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宁可先生

孟祥才

2014年2月19日，宁可先生的学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玉峰打来电话，告诉了我宁可先生于前一日病逝的噩耗。这个预料中然而又不希望发生的结局终于残酷地摆在了所有宁可先生的亲人、学生和朋友面前。我几年前已经获悉宁先生染上癌症，但总期望现代日益先进的医疗技术能够较长时间延续他的生命，使老先生能为中国史学再贡献一批学术精品。然而，天不从人愿，他到底在86岁之年驾鹤西去了。不过，与他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史界同仁漆侠（1923—2001年）、田昌五（1925—2001年）两位先生相比，他也算高寿了。

宁可先生的病逝，勾起我对他深沉的怀念和哀悼，几次见面的场景也在记忆的简版上清晰呈现。

宁可先生的大名，在20世纪60年代我读大学历史系时就深深刻在脑海中。记得宁可先生在1962年的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论历史主义》，接着在1963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这两篇皇皇大文，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时的宁先生年仅三十四五岁，是当时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讲师。由于授课老师的热情推荐，我这个大学生对宁先生的文章读了不止一遍，尽管似懂非懂，但还是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理论界推出的不仅最具理论深度，而且逻辑严密、说理透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当时困惑史学界许多问题的好文章。然而，就是这样的文章，后来却被史学界的“左”王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宁可先生也被认定为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阵营的“理论先锋”。在1963年以后学术界日益激烈的批判浪潮中，宁可先生和他的文章自然也就成了史学理论界“左”眼中的靶子，遭遇不断上纲上线的批判。

1966年3月初，已经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我，与所里其他四位同志一起，借调《红旗》杂志编辑部，协助该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编纂《毛泽东论历史科学》。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戚本禹突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你去一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以《红旗》杂志记者的名义找宁可，问问他对批判历史主义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带着《红旗》杂志的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该系看到我是《红旗》的记者，知道有来头。当时“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批判之火越烧越旺，一些史学的批判文章涉及宁可论历史主义的不少观点。该系的党总支书记接待了我，他说宁可参加“四清”还未回来，你们《红旗》对批判历史主义有什么看法？我明白他是在摸我的底，而戚只授权我了解情况，不能表态。就推说我只是了解情况，至于历史主义应该怎么看，我也不清楚。他说宁可最近有点紧张，因为有不少批判文章涉及他。回来后，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戚作了汇报。戚说：“宁可的观点也不是全错，不过他将历史主义强调过头了。翦伯赞讲历史主义，理论上的论证不够，宁可对历史主义的论证就深入多了。”

1966年七八月份，北京进入“文革”中最恐怖的岁月。各单位的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一批批被揪出来，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8月初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历史所不少人聚集在楼下阴凉处，一边用餐，一边交流“文革”讯息。大家比较关心史学界的动态，从各种来路汇集着一些史学权威们被揪出批斗的情况。一个爱人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的同志说，宁可已经被揪出来，带帽子游街了。他边说边表演，用筷子敲着饭碗，说：“宁可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敲着小锣，边走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惹得大家笑成一团。这一幕的真实性如何，我后来多次与宁先生会面，也没有向他求证，怕勾起他痛苦的回忆。

我与宁先生第一次会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庐山，这时我已经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教书。记得是1985年秋天，我们一起在庐山参加漆侠先生主持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年会，国内研究农民战争史的有影响的专家如孙祚民、孙达人、田昌五等先生差不多都到场了。此前我与漆侠先生已经熟悉，因此开会前他对我说：“这次会议后，我就不当会长了。理事会决定将秘书处由华东师大迁至山东大学，会长由田昌五担任。我这次参加会议，就算是‘告别演出’了！所以请我的老同学宁可先生来，给大家讲一讲建国后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算是一个总结吧。”开幕式上，漆先生致词后，宁先生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讲了约两个半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听宁先生作学术报告。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对建国后30多年间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作了深入细致、条分缕析、全面中肯的述评。整个报告语调平稳，娓娓而谈，没有疾言厉色，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对不公正批判的倾诉，更没有得理不让人的偏激的言辞，即使讲到昔日激烈批判自己的观点，也是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评判，对某些观点还作了适当的肯定。报告不仅充分展示了先生精湛深邃的理论素养，更显示出他公正平和、包容大度的学者风度。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先生的风采，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仰之情。

庐山会议后的第二个春天，撰写《桑弘羊研究》的吴慧先生主持了一个在云南大理召开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学术研讨会，宁先生在与会者中最具声望。会议进行中，吴慧先生推尊他为所有发言的评议人。每个人发言后，宁先生即席进行的简短评论，总是抓住要点，提纲挈领，切中肯綮，展示了渊博的学识和很高的理论与学术水平。按照会议安排游览洱海、三塔寺和大理古城的时候，我有意与先生同行，以便就史学上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我发现宁先生的挎包里总是装着一本中国地图集和一架望远镜，走到一个地方，他随时拿出地图查看。每走至高敞的地方，他就拿出望远镜，向远处瞭望。在大理古城的一个小茶馆里，先生与我对坐品茗。我对他说：“宁先生，我上大学时就读过您《论历史主义》的文章，很受教益。‘文革’初期，我还到你们系里调查过您的情况哪！”他听了大概颇感诧异，镜片后面深度近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直视着我：“你去调查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了1966年4月份我奉命去北京师范学院的事，他听后释然，笑笑说：“啊，原来如此！你去调查我的时候，我确实在北京郊区搞‘四清’。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批判浪潮，我虽然有点紧张，但还没有预料到后来的‘史无前例’，心想，他们批判我，最多不过是给我扣上‘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帽子罢了，还能怎么样？谁知不久之后，大风暴来临，我返回学校后，很快被揪出来批斗，接着关进‘牛棚’，与学校的书记、校长、教授享受同等待遇。在‘牛棚’里，我是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经常担任陪斗的角色。开始还有点难为情，后来批斗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反正就是低头弯腰喷气式，承认自己‘反动’就是了。时间长了，人也疲沓了，我还和几位教授苦中作乐，认真考辨‘牛鬼蛇神’的出处呢！”我又问他：“‘文革’后期，1975年恢复《历史研究》编辑部，由黎澍先生主持。酝酿编辑部人选时，有人透消息给我，说我可能在其中。后来可能因为我有‘造反’的前科，没有去成。您有幸进了编辑部。可我听说，‘四人帮’垮台后，编辑部要肃清‘四人帮’流毒，您也被肃了一番，这是真的？”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事你也知道？哎呀，中国的事就是这样！无论什么运动，都是从上贯彻到基层，按照上面的部署，《历史研究》编辑部当然也要‘肃流毒’，不知怎么看中我作为‘肃’的对象，我明白那纯粹是做戏！开始煞有介事，最后不了了之！”

从大理回到昆明，我们一行人住在云南大学招待所。当天，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李埏先生设晚宴招待宁先生，由一位年轻的副校长主持，我也有幸应邀参加。席间谈了不少史学界的掌故。记得李先生说他刚去北京大学读书时，北京同学建议他去游西山，赞扬那里的风景如何优美云云。他去后很失望，认为比石林差远了。因为我在北京也待过十多年，就发表感慨说：“云南众多的石林太神奇了，那些人们不屑一顾的石林，只要搬到北京郊区，拉上墙就能卖票！”宁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就叫“物以稀为贵”。宴席上有一道菜叫“石鸡”，李先生介绍后，宁先生说他最近读过一篇文章，记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会见贺子珍，招待她吃饭的菜肴中就有庐山的特产石鸡。宁先生问是不是就是这道菜，李先生说，石鸡应该是同一种类，只是产地不同。我品尝的感觉是，味道与我家乡的青蛙十分接近。晚宴结束时，李先生邀请宁先生明天为历史系师生作学术报告，宁先生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下午，在云南大学的一个大的阶梯教室中，宁先生为历史系师生作了题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的学术报告，他指画着一张大的中国地图，从中国的自然地理讲起，指出中国的地理形势是西高东低，河流大都是东西走向，西部多山地和草场，东部多平原和丘陵，这种地理形势决定中国古代长期是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政治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最早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统一时间多于分裂时间，多数分裂是由于民族斗争造成，而除明朝外，重新统一都是由北方的势力统一南方完成的。经济上，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的基础，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的大多数，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主要的生产形式，他们提供的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思想文化上，儒学居核心地位，家国同构、伦理本位的理念一直主导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宁先生的报告赢得了云南大学师生的热烈掌声，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高屋建瓴的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的概括。

宁先生作学术报告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行四五个人去昆明街上游览，走累了，大家一起走进一个茶馆，围坐在一个圆形茶几周围喝茶休息。这时，一个小偷悄悄走进来，转到宁先生背后，越过他的左肩伸出手，迅速将他装在上衣兜里的钱掏走，待我们大家反应过来，小偷已经窜出茶馆大门，大步流星地沿街逃窜。我们几个人跑出来，一边喊“抓小偷”，一边追赶已经跑出二三十米的小偷，不料小偷转过身，摇着手高喊：“老兄，别追了，你们追不上！”这时路上行人匆匆，没有一个人“见义勇为”，施以援手。有人笑笑，说：“这种情况天天有，没人管，自认倒霉吧。”宁先生也说：“别追了，小偷训练有素，咱们哪里跑得过他，就是几块钱，算了！”我们回转来，围着宁先生问：“咱们几个人，小偷怎么单找您下手？”宁先生说：“毛病出在我的兜上。”这时我们互相观察，除了宁先生穿的休闲装胸前的兜是敞口的外，我们几个穿的全是中山装，胸前兜都扣着纽扣。显然，宁先生敞开的兜偷起来最易得手。大家知道宁先生损失不大，没有必要报警，就回到茶馆继续喝茶。有人还同宁先生开玩笑，说：“咱们这些人中，宁先生的工资最高，小偷选择偷盗对象还是很准确的。”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这一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在与会者中传播，听者大笑为乐。

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为增报博士点而奔忙。系里领导和教师分头去拜访一些著名学者，介绍系里的教学和科研成绩。一次，我同系副主任苏位智一同去宁先生家拜访，顺手买了几斤水果。大概宁先生已经接待过不少类似的拜访者，有点心烦，对我们的造访不太热情，只是静静听我们的介绍，未作任何承诺。告别时，他执意要我们带回水果，我感到尴尬，说：“宁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来看您，顺便买点水果，算什么呢？”宁先生说：“那不是一码事！你们必须带走，否则，你们前脚出去，我后脚就给扔出去！”我看宁先生态度认真严厉，只得带走水果。回到我们住的人民大学招待所，我对苏位智说：“在现在送礼受礼已经成为社会风气的时候，宁先生这样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了！看来这些水果我们只能自己享用了。”

2001年11月2日，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去世。两天后开追悼会，盛况空前，许多史学界的老中青学者赶来参加，在我参加过的已逝史学家的追悼会而言，这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可见漆侠先生在史学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宁先生也赶来为他的老同学、老朋友送别。在接待室，我趋前问候，问他身体如何，他感慨系之，说：“近几年明显感到衰老，精力体力都不如前几年。”接着他问前不久去世的田昌五先生的情况，转而对我说：“趁身体好的时候，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年纪大了，就力不从心，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感叹说：“您和漆先生、田先生，都是我们上一辈史学界的佼佼者，三十岁左右就已经出名了。当时我们这些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您们的大名。到我们这一代，往往一辈子也达不到您当时的名气，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宁先生说：“你的看法也不全对。我们那个年代，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很少，刊物也少，一个人发表几篇文章，就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大学历史系那么多，再加上研究机关，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刊物更是增加很多。所以发表几篇一般化的文章，很难引起注意。现在，一个人能在自己从事的专史领域被认可，有点名气，也就不错了。”

之后，我虽然没有机会与宁先生再见面，但一直关注着他的信息。见到他的文章，总是认真拜读。每次碰到他的学生，我都探问他的近况。他似乎也关注着我。2007年，我在《历史学家茶座》第10期发表《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内容涉及宁先生。一次我参加秦汉史的研讨会，见到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对我说：“宁先生看到你的文章涉及他，很感兴趣。”2008年，我在《炎黄春秋》第9期发表《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一文，宁先生看到了。不久，他的学生刘玉峰给我送来他新出版的《宁可史学论集·续编》，并对我说：“宁先生看了你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建议你写一写当年你们学部被对立面打死的冯宝岁。”我对刘玉峰说：“看来宁先生与冯宝岁是要好的朋友，她是被对立面生生打死的，这绝对是一桩人命案。我虽然与冯认识，但写不了有关她的文章，因为当时我们尽管是一个大单位，同属学部，可是她在情报室（今情报研究所），我在历史所，她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她被殴致死的细节，我都不清楚。这篇文章，应该由情报研究所熟知她情况的人，或者由良心发现的殴打她的当事人来写。请你再见宁先生时，将这个情况转告他。”

作为当代史学巨擘，宁可先生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以史学理论、中国经济史、隋唐史等领域的成绩更为卓著。而他的成名最早则是由于在史学理论上的卓越建树。与他的同辈相比，他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最多，理解最深，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最紧密，所撰写的文章最具理论深度。所以，他的遗产中最值得珍视的也是史学理论，是后学者不能跳过的学术瑰宝。宁可先生的仙逝，从一定意义上标志了他们那一代史学家的落幕，但他们这一代史学家在中国历史的特殊年代所创造的业绩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永远值得后辈史学工作者学习、借鉴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