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农民请愿斗争
1926年10月，从毛泽东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共产党员舒国潘、谢汉昌，受赣南特委派遣，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名义来到信丰。此时，信丰籍的郭一清、黄达等人也从赣州的赣南工农运动训练班结业回到信丰。
他们积极开展革命运动，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信丰县党支部。
1927年，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了信丰县农民协会（简称农会）、总工会。从此，信丰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
我是首批参加游州堡农会的会员，农会首先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豪绅地主只能按农会提出的租、息比例收租收息。
由于减租减息运动声势浩大，城郊和西区的一些豪绅地主非常恐慌，纷纷逃往他处，减租减息的斗争随后转变成为抗租抗息的斗争，并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但也受到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的万般阻挠。
革命者都有自己的起点，我迈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就是参加农民向县衙的请愿斗争。
减租减息的斗争，使我家从中受益，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吃完上顿愁下顿，母亲的脸上偶尔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反动政府和豪绅地主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非常痛恨，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和镇压。
1927年2月初，信丰县国民党政府下令追缴田赋和捐税。县农会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一面通知各级农会，组织农友抗交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一面由县农会主席李官濂出面直接找县知事（县长）史通进行交涉。史通不但没有答应农会的要求，反而将李官濂扣押起来。消息传开，广大农友群情激昂，义愤填膺。
党支部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组织广大农友进行请愿斗争。
2月27日，共产党员郭一清、黄达在县城西南郊马鞍山田地里搭起了临时会台，召开以农会会员为主的群众大会。农民们扛着土枪土炮、鸟铳、梭镖、大刀等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人群熙熙攘攘。
郭一清、黄达是信丰县较早加入共产党的党员，也是本县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最初组织者和领导者。
郭一清的家住在邻近的车上村，离我家有几里地，黄达离我家更近些。郭、黄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读书时就投身革命事业，立志推翻腐朽落后的旧社会。我读完私塾上洋学堂（初小）时和郭一清、黄达在一所学校读书，他们读初中，那时我和他们就相识了，他们经常读一些进步书刊，宣传革命道理，在他们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6岁的我就积极投身到了农民运动中。郭一清、黄达可以说是我迈向革命征程的领路人。
大会在鞭炮声中开始，郭一清首先讲话：“农友们，县农会主席李官濂同志为农友们的利益上县衙交涉，被知事扣押，我们要紧密团结起来向土豪劣绅做坚决的斗争！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决不罢休！”
他号召农友们到县衙去请愿，找知事史通当面交涉。
接着，郭一清让我把他家的契约、债据在大会主席台上当众烧毁，以示他誓与农民兄弟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会议结束时，他带领农友们到他家打开谷仓分粮，其母亲不同意，郭一清为了显示他坚定的决心，不顾母亲的阻止，毅然决定把稻谷分给穷苦的农友。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并负责郭一清、黄达等人临时指派的一些事务性工作，我目睹郭一清把稻谷分给贫苦农友的那一刻，心情十分激动。
我挑着郭一清亲手分给我的几十斤稻谷回到家时，母亲惊疑地问：“儿呀，这稻谷是从哪里来的？”
我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跟母亲说了一遍，母亲才允许我把稻谷挑进屋内。
我家离车上村只有几里地，对郭一清的为人，母亲是了解的。听了我讲述参加大会和开仓分粮的情景，母亲说：“郭一清先生知书达理，体贴穷人，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人啊！儿呀，跟着郭先生这样的人干，是不会错的。”
夜深了，我不断地想着白天郭一清开仓分粮的那一幕，心情无比激动，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虽然那时的我还不是很清楚他这样做的道理，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未来的好日子，看到了希望。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早早地来到庙上农会请愿队伍的集合地点。
2月28日，由郭一清任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游州堡农会的赤卫队员参加的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县衙挺进，沿途高呼口号：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
“反对苛捐杂税！”
“反对追缴田赋捐税！”
“无条件释放县农会主席李官濂！”
很多手工工人和店员不断加入到请愿队伍。县衙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县知事在中堂里吓得六神无主，浑身发抖。
郭一清、黄达领导群众与县知事史通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我站在郭一清、黄达身边，认真地倾听着他们的讲话，他们的讲话句句在理，切实地表达了农民的心愿，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郭一清指着县知事史通的鼻子说：“必须释放李官濂，披红戴花以示赔礼道歉。”
县知事史通理屈词穷，在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毕恭毕敬地答应给李官濂披红戴花并鸣炮奏乐送他回县农会，并答应减少捐税，过去所欠赋税不予追缴。这一斗争打击了官府衙门的威风，打破了几千年以来官府豪绅欺压农民百姓的陈规旧序。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参加同官府衙门的斗争，内心受到了革命的洗礼。
请愿斗争的胜利，使我亲身体验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贫苦大众团结起来，与官府豪绅做坚决的斗争，才能减轻债务和捐税的沉重负担，才能挺起腰杆堂堂正正地做人。
从此，我经常去庙上农会，并报名参加了赤卫队，积极地担负送信等工作。我一心投入到赤卫队和农会的各种活动中，吃住在庙上赤卫队。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沉睡几千年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组织起来的农会把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摇摇欲坠，与昔日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农友们兴高采烈，扬眉吐气，真可谓是改天换地！
六间房屋被烧
革命军北伐的胜利推动了南方数省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又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北伐顺利进行。
革命的大好形势，引起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国民党右派的极端仇视。他们造谣中伤、污蔑咒骂，甚至雇用打手捣毁工会、农会，极力阻止、扼杀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这些事端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在买办资产阶级支持下，蓄谋已久的阴谋。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暗中命令他的走狗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在赣州杀害了工人领袖、江西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背叛国民革命，把枪口转向人民，放出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一枪。
陈赞贤殉难的噩耗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各地进步报刊纷纷发表介绍陈赞贤烈士被杀害的真相的评论、悼念文章。全国许多群众团体发表宣言、通告、通电，声讨蒋介石、倪弼等反动派。
为沉痛悼念陈赞贤烈士，信丰县由郭一清主持，在临江会馆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学生、商界人士近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郭一清和各界人士先后发表讲话，一致赞扬陈赞贤烈士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紧密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利益，向反动派新军阀做坚决的斗争。
会后，郭一清组织参加追悼大会的工农群众在县城游行示威，高呼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新军阀！”
“打倒倪弼！”
“为陈赞贤烈士报仇！”
跟随着郭一清参加各项革命活动，使我进一步懂得革命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搞革命就不要怕死，怕死就不能搞革命！
国民党反动派在赣州杀害陈赞贤后，又在南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地残杀工农革命群众。
4月12日，蒋介石彻底撕掉了其革命的伪装，举起屠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革命群众。
顿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江流域各省，彻底打乱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出现的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为镇压赣南的工农运动，国民党第二十师进驻赣州清党。
杀害陈赞贤的主凶倪弼随之卷土重来，在赣州成立“赣南清党运动委员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强行封杀和解散革命团体，收缴工农武装，残酷地镇压工农运动。
信丰县以王廷骥为头目的国民党右派与赣州的钱大钧、倪弼勾结，合谋镇压信丰革命。
郭一清、黄达等组织领导游州堡和县城附近的赤卫队、农会会员近千人进行反击。我在反击反革命的斗争中，日夜跟随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左右，负责送信、联络等勤杂事务。
由于郭一清等领导的以赤卫队为骨干的革命力量的有力反击，王廷骥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没能实现。
6月初，国民党新一师一个连进驻信丰，和国民党右派、豪绅、不法地主相勾结，捣毁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手段极其残忍。
时值早稻插秧季节，广大的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为了躲避反动派的捕杀，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种，终日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1927年6月16日，王廷骥家乡——小河堡的靖卫团来到游州堡，一个村一个村地洗劫。没有抓到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就把他们家的房屋放火烧毁。同一天，靖卫团来到庄上抓我，因提前得到了消息，我带几名赤卫队队员跑到通天寨山上，母亲带着弟弟妹妹闻风跑到火烧坑山上。靖卫团在劣绅曾纪炳带领下，扒开了我家与邻居家的火道（不烧邻居家，以此表明只针对我），我家的六间房屋片刻就被烧毁。我在通天寨山上目睹着房屋被烧，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迅速带领几名赤卫队队员从通天寨山上跑向火烧坑山上找母亲。母亲和弟弟妹妹在火烧坑山上也目睹了自家的房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全家紧紧地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母亲又气又恨：“天啊！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顿时，昏了过去。
我一边叫醒母亲，一边流着眼泪说：“娘啊，不要哭了，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白狗子’烧了我们的房屋，但我们一家六口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我们兄弟长大成人，一定要报仇雪恨！我相信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一定能成功，等革命成功了，我给您盖洋房子！”
盖洋房这些话本是我用来劝慰母亲的宽心话，可母亲却把这些话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以第六十四军军长的身份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母亲仍住在那两间破土房里。当我迈进家门时，母亲猛然看到我站在她面前，久久地端视着我，不敢相认。她蹒跚地向我走近了几步，伸出那双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脸。20年了，我与母亲整整20年没见了，母亲变老了，头上的银发清晰可见，脸上的皱纹也密密麻麻，眼神也变了，以前那双坚毅有神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锐利，多了些沧桑；但有一样没有变，就是母亲叫我的语气。当我开口叫娘时，她喜极而泣，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那充满了慈爱的眼睛注视着我说：“儿啊，回来了，我的儿终于回来了。”我擦了擦母亲眼角的眼泪：“娘啊，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可以过好日子了。”母亲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双手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似乎怕我又会突然消失：“儿啊，我总算盼来这一天了，你说的话要算数哇！”
我听到母亲这话似有所指，但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就笑着对母亲说：“是呀！现在全国解放了，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我们还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母亲听着我的回答而非她所问，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忘记了？‘白狗子’烧我们房屋时，你在火烧坑山上是怎么对娘说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回想起当年曾说过等革命胜利后要给母亲盖洋房的话。于是，我很耐心地对母亲解释道：“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解放军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如果用公款为自己盖房子就要犯错误。据我所知，有一个部长给自家盖房子就受到了处分。我想，娘是不想让儿子犯错误的。”
母亲吃了一辈子苦，经历了夫逝子散等太多的磨难，是个深明事理的老人，她十分理解我，以后再也没提盖房子的事。也许，她并不指望我给她盖什么洋房子；也许，她是用我这个随口许下的承诺作为她活下来的信念，作为她这20年的寄托。
等靖卫团匪徒走后我们回到村里一看，六间房屋和家具、衣物全被烧光，水牛也被抢走，全家人除身上穿的一身单衣外，连碗筷都没有，更没有留下半点可供食用的东西。
幸亏在村东南角还有奶奶住着的两间土房未被烧掉，奶奶一看这种情况，便腾出了一间，让我们一家六口栖身。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起，晚上把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是全家的床，还得时刻提防着靖卫团的匪徒再来抓人，白天黑夜不得安宁。
过了几天，我找来周老大、老袁来到曾纪炳家找他算账，我们三人刚到他家不远处，就被他老婆发现。曾纪炳听到他老婆的叫喊声后夺门而逃，我们见状拔腿就追，可因距离太远，他跑到桃江边跳进桃江游到对岸逃跑了。
我不能在家待了，我立志外出跟共产党干革命。再者，如果在家，会给母亲带来麻烦，会拖累弟弟妹妹的。
于是，我参加了秘密游击队。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虽能得到外婆和一些亲戚的接济，但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赤匪”的残忍政策下，反动派除经常派出靖卫团匪徒对革命群众进行围捕烧杀外，还在一些渡口、路口设立哨卡，盘查过往行人，若发现戴有红头绳、红布条或其他可疑之物的人，立即关押，进行严刑拷打或砍下人头挂在上西门城门上示众。
虽然革命暂时受到挫折，但共产党员、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仍在进行秘密活动。
我参加的秘密游击队也与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常在深夜袭击土豪劣绅。在秘密游击队的打击下，家住农村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往城里，农村中的赤卫队、农会又逐渐得以恢复。
参加信丰农民武装暴动
1927年11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肖凤鸣同志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原籍信丰，组织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下，信丰各地的赤卫队、农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
这年冬天，信丰的天气阴雨连绵，异常寒冷。信丰党组织决定开展“年关斗争”，提出“反对高利贷”“不交租不还债”“收租收债者杀”等政治口号。
这时，农村中又掀起了革命斗争高潮。
我在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赤卫队的各项勤杂事务。由于我机灵勤快，能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任务，引起了肖凤鸣的注意。
一天，肖凤鸣把我叫到庙上西南的一个小山坡上谈话。他首先给我讲革命道理，教育我要敢于同土豪劣绅做斗争。最后，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要革命就要不怕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秘密，绝不能向敌人供出赤卫队的任何情况。你这个小老表聪明灵活，又勤快，在革命斗争中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我把肖凤鸣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等人领导的“年关斗争”，不但打击了土豪劣绅，还没收各种神会、公堂的稻谷，分发给贫苦农民。
我也分得一份胜利果实，这一年全家人过了一个不用还债，有米、有鱼、有肉，心情舒畅的欢乐年。
1928年2月21日，中共信丰县委在游州堡车上村郭一清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做出“全面动员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决议，提出了“打倒新军阀，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铲除土豪劣绅，废除一切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的行动纲领。
会议决定成立信丰县革命委员会暴动总指挥部，由黄维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肖凤鸣任党代表，郭一清任暴动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
会议决定2月22日晚发起暴动，攻打信丰县城。
暴动前夕，肖凤鸣劝其母亲把契约、债据拿出来，当众烧毁，将田地分给农民耕种，并拿出300多担稻谷供暴动人员食用。
2月22日晚，全县各地以锣声为号，以红布条为区分敌我的标志，参加暴动的人员衣领内缝有红布条，左臂佩戴红袖标，携带的土枪土炮、鸟铳、梭镖、大刀等均扎有红布条，分别到各指定地点集合后，兵分四路攻打信丰县城。
信丰县城东临桃江，北依西河，是一座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的古城。
清代学者黄世成曾赋诗一首：
西南山倚廊，东北水浮城。
先明遗旧谚，呼作小南京。
这座被称作“小南京”的美丽古城将要受到硝烟的洗礼。
2月23日拂晓，暴动总指挥部发出攻城命令。
信丰城墙是用青砖砌筑，高4.5米，上宽1.5米，各城门均铆有一层厚厚的铁皮，甚为坚固，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堡。
城内的大圣寺塔，是一座9级六角共18层的楼阁式砖塔。登塔瞭望，县城及其周围皆可尽收眼底。
古塔（大圣寺塔）是赣南的名塔，塔高51.78米。据县志记载，该塔建于1064年（北宋治平元年）。
郭一清亲自率领的第三路大队，担负攻打上西门的任务。
大圣寺塔
我任小队长，带领十几名赤卫队队员，在上西门火焰山担负观察城内敌人动态的任务。火焰山在南山寺西侧，距城门约100米，名为山，实际上只是一个大土丘，土丘上长着茂密的樟树，是一个能够很好隐藏自己观察城内敌人动态的阵地。南山寺距上西门约600米，是第三路大队的指挥部。
战斗打响了，城墙和城门非常坚固，赤卫队用自制的松树炮（将松树干挖空装上黑色火药），没有轰开城门。
指挥部决定采取火攻办法，队员们将干柴、棉絮浇上煤油点燃，火烧城门。但由于城门楼上的敌人采取从上往下倒水和撒沙子、泥土的方法灭火，火很快被熄灭，火攻也未奏效。
为了尽快攻进城内，总指挥部又决定组织敢死队，爬云梯强行登城。
我跑到大队指挥部要求加入敢死队，没有得到批准。大队指挥部仍要求我们密切注视城内敌人的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
敢死队前赴后继强行登城，由于守城的敌人居高临下用步枪射击，敢死队遭到重大伤亡也未成功。
总指挥部下令停止强行登城，改用爆破城墙的办法，即用棺材装上黑色火药（又称“棺材炮”）进行爆破，由于城墙坚固，棺材炮的黑色火药威力小，也以失败告终。
当时，农民武装没有攻城经验，经过几天攻城都未奏效，敌我处于僵持状态。
城内敌人乘夜幕派人由下东门偷渡桃江，调集小河圩、大塘圩、安息圩、古陂圩等地的土豪劣绅和民团前来增援。
土豪劣绅和民团立即纠集了近3000人的反动武装，于3月4日气势汹汹地向攻城的农民暴动队伍进攻。
与此同时，驻赣州的国民党马旅也派来一个营的兵力攻打暴动队伍。
农民暴动队伍受到敌人内外夹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总指挥部及时做出决定，停止攻城，迅速撤离疏散。
信丰“2·23”农民武装暴动，不但震动了赣南和江西的反动派，就连当时上海的反动报刊也惊呼：“信丰告急！”
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揭开了信丰历史的新篇章。广大工农群众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为革命培育了“火种”。
此后，不少参加暴动的赤卫队员当了工农红军，成了我党我军的将领，南征北战，屡建功勋。
领着老表打游击
暴动队伍撤退时，我的小队在火焰山上担负掩护撤退并监视城内敌人的任务，最后撤出阵地，因此，没能跟上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
于是，我们自行撤至马鞍山以西的山区。
在摆脱了敌人后，我仔细地想了想，判断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可能撤往县城西面的大、小窝地区。
我遂带领五名赤卫队队员往西寻找暴动的领导人和队伍，风餐露宿了四五天，才从大、小窝西面的笤箕窝白马庙旁边一个摆地摊的老表口中打听到：你们不要找了，他们已经转移了。
外婆刘余氏
于是，我们转向赤土堡大竹坑山区，后又回到游州堡的小坑山区，向进山打柴的人探听城里和游州的情况，并决定趁着深夜各自回家一趟。
我夜间回到家后，母亲又惊又喜，但感到我在家很危险，于是趁夜色把我送到了外婆家，让我在那里躲避几天。母亲再三向外婆和大舅二舅叮嘱，让他们看好我，无论如何不能让我出去，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我躲藏在外婆家比较平静地过了几天后，还是被村子里的人发现了，并告了密。多亏外婆细心，早有防备，自从我躲藏到她家以来，就天天紧闩院门，将两条狗放在院子里。赤土堡靖卫团听到消息，两个靖卫团“白狗子”就大摇大摆地到外婆家来抓我，当他们大喊大叫敲院门时，两条狗狂吠不已。这时我听到狗叫，在阁楼上看到戴黑颜色间白圈大盖帽、腿上打着白绑带的靖卫团“白狗子”在院外敲门。外婆见势赶紧让我带上砍柴刀从后院门跑到山上树林里，然后才从容地去开门应付“白狗子”。“白狗子”说：“你的外孙辛龙保躲到你家来了，赶快交出来。”
外婆说：“外孙没有来，我已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白狗子”搜查了一阵，没找到人，就威胁说：“辛龙保再来马上报告，不然你家是要跟着倒霉的，别后悔莫及。”
外婆又说：“你们不相信，就尽管随便搜。”
太阳的最后一抹亮光消失在地平线，天完全黑下来以后，外婆冒着雨悄悄地把我送到对面山上两个舅舅的烤烟场里藏了起来。外婆嘱咐两个舅舅：“一定要把辛龙保保护好！”两个舅舅当着外婆的面对我说：“你就在这里劳动，帮我们晒烟，不要到处乱跑，被‘白狗子’抓住你就没命了。”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在烤烟场里乘凉，舅舅突然问我：“辛龙保，他们春天烧了你家房子，现在又来抓你，你是不是‘同志’？是不是共产党？”
我答道：“参加赤卫队的老表都叫‘同志’，共产党我还不是。”
舅舅再次劝我说：“现在风声很紧，城里天天都有人被杀，你不要乱跑，就在我们这里帮忙晒烟，以避免事端。”
此时的我哪有心思在这里晒烟啊，一心只想跟肖凤鸣、郭一清等领导人取得联系。我左思右想后还是决定去找他们，于是就写了一张纸条：“大舅、二舅，我走了，请勿挂念，祝平安。辛龙保。”写完后我把纸条放在了木板上。临走时我去向外婆告个别。外婆一听我要走，心里很是不安，问我为什么要走。我回答道：“这里不能久留，他们迟早会找到这里来的，抓住了我就会牵连你们，我要走自己想走的路。”说完我转身就要走，外婆流着眼泪叫住我，转身上厨房给我取来了几块米糕，并给了我40多个两角的银毫子，叮嘱我一定要多加小心。我拉着外婆的手说：“放心吧，不要挂念，等有机会我就来看您老，您老自己多保重。”
我趁黑夜返回游州堡山塘坑与母亲取得联系，母亲与二弟世祺假装进山砍柴给我送来换洗的衣服和番薯干。母亲告诉我，反动派在县城上西门外南山寺屠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我经常在夜间潜回家中或邻近的村庄，进行个别串联，先后发展了黄可常、黄可佩、周康福、袁厚桂、曾纪峰等人为秘密游击队员。
开展游击活动，首要的问题是造革命声势，表明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仍在燃烧。
信丰县城虽然有国民党军守卫营，他们却不敢轻易出城；乡村中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和赤卫队、游击队的威慑下，大多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敢多事，蛰居在家。
各地赤卫队、游击队分散开展活动，虽然社会出现极为混乱的状态，但农民运动仍在秘密发展。
我带领五名游击队队员在游州、城西一带活动。我让做豆腐生意的袁厚桂利用游乡串村卖豆腐和经常进城的机会进行侦察，选择影响大的目标，进行打击。
4月下旬，经过袁厚桂周密侦察，探听到一个广东的傅老板在县城里既开赌场又开妓院，带着老婆、孩子住在靠天主堂独门独户的小院内的消息。
我通过在城里米店做工的邻居曾继恒进行了详细了解后，决定在曾继恒的密切配合下，率黄可常、黄可佩、周康福等五人对那个广东老板进行袭击。
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来到傅老板家，由两名队员守住院门，一名队员在小巷转角处放哨。
一会儿，一个人提着小灯笼从外面回来，我们三人随即跟进屋内。见我们突然闯进来，傅老板很紧张地说：“你们是哪路兄弟，有话好说。”
黄可常会广东话：“我们是游击队！”
傅老板听到我们是游击队，吓得双腿跪在地上，极度紧张地说：“请长官饶命，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黄可常看到傅老板的狼狈样，叫他起来，并向他宣讲：“我们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是为穷苦百姓求生存，你开赌场又开妓院，坑害了多少人，你知道你的罪行吗？”
傅老板听到这话，顿时满头大汗，并说：“小的该死，该死，罪孽深重，求长官饶命！”
黄可常看到傅老板那副狡猾相，火冒三丈，狠狠地朝他踢了两脚。
傅老板双腿跪地，一个劲儿地磕头：“长官饶命，饶命……”
我坐在八仙椅上指着傅老板说：“你干的是伤天害理的事，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今天饶你一命，以后不能再干这断子绝孙的事了。”
傅老板连声说：“小的再也不干了，小的马上离开信丰，回老家去。”
我接着说：“明天，你可以报告反动派，说游击队来过你家里。”
傅老板连声说：“不敢，不敢，绝对不去报告。”
我们杀鸡儆猴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出了城，回到游州山塘坑。
几天后，那个傅老板带着家眷离开了信丰城。
游击队进城撵跑妓院老板的事，不几天就在县城广为传播，在传播中不断被添枝加叶，越传越神，闹得满城风雨，平民百姓拍手称快，而躲在县城里的土豪劣绅则惶惶不可终日，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袭击的目标。
一年来，我率领游击队队员积极活动，不时地对土豪劣绅进行袭击。特别是在年关临近之际，写了大量的警示标语，有的标语贴到土豪劣绅家门口，指名道姓要土豪劣绅不要乱说乱动，不能收租收债，借此威慑他们。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不断取得胜利，游击队员斗争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增长了斗争的经验，提高了斗争的策略，也加大了斗争的力度，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很多苦大仇深的穷人找到我要求加入游击队，有的还主动提供各村土豪劣绅的详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