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激情岁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我下乡插队，随后两年半的艰苦生活，使我有了直面人生和社会的机会。我所在的那个知青组，前后有三十多人，吃住在村里专门设置的“知青组大院”里，但分散到各生产小队去劳动和分配。当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峰，各地农村都在争创“大寨县”，村里则是在争取亩产“过长江”，“跨纲要”。我们那个村子很穷，三百多户家，一千多口人，八个生产队，只有为数不多的十几辆自行车，没听说谁有手表和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也没有几台。那时村里没有电，更没有拖拉机，仅有的机械就是几台破旧195柴油机，所有的农活都是靠锄镰铣、牛马和笨重的体力。生活也很艰苦，长年的主食就是地瓜面“煎饼”和玉米面“窝窝头”，白面很少，肉和油很缺，吃臭虾酱时常常会吃出苍蝇来，能在过节时吃上一顿肉包子，简直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刚下去那回儿，知青们热情极高，牛气冲天，我们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六十年，六十年不死接着干。”大家的确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夏天战洪水，冬天修梯田，谁都想“磨两手老茧”，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记得有一次地头“赛诗会”上，一位知青朗诵自己创作的描写“推小车”情景的诗歌：“怀一颗红——心——露一脸钢——筋——看，填平的车辙复压深……”大家顿时笑得前仰后合，满地乱滚。的确，我们当时就那么幼稚。
那会儿，我的美术特长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村里村外，“大寨田”山头，公社大街两旁，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的大字，最大的字有几米见方，用石头在山坡上摆成，远远就能看到。我还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翻山越岭到各自然村、生产队、地头和场院里演出。那会儿我很自豪，自以为我们正在为那个“崇高理想”扎扎实实地奋斗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逐渐地认识和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和人生，它与狂热的理想究竟有多大的差距。那时知青下乡是随父母的所在单位的，这样便于管理。我们那个组知青们的父母来头都比较大，当时那个专区第一、二把手及各局委主要领导的孩子基本都在我们这个组待过。由于这样一帮地区领导的千金或公子住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县、公社到大队都极为重视，生怕有所闪失，弄丢了头上的“乌纱”。
刚开始时，知青们的安排和待遇还是一样的，可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这种状况很快就有了明显的差别。那些领导的子女先后被安排去当会计、保管、供销社的售货员、民办老师、赤脚医生、广播员等，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了所谓的“公职人员”，有的甚至干脆回家泡病假。因为他们的老子手里有权，可以给大队、公社乃至县里批几张条子，带来诸如化肥、农药、水泥、钢筋等当时的“紧俏物资”，生产队和公社的干部又可以借知青家访的名义，到那些领导人的家里串串门，送上一点儿农村的“土特产”，为将来的仕途畅顺通融一下感情。而我们这些来自普通干部家庭的知青，则被另眼相待，不仅好位置轮不到我们，入党的次序也排在那些知青的后面。后者是我尤其不能容忍的，因为当时我对“政治上的进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自认为在中学阶段时曾比他们强过，下乡后又是知青组副组长，大队团支部书记，还负责着大队的宣传以及公社的知青文艺演出队，连年被评为县里的“先进知青”，一直积极劳动在第一线，理所当然会“优先入党”，可事实却把我的幻想和自尊心砸得粉碎。
下乡不到一年时，我与同组的另两个正副组长一起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经本村党支部通过后报公社党委审批，据说是因“名额限制”没被批准。那次我很委屈，有苦无处诉。其实我应该明白，与那两位知青相比，我除了埋头苦干外，并不能为村里和公社多作点儿“贡献”，怎能这么轻易地“捞”到“党票”呢？
第一次入党失败后，带队干部怕我有情绪还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接受“组织的新考验”。我还认真地反省过，准备“端正态度，放下包袱”，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各项工作中。不出半年，组里又有两位知青因“特殊贡献”而被接受入党，我也再次“陪杀场”，结果还是不批，据说这次是“材料不全”。哈哈，第一次材料齐全，第二次反而不全了，谁信呢？这次，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知青组里也有人嘀咕，说我家里有“重大历史问题”，所以两次入党才被“刷”下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简直是等于被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真比杀了我还难受。两次挫折，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更有一种被戏弄、被羞辱的感觉。
一九七六年夏季，村里小麦丰收，社员们都指望着这下会多分一些麦子了。谁知都打了两遍场了，公粮还是没有缴足，后来了解到那是层层吹嘘，弄虚作假，争当“大寨县”、“大寨村”造成的恶果。亩产吹得高了，缴公粮的指标当然也高，最后的结果是从上到下得了锦旗，有的人被提拔了，而劳苦了一年的社员们，那年人均仅分得了二斤麦子。二斤啊，喂老鼠都不够，其他的全是地瓜和玉米。第二年春夏青黄不接时，一些人家就断粮了，只好偷偷地东借西凑，挖野菜度日。记得知青组在自己的菜地里种了一些大蒜，收回来把蒜头切下来腌咸菜，那扔掉的蒜秆蒜叶都被社员们拣回去吃了。我们知道后都流了泪：为什么种粮食的人却吃不饱，饿着肚子还不敢声张？
那年初春，本村民办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回家生孩子，学生没人教，村里让我去代几天课。那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教室里没有炉子，窗户和门上没有玻璃，用塑料薄膜封着，寒风不时从破洞里吹进来，课桌和凳子用土砖和水泥垒成。孩子们就是坐在冰冷的“土堆子”上，伏在冰凉的“土台子”上，忍受着寒冷听课。这就是“祖国的花朵”吗？他们能担负起农村的未来吗？看着孩子们冻红的小脸和小手，我的心都在流血。
目睹了农村的艰难困苦和各级干部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以及周围那些“优秀分子”的拙劣表演，我慢慢对自己所追求目标的正确性产生了迷惑和怀疑：为什么理想与现实有这样大的反差？是理想错了还是现实出了问题？或是我个人对理想的认识有偏差？当时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之后，决定放弃对那个虚无缥缈的目标的追求，从痛苦的旋涡中解脱出来，转向于充实自我。那时的想法中，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与他们比高低的情绪，但无论如何，我因祸得福了，从那以后不再那么轻狂，开始冷静地思考和学点东西了。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单调的，但我却过得很充实。白天的田间地头和夜晚的油灯下，是我看书的好地方。知识填充了大脑，使我摆脱了烦恼；朴实的农村社员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鼓励我且给予我许多的帮助；月光下知青组前面的小河，漂走我多少悠扬的琴声。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使它可能一时被埋在土里。我想，无论组织是否接纳我，我都是社会的一员，我还可以为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这是谁也不能夺走的权利。由于我的及早醒悟和坚持不懈，多年荒废了的学业又重新拾了回来。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制度，那年十二月十日，我冒着严寒，步行十几里路，去公社所在地参加了考试，实现了继续深造的梦想。
说来也滑稽，就在我接到了入学通知，准备离开知青组的前十几天，大队党支书突然通知我，说我的入党申请被公社党委批准了，要我和最近新入党的一批知青一起参加入党宣誓仪式。当我站在那面“镰刀斧头”的旗帜下时，心情是复杂的。我很喜欢歌剧《江姐》中《绣红旗》那首歌，江姐当年为理想献身的英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向往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的社会，他们的鲜血有没有白流。我们是在继承他们的遗志吗？为什么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丑恶？由于心中充满了疑惑，所以在那个仪式上，也就没有了激动和神圣感，我只是机械地重复地念着别人的话而已。
之后，我离开了农村。在那里，我不仅流下了汗水和眼泪，也抛弃了不着边际的幻想，我学到了朴实和勤劳，学会了面对挫折和选择人生。艰苦的农村岁月，使我成熟，让我长大，令我永远怀念。
冬夜遇狼
老咩姐
老咩姐有俩哥一姐一妹一弟，是家中唯一兄弟姐妹齐全的人。为此她甚是自豪了许多年。姐长得随妈，清纯靓丽；妹长得随爸，美丽可人；老咩不美，可是天公作美，给了老咩一个聪慧的大脑和一副伶牙俐齿，在容易被忽略的环境中，她被埋没的才华，常常在姐妹和与她亲近的人中放射着逼人的光彩，开启了、点拨了、引导了和照亮了她最亲近的人，而与她心里距离遥远的人哪怕是近在咫尺，都从不会被照耀，甚至都不知道身边竟有宝物触手可得。在为他们惋惜的同时庆幸着自己有机会和时间霸占这宝物——谁让我是她唯一的妹妹呢。
“老咩”——是插队的知青给起的外号。这外号不洋不土，不雅不俗，其名其人奇同——北航的高才生真会起外号。老咩姐是上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中至今仍留在当地的极少的人之一。老咩姐的故事若是从她小时开始讲，恐怕是十个“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当然这个故事还得是她本人讲，而且只要她还在人间，这个故事就会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演变得让人理得清、放不下。
老咩姐出口成章，七七年冬夜遇狼是她一生中最惊险的遭遇之一，兄弟姐妹一直希望她写本书，但是老咩姐为人处事低调，宁愿天天写日记，也不愿意做些扬名立世的事情。现如今老咩姐也已经年老不事牧业几年了，收入较兄弟姐妹少了许多，生活过得清贫，只有思想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我们再三说服她，“没准还可以挣些稿费贴补家用。”我如是说，老咩姐终于把她深夜遇狼的遭遇写了出来，几乎是一气呵成，不需整理，几乎是一字不改，甚至连标点都恰到好处，就可以直接拿来发表，可以见得老咩姐的文字功底确不一般。
冬夜遇狼
一晃三十个年头过去了。一想起当年深夜遇狼的遭遇，至今还觉得惊心动魄，刻骨铭心。
那也是在这个季节。初冬，由于没有积雪，牲畜还不能进入冬营盘，只能在秋冬过渡时期的过渡草场上扎营放牧。我们那时放着队里的一群牛，没有邻居，但远近有着许多许多的艾勒——人家，心里明白这点，所以虽然独处，倒也怡然自得。
天气非常晴朗、温暖，一点不像冬天，而像明媚的春天，令人心中充满美好的感觉。前几天曾下过几场不算小的雪，可是三天之内就化得没了踪影，连阴坡的雪都没剩下一点。空气格外地清新，生活格外地幸福。
可是那天突然下起大雪。没有风，只有雪下得铺天盖地，霎时间白茫茫一片了。“这雪下不大，越是来势凶猛的雪，停得也快。”我丈夫前达门这样说。我们满怀信心地等着雪过天晴。可直到太阳落山雪也没停。雪一直在不停地下着，夜里又刮起了风。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远近都是白皑皑的。整个草原覆盖着一尺厚的积雪，而且都被风刮瓷实了，蒙古包两边的雪被风刮起了两脉“喜马拉雅山”。雪已经停了，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里不肯出来，令人感到沮丧和凄凉。
前达门想着他弟弟依登扎布家可能被雪困住了，便去看他们了，不一会儿回来说：大队紧急通知全部搬家。放羊的人家先搬，放牛的人家没事都帮着放羊的搬家！
前达门负责帮依登扎布搬家，明天回家后装车，后天我们也该进冬营盘了……
牧民们搬家是极迅速的，一时间所有人家都变成了一串串的勒勒车，艰难地在厚且硬的积雪中缓缓地向西进发。只剩下西北方向放牛的阿尔斯楞家的蒙古包隐隐约约地看得不甚分明。
晚上我做好各种准备工作：把粪箱（牛粪羊粪是牧民的燃料）装得满满的，包顶盖得严严的，门拴得紧紧的——在黑盘子上单独过夜，我心里有点紧张和害怕。两个孩子大的才三岁，小的刚一岁半，吵吵闹闹的总不肯睡。我打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暴风骤雨》。“文革”刚过去，听电影录音是唯一的欣赏与娱乐。我听得津津有味，无奈两个孩子吵得人听不进去，于是大声呵斥他们。
《暴风骤雨》播完了，儿子个图已经睡去，女儿托娅睁着眼睛似乎还想听点什么，我吹了蜡烛对她说：“睡吧，都十点半了。”她睡了，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瞪着夜里的黑暗。
于是又打开收音机，随便调了个台，里边放着好听的朝鲜歌曲，令人心醉神怡……
突然，我听到远处隐隐传来凄厉的“呜”的一声，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下意识告诉我这是狼嚎。我关上收音机打算再听个究竟，也许我太紧张，是一种幻听？
没有任何声响，我竖起耳朵，还是没有声响，托娅却发问了：“阿娘，什么声音？”
“噢，没什么，可能是牛群回来了，是牛在叫。”我强压着恐惧，用镇静的声调安慰女儿，“快睡吧，都过十一点了。”女儿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真正进入梦乡，我大喘了一口气，只要孩子们睡了就好。我听人讲过，孩子的哭声更易引起狼的兴奋。
没有任何的声响，只有黑夜的寂静。我反正是不能睡了，于是起来点上火，点上蜡，找出皮裤和皮得勒（即袍子）穿上。我怕得浑身发抖，把菜刀斧子等各样武器都放在最方便的地方。我喝了两碗热茶压惊，然后坐在温暖的烟雾中——等待着一场残酷的战斗。
整整过了三个小时，两点钟，我又听到一声“呜”的嚎叫。“战斗开始了。”我心里判断着起码有两三只狼，狼嚎声越来越近，愈来愈此起彼伏，我想起了我的收音机，于是打开放到最大音量。不管他美国之音还是靡靡之乐，只要能帮我吓退狼！果然有好长一段时间外面的吵闹声消失了——真的被美国人的声音吓跑了。我很高兴，看看表，快四点了，六点天就蒙蒙发亮。想这些恶狼也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不由得勇气倍增。
狼们大概有所领悟，又开始折回门外，嗓子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家的狗，因为此时正是狗的交配季节，很是兴奋了一阵：有了狗就能保护我们！后来才知道我家那只没出息的母狗，原来彻夜未归。狼们要行动了，它们开始在蒙古包周围跳上跳下，抓挠蒙古包。我急中生智，拿起个装牛粪的破盆，右手握着粗擀面杖一阵乱敲。外面又没了动静。狼们都跑开一段距离，试探着、轻叫着，我不停地敲着破盆，收音机也在助我一臂之力，不停地嚷嚷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样过了好一会儿，狼们又反应过来了，于是又一次袭击开始了。狼在外面抓包，我心里有点发毛。尽管这蒙古包木头骨架很结实，外面还裹有两层新缝的包毡，两层毡子中间还有一层厚牛皮纸，它们要想冲进来也得费上一些时间，但狼的铁嘴钢牙是出了名的，木头和毡子怎奈它何！
看到两个睡得正酣的孩子，我一筹莫展。我死不足惜，可是他们……一想到前达门回来看到的是我们的白骨，我真不能甘心。看到包西边那个半立方米大的红箱子，我有了个自欺欺人的主意：“万不得已时就把他姐弟俩锁进去。天快发亮了，狼们还没弄破一层毡子，我一定与它们巧妙周旋，争取时间，让它们只有吃我的时间而没有吃孩子的时间。”
我这样想着，又奋力敲起破盆，“砰砰砰砰”，外面动静暂停，我烧着一根尺把长的木头，从包上的瞭望孔向外望去，仍旧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收音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声音，那时可能全世界所有电台都休息了。我大声对着空气说话，代替收音机助我自己，给我壮胆，吓退“敌人”。
狼们已觉察了我的空虚无助，又轻嚎着撕扯着我的小包，有一只好像还到了顶上，正在奋力地要挠开顶毡从天窗钻进来。它们也在抢时间，因为黎明就要到了。
我们都在争取时间，所以全都格外亢奋。我不停地与空气大声交谈，不管这还有没有意义，手下使劲敲着我的破盆。这时我没有恐惧，只有一个念头，天一亮它们就得退兵！
狼们时而呼啸着抓挠一阵，时而害怕似的躲到一边去“商量对策”。我听得见它们在离包不远的地方嘶叫着、跳跃着，再回转过来要攻破这个堡垒……
我抵抗着，拼尽全力抵抗着，几乎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意识。突然我感到外面没动静了，既不抓也不嘶嘶叫了，什么声息都没有了。“狼群退了！”我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接着去窥视包外。只见外面已经很亮了，还不敢大意，又等了二十分钟，天大亮了，什么野兽也不敢再猖狂了。于是我打开门，打开顶毡，把烟囱从天窗口伸出去，又架起一炉旺火，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出去看看。到处是硕大的狼爪子印。后来前达门回来听了我的述说，自己也视察了一番，说：“看这些爪印像是一大群狼来了，可是绝对不会是一群狼，因为如果遇上群狼，你们娘仨就连骨头都不剩了！还能跟我讲述这个故事！”
所以直到如今，我也不知我遇到的是两三只狼还是一伙狼。那年是有名的土本勒组特，也就是说像钢铁一般坚硬的雪灾，牛成群地饿死，光我们队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牛。
苗圃的小五奉大队之命来帮我们搬家，同前达门一起听了我的遭遇。她的反应更邪：根本不可能！姨，根本不可能！你在说笑话，真碰上狼的人非疯了不可！
这件事渐渐传出去了，很多牧民都夸奖我：有智有勇临危不乱。苗圃的人却仍表示怀疑：真遇上狼，一个女人还不得吓出毛病来。
可我自己知道，智勇双全也好，临危不乱也好，反正从那以后很久我的心都在嗓子眼里提着，归不了位。耳朵里白天黑夜响着那凄厉的“呜”的声音，几个月后才恢复了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