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本人认识到了他的“不妥协”，而且也为他的“不妥协”辩护，但他认为自己仅在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在科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我有明确的界线。在科学中，妥协是对科学的背叛。在政治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在战后的奥地利，我是经济学的良心”。
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经济学家与社会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画一幅肖像。这样一幅画必然主要是由线条与色彩的涂抹构成，它们代表米塞斯的思想，并且说明他的这些思想是如何不同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物的思想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此进行叙述和说明。但是，一幅画不仅包括线条与色彩，还包括它们所依附的画布。除非我们对米塞斯做出知识贡献的人文与历史背景做一个大致的交代，否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学者的米塞斯，他的故事将难以被人们理解。本章将对人文与历史背景做一个简要的交代，我们的叙述将是简明扼要的，不仅是因为篇幅有限，也是因为米塞斯生活的很多细节对于理解米塞斯的思想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些对写一个全传来说是有意思的。
这一章谈及的只是他生平（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较为重要的事件，这些对于人们理解米塞斯经济与社会思想发展的一致性与他思想的可理解性似乎是有必要的。
维也纳：早期的时光
1881年9月29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名叫利姆博格的城市。他的母亲名为阿黛尔·冯·米塞斯（Adele von Mises）。他的父亲名为亚瑟·埃德勒·冯·米塞斯（Arthur Edler von Mises），是政府铁路部门的一名建筑工程师，46岁时，他在一次胆囊手术之后去世，那时米塞斯还是一个22岁的大学生（路德维希唯一长到成年的兄弟姐妹是他的弟弟理查德，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哈佛教授和概率论理论家）。虽然他出生的地方距帝国首都有几百里远，但是米塞斯一生中有大约40年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从11岁开始，他在维也纳参加了8年的“学术训练营”（Academic Gymnasium），在这之后，他成为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系”的一名学生。除了有一年他因为服兵役而中断学业外（在兵役结束时，他收到了任命他在炮兵预备役部队做陆军中尉的通知），米塞斯在大学度过了5年，期间在司法研究、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史等领域获得了极高的荣誉，1906年，他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影响米塞斯大部分经济学工作的那些老师们的头脑直接或间接地被德国历史学派（关于这个学派，在下面的章节中做进一步的说明）的思想所占据。在米塞斯获得博士学位时，他已经发表了几篇有关历史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作品。然而，米塞斯在那时已经开始反对这个学派关于方法论和意理上（ideological）的信条，也许其中的部分原因是1903年年末他读了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的结果—他后来指出，这个经历使他成为一名经济学家（NR，33）。很明显，米塞斯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才受到庞巴维克强烈的个人影响（庞巴维克从奥匈帝国财政部长这一显赫的职位退下来之后，自1905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举办著名的私人研讨班）。连续几年，米塞斯都参加了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直到1913年，他成为一名（不领薪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被允许在大学授课。正是在这个时期，沿着门格尔（米塞斯与他有大量的私人研讨）与庞巴维克开辟的路线，米塞斯对经济学有了系统的理解。他的经济学知识逐步积累，到了1912年取得了突破，建立了他自己的货币理论。这本书奠定了米塞斯作为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家的地位，并且为他以后来获得“奥地利学派”一个主要倡导者的声名打下了基础。
有几年米塞斯参与了多种职业性的经济活动，在这之后的1909年，米塞斯在“奥地利商会”（一个半官方组织，它直接关注的是国家商业与产业方面的政策）中获得了一个职位。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工作，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使他直接卷入到那个年代有争议的公共事务中，也使他接触到了很多奥地利政治、工业与金融界的领导人物。米塞斯从一开始就把学术研究、大学教学以及一名处在激烈的政治和政策问题争论漩涡中的公共经济政策专家的实际工作结合在了一起，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因此得到了发展。
奥地利（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学术状况将在下一章中予以概述。要认识米塞斯早期在货币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与当时的公共政策问题（在20世纪初恶性通胀的年头，这些公共政策问题的严重性达到了危急关头）之间明显的相关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这里我们简短地指明这么一个事实，即米塞斯早期作为博士生、大学讲师和公共政策经济学家的年代是一个社会政治动荡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的中心，古老而庄严的帝王城市维也纳尽管仍然庞大但却正走向衰落，她正被战后的氛围笼罩，在这个氛围中，整个新经济与政治都处于史无前例的动荡之中。
米塞斯本人在晚年写过关于欧洲大陆在世纪交替时政治与思想潮流的文章。毫无疑问，他所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青年时代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印象，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他建立了他毕生的信念。米塞斯把在社会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德国知识分子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先由门格尔领导，其后由庞巴维克领导）之间的激烈争辩，看作是具有远远超越经济理论的原理与方法本身的重要事件。米塞斯写道，大多数的德国教授多多少少都在他们的作品与讲课中热切地为帝国政府的政策做宣传：权威–保守主义、社会政治主义、保护主义、大军事主义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等等（HSAS，23f）。米塞斯把门格尔学派视为自由主义的守卫者，是使自由与文明免遭国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威胁的最后的思想之源。根据他的观察，在即将进入20世纪的第33个年头时，米塞斯认为，从历史学派的作品到纳粹主义，从施穆勒对霍亨索伦王朝的选民与国王的吹捧到宋巴特把阿道夫·希特勒称为“圣徒”，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在一篇写于几十年前（1940年）的回忆录中，米塞斯把20世纪的战乱（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要为之负责）追溯至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说。他说门格尔（明显是在世纪交替之前）预计到欧洲统治者追求的政策将会“导致可怕的战争，而战争将以恐怖的革命结束，与之相伴的是欧洲文明的毁灭，各国财富的破坏殆尽”（NR，35）。正是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思想氛围中，米塞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也明确了下来。
米塞斯本人经历了困苦的战争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一名陆军中尉，他在前线喀尔巴阡地区表现积极，但是1917年，在他得了一次伤寒之后，被召回维也纳，在“战争署”（Department of War）的经济部工作（MYWM，25f）。正是这一职位上的工作，加上那些在他看来必然会导致战争的政治混乱的回忆，导致他1919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民族、国家与经济》（这本书多年后由Leland Yeager教授翻译成英文）。米塞斯后来描述这部作品是“一本有政治意图的科学著作，它试图淡化当时还没有专门术语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德国与奥地利公众的影响，并且建议用民主–自由政策来重新改造当时的社会”（NR，66）。该书的风格体现了在米塞斯一生中所有作品的共同特征—激情。他认为，如果要创造一个文明社会并且保留它的话，他自己科学工作的结果对实际的政策有巨大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
在战争结束的那几年，米塞斯作为一个维也纳知识分子，他已经颇有声望。在这几年中，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使他在20世纪的维也纳变得引人注目。他1919年的书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是他1922年的著作Die Gemeinwirtschaft（1936年该书英文版名称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后文称《社会主义》）却把米塞斯直接置于公众争论的风口浪尖上，这本书不仅与战后奥地利强大的政治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不一致，而且与当时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所持的普遍好感态度也不一致。在对他1920年那篇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纯经济学论文）进行扩充的基础上，米塞斯在书中不仅阐述了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能性的评论，而且从一般意义上对社会主义做了大量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分析。这一工作使得米塞斯成为那些把米塞斯的自由社会（自由市场）理想看作是一种陈旧（old-fashioned）思想的人的大敌，这些人认为米塞斯的理想有逆于进步的潮流，而且在20世纪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声名狼藉。
与此同时，在战后那几年混乱的日子里，米塞斯在商会的职责迅速扩大，他直接参与了当时关键的政治与政策问题。尽管在表面上他只是商会的一名职员，而实际上米塞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用米塞斯自己的话说（写于大约20年后）：“在商会中，我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位置’……我的‘位置’比任何一个不在某个大政党中担任负责人的奥地利人的‘位置’都重要……我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NR，73f）。在他的回忆中，米塞斯讲述了他是如何劝告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阻止他于1918—1919年间在维也纳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NR，18f）。但是，米塞斯的成功是极为有限的，“在几个朋友的支持下，我进行了毫无希望的抗争。我所实现的，只是延迟了灾祸的降临，维也纳没有在1918—1919年冬天期间被布尔什维克主义占领，工业部门与银行体系的崩溃没有发生在1921年而是1931年，这些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努力的结果”（NR，74）。
正是在战后早期的这几年中，米塞斯获得了“固执”“不妥协”的名声，这些性格特征后来被友善的观察者解释为是米塞斯坚定、清白以及思想（与政治）勇气的体现。米塞斯本人认识到了他的“不妥协”，而且也为他的“不妥协”辩护，但他认为自己仅在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在科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我有明确的界线。在科学中，妥协是对科学的背叛。在政治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在战后的奥地利，我是经济学的良心”（NR，75）。
在某种程度上，米塞斯有能力用他货币经济学专家的威望，帮助奥地利在20世纪初免受灾难性通胀的威胁。“如果不是我们强烈地呼吁反对连续的赤字与通胀政策，1922年年初5先令的价值将会降至1892年同等黄金价值的百万分之一或十亿分之一……这个巨大的灾难被避免了……奥地利的货币没有像德国货币那样在1923年崩溃……然而，有很多年，这个国家都因遭受连续通胀而承受其破坏性结局的痛苦。”
回顾米塞斯在20年代初这几年的活动，他在参与了激烈的政治与政策活动的同时，却仍然能找出时间，耐心而平静地撰写学术著作，这看上去的确非同寻常。而且这几年米塞斯还通过授课或举办大学讲座，保持了与大学的联系。另外，他还领导他自己著名的私人研讨班，这个私人研讨班每两周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办一次（关于这个研讨班，我们将在第二章再次提及，它吸引了维也纳一些最出色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包括F．A．哈耶克、G．哈伯勒，F．马赫卢普，E．沃格林，阿尔弗雷德·舒茨和费利克斯·考夫曼）。至少是在他的这些朋友眼中，他们把米塞斯看作那个年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MYWM，22），我们无须为此感到奇怪。
实际情况是，尽管米塞斯倾向于在大学获得一个终生教授的职位，如果有这个职位，他就可以专心地从事研究与教学了，然而，这样的机会一直与他无缘。米塞斯在1913年成为大学编外讲师，1918年获得副教授的头衔，然而他却从未获得终生教授的教席。哈耶克告诉我们，米塞斯指责这是因为他们“反犹太族”；然而，在米塞斯本人的回忆中，他从未为这一事件做出过这样的解释。相反，米塞斯写到自己“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作为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德语国家的大学中我将会一直被拒在‘终生教授’的大门之外”（NR，93）。“大学教授的席位对我关闭是因为大学寻求的是‘干预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NR，73）。米塞斯的一位维也纳学生—费利克斯·考夫曼博士指出，米塞斯那些年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这种敌意明显地构成了他从没有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终生教授的原因，尽管凭借他的科学与学术地位，他完全有资格担当。如果不考虑对他的敌意态度，这种事实会很难理解”（MYWM，2nd，202）。米塞斯在大学的影响是有限的，特别是由于他受到了汉斯·梅耶（他早些时候接替了他的老师维塞尔，占据了终生教授席位）的敌视，至少在米塞斯的回忆录中，这个人是“满脑子搞阴谋诡计反对他”。
1925年年末，米塞斯第一次与玛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Sereny-Herzfeld）相遇（她也是13年后与米塞斯结婚的人）。在他们相遇之前，她守寡已有几年，更早些时候，她是德国一名成功的女演员，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她出版的关于她与米塞斯共同生活的回忆录中，玛吉特·冯·米塞斯收录了几封米塞斯在他们相遇后写给她的信。很明显，米塞斯已坠入爱河，事实上他曾在1926年向她求婚。米塞斯女士说，在他们订婚后不久，米塞斯“变得惧怕起婚姻来，他担心两人结合后，小孩的出现会给平静的家庭带去变化，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将使他的工作分心”。“路考虑到他给自己设定的责任，他觉得有艰巨的工作在他前面等着他去做，他有很多东西要写。”他面临着“一方面是他的工作及他对自己的思想信仰所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他的感情与爱”（MYWM，27）的抉择。
在日内瓦的岁月
在玛吉特·冯·米塞斯的回忆录中［她写这个回忆录是为了“揭示一个真实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伟大的老师—但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需要很多爱与感情”（MYWM，7）］，玛吉特极富感染力地描述了在维也纳的紧张岁月。在1931年前后的那段日子里，由于信贷体系几近崩溃而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及其结果米塞斯已经预计到）。她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使我们能了解米塞斯的人格与个性。这是动荡的年代，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的上台对奥地利的独立构成致命的威胁。米塞斯完全意识到，纳粹最终占领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他完全知道这一危险对他自己的安全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就在1938年德国军队进入维也纳的那个晚上，他们就侵入了米塞斯曾经与他的母亲一起住过的公寓，用38个箱子装走了他的图书、作品与文件（MYWM，35）。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意识”部分地解释了1934年当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研究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请他成为教员时，他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的原因。1934年10月，他离开奥地利去日内瓦，他一生（也是他职业生涯）中主要的一章（或几章）结束了，但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根据各种流行的说法，米塞斯在“学院”（如他经常这样称呼它）的6年时光给他带来满足与平静。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自由，在维也纳我无法摆脱各种政治任务的纠缠……我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去了”（NR，137）。在《人的行动》（1949年）一书的序言中，米塞斯描写到“在那个地方有宁静祥和的学习氛围”，正是在这种气氛下，他能够写重要的经济学论文。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用玛吉特·冯·米塞斯对他的评价即是“（他）从没有像在日内瓦那样幸福过”（MYWM，54）。
正是在日内瓦，1938年，在米塞斯向她求婚之后的第12个年头，米塞斯与玛吉特·丝瑞尼–赫兹菲尔德（Margit Sereny-Herzfeld）结婚。证婚人是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著名的国际法律权威以及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这位被他的朋友视为“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的典型，在多年的犹豫徘徊后，终于结婚了。如果说他的第一个57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独的，那么在他的后35年，他日益依赖于玛吉特给予他的关爱。假如说他早期的犹豫是他因为担心婚姻会妨碍他的科学工作，那么很明显，他后来的工作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玛吉特坚定的信赖、不懈的鼓励和持续的关爱，玛吉特给予的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1973年他去世的那一天。实际上，在米塞斯去世后，玛吉特女士把她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米塞斯著作（以及他们两个人的自传）的出版。玛吉特写道，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她清楚，一个成功的婚姻要求“她丈夫的工作应该比任何她所能做的事情都更重要”（MYWM，45）。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米塞斯的余生及他生命中的其他方面。
米塞斯的品格与个性
在玛吉特·冯·米塞斯的回忆录中，她向我们讲述的，也许算不上是对她丈夫与他们婚姻毫无偏倚的描述，但至少她对米塞斯的品格与个性做了细致和极为坦率的说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情感，但是在玛吉特看来，他的爱太强大了（MYWM，44）。他的敬业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日内瓦，他滑倒了摔在冰上，受了重伤。尽管伤痛难忍（后来的X光片表明是骨折），但他还是继续授课，指导后面的讨论（MYWM，53f）。然而，在他们婚姻的早期（以及在维也纳的那段日子里），玛吉特透露，米塞斯的脾气很暴躁。“他的火气会一下子上来，大多数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小的、无足轻重的事情。他的情绪会失控……当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时，我真是害怕得要死”。渐渐地，她写道，这种“可怕的发作”事实上是“沮丧的标志”，隐藏着“不满意”，是“热切渴望关爱的标志”。在他们结婚之后，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几年后完全消失了（MYWM，44）。但是，米塞斯与他以前在维也纳时期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再次证明了他的脾气引发了人们的惊恐。哈耶克谈到“米塞斯非常不喜欢被自己的学生批评，他对马赫卢普和哈伯勒都发过火，因为他们都批评过他”。玛吉特谈了一个小插曲，在1965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马赫卢普惹他老师生气的事。马赫卢普自己也发了点脾气，结果是“有好几年，米塞斯都拒绝与我说话”。玛吉特建议路德维希要宽容，要争取恢复“早几年前的融洽气氛”（MYWM，146），但马赫卢普还是“避免与米塞斯讨论任何货币政策相关的问题，或他在场的时候讨论这些问题”。要指出的是，在其后的岁月里，同样地，还是这几个学生（特别是马赫卢普、哈伯勒，当然还有哈耶克），他们都坚定地表达了对米塞斯不同寻常的忠诚及对他健康状况的关切—尽管米塞斯曾经对他们有过怨恨。
尽管他的学生对他忠诚，但人们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个人印象却有巨大的分歧。他在学说上的坚定立场招致了那些把他看作是固执已见的、极端的和缺少同情心的人对他的敌视。如马赫卢普在米塞斯去世几年后说，“难怪……那些干预主义者、货币扩张论者、社会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及劳工党成员都不喜欢米塞斯，甚至是憎恨他”。但是，准确地说，那些支持他那些立场的人把他看作是极可亲近的人，也正是因为米塞斯坚定的学说立场，有一位他的敬仰者这样写道：“凭借不懈的热情，勇气和坚定的信仰，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谬误理论与谎言（它们被用来证明我们多数的新制度具有正当性）的谴责。”然而，除了他的学说立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学术追求上的“固执已见”和“激情”（以及玛吉特·冯·米塞斯向我们描述过的他的暴躁脾气）都给那些不仅拒绝他的学说，而且拒绝米塞斯本人的人提供了借口，但是他的敬仰者看到的只是“他的优雅的姿态、他的欧式风度……他的和善和对研究生的理解”。他们赞叹他“考察了广泛的历史文化，由于他的考察有人文的形式以及这个星球上少见的奥地利智慧，因而其价值不仅生动鲜活而且光彩夺目”。
在纽约的第一年
米塞斯在日内瓦幸福而又平静的生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很快被打破。尽管瑞士是一个中立国，但是也不能为米塞斯提供安全保障，德国军队占领了欧洲大陆，而他上了纳粹的黑名单。当法国于1940年6月沦陷时，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他妻子坚持要求移民美国的建议（MYWM，54）。在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米塞斯有点含糊其辞地写道，他离开学院“是因为他不能再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把他的存在看作是对其国家政治的妨碍和安全的威胁”（MYWM，55）。在玛吉特·冯·米塞斯回忆录中名为“逃离欧洲”的这一章中，她为我们描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长达一个月的旅程—部分旅途险象环生—路德维希与她离开日内瓦，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最后是轮船，经过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直到1940年8月2日才抵达美国。
他们的人身安全现在有了保证，但是这次迁移对米塞斯的职业发展来说却是一次倒退。他放弃了在有影响力的高等研究院中的高薪职位，离开了无论在学术圈还是政治圈都已声名远播的那块大陆，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他基本上不为人所知，况且他已经年近60岁，对语言也不完全熟悉—他想恢复他学术上的成功，但显然这看起来希望渺茫。虽然米塞斯进入美国拿的是“非配额签证”（non-quota visa）（这个签证的颁发是基于一个仓促安排的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给他提供了为期6个月的“讲师与研究副教授”位置），但是他不能确定的是，这个位置是否将会为他提供一个永久的机会（MYWM，44）。但不管怎样，在他到达纽约后不久，他“不打算去伯克利。他觉得纽约才是美国的文化中心，他想呆的地方正是这里”（MYWM，64）。但事实上，在美国的第一年他在学术与资金等方面都困难重重。米塞斯几个从欧洲过来的朋友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几个他以前的学生（包括阿尔弗雷德·舒茨与F．马赫卢普）尽他们的力量为他们以前的导师寻找合适的学术职位，但是他们一无所获。米塞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讲师，但是没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对他发出认真的邀请。直到1945年，他才在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研究生院获得“访问教授”的资格，这所学校当时羽翼未丰，算不上一流大学。
显然，米塞斯并不被美国经济学界欢迎，原因除了他的年纪之外，还有他不入时的政治与经济学方法论立场。如果人们告诉你，米塞斯在他到达美国之后，陷入到痛苦与贫困潦倒的萎靡状态中，仅仅依靠回忆过去的辉煌来提一下神，我们不会觉得奇怪。然而，由于他的乐观、坚定以及个人的与知识上的勇气，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当玛吉特·冯·米塞斯声称，从1943年开始的25个年头“是米塞斯一生中最多产也是最有创造性的时期”（MYWM，89），我们可能会有点吃惊。但是，的确如此，在这个时期，米塞斯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用英语出版了相当多的著作和论文，与一群忠实的美国支持者新建了友谊。他还培养了一批美国学术门徒，几十年后，这些人成功地将他的思想传播给一群在整个经济学界中至少称得上是“重要的少数派”的人士。对路德维希与玛吉特而言，从抵达纽约直到赴纽约大学任教的这几年都是“调整”之年。用玛吉特的话说，米塞斯“丢了他的工作、他的书以及他的收入”，玛吉特写道，他的精神状态处于低点（MYWM，63）。只要读一下他的回忆录（他在抵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月写的），我们不仅可以肯定这一点，而且也会留意到，他对早期的学术和政治敌人，流露出了某种厌倦。然而，这种反感一点儿也没有阻碍米塞斯挑战新的环境。根据他妻子对这几年的回忆，米塞斯积极地融入到在纽约的生活，他结交新的朋友，和他的欧洲老熟人、同事及学生保持往来。纽约曼哈顿西区是米塞斯喜欢居住的地方，那里距剧院区和纽约公共图书馆都很近，这对米塞斯来说颇为重要。1940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一笔款项，支持米塞斯的工作，这种资助关系延续至1945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米塞斯的生计。
米塞斯的美国朋友和仰慕者尽管还少，但数量却在增长，这部分地归功于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和劳伦斯·费尔蒂希（Lawrence Fertig）。黑兹利特是一个著名的财经记者，纽约《时代》杂志的财经编辑。米塞斯于1936年英文版《社会主义》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促使他与当时还在日内瓦的米塞斯建立了联系，在米塞斯今后的日子里，他对米塞斯的支持从没有间断。黑兹利特安排米塞斯为《时代》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写于1942—1943年间的论文引起了“国家制造业协会”（NAM）主要官员的注意，其结果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给米塞斯安排了一系列任务。劳伦斯·费尔蒂希在《世界电报》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每周经济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以及当他在电视镜头中经常露面时），他经常提到米塞斯和他的思想。另外，从1952年开始，费尔蒂希有好多年都是“纽约大学受托委员会”的成员（MYWM，148）。玛吉特·冯·米塞斯在提及黑兹利特与费尔蒂希时说，“他们立即认识到路不是一个对私利感兴趣的人。因此，他们都帮助路做他所不能做的事情。他们相信，路已经不必再为生计问题犯愁了”（MYWM，90）。
也许正是由于和NAM之间的联系，米塞斯于1943年与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当时洛杉矶商会的总经理有了来往。米塞斯坚信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是危险的，这一信念给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5年，在一些有影响力和有远见的富有商人的帮助下，里德建立了“欧文顿”（Irvington）—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EE）。基金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政治。里德与他的同事希望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传播给美国公众。在这个基金会建立后不久，里德就使米塞斯成为FEE的一名定期成员。与FEE的关系，是米塞斯此后几十年工作中比较满意和愉快的部分。到1946年年末，在这个新国家中，米塞斯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在职业方面都得到了巩固。这一年，他成为美国公民—这是他极为珍视的一件事（MYWM，70）。从1942年起，他与玛吉特在纽约西岸拥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他在家里做研究时可以看到哈得森河的风景。他的个人藏书也从日内瓦搬了过来。他在纽约大学有一个访问教授的教席，在FEE也有一个职位。这两个职位使他能保持他的教学与写作活动。最重要的也许是，到1946年时，他已经开始忙于他的鸿篇巨著《人的行动》的写作，该书是对他1940年在日内瓦时就已经出版的《国民经济学》一书英文版的扩充与重写。
1945—1973年
《人的行动》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米塞斯一生经济学贡献的结晶。米塞斯关于经济学、经济学方法、市场过程、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以及比较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干预主义）等的原创性思想，在这本长达889页的巨著中都有系统的论述。但是，这本书也包括了米塞斯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理解”（economic understanding）对于人类社会保留自由与文明是至关重要的。这本著作的规模和内在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不会被人们忽视，尽管书中的观点不流行也不入时，但是对那些重视米塞斯并热切地维护自由市场的人来说，这本著作具有某种“宣言”的性质。用更为通俗的话说，这本著作确立了米塞斯在战后经济学界和美国社会思想界的地位。
实际情况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界的变化、米塞斯移居到了美国以及他本人努力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开始职业生涯等原因，米塞斯在美国的社会讨论中开始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也慢慢地使他的形象发生细微的变化。当他在日内瓦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他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米塞斯主要被看作是一个搞学术的经济学家，他的科学贡献已被人们认识，尽管对社会政策而言他的贡献还有争议。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出版了《人的行动》之后，米塞斯几乎完全被美国经济学界忽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爆炸式增长为特征）—更不必说经济学思想的变化了—使米塞斯的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家眼里显得完全老式和过时，这不仅包括他的学说还包括他的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会说明，经济学界没有能够理解米塞斯阐述的经济学，这是不幸）。米塞斯的那些朋友和仰慕者，虽然他们被米塞斯的洞见和思想吸引，但是他们大多不是学术圈中的人士，而是商人、律师、医生或在其他领域工作的人。
在他纽约大学的课堂和研讨班上，几年来米塞斯只吸引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学生，他们都打算追随米塞斯“科学的经济理论”（尽管从长远看，那些学生对20世纪后期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在外人看来，50年代的米塞斯不仅是一个来自较早时代的人物，也是一个思想上偏见守旧、迎合工商业者现实利益的人物。在经济学这个“大家庭”中，米塞斯的著作不流行也不入时，他似乎的确加深了人们这么一个印象：他不知不觉地已经改变了他工作的性质，从贡献于经济科学，转向在意识形态上为资本主义辩护。尽管米塞斯的一些仰慕者极力地替他的工作辩护，但是他们采取的是非批判的态度（uncritical manner），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此外，至少有一些米塞斯的支持者可能确实是把米塞斯更多地看作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社会思想家，而不是作为纯经济学的奥地利传统的继承者。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奥地利经济学”这个词，对许多米塞斯的支持者来说，它的“主观主义”及“纯经济学中的门格尔传统”这样的含义，已经不如“支持采取自由放任的公共政策的经济主张”那么重要了。
无论他是否意识到抑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现在给人的印象，米塞斯继续安心地上他的课，主持他的研讨班，写他的书，仿佛他仍然是日内瓦“学院”中那个受人尊敬的院士。虽然，他毫不怀疑，对于维系一个自由、繁荣与文明的社会而言，他的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公共政策方面），但是，米塞斯坚信，他致力的是“价值中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个词）的经济科学。他热心地鼓励少数与他比较接近的学生，指引他们的学术道路，支持他们发扬奥地利经济学的纯粹思想传统。
米塞斯的仰慕者以及参与他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听众，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把米塞斯对“美国自由主义”（一种“干预主义”的理念）的攻击看作是使自己加入到他们当中并成为他们中一员的举动。米塞斯的其他仰慕者是一些主张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把米塞斯对政府的无情批判，看作他们的思想基础。他的敬仰者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有点令人不安，但米塞斯异常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米塞斯拒绝无政府主义，也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保守主义，即在它能为他自己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念提供支持时，才会接受它。米塞斯在每周举办的纽约大学研讨班上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在那里他不仅有正式登记的学生（作为他们完成会计、市场营销、管理或金融等硕士学位课程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大学的学生，他们没有登记但常来参与他的研讨班。尽管参与这个研讨班的人，其名气不及米塞斯20年代在维也纳举办的私人研讨班时的那些经济学家，但是米塞斯对20世纪末奥地利经济学复兴的影响，正是发轫于这个研讨班。罗斯巴德、汉斯·森霍兹（Hans Sennholz）、乔治·瑞斯曼（George Reisman），以及本书的作者，都一度是这个研讨班的成员。珀西·格瑞夫（Percy Greave），贝蒂娜·碧恩（Bettina Bien）（后来名为碧恩–格瑞夫），这些人后来积极地投身于米塞斯重要著作的翻译、编辑和出版，多年来他们也是这个研讨班的常客（还有其他一些人）。然而，即使是在纽约大学，作为一位世界知名的资深学者，在学术上他并没有得到同事应有的尊敬。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在某些时候使人尴尬，有时学生从他的课堂上逃离。
1956年，为庆祝米塞斯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一本由玛丽·森霍兹（Mary Sennholz）编辑的论文集出版了。这本书很好地反映了米塞斯在美国承担的角色。这本书中的论文作者包括国际知名的欧洲学者，如雅克·鲁艾夫（Jacques Rueff）、威廉·E．赖帕特（William E．Rappard）、贝特朗·朱维纳（Bertrand de Jouvenal）、威廉·勒普克（Wilhelm Ropke）、哈耶克和马赫卢普，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包括F．A．哈珀（F．A．Harper）（他后来成为“人文研究所”的创立者，但在那个时候是FEE的成员），M．罗斯巴德、路易斯·斯帕达罗（Louis Spadaro）和威廉·皮特森（William Peterson）。南非学者威廉·赫特（William H．Hutt）和Ludwig M．Lachmann（路德维希·M．拉赫曼）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这本书还包括米塞斯学术圈之外的朋友和仰慕者写的论文，如伦纳德·里德，亨利·黑兹利特和珀西·格瑞夫，很多论文作者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这个国际性的学社是1947年由哈耶克创立的，目的在于推进学术，推动对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思想的研究。米塞斯是这个学社的创始成员之一（尽管，随着时间流逝，在学社定期举办的会议上，有的新成员表达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观点，这使他感到不安）。
显然，在50年代中期，当米塞斯75岁时，他已经是一名世界著名人物，尽管他的“大名”还仅限于数量相对较少（但有影响力）的前欧洲同事、他以前的学生、数量同样较少的一群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几个学术圈外的仰慕者当中。15年后，当“人文研究所”出版两卷的论文集来纪念他90岁生日时，这两本书中论文作者的名字更多了，但是这份作者名单与前一本纪念文集的作者名单是颇为相似的。米塞斯已经有相当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局限于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名望并不高的学者和其他一些人当中，无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有多么出色。当我们更为狭义地把米塞斯看作理论经济学家时，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与本书后面章节的论述也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