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回溯一个世纪以前，激情澎湃、群星璀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到来。近一百年间，这场新文化运动留给现代中国的文化遗产及其命运令人感慨唏嘘。直至当下，我们还很难说已经完全继承和消化了这份遗产，它留给中国知识文化界的诸多问题仍在困惑、干扰着我们对现实与历史的认知和判断。在当下基本可以自由言说的语境中，仍然有一些“五四”人令我们困惑，他们的学识才情、文化选择和复杂人生仍在挑战当下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传统视域、思维惯性和意识形态底线，让我们在今天面对时仍然感到陌生和不清晰。苏雪林，正是其中的一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西方文化为主体和价值导向而掀起的文艺振兴与思想启蒙运动。随着西方各种“思潮”与“主义”的涌进，一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汇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重组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苏雪林恰逢其时，并以宁死不屈的抗争和饱满的热情最终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时为北平“女子高等师范”(以下简称“女高师”)学生的她在当时的《益世报·女子周刊》、《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撰写大量讨论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解放问题的“副刊”文章，很快成为当时女性写作者中的佼佼者之一。1921年春，尚在女高师国文部就读的苏雪林就谢楚帧《白话诗研究集》和易家钺、罗敦伟等关于“呜呼苏梅”的一场笔墨官司，得到李大钊、胡适、成舍我等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这应该是她在现代中国文坛的第一次正式的公开亮相并博得不凡赞誉。因文思敏捷及词锋凌厉，苏雪林与女高师同学黄庐隐、冯沅君、程俊英被并称为“四大金刚”。此后赴法留学，李大钊曾为她写信，向在巴黎的好友周太玄举荐并请代为照顾。苏雪林归国后以《绿天》、《棘心》驰名文坛，时人以冰心比之，合称“冰雪聪明”；又与冰心、凌淑华、冯沅君、丁玲一起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坛上最有成就的五位女作家。1926年起开始执教杏坛，潜心学术研究；30年代执教武汉大学时因教学需要，开始撰写大量新文学批评，数量与质量均为诸多同人所不及；兼之以捐金抗战，战火纷飞中仍笔耕不辍，可谓以笔为枪，投身战场。后因为蔑视“左翼”、反鲁(迅)崇胡(适)而招致恶评无数，1949年去香港，次年再次赴法，1952年赴台任教终老，继续以“反鲁”为事业，因此成为文坛化外之民。但在1949年以前，苏雪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诸多文艺思潮的关联、她的新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她的“右倾”的文化与政治立场，基本上支配、决定了她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一生。

作为一位人生轨迹穿越20世纪、离新世纪门槛只有咫尺之遥的“五四”学人，众所周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标准的考量，苏雪林在新中国成立前已为“左翼”文坛所诟病。新中国成立后更由于人为的遮掩、屏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禁忌，在内地文坛被轻轻抹去了。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考察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我们经常发现，文人一旦参与政治，尤其是误入政治的歧途，基本上难有善终。许多欣赏苏雪林的人也以此为她的经历作解，但同情之余也有不小的误解。要说苏雪林没有政治倾向，那不太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可如果说她参与了现代政治斗争、误入政治的歧途就有待商榷了。应该说，她自始至终是个文人，并不真正了解政党斗争与现代政治，她的有关涉及意识形态之争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以文人和文化问题为主要论述对象的。尽管卷入了政治风潮之中，去台湾后，说过跟风应景的话，也写过跟风应景的文章，但她始终没有进入国民党当局的体制之中，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只能算是个局外人。她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用于教学、写作和学术研究，取得的累累硕果也是明证。如果能抛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提，她对鲁迅和“左翼”文坛的偏激态度也能从她的个人性情、批评喜好、追求人格与道德纯洁性以及一贯的思想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是否一定要归于她的政治偏见，部分论断还是值得探讨的。历史在过去的时间里没能提供这个前提，好在时至今日，海峡两岸也开始冰释前嫌，在中华文化趋于一统的背景下，本书在这里才有可能对苏雪林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联、苏雪林对中国现代文坛的贡献做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客观的勾勒和梳理，并希望能有所评说。

从接受的文化影响看，细细述来，苏雪林至少置身于三重文化背景之下。这三重文化分别是传统儒家文化、“五四”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三种文化在苏雪林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呈现出一种似乎杂乱无序的交织状态，影响着她的写作和文化行为，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她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行为的判断。有关她的传记作品也纷纷强调她带给研究者的“矛盾、混乱”与“疏离、陌生”以及“另类”，但这只是一种表象。诚然，同享“冰雪聪明”的美誉，她的为人为文和冰心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处于正反相对的两极，普通读者产生的阅读印象恐怕也是如此。从逻辑顺序上看，感觉“另类”主要因为“疏离与陌生”，而后者又来自于大多数读者印象中的苏雪林的“矛盾与混乱”。然而如果我们真正深入苏雪林的内心情感世界，发现她既保守又偏激的“矛盾与混乱”从文化接受和情感价值取向上是可以理清的，甚至是可以重新评价的。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消除读者对苏雪林的这种因“矛盾与混乱”而造成的“陌生和疏离”感以及“另类”感，当然难以回避的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博弈仍然是制约这种努力的主要因素。好在时代的发展正在日益为这种努力提供更多的可能。从文学、文化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入手来全面、客观评价苏雪林的新文学活动，这是本书的基本视角。

应该说，目前对“苏雪林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处于“重新发现”的阶段，许多结论需要重新认识，许多观念需要重新调整，自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在短时间做到系统、全面、深入。苏雪林在现代文学三十年期间是文艺界的知名人物，无论是当时的“左翼”、“右翼”还是文学独立派、第三种人，无论是批判还是褒奖，对她的新文学活动都给予了充分注意，当时已经得到充分的“发现”。然后是近四十年的遮蔽。自90年代开始进入“重新发现”阶段。时过境迁，评价的标准在发生变化，一些结论自然会发生调整。从她三四十年代已知名的散文、新文艺批评等领域开始，人们开始“重新发现”苏雪林，但目前所做的应该说还属于基础性的工作，尚未上升到“重新评价”的高度。要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打破意识形态陈规，充分尊重文艺研究的历史标准和美学标准，回到作为历史人物的苏雪林的立场和内心世界，充分体认研究对象，而不是预设某种批评框架。正如王富仁教授在谈到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时说：“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直接而激烈，同时也显示着她的一种真诚。显而易见，她的这些观点也正是不少同类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过她更真诚些……时至今日，她提出的问题还是鲁迅研究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证明。”(《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版)如果今天的苏雪林研究都能秉承这种尊重历史、理解历史人物的“真诚”态度，“重新评价”现代文学时期的苏雪林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苏雪林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目前呈现出由局部而整体、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态势。由于局部的、微观的工作尚不够扎实，缺少突破性进展，所以系统的、宏观的整体性成果尚未出现，比如至今尚未有一本以苏雪林及其现代创作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出版(传记和文集除外)，就是一例。单篇论文已经不少，但总体研究质量不算很高，文本细读和思潮背景研究都比较缺乏，作者们似乎比较热衷于短时间内对苏雪林做出重新评价，下一些大而化之的结论，其结果必然欲速则不达；论文发表刊物的层次也不够高，在高规格的刊物上极少看到研究苏雪林的专论。这是不太正常的。当然不是说层次高的刊物就能刊出质量高的文章，但在目前中国的学术论文发表体制下，起码能说明相关研究界的重视与否；以她的新文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也有一些，但也多限于总体上的现象描述，深入者少。是苏雪林不值得研究呢？还是研究本身有问题呢？恐怕还是后者的因素多一些。上述研究成果多数还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笼统的分析上，就散文论散文，就批评论批评，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系统整合和足够的问题、背景意识，难以上升到一个整体的高度，所以短时间内是难以给苏雪林现代文学研究下整体的、宏观上的结论的。但对苏雪林与“五四”新文艺乃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应该是一种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对苏雪林“右倾”的“政治身份”与其文学、文化观念的纠结取得突破应该是关键点。所谓的“政治偏见诱发文学偏见”的核心难题，产生了诸多派生问题，直接影响苏雪林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讨论和研究的价值。笔者以为，就个人与时代思潮的连接这一点来说，苏雪林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复杂性和可供开掘的空间要超过冰心。撇开其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取向不谈，古典文学学养深厚的苏雪林和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一样，具备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这一点是冰心、凌淑华、庐隐等同时代女性作家以及稍后的丁玲、张爱玲等所不具备的。这一切来自于她和东西方文化、和多元并立的中国现代文坛之间割不断的联系。文学史也是历史，它本身并不单纯，需要多维视角。正如我们今天讨论整个20世纪文学史的多元性一样，苏雪林研究同样呼唤一种真正的多元化文学史观的出现。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深入发掘和重评苏雪林的新文学创作的创作实绩、在“五四”后现代文坛的实际影响以及和当时重要文艺思潮之间的联系。对于苏雪林的新文学创作已经开始重新认识，但尚不够深入，即使是比较研究也没有能摆脱既定标准，如关于散文研究中的美文运动研究与“冰雪聪明”等领域则基本以冰心为主，苏雪林为补充，这种研究模式可以尝试改变；小说研究领域没能通过比较工作去切实考察《棘心》在30年代以前长篇小说界的地位，对她的抗战小说则有诸多偏见，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原因，当下应该可以摈弃的。其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认为这批抗战小说宣扬了封建忠君意识，而在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对许多“左翼”作家同类的创作却又评价颇高，显然是先以意识形态立场给创作主体归类，然后再进行不同对待；戏剧研究则因她的作品较少，忽视了《鸠那罗的眼睛》这样的唯美杰作，忽视了苏雪林在唯美颓废主义思潮背景下对“艺术与道德”关系的独特的女性化思考，以及她与现代戏剧史的切实关联；新文学批评的研究也有不少，但对她的批评个性、批评范式和思想资源尚且语焉不详；此外我们对苏雪林参与编撰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这部重要著作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离“重评苏雪林”还有不短的距离。上述方面都有深入发掘的巨大空间，拟作为重点突破的领域来加以探讨。

本书的研究难点在于突破苏雪林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标准，重评三四十年代苏雪林和鲁迅及“左翼”革命文学的纠葛，其前提是重新认识苏雪林的文化立场与立论依据，这也是苏雪林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难以解开的死结、跨不过去的门槛。鉴于中国现代文学根深蒂固的政治化传统以及苏雪林鲜明的反鲁乃至反共的“右翼”立场，兼之20世纪50年代去台的历史，使得很多研究者难以理解苏雪林思想世界里的那份王富仁教授所说的“真诚”，更遑论这份“真诚”背后的敏感和洞察力。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最需要的是一种真正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一种真正多元化的文化史观。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偏激”的苏雪林代表的不仅是她个人，而是陈源、梁实秋甚至胡适等“右倾”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态度也许不那么“偏激”，但思想立场和苏雪林并无二致，苏雪林说出了他们想说但又没说出口的话。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文学存在已经成为构建多元化现代文学发展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拼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能宽宥、理解进而推崇周作人、张资平、穆时英等人，甚至张罗出版胡兰成的作品，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去理解苏雪林这样一个基本属于书斋知识分子的立场及其立论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呢？如果站在她的立场上，我们会发现苏雪林对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抗战爆发前的文化动态有清醒和敏锐的洞察和判断，而胡适等人则显得相对迂缓和迟钝。尽管意识形态问题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历来都是个难点，但历史的发展应该说已经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想象空间。

本书的思路计划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首先，以创作活动研究为主体内容，在创作活动研究中，以作品研究(含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作品)为主体，以思潮研究作为背景，突出被文学史忽视的作品与创作活动研究，在微观研究方面做到全面、客观、深入，建立起作品研究和思潮研究之间的联系，进而使其作品研究体系化。其次，在对其新文学及文化活动的研究中，鉴于研究对象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突出其文化思想领域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注重人格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分析，以构建多元化新文学史观作为指导理念，务求在宏观层面上从文化立场方面谋求苏雪林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中国文化向来注重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而废言。对照之下，苏雪林一度因“言”被“废”，颇为不公。她自己也曾经说过：“49年后我就死了，不存在了。”言为心声，她还是非常在意内地对她的评价的。从她去台以后的文学活动看，尽管她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与古典学术研究上，但她后半生始终未能摆脱“新文学”带给她的荣耀与阴影。其实，今天的研究者在不能刻意贬低或忽视她的成就外，也不必刻意为苏雪林去遮掩什么，这有违她的本性。她的感性与偏激、理性与保守都来自于她的思维与认知方式，这和她的性格息息相关。我们至少需要理解并确认一点，她是真诚的。文学因真而善，因善而美。对于一个中国作家来说，真诚是属于道德领域的、具有基础性质的品质。在当下中华民族文化融合与复兴的时代潮流面前，具体历史时间中所谓“进步”与“反动”的政治理念的区分逐渐变得苍白，而基于真诚的“偏至”与“客观”理应获得理解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