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意识
本节提要：
中西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历史相遇；冲击与回应；融会中西；文化自信；近50年中西文论交流特点；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宏大叙事。
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兴起，自然是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历史性相遇为前提的。而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如此相遇，就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效应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显然可以算得上是20世纪中西文学研究史上最为重要的精神际遇之一。
众所周知，一部中西近代关系史，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一个先进而又扩张成性的西方，对一个古老落伍而又封闭保守的天朝大国的殖民史和掠夺史。即使是从文化史的意义上去看，也是属于一种借助其政治经济强势的现代文化，对于一类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守势的历史文化进行压抑、渗透和力图同化的历史。
但是，文化、学术以及诸如文学这样的精神探索领域的发展，毕竟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无论是被动的碰撞还是主动的相遇，闸门一旦开启，主流意识形态对它们的掌控就往往相当有限，文化和学术的关系发展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史毕竟有所不同，它们常常会执拗地走一条自己的路径，按照自己的精神惯性行事，甚至可能从中造就出颠覆性的异己力量来，此种现象已经有大量的文化交流史的事实可证明，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有某种规律性的感觉。其实，试想一下，有哪一种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异己力量，不是从原先的旧形态中生长出来的？王朝的替代与制度的更新是如此，文化的革新和变迁也是如此，只不过，在精神生长的领域里可能更突出一些罢了。因此，就中西文化交流史而言，它在文化史和学术史意义上所产生的众多副产品，都是相当复杂和耐人寻味的。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文论诗学之间的关系历史及其可以期待和无意衍生出了的各种结果。
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它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发展、未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在漫长的文明史上有着自身极为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积极的发展势头。只是在17世纪以后，由于近300年的自大不前和不愿开眼看域外，造成在政策上一次又一次的闭关锁国举止，于是，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才逐渐落在了西方世界的后面。譬如，在17世纪，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与英国相当，可是到了1860年前后，由于实现了产业革命，英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已比当时的中国高不止几十倍。教育和文化上的实际情形是，当西方的孩子已经十分熟悉达尔文、法拉第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中国的孩子还在念三字经、千字文，背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在近代世界漫长的岁月里，新的近代科学文化的观念和知识终究没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它后来的现代性发展。直至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还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史留下的这种印记，感受到这种近代文化渊源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的影响。
不过，事情也总是存在着它的另一面，不管压抑力量多么强大，内在的革新和颠覆力量总是在这一过程中渐渐生长。
一方面，尽管由于闭关自守的原因，中国朝向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如此的缓慢，但是到了近代，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内部还是逐步出现了强烈的对外交流欲望和关于现代性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譬如早在1607年，上海学者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已经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比牛顿发表他的近代科学奠基之作《数学原理》还要早80年。
另一方面，外来的强大冲击也迫使中国文化自身不断做出回应。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这种冲击变得愈加势头凶猛，西方文化跟在列强的枪炮后面，开始昂首阔步地闯进了中华大地。这样，不管自身是否情愿，中西交流和对话都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只是在当时，这种交流与对话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并不平等的、即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被动型“冲击—回应”交往模式。也就是说，处于守势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冲击下，总是在不情愿的、退让的、被动的、穷于应付的过程中做出自身的回应。
不过，这里还是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种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尽管由于这种“冲击—回应”模式的话语强力，常常掩盖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动力和作用，但是，包括学术文化界在内的众多中国思想者却从未对中国文化彻底丧失信心。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始终都在探索着如何能够复兴中国文化的途径。这也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从近代至今，始终不能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序列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原因。
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曾经有过无数种理想、主义和道路的尝试，但待众多的尝试都成为历史之后，回头再看，其中能够被普遍认可的主流学术理念实际上还是一个所谓的“融会中西”，并且这一理念一直在制约着整个这一时期的学术范式和理论话语的建构。
我们只要看看20世纪盛名一时的，近年来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些历史的学术主张就可以理解。开放性地去看，在这些主张中，人们真正喜欢的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是“中体西用”，“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是既重视地下实物也重视纸上遗文，既重视异族故书也重视吾国旧籍，既重视固有材料也重视外来观念的“三重证据法”（王国维）；是对域外思想和方法的“同情的了解”（陈寅恪）；是“兼收西法，参合诸家”以达到“会通以求超胜”
（钱钟书），等等。所有这些主张的关键理念，其实就是想要汇通中西为一炉，以熔铸出符合汉语文化传统、适应世界潮流，同时又具有所谓现代性特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这种围绕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延续久长的文化论争和实践探索，必然也会对作为其一方面学术领域的中西诗学关系产生影响，而中西诗学从20世纪初的历史性相遇最终走向具有强烈对话特色的比较诗学，正是这种复杂矛盾关系运作的必然结果。
在这一广泛的意义上，即使是研究诗学关系这一局部的话语范畴，其所关涉到的，依旧是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命运休戚相关的“现代性”宏大叙事主题。某些表面上看似简单的术语概念之争，却时时与文化和学术的大课题密切相关。在关注中西比较诗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时候，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这个背景和思想文化的参考系统。
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过程中，再回头来看看西方诗学如何走向中国，中国文论诗论又如何走向西方，及其所呈现出的显著不均衡局面，很多疑难便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
《明史·徐光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