！
对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时空观和对印度诗人泰戈尔文学主张的研究，对爱尔兰诗人叶芝和对英国诗人布莱克的了解，使他认识到“事物的虚无”和“时光的流逝”都是人类难于理解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他找到的答案并非客观真理，但却使他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从此开始不懈地追求“自然的演变过程”。他曾说：“我有一位美国朋友，他相信人所憧憬的乌托邦都是能够实现的，而且现在已然实现；他确信一切都取决于追求的程度。我对此持同样见解。”
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希梅内斯从未放弃过这种对理想的追求，这正是他留给世界诗坛宝贵的精神财富。
《远方的花园》（1904）是诗人早期的作品。所谓“远”既指空间又指时间。诗中的花园并非作者的梦境，而是真实的存在，并且不仅仅是西班牙的花园，还包括法国的花园。1903年3月8日，希梅内斯从家乡莫格尔到法国波尔多市附近一家疗养院去疗养。这座疗养院占地七公顷，绿树满园，花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在1904年以前，他曾多次描绘这“美丽而又苍凉的花园”：“来到波尔多之后，我不禁重新开始吟唱，一个金色的下午，一个圆月的晚上，一个洒满晨雾的凉爽的黎明，一首谣曲，‘夜色多宁静’伴之以埃斯普龙塞达的复活。”（这里所说的“谣曲”指作者《诗韵集》中的《春天与情感》。）然而使诗人梦绕魂牵的不仅是那花前月下、溪畔泉边的优美景色，还有他所喜爱的年轻女性。诗集中共出现过六位姑娘——西班牙的四位：葛罗里娅、布郎卡、玛利娅和罗莎；法国的两位：玛格达莱娜和弗朗西娜。弗朗西娜的出现先后达十次之多，而在西班牙姑娘中出现最多的玛利娅也只有三次。这位法国姑娘是疗养院女厨师的助手。诗人在《远方的花园》中的第六首这样写道：
一切都将这蓝色装点，
好像为了弗朗西娜降临花园。
而在波多黎各保存的手稿上她的出现是这样的：
她将那一对温馨的乳房，
放到我满足的心上。
为了让我知道它们是香料制成，
这香料会夺去我的生命。
从上面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窥见希梅内斯二十岁时的心态和诗风。虽然它不是诗人的代表作，但毕竟是他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中的一个标志。
《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是希梅内斯第二阶段创作的第一部诗集，是诗人创作生涯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这是他在去美国与塞诺薇娅结婚的途中开始创作的。诗人的海上旅行和诗人心中的思考相辅相成。大海是日记的主要题材（194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题为《诗人与大海的日记》），诗人与大海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他既害怕背井离乡，失去童年时代的安乐窝，同时又渴望美好的爱情，渴望自己的成熟与自立。作为诗歌体日记，要想确切地破译它的内容很不容易，因为它全是用象征手法表达出来的。有不少诗句互相关联却又互相矛盾，这正是诗人内心冲突的写照。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日记》的内容分为四部分：
一是乡情与爱情之梦：诗人像初生婴儿一样从梦中醒来，心头充满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爱情的向往。把握住诗人这样的内心冲突，就不难理解那些意境朦胧、形象优美的诗句，如：
根与翅膀。但翅膀生根
而根却飞翔。
（马德里，l月17日）
当然，下面这则日记更清楚地表达了诗人矛盾的心情：
莫格尔。母亲和姊妹弟兄。
安乐窝，温暖、干净……
多好的太阳，多美的休息，
在白色闪烁的墓地！
我的根扎在这里！
纵死也惬意！
这是渴望的目的
在黄昏中逃去！
莫格尔：神圣的觉醒。
莫格尔：母亲和姊妹弟兄。
（莫格尔，1月23日）
二是关于大海与太阳的抒情：诗人怀着深深的疑虑，在旅途中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奇异的、与安达卢西亚不同的世界——大海。这时的大海是孤独的、单调的、无生气的。正如诗人在2月1日记述的《单调》一样：
锌一样蓝的波涛，
石灰一样白的浪花，
大海包围着我们，以它无限的惆怅。
到处都一样——
东、南、西、北，天空和水上——
灰蒙蒙，硬邦邦，
干巴巴，白茫茫。
世界从来没有
打过这么大的哈欠，从未这样！
每页书的大小
都像整个天空和整个海洋
灰蒙蒙，硬邦邦，干巴巴，白茫茫；
每页书都是一片海，灰蒙蒙，干巴巴，
每页书都是一片天，硬邦邦，白茫茫。
要冲出这无精打采的城堡
是不可能的！
东，南，西，北——
无论向何方，
都是一片锌和石膏的大海，
一片石膏和锌的天空，和大海一样——
这是忧伤消耗不尽的珍宝，
既无新生也无衰亡。
诗人的心情并不像大海一样单调，却又像大海一样起伏。太阳是光明的象征，它使诗人心中绽开爱情与春天的花朵。太阳与水的冲突正反映了诗人心中的矛盾：
在你的心中
太阳与水
正在斗争……
三是大海和爱情治愈了诗人的疯狂，并使他最终找到了回避现实的避风港：
的确，是的，是的，你们两个
治愈了我的疯狂。
世界，和你们一起
已经向我伸出
张开的、洁白的手掌，
从前，从前它在我睁大的眼中，
藏得无踪无影，眼睛
睁得太大，反而失明！
你，我的大海，还有你，我的爱情，
犹如从前的大地和天空：
一切皆属于我，一切！
一切皆不属于我，一切！
我说什么都行！
（《一切》，6月19日）
四是对美国的不人道生活作了嘲讽的描述。
在这部诗集中，诗人的象征主义手法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早期作品中出现的一些词汇，如儿童、坟墓、梦幻、黎明、春天、海洋、阴影、云雾等，又反复出现。理解这些词汇的象征意义是读懂全诗的钥匙。此外，人们不应忘记，对人生短暂的感慨是希梅内斯第二阶段创作的出发点之一。这部诗集打破了诗与散文的界限，改变了诗人“无韵不成诗”的一贯主张，在自由诗的创作中取得了成功。
《空间》（1954）这首长诗被誉为“本世纪最杰出的象征主义代表作”。为了创作这部充满哲理的长篇抒情诗，希梅内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这是他对于生命与死亡、时间与空间、他人与自我等重大命题长期思考的结晶，包含了诗人各个时期的思想，或者说，诗人生活中所走过的道路都在《空间》中会合。只要我们打开《空间》一看，就会发现诗人对人生哲学的敏感：
纯洁的阳光下，花草多么不安，当它们转向我时，我微笑着，转向被遗弃的花园！
我们知道，希梅内斯青年时期曾酷爱绘画。在《空间》中，作者有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
大海很安静，天空很平和，神圣与地域之光使它们融合在明亮的白银中，融合在无限的黄金中，融合在双重的与单一的现实中；一个岛屿浮在二者之间，在二者之间又在二者之外，一滴高悬的彩虹一粒灰色的珍珠在岛上颤抖。
这与其说像绘画，不如说像电影。一连串的形象从眼前闪过，有时，还会出现鲜明的特写镜头。希梅内斯的诗作不仅受益于他的绘画才能，也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天赋。现代主义大师鲁文·达里奥在评论《悲哀的咏叹调》《远方的花园》《牧歌》等作品时曾说：“希梅内斯有动听的舒伯特作为他富有音乐性和感伤情调的诗歌作品的保护神。”瑞典学院院士雅尔马·古尔伯格在给希梅内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也说他的歌声“诉说月亮和愁思，与舒曼和肖邦共鸣”。可见，其诗作的音乐美，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力求创作“转化的诗歌”“转化的艺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焊接在一起，将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意识熔为一炉。豪尔赫·曼里克、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古斯塔沃·贝克尔、罗萨里亚·德·卡斯特罗，乃至莎士比亚、布莱克、兰波、乔伊斯、艾略特等人，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而他本人又给后来的诗人，特别是西班牙“二七年一代”的诗人，包括加西亚·洛尔卡、阿尔贝蒂、豪尔赫·纪廉和萨利纳斯以深刻的影响，在拉丁美洲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为代表的诗人中，也有不少是他的门生。当代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或许就是在《空间》的启发下创作的。
除二十几部诗集外，希梅内斯还创作了不少散文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抒情小说”《小银和我》（1914）和被称作“抒情漫画”的《三个世界中的西班牙人》（1942）。
《小银和我》的创作从1906年一直延续到1913年。这是一曲“安达卢西亚的哀歌”，是一幅展示他的家乡莫格尔风情的画卷。当时作者的心态是孤独和凄凉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感到西班牙就像一具黑洞洞的巨大的棺材，到处都是正在坠落的夕阳。”因此，在这本令人愉快的书里，我们会发现一张诗人不那么严肃的自画像：他身穿黑色的丧服，蓄着基督徒的胡须，骑着那头心爱的毛茸茸的小毛驴；当在家乡的街上走过时，吉卜赛人的孩子们向他高声喊叫：“疯子！疯子！”的确，正如雅尔马·古尔伯格所说，“要分清疯子和诗人并非易事”。诗人的“疯癫”既是他杰出智慧的象征，也是他内心悲哀的表现。其实，这悲哀来自诗人自身的气质，因为他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家乡，然而家乡的变化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这部抒情散文集朴实无华，自然流畅，充满了人情味，出版后不久即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在西班牙国内，从1937年起几乎年年再版。所有西班牙语国家都把它选入中小学课本。
《三个世界中的西班牙人》（1942）是一本描绘人物肖像的抒情漫画集。所谓三个世界指的是西班牙、美洲和死神的领地。作者在为人物画像时，有两个鲜明的特征，这也正是该书的成功之处：一是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生活背景，然后按照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人物个性来塑造他的形象，从而使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二是采用漫画的技巧，以变形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人物那些引人注目的特征，而不去表现那些次要的方面，同时以抒情的笔触使人产生联想，以便体会那些“只需意会而不必言传”的人物品格。由于希梅内斯具有诗歌和绘画两方面的天赋，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又丝毫不使人感到作者在随心所欲地调侃。当他为自己的导师达里奥画像时，已时隔二十五年。在这期间，他有充分的时间思考、琢磨、想象，他把这位现代主义诗坛泰斗比为“大海的奇才”和“外交官的假象”，他将神话的比喻和日常的口语编织在一起，从“彩虹、竖琴、星星、美神维纳斯、海神尼普顿”写到日常生活中的“礼帽”和“坎肩”，如此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感到达里奥“命中注定的不幸”。这位现代主义大师的诗歌世界与困扰着他的世俗生活是何等的不协调！雅与俗的对立，光芒与阴影的反差，神话的光辉与资产阶级的黑暗相反相成，希梅内斯正是这样从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地刻画“三个世界中的西班牙人”。当然，这只是希梅内斯的主观看法，不一定都符合客观事实。比如，对聂鲁达的描述，由于诗歌理念的不同，就有失公允。当然，反过来说，聂鲁达对希梅内斯的看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既是诗人又是评论家，首先是进行自我评论。他在《致何塞·雷布埃尔塔斯》的信中说：“凡了解我的人都清楚，我对自己一系列似乎算是诗歌的作品从不满意。这不是信口开河，我每天都在用自己推敲和修订作品的行动证明这一点。首先，我追求作为创作者而写的诗歌，并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批评，然后才进行一般的诗歌评论，就好像我本人并不是作者一样。”经过反复修改，1917年他在纽约出版了第一部选集，其中包括从《白睡莲》《紫色的灵魂》到《夏令》的作品。1922年出版第二个选本，包括从1898到1918年的522首诗作。1957年他又出版了包括720首诗歌的第三个选本。未能完成的选集《向往和被向往的上帝》是他去世后于1964年出版的。
当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一位瑞典记者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是那些像阳光照耀
一样朴实无华地产生的诗人之一，是一个偶然而朴素地产生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天赋才华的诗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诗人何时诞生。我们只知道，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他，我们看见他，听见他，恰如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一朵花。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希梅内斯是一位天才诗人，一位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用心灵写作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