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落英山峦3

第九章 落英山峦3

一九七七年是充满了变机的一年。忠厚的华国锋此时已“脱贫”,被周围一群阿谀奉承之辈冠以“英明领袖”,捧得晕乎乎的。台下的邓小平却韬光养晦,呼之欲出。

开春后,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席卷农场,我们这次也没幸免,如火如荼地参加了劈山造平原。以往农业学大寨只停留于口号上,打倒“四人帮”后,英明领袖华主席火眼金睛看穿以往下面只喊口号,没有行动的把戏,号召全国把农业学大寨落实在行动上。跃进分场决定以我们大队为重点,把一百亩坡地桃园平整为一百亩平原,同时,把二十亩低洼地的梨园也拉平。

我们轰轰烈烈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真正懂得了“生土”与“熟土”之间的区别。半米以下的生土,硬得和石头没有区别。一镐头下去,火星四溅,也顶多刨半寸深。抬土一杠子两百多斤,压得龇牙咧嘴,直不起腰、迈不开步。两天的热情一过,常常想,难道当年杨白劳、田大江为地主打工会比这更苦、更累吗?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农场天天为大家提供午饭。因为不要钱,吃起来特别欢,有一次我一口气竟吃了两斤馒头!这时想起小芳爷爷说的,地主到秋收秋种时,也给长工们吃大鱼大肉白米饭。看来世道并没变。大家累得半死不活,着实体会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和晚上“挺尸”的睡觉,翻个身都困难啊。

正当大家沉浸在瞭望一马平川的平原的喜悦之中时,却传来今年要实行根据经济效益发奖金的文件。这对我们无异于当头一棒,晕晕乎乎中明白了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腰不疼的道理。一百亩的人造平原至少三年没产量!

随风而逝的桃花落英,转眼换作满树累累的果实,又到了夏天收获的季节。这一年,周围的农民偷桃子的事件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要根据经济效益发奖金,全队拿奖金的希望都寄托在不到九十亩的坡地桃树上。农场的职工和周围的村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拉不下面子,于是,程队长就鼓动所有知青来巡逻,并反复交代任何人都不得吃桃子。

刚开始因为桃核不好销赃,真还不敢偷吃。一天,小芳来吃桃子,只见她手握一根拇指粗的棍子,消失在桃树中。半小时后,她笑呵呵地出来了。我问她,吃的桃核呢。她举起手中的棍子往地下一蹾说,埋了。我这才意识到她手中木棍的另一作用。

年轻人对朋友“胎气”,对外人却很忠于职守,与来偷桃子的插队知青和村民常常发生冲突,甚至打架。周围人要来报复的风声很紧。

男子汉值夜班,每队一个人。盛夏的上半夜,屋里溽热难熬,林中值班,反倒清凉。难熬的是下半夜,夜贼黑,天贼冷。夜深人静的山谷,凉风回荡,梦幻在山风间升腾。除了像夜猫叫春一般揪心的风,还有那由风而起的哗哗的树叶声,很是撩人、很是瘆人、很是萧杀。每逢值班,我总是非常小心,非常害怕,从不敢偷懒睡觉,每隔一段时间,就和别人以哨声联系。

吹哨子是小芳的绝活,食指与拇指一勾,往小嘴里一放,哨声直冲云霄,几里之外都能听见。我用指头吹哨子,就是跟她学的。这种吹口哨的方法,城里的流氓、小痞漏才会,但山林里值夜班护林,彼此联络全靠这哨声。

在一个月白风稀的夜晚,一声撕裂心肺的惨叫,划破夜空。许多人都听到了,但没有人起来。第二天一早人们才发现小蒋被打死在桃林里。从流血的现场看,小蒋在被击中要害后,拖着重伤流血的身体,爬了近一百米,死在离宿舍不到三十米的地方。

小蒋被埋在桃林后松林前的山冈上,背靠茫茫的林海,面朝西面的桃园。凶手没有被抓到。

小蒋死后一个月,我搬进了他的房间。小蒋是老知青又是团支书,所以有自己的小房间。农村对死人住过的房间有忌讳,而我要清静,也就不管吉利不吉利了。

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高考已经静悄悄地在全国紧张地开始。这些年来,无产阶级一统天下,靠推荐上大学,实际上是靠父母的关系网和送礼。出身好、父母们又在台上的,当然“纲举目张”,下乡磨个屁股就接到上大学的推荐。出身好但父母们不在台上的,总可以看看革命战友吧,礼尚往来,堂而皇之,也接踵走之。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因成分不对,岂敢和革命干部称兄道弟?农场的日子,一直因为没有希望而妄自怅然,高考成了我回城的唯一救命稻草。

这时才发现来农场是个错误。插队的知青此刻都一溜烟地回城复习了。对他们来说,最多没有工分(不拿钱),而农民因为知青不分他们的口粮,正求之不得,因而皆大欢喜。而农场是国营企业,要走就开除你。那年头全国一盘棋,要是被任何国营企业开除,或者是没有档案,永远也甭想再进其他任何国营企业。谁也没吃豹子胆,敢冒这危险,只好找个安静的环境自学。

夏天收完桃子后,全队实行小承包制。所谓大承包是按组承包,而小承包是按人承包。大承包时,要是迟到几分钟,程队长一定会扯着他的公鸡嗓子在门前大喊大叫。小承包后,再也听不见他的嗓门了。小承包既让好几个斤斤计较的知青反目成仇,也促成了好几对知青鸳鸯。往往女的不能完成她们的承包定额,男的完成后就来帮忙。回家后,女的帮男的洗洗衣服,用煤气炉炒盘小菜。这时,感情最容易升华。漂泊的心需要的就是安慰,哪怕是一点点。

小承包对我的最大好处是因为我主动放弃奖金,大家也不挤兑我。国营农场不许请假看书,却可“生病”。于是,我成了医务室的老病号。老知青赵医生,是个“赤脚医生”,平时管个头痛脑热的病,发发避孕套之类的事,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我去“看病”,她应该知道我的病根,但她从不多问,总是要几天假,给几天假,还关切地问寒问暖,让我永远心存感激。

幸亏小承包和高考同时开始,不然,我和小芳可能不是今天的结局。因为我不去上工,免去相互帮忙的机会。我除了吃饭整天整夜的闭门不出。房间里弥漫着卷烟和山芋酒的混合味道,床很凌乱,是我辗转难眠的痕迹。桌子上摊满了书籍、草稿,地上摆着一台收音机,无聊地沉默着。

小芳偶尔来看我。有时她来,还给我带点吃的,让我暗暗憧憬着“素碗秉烛,红袖添香”的美景。表面上,我却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我们之间,或许由于小蒋的去世,或许由于我的高考,突然有了距离。我们之间往日的默契时时掺和着莫名的尴尬,令人窒息的宁静。

我的情绪时好时坏,心里充满矛盾,常常自问,为什么要冒被讥笑、被打击报复的风险?为什么不融入周围嘻嘻哈哈的人群中,做普通的一员?为什么这么含辛茹苦、挑灯熬夜?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泪流满面,觉得自己应该接受命运的安排,过普通人的日子。白天耀眼的阳光,拌着红辣油的粗饭又使我恢复理智,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

孤闷啊,当时队里竟没有一个公开的志同道合的高考朋友。政策多变,坏消息一来,大家都信,赶快夹着尾巴过日子为上策。好消息一到,谁也不能确定这次不是又一次“回潮”。因此,即使十月二十三号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招生改革的消息,表面上众人还都人五人六地继续装着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要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样子。暗地里,许多人都在复习,只是不“串联”。正是应了哲人的谶语:情到深处人孤独。

高考后的一天,小芳又来看我。那天,她身穿一件刚开始流行的连衣裙,平时乌黑而闪亮的辫子,此时却像高山温柔的瀑布,婉约地流泻在圆滚滚的芳肩,宛若天上飘下的仙女。我意会到她眼神里的含义,“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但我不敢想,也不敢迎接她的眼神,装作一派纯净,天蓝云白,我行我素。当时叫吃了秤砣,铁了心。

转眼就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望眼欲穿的入学通知书终于来了。我悄悄地收拾行装,在一个静悄悄的早晨,离开农场。除了领导,我谁也没告诉,包括小芳。

之前,我没有忘记我的诺言,把小提琴送给了小芳。在一个冬天的黄昏。小提琴递到她手里时,我们的手指轻轻接触。她的指尖光滑而冰冷,一丝疼痛划过我的心头。那一瞬间,是我们手指的唯一接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真的给我呀?”小芳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奇,口气上却有点揶揄。然而这时,也许她已经意识到我的离去,但她没问。瞬间的兴奋化为沉默的忧伤。她把小提琴贴在心口,眯着眼睛注目着西沉的斜阳,嘴边显现出一丝苦涩的血色微笑,目光柔柔。看着她这神情,我心头一阵冲动,一种莫名的感觉让我暗暗战栗。时空在我周围凝固,那种感觉,像在万籁无声中,一把利剑一下一下地戳在我的心坎上。我仿佛听到她心底的挣扎,我压抑着冲动,却感到自己的心被揪得很疼、很痛。

就这样,在残冬的夕阳映照下,在埋着小蒋的松冈前,我狠心埋葬了两年来的暗恋。用一丝虚伪、两点矜持、三成世故、四分胆怯。心绪如乱麻一般,我不能够毫不在乎。尽管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尽管爱莫能助的愧痛始终缠绕着我,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我却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感到自己是那样地窝囊、那样地怅然。

二月的气候,依然挟着深深的寒意。田野、山峦无遮无拦,阴飕飕的山风直往脖子里灌,透心凉。八点钟的天,依然灰蒙蒙的,压抑。吃了最后一顿辣油稀饭,抽了最后一根卷烟,我一夜无眠,为了小芳。凝望蜘蛛网稀疏、房梁毕现的屋顶,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接的过往残片,直到天明。

当我坐入进城的早班汽车里,在回头一瞥的瞬间,透过车窗沾满尘土的玻璃,恍惚看见小芳伫立在埋着小蒋的松冈前的孤独身影,寒风萧瑟,云鬓飞乱。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抽了一下。汽车轰隆隆地离开桃园的山冈,小芳的身影慢慢被抛弃在远方。一滴泪珠滚入嘴角,咸咸的。

佛主说,良善的友情是人生最大的礼物。当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被注销了城市的户口,自愿在烈日下、寒风中干原始的体力劳动,用青春的汗水换取勉强裹腹的口粮和上调的一线希望。在茫茫的旷野中,在低湿的房屋里,耳听萧萧落叶,面迎凄凄冷风,小芳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亮点。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

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

你站在小村旁……”

尾声

“还真能吹呢。”妻子看完后,轻轻地称赞了一声。

我松了口气。她却话锋一转,关切但不失温柔地问:“你写的可都是真的?”

“写下来的事儿嘛,总是半真半假。艺术来源于……”我有点得意地想给她上堂文学创作理论课。

“这么说这事是真的?”她的音调更加关切,“那你和小芳真有一腿?”

“没得、没得,我和她没有任何‘超越友谊的关系’……”我感到她的声调在升高,赶忙解释。

“你们要是有个孩子也是很有可能的啰?”妻子不顾我的辩白,穷追不舍地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

“那怎么可能呢。我做事从不留后患。”我有点急了。

“好你个小子,这下子给老娘问出来了吧!”妻像发现新大陆那样大声喝道,原先的温柔消失得无影无踪,换上了一脸杀气。

“没、没……不、不。”我被妻子的脸色吓得两腿打战,语无伦次。我定了一下神,才缓过气来,恢复了往日的敏锐,“你听我说。人家说,初恋无性,况且是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

“可你们那么年轻。人们也说,春风不问路。”

“那是八十年代的春风。”

“……”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没有回过那农场,脸色阴沉的程队长有没有承包桃场?医务室的赵医生是否回了城?小芳头上的大辫子换成了什么样的发式?其余的知青,是不是也没忘记那漫山的桃花开得无拘无束,忘情而热情,那遍野的落英,伤情而悲情?是不是也没忘记在那欲火中烧、翻转难眠的夜晚,房顶上传来的夜猫叫春声?但愿岁月已抚平了我们青春的痛苦、怅然,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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