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总略:“以文字为准”及其革命潜义
钱穆认为,章太炎既不喜西学亦不满于中学,所以在1910年作《国故论衡》“对中国已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以“太炎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剔除钱氏对新文化运动的偏见之后,可以看到他对章太炎的概括却是有启发意义的。章太炎清理中国传统学术,有着横扫古典学术而别开生面的气魄。
章太炎撰写的《文学总略》(1910)即是如此。全篇立意很高,大有截断众流,独下己意的气势。所谓“略”者,按《检论》(1915)解作“封域之正名”,即“正名”、“义界”,因名责实,按“文”的本义,划定义界,确定内涵,并强调追索“文”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求得对文学的整体把握。在《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中,《文学总略》是首篇,统领以下《原经》、《明解故》(上、下)、《论式》、《辨诗》和《正赍送》六篇,可说是章氏“文学”的总纲,在其传统文化论衡中据有某种核心的地位。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与文学在西学冲击下,企图从理论上对“文”进行重认或再认,从而对文学和文化进行逻辑概括的尝试,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
钱穆:《太炎论学述》,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342页。
《文学论略》登载于《国粹学报》1906年第9、10、11号(10月7日、11月6日、12月5日出版)的文学栏,署名“章绛”。这本是该年章氏从上海抵东京后在“国学讲习会”以《论文学》为题所做讲演的记录,并且此前以同样的标题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该册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1906年9月日本秀光社印刷。在《国粹学报》重新发表时,作者又作了“增订”。后来,又经修改,最终形成《国故论衡》中的《文学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