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完成了自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新文学（现在更多地被称为“现代文学”，本书书名和内文均用“新文学”，只为自求统一）自诞生至今快要九十年了，对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编纂，也有八十多年了。一种新的文学刚刚诞生，还在潮声喧闹中，迅即有了对它的历史叙述，为其建构历史，而其叙述者、建构者又往往就是当事人或当时人。这可能是现代文化领域的独特现象。八十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著作蜂拥而出，争奇斗艳，成果琳琅满目。身处这一行当中的人，也许不以为怪；实则在文学史的编纂史上，也在史学史上，这是很奇特的现象。在这个现象背后，有什么值得我们思索的呢？
这里，首先要作一点说明。人们大都把文学史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并列为文学学科包括的三个部门，而从史学的角度来审视、编制文学史的就不多了。固然文学史编纂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但它是横跨文学、史学两个学科的。文学史也属于史学中的专史类，对于这样的特点，治文学史的人往往认识不足。但也有人早已看到了，看到了文学史与史学的关系，如周作人说过：“既然文学史所研究的为各时代的文学情况，那便和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思想史等同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因而这课程便应以治历史的态度去研究。至于某作家的历史的研究，那便是研究某作家的传记，更是历史方面的事情了。这样地治文学的实在是一个历史家或社会学家，总之是一个科学家是无疑的了。”[1]今日为了提高文学史的编纂水平，除了提高文学水平，从史学的视角来作一番考量，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通行的章节体文学史，被称为“现代型”的文学史，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其在我国的历史还不是很长。1903年清政府在制定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时，提出可以仿效日本的《中国文学史》，来自行编纂我国的文学史，用于“历代文章流别”课程。不久（1906）才有了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到今天，正好是一百年了。那时编制这种“现代型”的文学史，反映了我国学术、教育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步伐。又过了十几年，中国文学自身也发生了大转型，诞生了以现代白话为语言工具的新文学。当着新文学几乎还在学步的时候，早早地就被人恭请坐上了历史宝座。从附骥于千年的古代文学，做它的一条小小却很时新的尾巴，没多久就有了自己独立的、体系完整的历史殿堂。这座殿堂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多么雄伟了，却足以确证稳坐其中的主人公，在新生活中已经有了牢固的、无以替代的地位。那时无论是在课堂上讲授新文学史，或是撰写、出版哪怕是还很粗糙的新文学史著，都有着帮助新文学确立历史地位，推动其继续向前发展的现实意义。而在快速地构建新文学历史殿堂之时，“现代型 ”的文学史体例和编纂法，这种更为方便、全面地纪录历史的方法，显然发挥了相当的助力。
章节体新型体例的优点用俗话说就是善于“搭架子”，可以比较自由、灵活地处理时空关系。既能够依照时间的顺序记载历史的发展过程，理清历史的线索，包含了中国古代编年体的优点，又能够在各个不同时段里铺展开来，描述空间的复杂多样性，使组成历史的各个部分不至于遗漏，包含着古代的纪传体、记事本末体的长处。还可以用附录等多种形式完成典志的任务。这样地经纬交错、纵横流贯，有着传统的“文章流别”所不具的优越性。凭借着这种新体例，短短的一段新文学的历史架构很快就被构搭起来了。此时，文学革命过去不久，就其立传建史的速度而言是少见的。“现代型”文学史与有功焉。
但是也还要看到另一种因素，那就是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古代大量历史编纂所留下的宝贵经验。1929年，朱自清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为此特撰《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如果把他的讲义作为第一个成体系的新文学史（纲要性）著作，那么就会发现，从西方所学到的，主要是如何构建历史的大框架，而在具体的衡估、表述方法上，中国学者还保存着传统汉学或朴学的特性。1949年以前所出为数不多的新文学史著，多具有这样的特点，即用章节体为历史构搭框架，在内容组织和史实评述时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传统的学术方法和风格。
被称为汉学的中国传统学术治学途径和方法，注重考据，强调征实，追求严谨，要求内容的扎实细密、博大精深，反对空疏；但表达的风格平实，议论平和，就事论事，语不惊人，卑之无甚高论。其基本功就是从收集材料开始，培育、训练对史料的发现、辨伪、考证、识断、精审、爬梳、组织的功力。因为偏重考证，就需要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史地、名物、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识，特别忌讳知识性的错误。由此而形成一种朴实的特色，所以亦称朴学。但亦有其弊。一方面一心钻到故纸堆里，常常脱离实际，昧于人事，成为书呆子。有时钻了牛角尖，搞成烦琐考证。另一方面长于具体的求证、求是却短于风议，抽象思维有所欠缺，理论上的建树较少。古书汗牛充栋，学理上有创新之见者少，像《文心雕龙》这样体系性的学术著作更是屈指可数。所以到了晚清，传统汉学便已走向衰落，新的学术转而向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到了五四，胡适介绍实验主义，提倡科学方法，推进了我国现代学术的建成。他同时注意到作为集古代学术传统之大成的清乾嘉学派，已经具备现代学术的某些科学方法。他把这些学术传统与现代的学术方法相结合，对于我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确认这些古代学术传统，是构建我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基石。
按照朱自清《新文学史研究纲要》的题目，内容应该是对新文学的“研究”，在史论两者之间应该偏重于论。但《纲要》的实际内容却是偏重于史，更像是《中国新文学史纲要》，实际上也的确是重在整理史实，给新文学绘制历史的图象，并未去追求什么理论高度。读这份《纲要》给人的深刻印象一是对史的描画求全面、周到，看得出朱先生在史料的整理上下了许多功夫。如不苛求详细，则已经可以说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精工描绘了。二是评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而且很客观，重在诠释而轻于褒贬、臧否。他的态度、语气都是平和的，只要不是偏好极端或一味求深刻者，对他所作的评价大多是能够接受的。《纲要》风格的扎实、周全、客观、平实，正是继承汉学传统的明证。
同时，《纲要》也连接着学以致用的传统。朱自清开讲这门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那时新文学发生不过十二年左右，再过六年才有赵家璧那套总结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那个时候，对新文学无论说是说非，都不是单纯的学术见解、一家之言，而是影响当前文学发展之举。朱先生这么快把五四新文学立为大学课程，编出讲授《纲要》，总结、提高、宣扬、传播这新生的文学，显然有帮助新文学发展壮大的现实意义。此后几十年，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始终与现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论其功过是非，这个头是朱自清开的。
朱自清的《纲要》开创了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传统，这就是注重实证、实事求是、平实朴素、学以致用的传统，对后来的新文学史编纂有着长远的影响。文化领域里传统的形成，习惯上有一种标准，现在也算是共识了，就是要经过“三代两传”。现在都说建国后我们的学科经历了四代人（即旧中国过来的一代，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和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是没有把朱自清这一代算上的，算上他们这开创的一代应该是五代了。朱自清的治学传统传到他的学生，如王瑶那一代人，再传到王瑶的学生如樊骏、孙玉石等，就已经是“三代两传”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三代之间确实有着分明的承传关系。1950年代初王瑶编出了建国后第一部新文学史。这之前，他的中古文学研究的成就已很可观，今天还有人认为如纯然从成果的学术质量看，那才代表了王瑶的最高成就。而他那时毅然地舍弃这已有的成绩，改治新文学，从头做起，是需要胆识、需要勇气的。这说明他看准了现实生活的和由其所决定的学术发展的取向，看到了一门新学科的前景。事实也证明了，为他奠定学术地位的，不是那些研究中古文学的精品，而是他的几乎是白手起家的带着急就章痕迹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这是发扬学术的经世致用传统而取得成功的实例。朱自清的学生在现实有某种需要时，积极参与创建一个新学科，也是学以致用的表现，师生之间的传承关系多么鲜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瑶也并不一定就是完全地白手起家，朱自清《纲要》的几份草稿还保存在他手里，而他的《史稿》从大的结构到整体的学术风格，还可以看出与朱的《纲要》有切不断的联系，《史稿》显然是师承了《纲要》、发展了《纲要》的。如果说新文学史编纂中有一个朱自清的传统，那就是王瑶把它延续下来的。
不过，不可有一种误会，以为学术传统只有通过师生的传承关系才能得到延续。汉学的传统是民族长期共同创造、积累，在全民族的范围里流行、传播而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并非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私有财产。五四那一代人，包括朱自清在内，直接继承了传统，经过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改造，实现了传统的现代转型，并传到了1930年代那一代学人。不止是王瑶，还可以举出另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唐弢。自学成才的唐弢并没有北大、清华的背景，自有他个人的治学特色，但总的说来也沿着这条与传统有密切关联的路线走。唐弢在给严家炎的《求实集》（北大出版社，1983年）写的序里，记下了他主持编写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开始出版）时所规定的几条原则：“一、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二、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时不写入书内。……五、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唐弢和他的编写组共同制定的这些原则，充满着传统汉学的气息，尤其在唐弢执笔的鲁迅部分，体现得最为鲜明（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的介绍）。
传统形成之后，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受到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好比流水经过不同的地形会有起伏波澜，或激流奔腾，或迂回不前。到了王瑶，在新的社会环境里编史，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框架上增添《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对新文学史的叙述规定。这就造成他与朱的传统的距离。但就是这样，他的《史稿》还是受到了批判。
好在传统并没有“断裂”。王瑶受到了批判，新文学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了弯路。这必然对此后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造成损害。今天司空见惯的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不顾事实，不要证明，拼贴理论，标榜新潮，追求轰动等等，种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表现，都可以看到五六十年代反科学的批判运动阴魂不散，影响还在。那时的运动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恰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要求研究工作应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是从最终的结论开始，强调要从事实中引出结论。真正虚心学习、领会并按照这样的要求去进行科研的，必定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收益。同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代学子，直接受到了“二三十年代”那一代学者的教育，亲承謦欬。这就是樊骏、乐黛云、严家炎等的一代，当他们都已经成了“老一辈”而逐渐淡出学术界的今日，我们回过头去不难看到，后来真正能够继承朱自清、王瑶的治学传统的，也就是这一代人了。他们经历过曲折，对反科学的危害性更有痛切之感，当他们有了正常的学术探求的可能时，便很自然地向着科学性作思想的倾斜。为了继承、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强调史料的重要意义，早在1980年代末樊骏就发表长文，全面检讨新文学研究中史料工作问题，针砭时弊，大声疾呼，振聋发聩。此文名为《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三期。为什么要连载三期？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呢？原来樊先生考察史料工作极其细致、全面，文中所征引的材料非常丰富，绝不是单靠灵感，或为了写文章的临时凑集，而是长期留心观察积累而成。他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坚固的事实之上的，所以是难以撼动的。樊先生在新文学研究界，是公认的为学的榜样，他的文章被赞为无一字无来历。这或许有点溢美，但从上述这例子里就能感受到他的论著的浓厚汉学传统意味。像他这样重要的学术论文，却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那时最时髦的是搞“名词爆炸”、“轰动效应”！而就在普遍地心浮气躁，批量生产着学术泡沬、学术垃圾之时，恰恰是这一代人中，还有甘于默默无闻坐冷板凳，埋首旧报刊，一条条地发现，一句句地核对，如朱金顺等一批人。而在王瑶的私淑弟子中，不是在王瑶得意，而是在他受难之时能够跟从他学习的，是这一代中如孙玉石等。孙先生治学从来都有着非常自觉的史料意识，在平日就注意收集、积累一点一滴可用的材料，因而占有非常丰富，一旦成书，总是论述扎实、坚实，如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论》（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在李金发的象征诗派没有出现之前，新诗中有没有西方象征诗的影响，他的答案是有，而举出的证据差不多是把此前的诗作全都扫描一遍，才从细小的缝隙里剔出来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证据便成洋洋大观之势。梁启超总结中国“正统派”的治学规范十条，现在我们新文学研究界中最能符合者，孙先生为其一。如为“窄而深”的研究，孙主要是研究新诗的，又集中力量于现代诗的研究，故能因窄而深。至于他所致力的解诗学，也是为研究现代诗所必需，那更是从朱自清那里承接下来的，典型的“隔代遗传”。
但这一代学者治学，也免不了有传统汉学的某种弱点，加以客观环境的制约，限制了他们的成就。幸而由于他们大多思想比较开放，在时代环境发生巨变之时，多能与时俱进，这对于他们的学生一辈的成长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比他们晚一辈的，就是“文革”中成长的那一代，应该说他们的成长环境更加恶劣，所幸赶上了改革开放，出现了上一辈人所没有的一片新天地。新的机遇下他们已经成长为今天新文学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因为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他们在治学上又有了新的特点。他们中间很出色的一位，清华大学的解志熙教授，在他的名著《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的扉页上写道：“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如果没有猜错，他说的“古典学术规范”应该就是梁启超说的“正统派”的治学规范。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想来不是无的放矢，明显地是针对当前学术研究中的问题而发。《美的偏至》一书是为我国文坛上的唯美主义立传的。对我国有没有唯美主义的流派，可以各持己见，不求统一，但西方唯美主义对我国新文学有着相当的影响，则是没有疑义的。解先生这部书充分证明这种影响的存在，对这个以前不具确定性的问题作了结论。该书搜求之细致、史料之丰富，几乎竭泽而渔，也可以说是“应该这样做学问”的实例。他们这一代人是热中于发表自己的独见、创见的，这是很大的优点，但如果没有像解先生这样下苦功，独见、创见缺少足够事实的支持，那也只是大胆假设甚至不过一厢情愿而已。解先生硕士阶段在河南大学师从任访秋、刘增杰，挟中原厚重、求实的学风进京，博士阶段在北大师从严家炎教授，进一步受实证方法的训练，才养成了他现在这样的学风。看了解志熙的著作，颇让人生薪火残存、余脉未绝的感慨。
“历史”这个词包含着两个相关又相异的内涵：一指以前发生的，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一指后人对这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的记载。二者分属两个范畴。前者所指为客观世界，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后者所指为主观世界，既然是后人所记载的，则限于种种条件不能很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过去事情的全部真实，其真实性就打了折扣。而且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后人的主观评价，它已是一种精神产品了。由上述差异又引出史学上两种各有所偏重的理论、方法和风格，甚至形成了学派。一种是重在探求客观的真相，非常看重历史的真实性，甚至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这真实性。一种是认为人的认识永远不能达到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存在只是为了被解释，历史研究的任务主要是表达史家自己的主观见解，史家也就是阐释家。从前面很简单的对汉学特点的概括中，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史学是偏于第一种的，即力求再现客观的历史真实。但理论思维有所欠缺，浩瀚典籍留下了大量史实，相比而言总结出来的理论认识就少多了。
当着中国走向现代社会，中国的学术也发生了现代转型后，一方面是胡适、鲁迅等第一代学者们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汉学传统，这对于现代学术的形成、发展作用甚大。而另一方面，出于社会变革的要求，又在西风吹拂之下，新的学术必然具有新的因素，这很突出地表现在对理论的重视上。如果稍稍说得远一点，从严复译述《天演论》以后，西方各个学科的理论大量涌进，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从胡适讲述新旧文学转化历程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到朱自清的《纲要》搭起新文学的历史框架，其所排列出来的史实背后，都有着进化论思想在比比划划。理论对于历史的阐释作用越来越明显。1930年代开始有了形态比较完整的新文学史著，可以看出左翼文艺理论，诸如弗里契的机械唯物论等在起作用。到了1940年代，某些作品中主观的因素更加强了，理论的色彩更为鲜明。新文学史编纂中另一种学术风格，有重主观阐释的，有强调理论指导的，这样的风气升腾而起，逐渐地弥漫开来。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把这二十年中最重要的五四文艺思潮的大变动，轻轻地放在一边，却用了几倍于五四的大篇幅去记述新文学史上相对不太重要的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两个口号的论争”等。这表现了很强的主观性，中国文艺思潮史开始了向“中国革命文艺思潮史”转换的趋势。同在1940年代，周扬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新文学运动史（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他留下了讲义的头几章，名曰《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他当时很可能已经看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或者已经了解到这篇文章的内容，所以他的《提纲》的风格就不是无甚高论，而是颇有高论了，已经可以看出他想站在新的理论高度，用新的思想阐释新文学运动的意图。周扬的作品表现了他运用理论驾驭史实的高度水平，在论的统帅下，历史在周扬的笔下显得神采飞扬。李、周等治文学史的风格显出与朱自清的明显区别。他们不满足于比较客观地弄清并铺叙史实，想要把史实与某种主观的见解或某种理论联系起来，用理论来照亮史实，用史实来证明理论见解。如果说这是另一种学术传统，那么到了李何林、周扬已经鲜明化了。建国以后，经过对王瑶《史稿》的批判，这条路线成了新文学史编纂中的主流，并且走向极端化，从“以论带史”发展到“以论代史”。
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方法改变了主导的方向时，国际上哲学、史学思潮也在变化着。本书旧版的导言中曾提到：“在本世纪，大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历史研究方法有明显的变化。牛津大学巴勒克拉夫教授在1978年曾说过：‘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前占优势的那种历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动，至少对于年青一代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对于20世纪上半叶支配历史学家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怀疑的趋势，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2]这里指的是以实证方法为主的描述型史学，让位给了强调史学主体作用的阐释型史学。有意思的是，文学研究方法也有类似的变化，似乎具有同步性，这是因为史学研究、文学研究都同受哲学思潮嬗变的影响。西方学术上发生上述变化之时，中国正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不屑于对门外的一切瞥上一眼。那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指导着中国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发挥着科学的威力，另一方面在不断膨胀的‘左’的思潮冲击下，遭到严重歪曲、破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威信不免受损。于是，到了80年代，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旦打开大门，很快就被外来思潮搅得眼花缭乱。强调恢复和发挥认识主体作用的各种主张，一度成了文学研究界的‘主旋律’，这种思潮的出现，几乎比西方迟到了近半个世纪。尽管上述思潮在新文学史的编纂中，反映得并不强烈；但的确也有这样的认识——既然历史是不可能完全认识清楚的，不可能有一部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的文学史，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阐发主体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并不一定要接受客体的检验。重要的不是史实，而是史学家的主观见地，这才是新文学史编纂的一条出路，一条走向现代化之路。这样的思想今后很有可能会比以往表现得更加激烈，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事实是凝固的，对它的描述是有止境的，而对它的阐释却是无止境的。从史学自身特征来看，描述型之让位于阐释型，有其必然性。”
实证主义在科学发展中曾有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孔德（Comte）认为实证哲学的提出把人类的认识从神学、玄学推进到了科学阶段。这一派认为社会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样，是可以证明的，这对于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无疑有很大的推进作用。胡适在五四时大力宣扬实验主义，提倡“小心求证”，高喊“拿证据来”，对于我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那个时候有人可以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但是，随着科学主义（准确一点应该叫“唯科学主义”）的缺点和局限的暴露，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包括非理性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兴起，实证主义被视为过时了。而一些国家正处于革命高潮中，理论的作用被强调到非常的高度，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人们要求哲学不仅能够说明、批判世界，更要能够改造世界。对文学则更需要它来做宣传工具，充当斗争的武器。对历史，对文学史，更需要的是能为新兴的阶级和政治力量树碑立传，证明他们是历史的当然的主人公。无论从哲学的或社会的背景来看，像朱自清那一套继承汉学传统的治学思路，就要让出自己的位置给另一种重在阐释、重在理论说明、重在表现主观的治学思路。走这一条路会被看成是创新，是发展。王瑶的《史稿》很自然也就要让位给蔡仪、丁易、张毕来还有后来一些年轻的学生仔的新作。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不论中国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动，那种强调主观的作用、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注重以理论来解释历史的治学路线，都处于主导的地位，甚至还产生了“主体投入式”的“研究”。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些争论，却多是围绕着谁的主观更好，哪种理论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解释文学，或者应该发扬谁的主体性等等。而在肯定主观的作用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分歧。
我们撰写文学史，大概也有两条思路，或“我思故史在”，或“史在促我思”。前者是先有个对历史的看法，然后依照这一看法整理史实；后者则从整理史实入手，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客观史实的触动、促发而产生某种认识，形成某种见解、理论。从一般的认识过程来说，总是事实在先，然后才能够去认识它。但由于史家在写史之前脑子不可能是真空的，总会有某种先在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又可以说所有的历史编纂都是从“我思”开始的。但确实也有对自己的对象在研究之始并没有先入之见，在认识上还可以说是空白的，只在着手收集、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才对这研究对象有了印象，产生褒贬，形成评价，乃至抽象出了理论性的认识来。从思想开始，或从史实开始，这两条路线都是允许的：只要从史实入手的能不被史实所淹没，能注意消化、提炼、抽象、升华，由此而产生出理论；从思想开始的能十分尊重史实，小心求证，既能够经过证明而肯定、丰富某种思想观点，又敢于把不能得到证明的思想否定掉，或修正之。那么，通过这两条不同的思路，研究家、编纂者都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提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来。所以，我们指明新文学史编纂中曾经有过的这样两条路线、两种传统，并没有要肯定、推崇某一种，否定、反对另一种的意思。
但是，既然我们研究、编纂的是历史，是文学史，在允许殊途之后还应该有个同归。一个人要发表自己的主观思想、情绪，可以有许许多多途径，可以写理论文章来系统地讲述自己的观点，可以创作诗歌淋漓尽致地宣泄满腔激情，甚至可以去编出历史剧来借古讽今，为什么一定要用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的历史学呢？既然是进了历史学之门，就不得不带着镣铐跳舞了。这镣铐，就是历史事实，就是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时，用了更多的文字来描述汉学传统，来肯定实证方法的意义，来勾画、显现朱自清所开创出来的这一条线索，这一种传统。
中国新文学史虽然只是文学学科中的一个小部门，一只小麻雀，但如果解剖得好，也有可能找到历史科学和文学研究的某些特性、某些规律。毕竟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编纂也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小学科如何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进步做大一点的贡献。在跨进新世纪之时，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尽力去实践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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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第17页。
[2] 杰里弗·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