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现状及未来

谈论诗歌的发展趋向和算命先生多少有些相似。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起过，有算命先生给人算卦，信誓旦旦地说，如果过了50年不灵，你来砸我的卦摊。对50年后所做的预言很难作出验证，但 如果把预言的时间缩短，就难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有人问起新诗的发展趋势，似乎一切都在可以掌控之中，至少是可以事先预知。这一方面或许是出于好奇，希望能够提前看到诗歌的远景；一方面似乎也不无担忧，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新诗正在走向衰落，诗歌之死（如同尼采宣称的上帝之 死）只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如果真的能够未卜先知，预先把握诗歌的走向，倒不失为一件好事。这样就可以为类似的争论提早交出一份答卷。假如诗歌的运气真的不是那么坏，仍然可以延续下去，我们就可以事先根据预测出的轨道进行冷静的思考和设定，这样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加速诗 歌的发展进程，或使之更加完善。

完全否定这种预测自然会失之武断，但文学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流程，往往会与事先的推测和设定大相径庭。这其中有内在的成因和机制，影响它的外在因素也多种多样：社会生活的变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重要社会思潮和作家的出现，以及同类或非同类作品的交互影响。这些都会作用于文学艺术的外在形态，也同样会促使其内部结构发生改变。这些经常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历史的走向往往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偶然因素一旦作用于历史，人们就会把它当成必然因素。但事实上，一方面历史有着可以预期的走向，这是被现有因素所规定的；另一方面也确实不会时时处处符合某些规律，哪怕这些规律看上去很合理。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反对现代诗歌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一生都在梦想着建立一种美国本土风格。他的这种主张颇为切合美国诗歌的发展趋势。但他——或者也包括了他的读者——不曾料到的是，主张欧洲中心论的艾略特发表了著名长诗《荒原》，打破了他的梦想。他沮丧地说，这无异于一颗原子弹，艾略特的天才将诗拱手交 还给了学院派，使建立美国本土诗歌的努力至少倒退20年。

威廉斯的沮丧毕竟得到了补偿，他的诗歌主张尽管被延迟，但至少在下一代诗人那里得以实现。这当然是少数幸运的例子，而相反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少作预测，而把目光聚焦在现实问题上，即认真梳理诗歌现状，找出它的成绩、不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做到了这些，我们即使仍然不能断言诗歌的 下一步走向，但至少可以为诗歌未来的发展作出必要的准备。

中国的新诗以上个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为肇始，算起来时间尚不足百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次从内到外的深刻革命。新诗的先行者们大胆抛开了旧诗的传统，从语言到形式，完全另起炉灶，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诗歌传统。这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举动，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外，在当时几乎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怀疑和反对。这或许不无道理。中国一向被誉为诗歌的国度，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但这只是就旧体诗而言。无可讳言，旧诗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它的影响至今仍然没能彻底消除，成为守旧人士攻击新诗的依据。但当时打破旧有传统的举动是完全必要的，对其积极意义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而且在今后的文学发展中仍然会继续显露——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仍旧沿袭着用旧体诗的形式和方法写作，旧瓶装新酒，情形会是怎样？——新诗的拓荒者们以自己的努力逐步打消着人们的疑虑，让一些怀疑者看到，使用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但可以写出诗来，也同样可以写出好诗。从胡适《尝试集》的草创直到今天，沿着这条路走下来，应该有了一定的成果。当然，这一过程也颇为复杂，称得上曲折迂回，甚至一度因为政治原因受到长时间的干扰或中断。但自七八十年代起，当年诗人们开创新诗的传统重新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而到了90年代，新诗完成了向本体的回归。这样，新诗不仅完成了语言和形式上的变革，也实现了根 本性的转化。

90年代诗歌的一个特征是沉静而内敛，诗人们在语言、形式和手法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同以往的诗歌相比，它不再注重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也不复有宏大的结构，而是通过叙事、细节、日常化和个人写作等方式来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使得诗歌不再沦为观念的载体，而是回复到自身，即通过审美和个体独特的声音发挥作用。这一时期的诗歌曾为人诟病，我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90年代诗歌可能确实不如以往的诗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另一个可能就是90年代诗歌超出了这些人的知识视野，使他们最终丧失了判断能力。在新诗的发展面前失语，是一件令人尴尬而且恐惧的事情，而要消除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恐惧，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予以否定。如果我们不是十分健忘的话，当年一些人对待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也都有过类似的态度。现在风水轮流转，有了新的否定对象，以往的则得到了宽恕，就像传说中讨替代一样，后面一个的不幸使前面的得到了解脱。诗歌需要批评，也同样需要理解和宽容。最重要的是，即使这种批评不能带有建设性，那么至少也应该是善意和实事求是的。前辈诗人和评论家完全可以对下一代人提出忠告，但首先应该怀有一种与诗为善的态度，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并不可取。庞德当年读到艾略特《荒原》的初稿，立刻领会了其中的意图，并大胆进行了删削。他对很多同代作家也有过类似的支持和帮助，但后来当年轻的金斯伯格把《嚎叫》拿给他看时，庞德喃喃说，这是一堆大杂烩。《嚎叫》用某种眼光来看，的确是大杂烩，但《荒原》也是，《诗章》同样是。说《荒原》和《诗章》是好诗固然不错，但并不妨碍《嚎叫》同样也是好诗，不同的只不过是写作观念和方法发生了变化。睿智和宽容如庞德，竟然会出现这样一幕，多少让人有些费解。问题在于，金斯伯格这代人的写作超出了庞德的视野，但他好在只是发发牢骚，并没有跳起来大加讨伐，大师的风度毕竟在。当年我曾对同伴说起，有一天我们老了，或许对于年轻人的作品接受不了，即使那样，也不要指手画脚，横加批评，更多的是应该加以善意的鼓励 ，现在我仍然会坚持这种说法。

对于新诗，至少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新诗没有形成传统，一是把旧诗的传统与新诗的传统混为一谈。前者让人感到荒谬，后者是一种糊涂的认识。传统是一种延续和发展，是由作家和作品构成的有机体。新诗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你可以说这个传统不够强大或不够完善，但否认这种传统存在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新诗的新当然是针对旧（体）而言的，但这种新和旧的分野不是新在旧之上的发展和延续，而是经过了彻底的决裂，从语言和形式上，乃至诗歌观念都在新文化背景上经过了重新构建。即使新旧之间有着某种暗递情愫、藕断丝连的情形，但这也只是和邻人妻子的私通，而不是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批评者们总是拿两千年来的旧诗传统来贬低不足百年的新诗传统，或是拿旧诗的长处来攻击新 诗的短处，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显然无助于新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