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少被说起的童年与青年

楠泰尔（Nanterre）市中心有一条福柯医生街（rue du Dr. Foucault）。这条街如此命名是为了纪念19世纪的医生保罗·福柯（Paul Foucault），此君倾其一生为某乡村的平民服务，该村庄尚且不是巴黎市郊。人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无愧于医师之称，廉价或免费替患者诊治，最后因而在贫穷中死去。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财产是一支银制钢笔，它是一群心怀感激的患者送给他的。银笔在这个家传了三代人，但最终被盗而不复得。该案受害者为丹尼斯·福柯（Denys Foucault），他是保罗-米歇尔·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的弟弟。[1]

米歇尔·福柯及其兄弟姊妹并非巴黎或其近郊人氏。他们出生在普瓦捷（Poitiers）的一个外省富裕家庭，这里在首都西南方向，距离首都约300公里。福柯的母亲安妮·马拉佩尔（Anne Malapert）生于1900年，她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兼解剖学家，任教于该市医学院。她家境殷实，有优越的社会关系。她的堂兄让·普拉塔尔（Jean Plattard）曾在当地大学任教，后来应邀任职于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在那里他凭借他关于拉伯雷（Rabelais）、蒙田（Montaigne）及其他文艺复兴作家的学术著作，名声大噪。她哥哥保兰（Paulin）在一所巴黎高等学校教哲学，拥有博士学位，是1907年出版的一本颇受推崇的哲学教材的作者。她哥哥罗歇（Roger）选择了军旅生涯，官至上校军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功显赫。她家在离普瓦捷城18公里的旺德夫勒-杜-普瓦捷（Vendeuvre-du-Poitiers）村拥有土地，还拥有一座叫勒皮诺阿（Le Piroir）的大宅子。宅子依旧矗立在原址——一条长长的两边栽满了菩提树的车道的尽头。宅子与其说在传统意义上是漂亮的，毋宁说是令人难忘；它是用当地的石灰岩建造的，而石灰岩多孔，因此存在潮湿的问题。到安妮出生的时候，她家积累的财富已然足以在普瓦捷市中心的亚瑟·朗诗路（Arthur Ranc）10号盖一座巨大的白色房子。1926年10月15日，保罗-米歇尔·福柯正是在这里出生。他是三个孩子中的老二。

外省童年时光之地，普瓦捷全景

1924年，安妮·马拉佩尔与年长她7岁的保罗-安德烈·福柯（Paul-André Foucault）成亲。保罗-安德烈·福柯出生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继承了他父亲和爷爷等前辈的事业，是一位医生。他曾在一战（the Great War）中服役，被授予了英勇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移居普瓦捷之后，他任职于主宫医院（Hôtel-Dieu），在那里他作为一名解剖学家获得了良好声誉，开设了私家外科诊所。福柯医生和马拉佩尔的业务最终合二为一，蓬勃发展。新业务延伸到了普瓦捷之外很远的地方，覆盖了广大农村地区。福柯医生和他妻子于公于私都与利居热（Ligugé）附近的圣马丁修道院（St Martin's Abbey）的本笃会（Benedictine）社区建立了联系。因为业务繁重，福柯医生要长时间工作，经常离家在外；而医疗技术方面的情形则是这样的，即他管理有两辆车，一张折叠手术台只好用其中一辆的行李箱进行运送。必要时，他的司机还兼做麻醉师。

福柯家族绝非贵族，但福柯的父母都是当地有名的、备受尊重的市民。他们的财富源自自由职业酬金与地产田租的传统组合。而家庭中只要再出一位律师便能够光耀门楣。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已经有能力在大西洋海岸的拉波勒（La Baule）购买一处度假别墅。这个镇因为有大面积沙滩和松树，现在是无与伦比、价格不菲的度假胜地；但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它已有一个娱乐场，但它相对而言是欠发达的，经常造访它的主要是来自南特（Nantes）和圣纳泽尔（Saint-Nazaire）的中产阶级家庭。

福柯的母亲原本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但这是不为社会习俗所容忍的：她这个阶级和背景的妇女是不工作的。因此，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家庭之中。她独自料理家务、管理用人，并且在一个秘书的帮助之下，有效地管理诊所。这是非常重要的：医生既是医师，也是商人。她也承担了照顾孩子的全部责任。她和她丈夫对他们的孩子寄予厚望，时刻准备为了孩子的利益去动用他们的诸多家庭和职业关系。

保罗-米歇尔·福柯出身于一个同时享有社会声望和社会权力的家庭。亚瑟·朗诗路上的房子非常宽敞，三个孩子分别拥有他们自己的卧室。那里有一座花园，猫狗在那里安了家。一家人受人尊敬，政治保守，以一种相当传统的方式上教堂，尽管通常是孩子们的祖母带他们去市中心的圣波尔谢尔教堂（Saint-Porchaire）做主日弥撒。保罗-米歇尔也是一个传统意识浓厚的家庭的孩子。长子总是叫“保罗”，通常有一个带连字符的教名——“米歇尔”，这是他妈妈的想法。他们都成为了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

普瓦捷圣波尔谢尔教堂，做主日弥撒的地方

普瓦捷是维埃纳省（Vienne）首府，位于克兰河（Clain）和布瓦乐河（Boivre）交汇处的一个岩石岬角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的人口刚刚超过四万，几乎没有工业，其财富依靠肥沃的农业腹地产生。很多人发现这座城市闭关自守、对外来者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心怀敌意。一些人的印象是数百年来，那里什么也未曾发生。城市的丰富古迹，尤其是其诸多罗马式教堂的外观，证明它有辉煌的过去，但它现在不过是一个寂静的穷乡僻壤。它的中世纪大街小巷还没有变成日后的观光胜地。医学院仅仅教授传统学位的前三年课程，此后学生们必须转到其他城市去完成学业。

尽管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空气，但普瓦捷确有故事发生。从前，亚瑟·朗诗路叫圣母往见路（rue de la Visitation）。在走过21号的建筑的时候，保罗-米歇尔和比他小7岁的丹尼斯总会窃窃私语：“这就是故事发生的地方。”1901年5月23日，警方根据匿名密报，强行进入了宅子。在二楼的一间带铁条窗户的房间，他们发现了一位身形消瘦的妇女，她的头发长及大腿，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间。她叫布朗什·莫尼耶（Blanche Monnier），50岁。旋即，谣言开始不胫而走，而且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家人非常受人尊敬：莫尼耶的父亲曾经是大学艺术系的主任。据说，布朗什曾与一位当地律师偷情，诞下了一个私生子。当她哥哥和母亲因为对她非法拘禁而出庭受审时，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外面的群众要求对他们予以严惩。印有这座房子的明信片广为流传，而《插图》（L'Illustration）与《生活画报》（La Vie illustrée）等报纸则登载了发现莫尼耶的可怕的版画和照片。大报煽情渲染，被沿街叫卖。1930年，小说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出版了关于这个案子的权威纪实叙述，书名就叫《普瓦捷的囚徒》（La Séquestrée de Poitiers）。莫尼耶夫人在她可以出庭受审前一命呜呼，但布朗什·莫尼耶的哥哥则被宣告无罪。原本并不存在什么非法拘禁。莫尼耶得了厌食症，经历了一种奇怪的玄想，导致其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并离群索居。住院治疗确乎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但她从未恢复她的理性，并于1913年去世。难以置信的是，福柯一家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并不会过多谈论此事。

普瓦捷的中学，福柯家的孩子“天生要学习”

福柯很少说起他的童年时代，但他在1975年告诉一位电台记者，有时候他的印象是他成长于一种生存法则基于学识的环境之中。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其间重要的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比别人表现得更好。[2]他弟弟证实了这一点：福柯家的孩子“天生要学习”，而且被期待要功成名就。这是没有半点夸张的。福柯四岁开始上学。弗朗辛（Francine）进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IV）初级班的时候，他索性拒绝与他崇拜的、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分开。因为获得特许，他可以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个神色寂寞的男孩留在那里，几乎是自己照顾自己，但他的确学会了阅读。在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学校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保罗-米歇尔喜欢网球，但他糟糕的视力和眼镜让他在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也喜欢骑车，并经常骑车出门去看他住在勒皮诺阿的祖母。普瓦捷市中心人口稠密，空间难得。勒皮诺阿提供了玩耍和奔跑的空间。那里还有其他非常特别的吸引力，就是骑那头叫西拉诺（Cyrano）的驴子。

孩子们的教育在家庭中延续：私人钢琴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936年，一位英国保姆成为家庭一员，给孩子们上会话课。福柯似乎并未因为她的存在而受益匪浅，直到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常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才精通了英语。除晚上的纸牌、书籍和收音机以外，几乎没有娱乐。到电影院去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1937）是非常稀罕的事情，每一次都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福柯医生的社会地位意味着他有义务娱乐，虽然丹尼斯·福柯回忆说，客人始终一成不变，就像谈话一样。孩子们并不喜欢接待客人。有时候，他们必须保持沉默；有时候，他们不得不礼节性地与他们几乎不认识的大人们谈话。非常正式的场合更合意，因为它们意味着孩子们单独用餐，处于一个远为放松的氛围里。[3]关于私事的谈话是令人沮丧的，交谈聚焦于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在1982年3月给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又译法兰西公开学术院）做的一次演讲中，福柯提醒他的听众——其中很多人太年轻，不知道它源自个人经验——说，在他那个时代，孩子的教育主要是沉默中的学徒制：孩子可以在学校自由表达自己这一思想是为教育制度所禁止的。[4]

最初，保罗-米歇尔在学校教育系统中的进步是平稳的、令人鼓舞的。1936年，他进入亨利四世中学本部。他是一个有能力、受欢迎的学生，经常要么就是第一名，要么非常接近班上的第一名。世界似乎是可以信赖的、可以预测的。但是，即使作为一个孩子，福柯确曾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影响他的生活，他发现外部世界是危险的。在1983年接受的一次坦率得令人吃惊的访谈中，他讲到了他没有忘记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Chancellor Dollfuss）在1934年的遇刺，以及逃离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来到普瓦捷的事情。战争的威胁感日益像是他生活的结构。他回忆说，所有年轻人都忧心忡忡，成年人的世界已然向他们证明，他们“无处藏身”。[5]他非常清楚在空袭中丧生的可能性。他不能肯定他长大后会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6]1940年，战争的威胁突然出现。当德国军队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快速推进的时候，道路上满是不知该逃向何方的逃难平民，以及士气低落、组织涣散的部队，他们中很多都群龙无首。6月17日，贝当（Pétain）元帅要求停战，告诉残兵败将放弃战斗的时刻已然来到。法国将与德国媾和。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国土被德国人兼并，而其余部分则被分为占领区与自由区，以温泉镇维希（Vichy）为首都。普瓦捷正好在占领区内，街上有德国士兵巡逻。

1940年初夏，家族中巴黎一支的成员开始零星地来到普瓦捷，被安置在勒皮诺阿。难民中包括一位新近获得资格的医生，名叫雅克利娜·韦尔多（Jacqueline Verdeaux）。家族间的联系意味着她已认识福柯一家，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曾坐过马拉佩尔上校（Colonel Malapert）的大腿。虽然她的医疗经验非常有限，但她立即被福柯医生暂时雇用了——在一所被征用的学校，福柯医生建了一家初级战地医院。因很快去了南部，她在普瓦捷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足以让她在米歇尔-保罗的姐姐的生日聚会上瞥见他：一个已经戴上眼镜、依然身着短裤的样子古怪的男孩。

虽然全家人私底下反对维希傀儡政府，但他们是识时务的人。他们没有公开表达他们的亲盟军观点，也不可能有任何表达：德国军官被安置在勒皮诺阿，直到他们被布防到东部前线。丹尼斯·福柯回忆说，他们曾被切切嘱咐务必正确（Korrect），他们不折不扣地遵守着。亨利四世中学的教室里挂上了贝当的照片，现在，保罗-米歇尔的日子始于仪式性地吟唱令人作呕的赞美诗《元帅，我们在这里》（Maréchal，nous voilà），歌颂元帅。

虽然福柯在学校一直表现优秀，但他的学习成绩突然下降了；在1940年夏的学年考试中，他考得非常糟糕。让他沮丧和吃惊的是，他被告知必须重考。他弟弟暗示，一位新来的老师初来乍到就对保罗-米歇尔有了个人反感，甚至开始不公正地评判他的作业。也有人暗示，这个孩子被从巴黎疏散过来的远为成熟的让松-德-赛利中学（Lycée Janson-de-Sailly）学生的到来吓到了，他无法与他们匹敌。福柯夫人对她所感受到的对她儿子的不公正待遇非常愤怒，于是让他从该校转到了圣斯坦尼斯拉斯中学（Collège Saint-Stanislas，不可地避免地被称作“圣斯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其管理者为基督教兄弟学校（Frères des Ecoles Chrétiennes），又被称作基督教兄弟（Frères Chrétiens）［在不那么恭维的意义上，被称作无知兄弟（Frères Ignorantins）］。虽然这所学校并不与当地的耶稣会学校（Jesuit College）享有同等地位，但它拥有相当好的名声。福柯夫人认为，它会比公立学校提供一个更为安定的环境，因为在私立教会学校任职的牧师与修士没有义务接受军事征召。她错了。1942年，保罗-米歇尔进入毕业班（Terminale，大致相当于英国中学的六年级），却得知迪雷牧师（Canon Duret）——他本该是福柯的哲学老师——因为参与地方反抗遭到了逮捕，被驱逐出境到了德国。甚至在他被逮捕前，他就已然对新政权表示出他的敌意——冒着巨大风险坚持把他教室里的贝当肖像悬挂在耶稣受难像的下方，而不是像规定要求的那样，在耶稣受难像的上方。

学校任命的代课老师是一位文学专家。福柯夫人认为哲学应由哲学家讲授，大声抗议说这不够令人满意。学校在利居热找到一位新老师。据描述，本笃师佩罗（Benedictine Dom Perrot）是饱学但教条的托马斯主义者（Thomist），对笛卡儿（Descartes）以降的现代哲学怀有敌意。在佩罗真正上任前不久，福柯夫人采取了为她儿子寻找一位私人教师的传统解决办法，去咨询了大学艺术系的主任。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果，20岁的路易·吉拉尔（Louis Girard）每周四来亚瑟·朗诗路教保罗-米歇尔哲学。因为吉拉尔尚未取得他自己的哲学学位，他仅仅能够刻板地重复他正在研究的康德（Kant）的稀释版。即便如此，他相信他的“学生”的确学到了一些东西，并且像许许多多人那样，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办法延续了一年多一点。1943年8月，吉拉尔被征召去了德国工作。

福柯在学校上的哲学课旨在为学生提供关于该学科的广博知识，而不是把他们引入专业的复杂难懂之处。该学科进一步细分为心理学、逻辑学与伦理学等分支。教学是基于由教育部批准的一个书目，而这个书目年复一年几乎没有变化。哲学源自希腊人，但占据首位的却是17和18世纪的哲学，其代表人物包括笛卡儿、帕斯卡尔（Pascal）、莱布尼茨（Leibniz）、康德、斯宾诺莎（Spinoza）、卢梭（Rousseau）和孔狄亚克（Condillac）等人。虽然克劳德·伯尔纳（Claude Bernard，又译克劳德·伯纳德）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确曾出现在教学大纲之中，但鲜有老师足够大胆地敢于深入19世纪，而20世纪尚未为哲学目的而存在。

1943年6月通过高中毕业会考（bac）之后，福柯自动获得了进入大学的资格，但他的计划与抱负正在发生变化。他现在希望继续研习哲学，下定决心要上精英的巴黎高师，这就意味着要为困难重重、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或者竞考（concours）而学习。“圣斯坦”没有竞考教学的师资和资源，福柯回到了他原来的中学。他是在尝试不可能之事。尽管亨利四世中学的教学水平很高，但外省学校的任何学生进入巴黎高师之难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巴黎高师主要从巴黎的几所名校招生。虽然几乎可以预料但让其同学非常吃惊的是，1945年春，福柯就差一点而没有通过竞考口试，因此未被许可参加笔试。

战争曲曲折折结束的时候，其他动荡尚存。福柯全家暂时搬出了他们的宅子。亚瑟·朗诗路就在火车站附近，而火车站是盟军轰炸机的显在目标。福柯医生和他妻子搬进了城里的租用房，而孩子们则被送到了勒皮诺阿。结果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因为宅子的附属车库被毁于1944年6月13日的一次空袭。和平的到来意味着福柯现在可以通过去巴黎学习而增加进入巴黎高师的机会。虽然这在某些方面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策略，但并非没有困难。理论上，法国的中学是从按地域划分的学区招生的。实际上，始终有迂回路线。数量惊人的家庭热切盼望将其孩子送往特定的学校，如果他们突然发现在学区有亲戚，他们就可以使用亲戚的地址。究竟保罗-米歇尔·福柯如何取得了（巴黎）亨利四世中学的录取资格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母亲插手了其中。这或许能解释那些为他做出的特殊生活安排。虽然亨利四世中学接受寄宿生，但福柯并非他们之一员。他在他母亲的朋友管理的私立学校的一个房间住了一年。

当时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去巴黎生活的最佳时节。食物配给制仍在实施；住房短缺严重；工业动荡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北部煤田地区；运输系统依旧一片混乱，人们出行艰难；战后的最初几个冬天出奇艰苦，所有燃料都供应不足。福柯在巴黎的第一年恐怕不易。他第一次独立生活，并且，虽然他经常不无理由地抱怨他来自一个令人窒息的外省家庭，但他一直都在一个非常安全、充满保护性的家庭里过着一种备受庇护的生活。他很少谈及生命中的这个时期，但在为竞考训练候选人的学习班（khâgne）里度过的一年却是他难得的一段怡人经历。那里没完没了的课程、复习和模拟考试，目的只有一个：通过竞考。福柯忍受了与社会绝缘的一年，这证明了他的近乎禁欲主义的容忍孤独能力，以及他的自给自足。

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大门

亨利四世中学位于克洛维街（rue Clovis），就在先贤祠（Panthéon）后面。它是一座有几分让人望而生畏的建筑，墙壁几乎就是毛坯立面，仅仅为一排排小窗户所点缀。唯一的入口通向一个内部活动场地，场地周围是一排排浅褐色的截头树。建筑本身是一个由长廊和石梯组成的迷宫。虽然教室大到能容纳50人，但教学水平非常高。教福柯历史的是安德烈·阿尔巴（André Alba），他同时以博学与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共和主义而著称；教福柯哲学的是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他与伊波利特的首次接触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因为哲学家后来去了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任职，但这次接触影响了他一生。伊波利特或许是彻底改变了法国战后哲学面貌的最了不起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和演讲者。福柯回忆说，在课堂里听他讲课就像在听黑格尔本人讲话，甚至像在听哲学之声。[7]事实上，他是在听一个非常早期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伊波利特已经翻译了这本书）重要研究的口头版本，它将于1959年出版。在亨利四世中学的这一年产生了预期效果。福柯重考竞考的时候，名列全国第四。而口试似乎难以置信地具有象征性，它代表了他初遇将成为好友、对其工作和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人：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中学哲学督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和科学哲学教授。康吉莱姆对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什么也不记得了。福柯不过是即将被考查的一个候选人而已。

福柯刚好是来自很多年轻人反抗的那种背景。他对此种背景的个人反抗采取了两种形式。他痛恨被叫作“保罗-米歇尔”，总是简单地称自己为“米歇尔”，虽然为了公务和管理目的，他依旧叫“保罗-米歇尔”。或许这是对一位被很多人描述为直率、专制的父亲的反抗，但他的弟弟和姐姐二人却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解释。在活动场所，“保罗-米歇尔”很容易被讹发为“波里希内儿”（Polichinelle）——小丑（Punchinello）一词的法语表达，可能成为关于“‘波里希内儿’的秘密”（le secret de Polichinelle）的玩笑的基础。成年的福柯可能非常容易动怒；即使作为孩子，他被取笑时也决不友善。第二种反抗形式更为严肃。在10岁的早熟年纪，他宣布了他将不会遵照家庭传统，将不当医生：他打算当一个历史老师。与他家人，尤其是与他父亲的关系因此恶化变质了。实际上，这个孩子拒绝当医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从未对自然科学显示出任何兴趣，或者任何天赋。

有这样的一则传闻经久不衰，现在也不可能去证实或者证伪，那就是实际上是他父亲为了“让他成为一个男人”而坚持要他观看一次截肢手术，结果令他对医学极其厌恶。这次经历让他大病了一场。这一轶事并非难以置信，因为保罗·福柯似乎确实很喜欢死亡主题。他曾带着超现实主义画家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去看一个因为遭遇奇怪的伤害而露出部分脑膜的孩子的尸体；安德烈·马松是他通过一个彼此认识的人认识的，那人是他的患者。马松得到了灵感，画了一幅邪恶的旋转图送给这位医生。这幅画在米歇尔·福柯书房的墙上挂了很多年，现在为他弟弟所有。年轻的福柯也有几分喜欢医学的以死亡为主题的一面。至少有一次，他曾骑车到普瓦捷郊区的拉尔奈修会（Institut de Larnay）。修会建于19世纪中期，现在依然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修会由修女管理，着力照顾那些她们称之为“被囚禁的灵魂”（souls in prison）的聋哑妇女。那里最著名的被收容者叫玛尔蒂·赫廷（Marthe Heurtin），她盲、聋、哑一样不差。度过极不容易的童年之后，她在1910年被送进了修会，至少被修女们教会了与他人进行某种交流。虽然拉尔奈修会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甚至开拓性的机构，但它依旧紧握不放19世纪的一些更令人反感的习惯——有时候赫廷会被当众展示。据他弟弟说，福柯对她非常着迷。

无论截肢手术轶事的真相如何，众所周知，说服成年福柯去就医总是很难。虽然他与他父亲的关系很紧张，但他们间并没有真正决裂。福柯的父母不但期盼孩子们成功，而且给成功以奖赏。被问及他想要什么作为通过竞考的奖赏时，保罗-米歇尔立即提出了上德语课的要求。他在学校学过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但没有学过德语。口试中，他曾因为一个源自一种他不会说的语言的词发音错误受到了批评，他决心不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家人为他找来了德语家教。

1946年，福柯离家去巴黎上中学，自此，直到他父亲在1959年去世，他都很少回普瓦捷，主要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学习和生活。之后，他总是用每年的8月来陪伴他母亲。丈夫去世之后，福柯的母亲搬回了勒皮诺阿与福柯的祖母（去世于1961年7月）生活在一起，并且为了解决潮湿问题安装了中央供暖系统。在曾经是仆人居住的地方，一间书房和一间几近修道院的卧室永久地为米歇尔保留着。书房虽然陈设简陋，但却是修改书稿和改对校样的好地方。福柯总是在小黄瓜采摘的季节在勒皮诺阿居住；他给自己指派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把小黄瓜泡进醋里之前洗擦它们，以储备一年的酸黄瓜供应。为花园浇水是每天的例行工作，背上沉重的水罐是一种即兴而为的举重形式。虽然福柯经常充满仇恨地谈论他的童年和他成长于其间的外省中产阶级，但他总是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感情。1984年，当他即将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的时候，他仍在计划购买勒皮诺阿附近村庄拉弗尔吕厄（La Verrue）的一处布局不规则的老式牧师住宅。

尽管他们有显著差异，但福柯确实在某些方面与他父亲相同。他经常把自己描述为“诊断专家”，把他的著述描述为对当下的诊断，而不是永恒真理的载体。一如他所承认的，“诊断”意象源自尼采，但他同时指出，写作的时候，他是在纸上探寻破坏性迹象，一如他父亲曾经在做手术时在身体上所探寻的：“我已然将手术刀变为笔架。”[8]确实，手术刀意象非常准确地描述了福柯的工作方式。他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解剖书，以至于用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方式摘取引言，然后把它们移植到他自己的著述中。

关于其童年时代，福柯通常保持缄默，很少在其著述中提及。像尼采那样，他通常认为“我是一回事，我的作品是另一回事”[9]，几乎从不言及他的个人生活。然而，在1967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他确曾透露他总是被一个噩梦困扰，其内容是读一个他读不懂的文本。他仅仅能够释解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继续假装阅读它，尽管他知道他继续下去的时候，他是在编造文本。突然，整个文本变得模糊起来，他再也不能读懂它。这时，他感到喉咙被压制，然后苏醒过来。他从未对他的噩梦做出任何解释。[10]

倘若青年福柯的个人生活很少为人所知，那么他的性事（sexuality）则更加秘而不宣。1981年，他确曾说过他总是渴望得到男人，总是希望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并说直到20岁，他才找到他的第一个“朋友”。[11]虽然这个朋友的身份至今尚未暴露，但邂逅一定是发生在巴黎。他之前是否有过性经验，这纯属个人臆测之事，但战前的普瓦捷绝不是试验之地，况且福柯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私人空间。他与路易·吉拉尔的谈话并不夹杂私密的悄悄话，他的导师并未洞悉学生的取向。福柯与吉拉尔在战后保持着联系；1947年，吉拉尔在准备他自己的婚礼的时候，开玩笑说：“下一个该你了。”福柯脸红了，吉拉尔霎时“明白了”。在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同性恋也是危险的。1942年8月，法国刑法典（Penal Code）增加了第334修正案（Amendment 334）。（可自主同意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法定承诺年龄（the age of consent）被提到了21岁；与同性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可能被判监禁六个月到三年，罚款2000到6000法郎。沉溺于自愿性行为的未成年人可能遭到“相互严重伤害罪”（mutual aggravated assault）的起诉。自鸡奸罪在大革命期间被从法典中删除以来，这是将被实施的第一部恐同性恋法律。虽然第334修正案与维希政府强调“家庭价值观”相一致，但它也反映了这一信念，即第三共和国吃败仗是因为它从内部遭到了一种娇气、颓废的破坏，以及至少从暗示来看，是指同性恋文化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