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个维度
如果给我们时代的文学状况作一个白描，大致可以说，这是一个文本生产过剩，大众阅读力相对不足的时代；文学事件广受关注，而文本本身遭受忽略；视听图文等“泛文学”大行其道，大众厌倦深度思考的波普消费时代；文学已经远离了思潮与文化的核心地带，特定的个案和人物却能够成为一定时间里的公共话题。像一切过往的时代一样，对于文学而言，这既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它只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时代。2008年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体验，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寻常年份，没有比此前几年更有惊人之喜，但是亦不乏可圈可点的踏实资质。
对2008年进行盘点，很容易成为一个公式化的程序，尘埃尚未落定，我们往往会在心急气喘的归纳中造成评价上的失衡和错谬，因而它并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文本检阅方式。不过这又是必需的，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一种大致趋势的扫描，提供一种带有符号意义的回放，为后来者进一步的探究提供一个按图索骥的导引。
让我们从阮殿文（回族）的小说《谁偷了父亲的母子牛》
开始这一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之旅。这个小说写的是远在家乡的父亲在妻子离世、儿女外出的情况下，与一对母子牛相依为命的故事。某一天这对被父亲视为珍宝的母子牛却被偷走了，万般无奈的父亲只能求助于在北京的儿子，希望他能资助再买一头。漂泊的儿子此时也是内外交困、无能为力，愤激之下写了一篇散文《谁偷了父亲的母子牛》，谴责偷牛的贼，抒发自己的情绪。事情忽然出乎意料地发生了逆转，本来正准备等已经临盆的母牛生下小牛就将它们卖掉的偷牛贼，无意中读到了这篇文章，发现正是自己初中老师写的，同时也被感动、羞愧和罪恶感所折磨。最后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偷牛贼在深夜中将牛送了回去，父亲丢了两头牛，却收获了三头牛。这是一篇可以从多种角度讨论的小说，比如父亲与牛之间相濡以沫的和谐、小偷善性的觉醒，但是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却是对于文学力量的信心。事实上，从情节设置上来说，小说显得过于巧合与偶然，然而这种传奇色彩正显现了文学的书写在不经意中对于现实的修改：文学可能不会带来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实利，然而它的力量却足以温暖父亲、打动懒散懈怠的派出所所长，甚至感化小偷，使他回心向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小说成为一种关于文学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乐观主义的寓言。
带着这个熨帖的寓言以壮行色，我将2008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概括为五个重要的路向或者说热点所在，其实不唯2008年如此，它们也是近几年来文学关注的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但是置诸少数民族文学这一特定的框架之下，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可能更加强烈和敏锐，从而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性所在。
一、公共性
从社会、文化、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来说，2008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对于许多重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船的太空行走，少数民族文学都通过诗歌、散文、速写等形式做了迅速而积极的回应；而在特定的时间，比如三月的“女性文学特辑”、五月的“青年文学专号”，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这些情形一再地显示了文学与生活之间互动和交往的努力。在持有“纯文学”观念的批评家看来，这些行动可能是一种媚俗的背离，或者是某种应和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姿态。事实上，文学的观念有很多种，“纯文学”只是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于西方、影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从来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鹄的，固然这也可以做多种解释，不过关注公共性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可能比主流汉语文学要体现得更为充分。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公共性的诉求显示出它的追求与效应、责任与雄心、合法性及其应用阈限。同时，文学的公共性也是对于某种偏狭固执的文学观的反拨——如今我们不是听到越来越多关于文学需要“超越、神性、神秘、人性深处”的论调吗？但是，无论如何高蹈，文学总是根植于特定的地方、时间、个体和心灵。回避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最朴实的态度、最体己的关怀、最实在的心理，其实是一种虚伪和孱弱。如果我们对于文学评论中的马太效应抱有警惕，那么在2008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可以看到，许多小说可能并不是一流的作品，有的甚至缺少修剪、质木无文，不过却反映了当下民族生活和民族写作的种种真实面相。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许多作品不同于前卫文学的地方在于，它们似乎有些“落后”或者“过时”，没有那么“现代”乃至“后现代”。比如彭兆清（怒族）《最后的神井》乍看之下，似乎是个非常落伍的题材：缺水的龙达当村人在退伍回来的村长丁松的带领下，破除对于神鸡山的禁忌，引水下山来饮用，而村里唯一的神井被废弃了。这是个“现代化”叙事，可能在当下时髦的文学书写中已经遭到摒弃，但是其所写的故事却可能正是发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书写一定要带有内部的眼光、同情之理解，方可以不带有偏见。向本贵（苗族）《蓝溪故事》是个近距离描写乡村一级干部的现实作品，因为作者丝毫没有典型提升的欲望，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真实主义”。村支部书记张士杰就是日下不计其数的农村基层干部之一。他可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会出于便利，而与周围的乡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有个人的某些缺陷，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依旧是个称职且品性正直的干部。张士杰因为村里修桥选址与村民李树同发生龃龉，因为李的误解和羞辱，他在心灰意冷与不被理解的恼怒中愤然辞职，但是在山洪暴发的深夜却出于责任和伦理意识，在抢救李的孙子时被大水冲走。这可能只是无数动人的乡土故事中随手撷取的片段，但足以凸现主旋律文学在创作中的价值取向。
高深（回族）《橘生淮南》写的是好不容易考到京城的青阳最终选择用自己所学的水利知识回乡报效故土的故事，其中浓厚的温情令人感慨，尤其是青阳的女友金凤的理解与宽容，可以看作对日益功利化的社会风气中传统美德的一种呼吁。孙春平（满族）《换个地方去睡觉》悬念的设置引人入胜，雁洲沥青厂的老厂长老贺退休之后到女儿家生活，但是总碍于亲家母也在此照顾外孙，彼此起居不太方便，所以和认识的朋友老曹互相换地方住。但是一周之后老曹忽然回来，对老贺冷嘲热讽，原来老贺在雁洲的口碑非常之差，连累老曹也被谩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直到小说最后才揭晓谜底，原来老贺被工厂里的下岗工人们误解，认为他伙同自己的徒弟也就是后任的厂长出卖了工人们的利益。实际上老贺却是个两袖清风，一心以自己个人的力量试图弥补工人们损失的好人。冉启培（土家族）《哨长和他的新搭档》写的是西藏边疆乃则拉峰哨所里一群边防军人的故事，以哨长孙大勇和新来的上尉为主角，没有太多情节的渲染，而以质朴、简单、粗粝的文字表现出一种简洁的美学。惊心动魄、艰难苦辛与牺牲壮志，都在轻描淡写中被淡化为一股纯洁的奉献精神。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中，这是一种干净利索的特色与风格。如果从形式上看，这些小说显然不是那么“先进”，不过不能否认的是，这才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切实生态。
普飞（彝族）《山妞早到》可以说是个当代的童话：一个贵州布依族的小姑娘文芬在云南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与流浪的父母拾荒，在一般人看来充满苦楚的境遇中，却没有丧失美好的心灵，和村里的乡亲相处都很愉快，还教会了顽固了一辈子的王固老爷爷识字。这是一个美好到虚幻的故事，就如同朗确（哈尼族）的《阿布摩托》，都可以称之为叙述改革开放“帕累托效应”的应制小说。许长文（满族）《秋夜》，我猜想原先的书名应该叫“人鬼”，人鬼是小说中对烧冥纸、看尸体的守夜人的称呼。资深的人鬼王三在村里的首富李老吉吃东西噎断气后被请去看尸，因而得以窥见这个“先富起来”的家族所牵涉的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李老吉在外面包养情妇生了李小吉；和发妻生的儿子李又吉觊觎父亲的遗产，同时与父亲的情妇有染；而父子正合谋将不义之财转移到香港，引起了检察院的调查。谁都希望这个时候李老吉死了，以避免审查，所以当假死的李老吉在停尸的时候醒过来时，反而所有人合力把他真的气死了。王三参与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并且借机敲诈了一笔不义之财，却在喝酒时醉死。我们看到在这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情节中，实际上贯穿着“人”与“鬼”之间的移形换位，而促使人鬼不分的核心就在于“金钱”，小说有意无意中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遗产。
苏柯静想（裕固族）《白房子黑帐篷》中的“白房子”与“黑帐篷”两种意象各自代表了汉文化和裕固文化，不过小说没有往文化寻根或者隐喻的方向发展，而是写了赫藏牧场上的一个爱情悲剧。赛特尔与英男相互倾心，然而场长希望自己的儿子巴特娶了英男，神汉“土地爷”在给英男母亲兰花“治病”时的胡言乱语导致二人同心而分别的悲剧。老实的巴特在和英男结婚后也因为“土地爷”的胡乱治疗造成瘫痪，他自杀以成全参加自卫反击战受伤的赛特尔和身心俱疲的英男。尧熬尔（裕固人）的宽容、豁达、坦荡在三个年轻人中间自然流露，而对于神汉的批判则让人看到传统神权在现代社会中的遗害及其溃败的趋势。哈丽黛·伊斯拉伊勒（维吾尔族）《心中的故事》以一个即将做父亲的人的回忆自传体形式，讲述了拜合提亚尔前半生的经历：少年时代因为家里贫困和朋友的引诱堕为罪犯，在监狱中悔过自新，出狱时已经人到中年，但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通过开出租车、办餐厅自立自强，终于使得生活有了起色。在辛勤奋斗的过程中，拜合提亚尔又遇到了同样走过人生弯路的古丽巴哈尔，经过一番苦难，两个人终成眷属。这是个线性发展的人生经历，似乎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文学技巧，但贯穿于其中的戏剧性细节和精细的心理活动却无比鲜活，使得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更主要的是小说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在以颓废、沉沦、个体、私密、解构为时尚的整体文学环境中，这种坚持美好心灵的教化追求与乐观开朗的审美风格尤为可贵，让人看到一种源自于《福乐智慧》的文学传统。
潘灵（布依族）《别处》更像是个寓言故事：滇西白云观的邱若水道长意外收到山西三台山道观的邀请函，聘请他去做道长。不久，他的尸体却在三台山被片警吴小未发现。吴小未在和刑警鲁刚到云南办案的过程中侦查到真相，原来邱若水曾经怂恿养鱼起家的张家桥到别处寻求幸福，张家桥懵懂中到了三台，却成为黑煤窑的矿工，最后虽被解救却沦落街头蹬摩托。他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邱若水，因而造成惨祸。有意思的是，调查过程中鲁刚因为羡慕缉毒警察的威风，误杀了公安卧底。作者通过吴小未的反思，表明这三个人的悲剧都是因为不满意于本来的生活，寻求别处的虚妄的幸福造成的，似乎要表明一种各安其位的秩序观念。
如果细加体察，不难看出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在于题材上的对于传统与现代博弈中的“现代性”倾向，这里的现代性可能更多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而并没有自反的审美现代性，更多是延续着启蒙话语的途径，而缺乏启蒙自我循环与自我瓦解的更新潮的说法。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可能它们很难让批评者满意，因为没有让他们兴奋的亮点——诸如观念的裂变、先锋的思想、形式的突破之类——然而它们却反映了少数民族生活与书写的实际情形。这种真实性源自于身临其境的同情与体察，而不是疏远于民众处境的文学理想，因为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动人心魂。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人民性”的讨论颇多，关于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被重申，那么人民性体现于何处？在我看来，对于当代少数民族生活的公共性参与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平凡的作品有着值得关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