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家路 —城隍庙—人民广场
周国平
准贫民窟
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侯家路一二〇号。不过，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虹口区的一所房子里。母亲说，怀我的时候，抗战临近结束，飞机频繁轰炸上海，虹口是重点目标，窗外警报声和炸弹声不绝，使她处在极度的惊慌之中。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胎教，造就了我的过于敏感的天性。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分娩后没有奶水，我是靠奶粉养大的，因此体质也比较弱。我生下后不久，一家姓毛的邻居不慎失火，把整幢房子烧了。其后这个邻居投靠他的哥哥，把我家也介绍过去，于是我家搬到了侯家路，住进了他哥哥当二房东的住宅里。事过十多年后，母亲还常常不胜怀念地说起虹口住宅的舒适，而对毛家的闯祸耿耿于怀。我是丝毫不记得我的诞生屋的情形了，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我总把它想象成一幢明亮宽敞的楼房，总之世上没有比它更美丽的房屋了。
侯家路位于上海东南角，属于邑庙区，后改称南市区。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窄小的街道纵横交错，路面用不规则的蜡黄色或青灰色大卵石铺成，街道两旁是低矮陈旧的砖房和木板房，紧紧地挤挨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有两个区最像贫民窟，一个是闸北区，另一个就是邑庙区。邑庙区靠近黄浦江，由于排水设施落后，每年暴雨季节，当黄浦江涨水的时候，那一带的街道上便会积起齐膝深的水，我们称作发大水。水是从阴沟里漫上来的，当然很脏，水面上蹿跃着水蜘蛛。大人们自然觉得不便，但我们孩子们却像过节一样，一个个穿着木屐或赤着脚，兴高采烈地在脏水里蹚来蹚去。对于可怜的城市孩子来说，这是难得的和水亲近的机会。
上海老城区的黎明景象极具特色。每天清晨，天蒙蒙亮，便有人推着粪车边走边吆喊，家家户户提着马桶走出门来，把粪便倒进粪车，一时间街上臭气扑鼻，响起了一片用竹刷洗刷马桶的声音。一会儿，垃圾车来了，推车人丁零丁零地摇着手铃，家家户户又出来倒垃圾。街道就在这刷马桶声和铃铛声中醒来了。然后，女人们提着竹篮，围在街道边的菜摊旁讨价还价，一片喧哗声，开始了雷同而又热闹的一天。
走进侯家路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踏上一条窄窄的木走廊，我家便在走廊的顶头。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只有几平方米，上海人称作亭子间。顶上是水泥平台，太阳一晒，屋里闷热异常。它实在太小了，放两张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了空余之地，父亲只得在旁边拼接出一间简易屋子，用作厨房。现在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是怎么住七口人的，但当时却丝毫不感到难以忍受，孩子的适应性实在是超乎想象的。
从街上看，一二〇号是一扇小门，走进去却别有天地，其实是一座颇深的二层建筑，住着十多户人家。二楼主体部分基本归毛家使用，小木走廊上的几间小屋以及一楼的房屋则租给了其他房客。楼下住着几家湖北人，常聚在一起搓麻将赌钱，楼上的居民就向警察告发，因此楼上和楼下之间充满敌对情绪。夏天的夜晚，二楼的居民经常在屋顶的水泥平台上乘凉，毛家叔叔喜欢讲鬼故事，我每每听得毛骨悚然，不敢回屋睡觉。他还讲过一个徐伟长的故事，说是有一寡妇怀了孕，被告到官府，徐伟长断案，论定只是因为这女人与婆家人包括小叔子共用一个马桶，马桶内有精气而致孕，后来女人生下一无骨死胎，证明了断案正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当时我头一回听到与性有关的谈论，似懂非懂，觉得很神秘。
毛家是浦东人，说话带浓重的浦东乡音。大毛是个胖子，一脸横肉，开了一家袜厂，车间就在楼梯边的大客厅里，七八个女工坐在手摇织机旁做工，满楼都听得见机器的咔嗒声。小毛是瘦高个，曾经劳改过，没有职业，一生潦倒。他的老婆也在袜厂做工，这个面色苍白的可怜女人常常遭到丈夫毒打。倘若楼里突然哭喊声连天，多半是毛家叔叔在打老婆了，其结果往往是老婆被推下长长的楼梯，跌得满头是血。此后若干天里，人们会看见毛家婶婶头上裹着一块布。毛家伯伯同样打老婆，同样打得狠，只是比小毛打得少些。在挨打之后，两家的老婆始终服服帖帖，把挨打视为她们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毛家伯伯对孩子很严厉，不苟言笑，毛家叔叔却是喜欢孩子的，见了面笑逐颜开，兴致好时还会带我上街玩。他待人热心，不过，有一回他帮的忙却使我父亲不太高兴。那一天，我把脑袋伸进床头的铁栏杆里玩，退不出来了，毛家叔叔闻讯赶来，用锤子把一根栏杆敲掉。父亲下班回家，见状责备毛家叔叔太笨，说既然能伸进去，就一定能退出来，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反正从此以后，我家的铁床就少了一根栏杆。
二毛家都多子女，现在我仍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大毛家的大公子叫彩庭，年龄比我们大许多，在我上小学时就结婚了。他相貌堂堂，拍过一张化装成梁山伯的戏照，使我在心中崇拜了好一阵。他的婚礼在一家酒店举行，摆了一二十桌，在当时算得场面盛大。母亲背着父亲送五元钱礼金，带我们去参加了婚礼，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我们饱餐一顿。老式婚礼有许多繁文缛节，新郎新娘不断地被领到每个稍有瓜葛的长辈前鞠躬，虽然当时我是一个孩子，也已发现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脸色渐渐阴沉。婚礼的高潮是拜天地，当司仪高声宣布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发现新郎新娘不知了去向。大厅里一阵骚动，最后好像是从厕所里把他们找了出来，新郎脸色铁青，勉强三鞠躬了事。大人们说，新郎是新式人，不喜欢这些老式礼节。可是，结婚后不久，这个新式人也和他的父辈一样经常毒打那个当小学校长的妻子了。大毛家的二女儿叫彩虹，比我大两岁，父亲常开玩笑说要给我们两人定亲，使得我们见面时都有点忸怩。后来她的姐姐彩霞死于脑炎，她就继承了姐姐的婚姻，成了她的姐夫的妻子，据说这是浦东农村的一种习俗。
小毛家很穷，家里有两个男孩和我年龄相近，便成了我小时经常的玩伴。彩云比我大两岁，喜欢偷家里的东西卖掉。有一回，家里让他去一个地方办事，他约我同去。乘车时，他拿出一张五元整票买车票，我感到奇怪，问他有零钱为什么不用。他说，把整票找开，就可以谎报车费而留给自己一些钱了。这种做法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使我惊讶了很久。彩蜚比我小两岁，身上脸上永远脏兮兮的，总是拖着鼻涕，不时用舌头舔进嘴里。他曾认真地把他的一个重要发现告诉我，说鼻涕的味道很鲜美。
侯家路这座老楼里也许发生过许多故事，可是年幼的我知道得不多。在其余房客中，李家妈妈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穿过毛家用作车间的客厅，角落边有一扇门，门内就住着和蔼可亲的李家妈妈。她是一个漂亮的广东女人，弯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常常笑容可掬，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她也爱打扮，总是描着眉涂着口红，这在新社会是很忌讳的。她的丈夫是一个比她年长得多的老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八字胡，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遗老，在一天夜里突然死了。李家妈妈没有孩子，她非常喜欢我，有一回把我请到她房里，不知怎么款待我才好，最后是给我煮了一碗甜面条。也许出于对她的身世的猜疑，母亲不太赞成我们和她往来，可是我却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妩媚笑容所吸引。我记得的另一个特别房客是一个单身男人，住在一楼的一间没有光线的小屋里。他也不是本地人，和谁都不来往，平时没有人注意他。有一天，他突然上吊了，楼里的居民为此议论了好些天。有一个小孩看见了现场，向我描述死者那一根拖出的长舌头。从此以后，上楼梯经过那间小屋门口时，我就会感到一阵恐怖。
小学五年级时，我家迁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续住。迁居后，因为我和姐姐仍读原来的学校，为了方便上学，我俩就和外婆一起继续住在侯家路，只在周末去新居与父母团聚。外婆很疼爱我们，天天给我们煮鸡血豆腐汤，问我们好不好吃。开始我挺爱吃，后来就腻了，但为了让她高兴，就总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兴，屡次告诉母亲，说我最喜欢吃鸡血豆腐汤。结果，我吃了一年鸡血豆腐汤。小学毕业后，我也离开了侯家路。几年前，在房产开发的热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旧街旧屋被全部拆毁，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间藏着我的童年记忆的亭子间了。
万竹街和城隍庙
离紫金小学不远，有一条著名的小街叫万竹街。我说它著名，是对住在那一带的孩子们而言。当时在我们小学生中间时兴搜集火柴商标，万竹街是最兴旺的交易场所。一走上这条街，就可以看到孩子们熙熙攘攘，手里拿着各色火柴商标，边走边喊：“换吗？换吗？”交换时必须小心，因为有些人用别种商标冒充火柴商标，我就上过当。街上还有一些摊贩，其中数一个老头出售的品种最多，生意也最火，我常在他的摊旁流连。普通的商标很便宜，一分钱能买一沓，精美的或罕见的要几分钱一张，这在当时的我看来算很贵了。这个老头允许用别的东西交换，我家里有几副象牙麻将，都被我陆续换光了。当时我收集了一百多种商标，有从火柴盒上揭下的，但大多是崭新的，并且在日常用的火柴盒上见不到，可能直接来自各地大小火柴厂，也可能是专为收集而印制的。
在更小的年龄，我收集的是糖果包装纸，除自己吃后留下的外，大量的也是崭新的未使用过的。小时候我还集过邮，但成绩平平，半途而废。儿时的收集只是一种游戏，与成人的收藏是两回事，后者混合着恋物癖、占有欲和虚荣心。我这么说并无贬低之意，收藏恰恰是这些欲望的最天真无邪的满足方式。也许我的这些欲望不够强烈，也许它们有了别的满足途径，总之在成年以后，我没有养成任何一种收藏的雅好。
在我小时候，除了万竹街，另一个使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是城隍庙。城隍庙是上海老城的中心，离我家很近，走几分钟就能到达。那里非常热闹，摆着五花八门的售货摊子，有卖蟋蟀、金鱼、乌龟、鸟等小生物的，也有卖各种小玩具和零食的，是孩子们的乐园。过年时尤其热闹，像赶庙会一样，平时看不到的商品都摆出来了，人声、鞭炮声、吹气球的哨声、扯铃的声音响成一片。逛城隍庙是我们每年的必有节目，不逛一下，就觉得不像过年。
饲养和收集是孩子们的两种普遍爱好，它们也许分别代表了人的自然天性和历史天性。对于我来说，万竹街是收集的圣地，城隍庙是饲养的天堂。我小时养过金鱼、蝌蚪、蟋蟀，最喜欢养的是蚕。当时许多孩子都喜欢养蚕，我们亲昵地把蚕叫作蚕宝宝。每年春季，在城隍庙可以买到刚孵化出来的幼蚕，我一定会买一些回来，养在纸盒里。桑叶也是要买的，一分钱可以买一小把，隔一两天换一次新鲜的。伺弄蚕宝宝，每天都有需要关心的事，每天都有惊喜。看它们辛勤地蚕食，一点点长大，身体逐渐透亮，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们爬上去吐丝作茧，这个过程真是其乐无穷。茧子由薄变厚，开始时像纱帐，仍能看见蚕在里面忙碌，渐渐就看不见了。美好的时光到此结束，因为此后必须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茧上出现了一小缺口，逐渐扩大，蛾破茧而出。接下来就更没有意思了，蛾们的必然命运是交配，产卵，死去。虽然我总是把卵保存到第二年春季，但它们从来没有孵化成蚕宝宝。
在城隍庙还能买到一种米粒大小的甲虫，名叫养虫。其实我只知其发音，我揣摩是营养的养字，因为据说这种小虫是大补，而它们也专吃莲子、红枣等滋补食品。吃这种小虫的方法很特别，抓一把活活放进嘴里，让它们自己顺着咽喉和食道爬到腹中。我们班上真有同学这样吃过，我可不敢。我只是养着玩，上课时把小纸盒搁在课桌里，不时偷偷打开盖子看它们一眼。它们有惊人的繁殖力，弄几只放在那种装针剂的小纸盒里，几天后就是满满一盒了。养这种小虫的最大乐趣就在这里，看它们的数量像变魔术似的日新月异。
解放初，城隍庙口上有一家剧团，专门演大头小头戏。毛家叔叔认识守门人，带我进去观看过一回。场地很小，没有舞台，也没有座位，观众都站着看。所谓演员，其实是三个畸形人。一个侏儒女人，头极大，相当于正常人的两倍。两个男人是兄弟，头极小，相当于正常人的一半。他们都穿着花衣服，脸上抹浓彩，在锣鼓声中咿咿呀呀乱唱一气。不多久，这个剧团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动物园，展出双头蛇之类怪物。后来我多次见到那一对小头兄弟，发现他们也住在侯家路，据说已经安排了正当的工作。
城隍庙现在仍是上海的一个热闹场所，那里有九曲桥和苏州式园林豫园，有许多传统小吃店和特色小商场。但是，庙早已拆除，如同今天许多地名一样，城隍庙已经名不副实。在我小时候，庙是完好无损的，而且长年燃着香烛，烟雾缭绕。庙分两层，有好几进，供着来历不同的众多神像。一楼是阳间，儒佛兼收并蓄，有玉皇也有观音，当然有城隍老爷，还有刘备、诸葛亮、关公之类。二楼是阴司，光线特别暗，展示下油锅之类阴森的地狱景象，角落里藏着拖长舌的白无常和黑无常。我经常进庙里玩，心情恐惧而兴奋，一旦踏进去又后悔，目不敢旁视，硬着头皮穿过一个个烛光昏暗的殿堂，魂飞魄散地从另一个门口逃出来。直到搬离侯家路后，长达二十年之久，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庙里迷路，被无数神像包围，殿堂一间连着一间，仿佛没有尽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最后在惊恐中醒来。
广场一角的大院
许多年前，在上海人民广场的西南角，有一个围着黑色竹篱笆的大院，门牌号为黄陂北路一八四号。院子里有几栋二层小楼，解放前是赛马场老板的房产，而人民广场这一带原是赛马场的地盘。解放后，这位瞿姓老板的财产被剥夺，他一家人租居在其中一栋小楼的第二层，其余房子分配给了别的住户。除小楼外，院里还盖了许多简易的茅草房，居住的人家都是上海人所说的江北佬，过去从江苏北部逃荒到上海来的。搬离侯家路后，我家便住进了这个大院，并且成了瞿家的邻居。
这些小楼都已陈旧，瞿家住的一栋算是其中最好的。底层有一个门厅，只通二楼，一楼的居民不从这里出入。二楼有三间房，我家住靠外的那一间。这间房原来也是瞿家用的，大约因为总面积超标，被迫让了出来。当时住房由公家分配，如果我家不住进来，也会住进别的人家。尽管如此，瞿太太仍不免心怀不满。她没有工作，两家做饭都在走廊上，因而天天都会和我的母亲见面，母亲常为她的指桑骂槐感到伤心。然而，每年过年，她又必定会端一盘糕团送到我家，糕团上印着鲜艳的红点，如同一种仪式。瞿先生在房产公司做事，见了我的父母只是点一点头，从不说话。我能感觉到两家之间的鸿沟，而使我的这个感觉格外鲜明的是他们的独生子。他们的居室在顶头那一扇门里，我从未瞥见过门里的情形，这位风度翩翩的公子就深居在里面苦读。当时他刚从育才中学毕业，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偶尔在走廊上遇见，他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我倒并不因此感到自卑，只是仿佛第一次看见了一种高贵青年的类型，这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类型，所以我不会用它来衡量自己。那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不久之后，我会进上海中学、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学校。
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奇怪的人物，我们叫他老公公。他大约六七十岁，满脸皱纹，须发花白，永远弓着腰，不能直立，戴一顶破毡帽，穿一件脏兮兮的蓝布短褂。据说他是瞿先生的父亲，但他的地位实在连奴仆也不如。他是无权踏进瞿家的门槛的，属于他的只有楼梯下一个黑暗的角落，那里搭了一块木板，铺一床破烂的褥被，他就在那里起居。他的亲密同伴是一只猫，总是蜷缩在他的床上。他专干扫走廊、倒垃圾之类的粗活，自己单独用餐，做一点简单的饭菜，或者就吃残羹剩饭。瞿太太动辄叱骂他，而他总是低声下气，逆来顺受。我的父亲多次替他打抱不平，向瞿家夫妇提出抗议，在街道整风时还写了大字报，但无济于事。老公公不是一个孤僻的人，他显然欢迎新房客，我们住进来后，他不那么寂寞了。他很喜欢同我们这几个孩子逗玩，给每人起了绰号，结果我们一吵架就用他起的绰号互骂。
住惯了邑庙区的鸽子笼，乍一搬到人民广场，不用说是感到新鲜而又愉快的。那时候，人民广场一带还很有野趣，到处杂草丛生。在我家对面，横穿广场，是人民公园。我们这些孩子完全不必买门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园围墙的什么位置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由地穿越。院子里有大片的泥土地，我在我家楼前的篱笆旁埋下牵牛、凤仙、鸡冠等花籽和黄豆、绿豆之类，头一回领略了种植的快乐。家里的住房比以前宽敞多了，光线也好，打开窗子，看见的是宽阔的广场。每年五一和十一，广场中心搭起主席台，我家的窗户就在主席台的斜对面，坐在家里可以观看游行和焰火。一到节前，母亲便忙碌起来，做许多馒头和点心，准备招待来我家看游行的亲友们，节日的气氛格外浓郁。
我在这个大院子里只住了两年，就遇上人民广场整修，这个大院子被拆除了。其后，我家搬到了江宁路一处石窟门建筑的一间暗屋子里，从此再没有搬迁。对于瞿家来说，拆迁的消息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他们对于所安排的新居一律表示不满意，始终拒绝搬离。当然，拆迁不可阻挡，听说他们后来搬到了一个亲戚家里寄居，而瞿太太则因为承受不了这个刺激而精神失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