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四萬餘卷古代遺書，震動了世界學壇，從此産生了一門國際性的綜合學術——敦煌學。在數量浩瀚的漢文卷子中，許多人們前所未聞的俗文學作品——變文、曲子詞、白話詩等等，又是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勝的研究材料之一。它使研究者大開眼界，改變了對中國文學史的認識。其中尤以“變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廣泛注意。早在五十年前，鄭振鐸先生就曾説過：“在燉煌所發現的許多重要的中國文書裏，最重要的要算是‘變文’了。在‘變文’没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麽會突然在宋代産生出來？‘諸宫調’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於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産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成爲疑案而難於有確定的回答。但自從三十年前史坦因把燉煌寶庫打開了而發現了變文的一種文體之後，一切的疑問，我們才漸漸的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才在古代文學與近代文學之間得到了一個連鎖。我們才知道宋、元話本和六朝小説及唐代傳奇之間並没有什麽因果關係。我們才明白許多千餘年來支配着民間思想的寶卷、鼓詞、彈詞一類的讀物，其來歷原來是這樣的。這個發現使我們對於中國文學史的探討，面目爲之一新。”(1)這段話已經大致揭示了“變文”發現的偉大意義。我們還要補充一句，“變文”中的許多優秀作品，本身就爲中國古代文學寶庫增添了一筆珍貴的財富。就在唐代的偉大作家們把詩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時，就在中國文人文學發展到光輝燦爛的頂峰時，在民間也有無數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創造着各種通俗文學新樣式，由它們所代表的文學新趨勢，最終發展成爲中國文學史後半期的波瀾壯闊的主流。
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對於敦煌變文從各種角度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這裏不再重複，只想就“變文”的名稱談一點意見。
敦煌遺書發現後不久，即流散到倫敦、巴黎、列寧格勒、北京、日本等世界各地，其中各種説唱體的俗文學作品，只是零零星星、一鱗半爪地偶有披露，因此早期的研究者對這些俗文學作品難以具有總體的認識，而有佛曲、演義、通俗小説、唱文、俗文、故事等各種名稱。直到二十年代末鄭振鐸先生用“變文”稱呼這類説唱體的俗文學作品，這個名稱遂被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而確定了下來。王重民先生等編校的《敦煌變文集》，便是在這一認識的指導下完成的，同時也使“變文”的名稱更加普遍地深入人心。
隨着研究者對被稱爲“變文”的這些通俗説唱作品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人們逐漸發現這些作品其實是彼此並不相同的，有的是純韻文，有的是純散文，有的却是韻散合用，這其間又有許多細緻的差别。總之，它們的體制是多種多樣的。因此，研究者又把它們區分爲各種不同的類型。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見，如張鴻勳先生將它們區分爲詞文、故事賦、話本、變文、講經文等五類，以及押座文附類(2)。周紹良先生則區分爲變文、講經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話、話本、賦等七類，以及押座文、解座文附類(3)。各家分類雖然不盡相同，但都標誌着對這類俗文學作品的認識更加深入和細緻，也可以説進入了新的研究階段。在這種認識深化的基礎上，人們對“變文”作爲這類作品的總稱開始提出質疑，如張鴻勳先生説：“過去把敦煌講唱作品統統看作‘變文’，既有以偏概全之病，又掩蓋了類與類間的差異，影響了對唐代講唱文學的深入研究，是應予糾正的。”(4)周紹良先生也説：“研究是不斷發展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入的，過去籠統視爲‘變文’的東西，經過仔細辨識之後，僅就形制、體裁而論，大家已看到它有各種形式之不同，是不能只以‘變文’一詞概括住的。”(5)目前我國大陸的許多學者已經接受了這種看法。
但也有人堅持以“變文”作爲這類作品的總稱。其中一位是已故著名敦煌學家王重民先生，他在談到變文的發展過程時説：“在不同的階段之内，曾采用過各種不同的名稱；在不同的題材之内，又帶來了一些舊有的名稱。但在變文的全盛時期，則都用變文來概括這一類的文學作品，而作爲當時的公名來使用。這就是在今天我們大家爲什麽又認爲只有用‘變文’這一名詞來代表敦煌所出這一類文學作品，爲比較適宜、比較正確的主要原因。”又説：“從敦煌變文寫本裏，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原題；這些原題，往往前題和後題不同，甲卷和乙卷有異，經過比較研究，我們知道有全名，有簡名，有因變文形式的命名，有因變文内容的命名，還有一些因襲着舊名，如佛教故事稱‘緣起’，歷史故事稱‘傳文’之類。名稱這樣紛歧，也反映出只有‘變文’才是公名。”(6)另外一位是臺灣著名敦煌學家潘重規先生，他説：“變文是一時代文體的通俗名稱，它的實質便是故事；講經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賦、傳、記等等不過是它的外衣。譬如一位某甲，穿着中裝、西裝、和服乃至運動衫、游泳衣等等的寫真照片，我們不能以服裝的不同，而斷定這不是某甲的寫真照片。變文所以有種種的異稱，正因爲它説故事時用種種不同文體的外衣來表達的緣故。”(7)
以上兩種説法各有其道理。我認爲用“變文”統稱這類通俗文學作品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本書仍然題名爲《敦煌變文選注》。這裏需要弄清的是“變文”（也簡稱“變”）一詞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意義。
就狹義來説，“變文”專指那種有説有唱、逐段鋪陳的文體，這是普遍同意的。不過，除此以外的其他説唱文體，也可以稱爲“變文”或者“變”，如《舜子變》後題《舜子至孝變文》，以六言句式爲主，通篇押韻，並無“唱”的部分，類似論者説的“俗賦”或“故事賦”的一體，然而却名爲“變”或“變文”。又如《前漢劉家太子傳》，後題《劉家太子變》，然而却是通篇散文，這並不妨礙它也可名爲“變”。《醜女緣起》結尾稱“醜變”，《頻婆娑羅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題目把“因緣”和“變”連用，可見論者稱爲“緣起”或“因緣”的一體也可稱爲“變”。潘重規先生曾舉出《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提到的《報恩經變》，認爲“應該是《報恩經》的俗講經文”(8)，然則“講經文”也可以稱爲“變”。這些證據説明廣義“變文”的概念在當時確實是流行的。事實上在唐五代時期，各種説唱藝術在民間百花競艷，一片繁榮景象，這方面的資料還可以進一步發掘。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它們的分類還不盡一致，正反映出它們紛歧差殊、變化多端的事實。這些紛繁的通俗文學樣式需要有、事實上也確實有一個總的名稱來統攝它們，這就是“變文”——自然是廣義的。
也許有人會説，用“説唱文學”、“講唱文學”這類通行的術語來稱呼在敦煌發現的這類通俗文學樣式，不是更科學嗎？何必堅持要用“變文”這個有争議的詞呢？其實，不使用“變文”而用别的什麽名稱，也是有争議的。誠然，“説唱文學”等等現代名詞揭示了變文的性質，可是科學定義並不等於就是名稱。例如唐人傳奇，從科學的角度分析，它是唐代文人寫作的文言短篇小説，但這是它的性質或定義，至於名稱則仍然叫作“傳奇”。變文雖然是唐五代時期民間流行的各種説唱文學，但名稱則仍然叫作“變文”，當時的人們就已如此稱呼，如果一定要用“説唱文學”這類現代術語去取代“變文”，那將會失去很多很多的東西。因爲“變文”這個名稱的後面包含着十分豐富的内容，它是某一歷史時期的某些樣式、某些題材的説唱文學作品，當我們説“敦煌變文”的時候，實際上也包含了這些通俗文學作品由失傳到重新發現的歷史機緣在内。“變文”這一名稱所藴含的這些獨特的歷史“韻味兒”是不可替代的，是“説唱文學”這類通用名詞無論如何也無法傳達的。
也許有人會説，又是廣義的“變文”，又是狹義的“變文”，難道不會引起混淆嗎？我回答説：不會的。由於許多學者的出色研究，現在大家已經明確，廣義的“變文”其實包含了若干種不同的説唱文學樣式，其中就有狹義的“變文”在内，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使用廣義的“變文”概念，界限是清楚的。正如“傳奇”既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説的名稱，也可以用來稱呼宋元戲文、明清戲曲等等；“元曲”既包括了元人雜劇，也包括了元人散曲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學樣式在内，但這並没有引起混淆，因爲人們對於“傳奇”和“元曲”在不同場合的不同内涵是清楚的。同樣，在不同場合分别使用廣義的“變文”概念和狹義的“變文”概念，並不會引起混淆，道理是一樣的。
由於變文的原卷分散在世界各地，早期的研究者所能利用的資料是有限的。一九五七年由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等六位先生編校的《敦煌變文集》問世，根據一百八十七個寫本校定成七十八種，此書一出，極大地方便了各國學者，受到普遍推崇，很快在國際學術界確立了崇高的地位。一九八三年潘重規先生編著的《敦煌變文集新書》在臺北出版，《新書》包括了《敦煌變文集》的全部内容，同時補充了《變文集》未收的蘇聯、日本、臺北等地所藏的變文八種，重新調整編排了篇目次序，對於《變文集》在迻録過程中産生的種種錯誤，對照原卷實物一一加以糾正。因此，《新書》可以説是第二代的變文集，“後出轉精”的贊譽當之無愧。當然，新的敦煌變文還在陸續發現和刊布（例如一九八四年蘇聯孟列夫教授又公布了兩種《妙法蓮華經講經文》），對於變文原文真貌的探討也在不斷深入之中。
當年王重民等六位先生在《敦煌變文集叙例》中説：
我們整理敦煌變文的計劃和步驟，擬從下面三個方面進行：
一、校印本 把敦煌所出變文和與變文有關的資料，迻録校勘，排印成爲一個最完備的彙編本，供研究和閲讀古典文學的人使用。
二、選注本 從校印本内選出最優秀的作品，加上簡明的注解，供一般讀者使用。
三、影印本 將可能找到的原卷或照片，用珂羅版影印，以保存原形，供專門研究的人使用。
可惜由於當時的外界形勢，六位先生只完成了校印本（即《敦煌變文集》）一種。現在，他們中的王重民和向達兩位先生已歸道山，然而他們弘揚學術的不朽業績和設計藍圖，却鼓舞着我們去繼續完成由他們開始的事業。這本《敦煌變文選注》，可以説就是遵照六位先生關於“選注本”的設想而寫作的。不過它的對象不限於一般的閲讀者，也包括專門的研究者。因爲“變文”畢竟是一種很特殊的古代作品，素有“難讀”之稱。今天閲讀敦煌變文，存在着三個主要的障礙：一是原卷文字錯譌滿紙，夾雜着許多俗字别字，有時達到“難以卒讀”的地步。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口語詞彙，這在當時雖然是一聽就懂，今天的讀者却感到索解爲難。三是其中有許多描寫佛教題材和表現佛教思想的作品，由於時代的變遷，今天的讀者就十分隔膜了。本書的寫作，就是爲了幫助變文讀者克服上述三個障礙，希望能給研究者提供方便，並有助於更多的一般讀者接受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産。
下面是關於本書選注工作的幾點説明。
一、本書選入敦煌變文二十七篇，包括了變文中思想和藝術比較傑出的名篇，也兼顧了不同體裁和不同題材的各類作品，希望手此一編，精華在握。個别優秀作品（如《唐太宗入冥記》）由於殘闕頗甚，暫時割愛。
二、本書爲了減少校記數量，以免一般讀者昏睡耳目，故不以原卷爲底本，而以《敦煌變文集》爲底本（《雙恩記》一篇《變文集》未收，則以《敦煌變文集新書》爲底本）。《變文集》已由王重民等六位先生對原卷進行了輪校，本書對他們的校勘成果盡量加以吸收，凡《變文集》（或《新書》）原校可取者，徑據以改正原文，不再出校。本書只對《變文集》（或《新書》）漏校或誤校之處加以補充或改正，補充漏校之處，一般都加校記説明，改正誤校之處，則一般不再説明。校勘的主要符號有：
缺字以□表示，不能確定字數的以
表示。
缺字能够補足時，所補之字加〔 〕號括之。
錯字和别字可以改正的，以（ ）號注明正字於原文之下。某些通假字亦采用别字例用（ ）號注明本字，以便讀者。
衍文一般徑從原文中删去，而在校記中説明。
《變文集》（或《新書》）分段或斷句不妥之處，徑加改正，不再出校説明。
三、本書篇目排列仍依《變文集》的次序，選自《敦煌變文集新書》的《雙恩記》則排在全書的最後。
四、《敦煌變文集》出版三十多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該書的校勘提出商榷補正意見，專著有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潘重規先生的《敦煌變文集新書》，此外徐震堮、劉堅、陳治文、郭在貽、袁賓、張金泉、江藍生、李正宇、劉凱鳴、劉瑞明、楊雄、張涌泉、黄征等許多先生也有論文涉及，本書在寫作時曾參考他們的意見，並有選擇地吸取，文中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併深表謝意。
作者在向出版社交稿前夕，收到潘重規先生從海峽彼岸爲本書題寫的書名，翹首遠天，遥致謝忱。
項 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
以上是一九九〇年由巴蜀書社出版的《敦煌變文選注》（本書上編）的前言。該書出版後，得到學術界的好評，海内外著名學者吕叔湘、潘重規、入矢義高等相繼發表書評，加以推許。日本學者佐藤晴彦在書評中還期望該書繼續出版二集、三集。這些都給我以很大的鼓勵，但是我很快便轉向了别的研究課題，繼續爲變文作注的事便擱下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敦煌變文研究”，這才舊事重提，寫作了《敦煌變文選注》的二集，作爲該項目的成果之一，準備單獨出版。二〇〇一年中華書局總經理宋一夫先生和編輯室主任顧青等幾位編輯到成都調查研究，其間曾光臨寒舍，暢談之餘，提到了這部書稿，中華書局方面樂意接受出版。此後與顧青先生及本書責任編輯俞國林先生商討，決定將原《敦煌變文選注》和這部新注書稿合併爲《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原《選注》作爲上編，新稿作爲下編，一併出版。利用這個機會，我也對原《選注》作了一些修訂。下面是關於本書下編選注工作的説明。
一、下編從上編未曾收入的變文中再精選十七篇，詳加注釋。選收的標準仍然是内容與形式的結合較爲完美、同時兼顧了不同體裁和題材的各類作品。
二、下編爲了減少校記數量，以免一般讀者昏睡耳目，故不以原卷爲底本，而以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爲底本，篇目排列的次序也以《新書》爲準。《新書》包括了《敦煌變文集》的全部内容，同時又糾正了《變文集》的大量錯誤，增加了許多新的内容。《新書》原校可取者，徑據以改正原文，不再出校。本書只對《新書》漏校或誤校之處加以補充和改正。補充漏校之處，一般都加校記説明；改正誤校之處，則一般不再説明。校勘使用的符號與上編相同。
三、下編本來是作爲《敦煌變文選注》的二集，準備單獨出版，現在與《敦煌變文選注》合併爲《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在成爲一個新的整體的同時，上編與下編也保持了各自相對的獨立性，這是需要請讀者見諒的。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參加由饒宗頤先生主持的香港國際敦煌學術會議，見到了景仰已久的潘重規先生，敬畏之餘，不敢貿然上前攀談。當晚在房間聽到敲門之聲，竟然是潘先生屈尊造訪，令我受寵若驚。促膝交談之後，潘先生送給我一抱他隨身帶來的著作，其中就有《敦煌變文集新書》的下册，並解釋説上册待返臺後補寄。那時我剛開始寫作《敦煌變文選注》，采用的底本是《敦煌變文集》。待到拜讀《新書》之後，我感到改用《新書》作底本更爲合適，立即寫信徵求潘老的同意。當時海峽兩岸還處於隔絶狀態，不能直接通郵。我收到潘老允諾的回信已是第二年了，《選注》已完成太半，無法改弦更張，只有《變文集》未收的《雙恩記》一篇采用《新書》作底本，内心不免感到遺憾。因此下編全部采用《新書》作底本，是我多年的願望。在此我遥祝潘老健康長壽，同時本書的封面仍采用潘老爲《敦煌變文選注》題署的書名，以表紀念。
四、在《敦煌變文選注》的前言中，我曾寫道：“《敦煌變文集》出版三十多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該書的校勘提出商榷補正意見，專著有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潘重規先生的《敦煌變文集新書》，此外徐震堮、劉堅、陳治文、郭在貽、袁賓、張金泉、江藍生、李正宇、劉凱鳴、劉瑞明、楊雄、張涌泉、黄征等許多先生也有論文涉及，本書在寫作時曾參考他們的意見，並有選擇地吸取，文中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併深表謝意。”在本書下編的寫作過程中，張涌泉、黄征的《敦煌變文校注》也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是博采百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注釋豐贍，尤其重在校勘方面，與本書的側重點不盡相同，作者也曾參考，在此也表謝意。同時我還要向爲本書的出版付出許多心血的顧青先生、俞國林先生表示由衷感謝。
項 楚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日
(1) 《中國俗文學史》第六章《變文》。
(2) 《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其類型初探》，載《敦煌學輯刊》第二集。
(3) 《唐代變文及其他》，載《敦煌文學作品選》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4) 《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其類型初探》，載《敦煌學輯刊》第二集。
(5) 《唐代變文及其他》，載《敦煌文學作品選》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6) 《敦煌變文研究》，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二輯。
(7) 《敦煌變文集新書後記》，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一九八四年一月出版。
(8) 《敦煌變文新論》，載《幼獅月刊》四九卷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