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典范


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典范

——忆宁可先生

蒋福亚

我在首都师范大学执教四十余年,宁可先生一直是我的领导。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也是对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始终坚持和践行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理念。他非但身体力行,坚持终身,是践行这个理念的典范,而且言传身教,提倡、指导我们践行这个理念。抚今思昔,我深深感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成就,应是这个理念深深植根于教师心中的结果;如果说我在教学和科研中取得一点成绩的话,也是受益于这个理念。这里粗略地回忆他如何“逼迫”我践行这个理念的几件往事,以兹纪念。

今天,高校教师必须重视科研,撰写论文或著作,已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过去并不是这样的。

从我1962年分配到学校,直至高校恢复职称评定工作的漫长的时段中,当时流行的观点是站稳讲台就是一切,科研只是极少数人的念想。理由十分简单,我们是师范院校,不是综合性大学;我们的任务是培养中学教师,站稳讲台,即教学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科研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将提倡科研、重视科研、进行科研视为走“白专”道路。往往会招致批评,甚至成为批斗的对象。“文革”中历史系的“四大台柱”被挂上黑线,不断揪斗,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好诠释。在这样的氛围下,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提倡科研、重视科研、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完全是顶风作案,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成庆华、宁可和齐世荣这几位先生却十分明确地强调教学和科研并重,要以综合性大学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甚至说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有两位科学院院士,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几个?特别是宁可先生,一再告诫我教学和科研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没有科研作后盾,教学质量上不去,要扎扎实实地围绕教学搞科研,用科研促教学,教学促科研。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正值宁先生的代表作《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及《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发表之际,这两篇大作在学术界引发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热烈争论,在我们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反应却相当冷漠。为了将这股东风引入教研室,他分别找了张海瀛、翁俊雄、杨生民和我四人,要我们认真阅读这方面的论文,找出分歧点和新意,然后说明自己赞同或否认的理由,到他家去讨论,发表什么意见都可以。这是我来到学校后参加的第一次有浓烈学术味的讨论会。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完成教学任务都还有不少困难,科研力量相对薄弱,虽然室里的工作计划中有办学术讨论会的安排,但除了进行教学评估外,一直没有举行过学术讨论。为了让我们感染科研的气氛,引发科研的兴趣,宁先生利用北京的有利条件,只要社科院、北京史学会和其他学校有学术活动,他总是及早地通知我们,“赶”着我们尽可能地去参加。仅北大历史系的讨论会,我就被宁先生“赶”去两次。大概因为我刚当研究生时,参加过山东大学有关农民战争的讨论会,会后还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习作,所以当北大历史系讨论农民战争时,宁先生便“不客气”地对我“下达”了命令:你必须参加,代表我们历史系发言,我已给你报了名,不准推诿!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撰写了《论“轻徭薄赋”》一文去应景。这是我来这里后第一次写了发言稿参加北京的学术活动。

“文革”结束后不久,京津冀三地在南开大学举办了批判封建主义的讨论会。会前,宁先生把我叫到成庆华先生家,叫我代表他们去参加。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准备时间只有七天,所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但他们二人先是诱导我谈谈对忠君思想的想法,接着他们也参加了讨论,谈出了他们的认识。三个人约摸交流了两个小时,最后宁先生说,行了,你回去把我们三人谈的内容归纳综合综合,写成发言稿去参加吧。他们两人又给我开了一些书目,以便我充实发言内容。会上我作了《论忠君思想》的发言,反映还不错。回校后,北京社科院打电话找我,告诉我他们的杂志即将创刊,要我将发言稿寄给他们发表。我将此电话告诉宁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若只用你的名义,完全可以去发表,我没有意见。若要我连署,那得让我想想和修改修改。”鉴于发言稿的观点基本上是两位先生的,所以我放下稿子请他全权处理。这一放就是十数年,后来更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思想》发表于《历史研究》。当我阅读这篇论文时,发现已和发言稿面目全非,但宁先生还是署上了我的姓名。尽管我明白受之有愧,始终没有将此文算作自己的成果,却深深地感受到宁先生盼望我们努力从事科研的苦心。

渴望指点,十分关切自己初始成果的结局,这几乎是青年学子迈上科研道路时共有的心态。这些会对其科研的热情、兴趣和信心产生很大的影响。宁先生对此十分理解。所以对我们送请审阅的论文,总是认真细心地审读,提出他的想法和意见,帮助提高质量,或推荐给相关的报刊。当我草就《魏孝文帝迁都得失议》后,拜请了几位校内外的老先生提意见,他们的回音十分快捷,有的说“很好”,有的说“不错”,只有宁先生很不客气地提出了他的评价:“你为谁评论得失?!”这当头一盆冷水几乎把我打懵了。我在冷静后经过反复思考,感到宁先生的话确实击中要害,便认真作了修改。《夷陵之战是以少胜多吗?》一文写成后,我请他审阅,他立即推荐给了《光明日报》。

宁先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造诣,为了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也为了我们培养的研究生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召集杨生民、翁俊雄和我到他家中反复讨论和准备,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这门课程,并规定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的必修课,为时一学年,8个学分,我们四人分段把关,各人指导研究生学习和讨论半个学期。这是我们的研究生最重要、分量最重的一门课,在全国也是首次设置,效果和反映都不错,该课程并荣获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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