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隐逸之风
元人的隐逸之风，不仅影响元代的诗歌，也影响元代的诗论，它直接影响人们对诗歌特质与诗歌功用的认识。
元代隐逸风气盛行，是20世纪的研究者反复说过的话题。文学研究者论证了“宋末元初知识分子中隐逸之风的普遍”[1]。研究美术史的人也说：“隐逸之风，在元代是空前的。”[2]的确如此。赵孟頫《寄鲜于伯机》诗说：“廊庙不乏才，江湖多隐沦。”[3]以诗歌的方式揭示了元代多隐士的事实。元代隐逸之士，不仅数量超过往古，其隐逸原因和隐居方式，也前所未有地多样：有遗民为隐士者，有求仕不成而隐者，有无意于仕宦而隐者。隐居教授，隐于田园，隐于山林，隐于释老，隐于市井，隐于书画。不过，20世纪的研究者强调元代文人与政权的对立与疏离，以隐逸作为消极对抗，是元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似乎元代的读书人大多都隐居去了。这其中存在着一些想象成分。元代隐逸之风确实很盛，但远没有达到如此程度。元代的隐逸之风，在一定程度上被研究者夸大了。
元代隐逸之风的确盛行，但更盛行的是元代文人中普遍具有的隐逸意识：身居高位的朝臣，口头笔下却都是“隐”。如蒙古政权中第一文人耶律楚材，从他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起，就没离开过蒙古大汗。但翻开他的《湛然居士文集》，到处可见对家山旧隐处的怀念，充满了归隐的渴望和不能归隐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