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人际关系、文人干谒与南宋文学

南宋文人的文学创作内容大多数是唱酬、赠别、祝寿、干谒之类用于人际交往的，大量唱和诗词、序跋文字就产生于这个时期，文学的社交功能、娱乐功能、应酬功能，与抒情功能并行不悖，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在南宋士人的社交活动中，中国官场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套交情、拉关系的社交方式在当时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已臻化境。“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学缘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的三种类型，这三种关系与南宋文人印可品题、干谒奔走、文学创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接下来，我们以人际关系为中心，探讨其在南宋文人干谒活动与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影响。

陆游在《跋吕舍人〈九经堂诗〉》中特别谈及“人情”及“师友”“子孙”等人际、人伦关系对士大夫文学创作的意义：

前辈以文章名世者，名愈高，则求者愈众，故其间亦有徇人情而作者。有识之士多以为恨。如吕公《九经堂诗》，盖自少时与昭德尊老诸公，师友渊源，讲习渐渍所得，又为其子孙而发，故雄笔大论如此。于呼，凛乎其可敬畏也哉！^[1]

此跋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语，透露出南宋大诗人对文学交游、师友渊源、学缘血缘、人情世故、往来切磋等事实的重视。他的作品大多亦是“徇人情而作”，令人“可敬畏”的就是文中所说“师友渊源”“子孙”亲属等“人情”关系。南宋时期“以文章名世者”碍于情面，在为后生晚辈印可延誉之际，往往与人为善、热情周到，甚至于言过其实、不遗余力。这些名流显人作文论艺之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唱和酬酢的成分，文学的主要功能是社交应酬，这种功能影响了南宋文人的创作与批评。结交同类、抵触异己等由人际关系导致的某些情绪客观上对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节 诚斋之风

杨万里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这四大诗人尤其是杨、范、陆三位更是时代的风云人物，刘克庄高度评价高似孙时说：“老笔如湘弦泗磬，多人间俚耳所未闻者，有石湖、放翁、诚斋之风。”^[2]我们从中可感受到当时对此三人的推崇。

杨万里自叙文学创作灵感之来时特别强调其受友人倡和索诗及交游故旧索序之启发影响，在其文集中交游酬酢类文字十分常见，仅以《诚斋集》卷八○为例，我们就会发现下列文字：

予游居寝食，非诗无所与归。……大儿长孺请曰：“大人久不作诗，今可作矣乎？”予蹙然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诗，诗必颓。善，如尔之请也。”是日，始拟作进士题。……明年二月，被朝旨为铨试考官，与友人谢昌国倡和，忽混混乎其来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刘伯顺书，送所刻《南海集》来，且索近诗。于是汇而次之，得诗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3]

西归过姑苏，谒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诗。予谢曰：“诗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于相违，而喜于不相值。某虽有所谓《荆溪集》者，窃自薄陋，不敢为公出也。”既还舍，计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诗仅二百首，题曰《西归集》，录以寄公。今复寄刘伯顺与钟仲山。^[4]

永明尉彭君文蔚，与予同郡且同乡举。自绍兴癸酉一别，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忽触热骑一马，来访予于南溪之上，……因出其《补注韩文》八帙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书，下逮汉晋之文史，近至故老之口传，旁罗远摭，幽讨明抉，殆数十万言。于是韩子之诗文，雅语奇字，发摘呈露，无余秘矣。^[5]

予尝举似旧诗数联于友人尤延之，……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无甚悔也。然焚之者无甚悔，存之者亦未至于无悔。延之曰：“诗何必一体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旧所存者五百八十首，大儿长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于是并录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张德器屡求之不置，因以寄之。^[6]

这种文字，在杨万里集子中普遍存在。我们若进一步深入分析杨万里这些序文中的深意，就不难发现其中所提及的“大儿”“友人”“故人”“范公”“同郡”“同乡举”等亲朋、好友、故交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与影响，无论是他人对杨万里的品题鼓励，还是杨万里对他人的印可延誉，都十分注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杨万里首先通过干谒奔走南宋中兴名将张浚之门而步入仕途，后经张的提携援引步步高升直至朝廷权力中心，后杨万里为了自己子侄辈的仕途前程也还一度发挥其干谒请托方面的特长，利用其人脉资源，频繁干谒奔走，请托延誉。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情商”很高的名流诗人。试看他逢迎讨好丘侍郎的《跋丘宗卿侍郎见赠使北诗一轴》：

太行界天二千里，清晨跳入寒窗底。黄河动地万壑雷，却与太行相趁来。青崖颠狂白波怒，老夫惊倒立不住。乃是丘迟出塞归，赠我大轴出塞诗。手持汉节娖秋月，弓挂天山鸣积雪。过故东京到北京，泪滴禾黍枯不生。誓取胡头为饮器，尽与黎民解魁髻。诗中哀怨诉阿谁，河水呜咽山风悲。中原万象听驱使，总随诗句归行李。君不见晋人王右军，龙跳虎卧笔有神，何曾哦得一句子，自哦自写传世人？君不见唐人杜子美，万草千花句何绮，只以诗传字不传，却羡别人云落纸。莫道丘迟一轴诗，此诗此字绝世奇。再三莫遣鬼神知，鬼神知了偷却伊。^[7]

丘宗卿“仪状魁杰，机神英悟”，“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8]，乃一代名臣，在朝廷享有盛誉。在这首诗中，杨万里极力阿谀奉承丘宗卿，先赞扬丘有“誓取胡头为饮器，尽与黎民解魁髻”的豪情壮志，后又用“中原万象听驱使”之语恭维他，令人叹为观止。想不到他还能不惜工本盛赞丘之诗书绝妙，最终以“再三莫遣鬼神知，鬼神知了偷却伊”结尾。综观全诗，杨万里的逢迎讨好之功可谓鬼神莫测、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已臻化境！具有如此高妙印可技巧的杨万里，才能成就其独特的“齿牙伶俐”“油腔滑调”的“诚斋体”^[9]。

从刘克庄对杨万里诗歌的评价中，我们可感受“诚斋体”风格之一斑：

诚斋《挽张魏公》云：“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只十个字，而道尽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为虏所畏，与夫罢相、解都督时事，皆在里许，然读者都草草看了。^[10]

刘克庄是江湖派的领袖人物、名副其实的“前辈以文章名世者”，是老于世故之人，故能着眼于杨万里诗中的印可延誉之妙而没有“草草看了”。我们透过刘克庄对杨万里的由衷赞叹，可知杨万里的成功并非侥幸，乃得益于他长期的磨砺，尤其是磨砺自己为人处世方面的能力。他那广泛的交游、誉满一世的口碑，都离不开他与人为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过人之处。

人际关系、朋友交情影响到杨万里的文学创作，也影响到他的文学批评。他有一篇有趣的序文《霍和卿 〈当世急务〉序》，其中载：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识霍和卿于监察御史谢昌国之宾阶。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见昌国，和卿先退，昌国留瀹茶小语。因曰：“适某客，识之否？有一书曰《当世急务》者，尝见之否？”予即借之以归。夜吹灯细读之，不觉起立，曰：“此秦少游、陈去非之亚匹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独不知，非恨欤？幸识其人，又见其书，未恨也。”^[11]

这里的点睛传神之笔乃是：“幸识其人，又见其书，未恨也。”我们的理解却是先有监察御史谢昌国的援引介绍，杨万里知道他来头不小，乃当朝监察御史关注之人，理所当然地渴望结识相交，故作如下阿谀奉承的评语：“此秦少游、陈去非之亚匹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独不知，非恨欤？”此“士”之“奇”主要在于他是监察御史大人推荐延誉的人选。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杨万里为何“夜吹灯细读之，不觉起立”，并毫无保留地极力为其印可品题。杨万里人情练达、精通世故的印可延誉之风与其文学批评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杨万里常在为人作序跋印可文字之际拉关系、套近乎。如这篇《杜必简诗集序》就比较典型：

吾州户曹掾赵君彦法，以公事行县，因访予于南溪之上，赠予七言古诗一篇，命意高秀，下语有气力。予惊异焉，则劳之曰：“豫章代出诗人，今君家进贤，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户官虽小，曾屈诗人杜审言’，予于赵君亦云。”君曰：“寒厅有此诗人而无其集，非缺欤？近已旁搜远摭，得其诗四十二首，将刻枣印以传诸好诗者，且以为寒厅之宝玉大弓，愿得先生一言以伸其说。”

予谢曰：“逢澄江而不敢咏者，诗人畏谢功曹也。予于必简独无畏乎？必简先贤，予后学，一也。唐人诗，国朝诸公尚宗之，况予乎？二也。必简之师，其竞已甚，又有少陵以为之孙，遂建大将鼓旗以出，独主百世诗人之夏盟。”^[12]

在这里，杨万里由“吾州户曹掾赵君彦法”能够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豫章代出诗人，今君家进贤，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乃是典型的中国人拉关系、套近乎的方式。且其后道其所畏时乃特别强调“又有少陵以为之孙，遂建大将鼓旗以出，独主百世诗人之夏盟”，还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来阐述杜审言诗的重要性。以求新、求变、求突破的“诚斋体”著称于世的杨万里如此看重血统传承、学缘地域，在对待人际关系、人情世故的态度方面仍然不能免俗，由此可见传统文化观念对南宋文人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方面的深刻影响。

这种拉关系、套近乎的习惯，还体现在杨万里将自己与友人尤袤的关系比作当时名满天下、让后世无限羡慕敬仰的李杜，说：“谁把尤杨语同日？不教李杜独齐名。”^[13]其文化自信、名流自觉由此可见一斑。杨万里通过长期以来的辛苦奔波、干谒请托、入仕宦游、文学创作、人际交往，已经确立了其丰厚的人脉资源，成为“以文章名世者”，这些人脉与名声使他充满自信，随着其“名愈高，则求者愈众，故其间亦有徇人情而作者”愈众，杨万里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人印可延誉的义务，频频应人干谒请托而作赞赏品题的序跋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在当时被尊奉为诗坛宗主。“与杨万里倡和颇多”^[14]的袁说友在《和杨诚斋韵谢惠南海集诗》中高度评价杨万里道：“斯文宗主赖公归，不使它杨僭等夷。四海声名今大手，万人辟易几降旗。”^[15]姜特立在《谢杨诚斋惠长句》中对杨万里亦衷心赞叹：“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16]可以说，杨万里诗坛宗主的地位及影响与其广泛的人际交往、屡为他人印可延誉的“诚斋”之风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节 放翁气象

对自己与其他诗人之间的优势互补之处，杨万里看得十分清楚，在其所撰《千岩摘稿序》中委婉曲折地表露出来：

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17]

杨万里能如此恰如其分地评价这几位大诗人的风格特点，这是他们朋友之间互相勉励、互相促进甚至互相竞争从而达到一时瑜亮的结果。

这些大诗人之间频繁的交往唱和，对南宋文学创作风貌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陆游曾作《喜杨廷秀秘监再入馆》对杨万里其人其诗作了高度评价：

公去蓬山轻，公归蓬山重。锦囊三千篇，字字律吕中。文章实公器，当与天下共。吾尝评其妙，如龙马受鞚。燕许亦有名，此事恐未梦。呜呼大厦倾，孰可任梁栋。愿公力起之，千载传正统。时时醉黄封，高咏追屈宋。我如老苍鹘，寂寞愁独弄。杖履勤来游，雪霁梅欲动。^[18]

陆游不但佩服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实绩，对他的诗论及印可延誉的效果亦十分赞赏，甘拜下风，曾道：

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长歌为君定声价，赏音但须一夔足。蹋泥过我君岂误，拱璧何至求凡目。只愁明日遽来索，北窗连夜挑灯读。^[19]

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王子江西秀，诗有诚斋风，今年入修门，轩轩若飞鸿。人言诚斋诗，浩然与俱东，字字若长城，梯冲何由攻？我望已畏之，谨避不欲逢。一日来叩门，锦囊出几空。我欲与驰逐，未交力已穷。太息谓王子，诸人无此功。骑驴上灞桥，买酒醉新丰，知子定有人，讵必老钝翁。^[20]

面对陆放翁的赞美褒扬，杨万里不甘示弱，次韵回复了陆放翁：

君诗如精金，入手知价重。铸作鼎及鼒，所向一一中。我如驽并骥，夷涂不应共。难追紫蛇电，徒掣青丝鞚。折胶偶投漆，异榻岂同梦。不知清庙茅，可望明堂栋？平生怜坡老，高眼薄萧统。渠若有猗那，心肯师晋宋。破琴聊再行，新笛正三弄。因君发狂言，湖山春已动。^[21]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理论与思想，除了体现在他的名著《诗论》《诚斋诗话》中，更大程度上还体现在他的一些序跋、唱和类的印可文字中。如在《再答陆务观郎中书》中对陆游诗作进行了新奇巧妙的印可延誉：

某伏以即日夏令有淑，暑风斯清……某老病余年，今七十有六矣。……来教诹及某恶诗当有万篇，不闻居肆而市脯者乎？族庖者日嚣嚣然号于肆曰：“吾脯也，……羹也，皆旨且多也。”夫旨则不多，多则不旨，旨而又多，其皆熊蹯猩唇乎哉？其皆鲍鱼鼠朴乎哉？采菊东篱，焉用百韵；枫落吴江，一句千载。风人之劲者，肯与仆较少量多于可吊之滕哉！近尝于益公许，窥一二新作，邢、尹不可相见，既见不自知其位也。独其间有使人怏怏无奈者，如“湖山有一士，无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隐者》是也。^[22]

杨万里作此书时已经七十六岁了，陆放翁七十八岁，作为“前辈以文章名世者”，他们除了相互支持、相互表达赞叹鼓励之情外，也以文会友，在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上相互切磋琢磨或竞争比较，反映出他们晚年想一振诗坛靡靡之音的愿望。

在这一方面，陆游与杨万里的想法与做法是一致的，其作《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一诗云：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渡江诸贤骨已朽，老夫亦将正丘首。杜郎苦瘦帽耳，程子久贫衣露肘。君复作意寻齐盟，岂知衰懦畏后生。大篇一读我起立，喜君得法从家庭。鲲鹏自有天池著，谁谓太狂须束缚？大机大用君已传，那遣老夫安注脚。（自注云：杜伯高、程有徽文若，皆近以诗文得名于诸公，而尤与予善）^[23]

杨伯子，即杨万里的儿子杨长孺，这首诗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冬，似是上引杨万里诗的注脚，陆游与杨万里对当时诗坛的见解与主张非常相似，如出一辙，两人都期许对方能通过诗歌创作来改变诗坛风气。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提出自己的诗作主张时，特别强调杜、程二人乃“皆近以诗文得名于诸公，而尤与予善”，可见陆游看到了名流公卿品题印可的重要性，而自己颇以与二人结交为荣，中国人喜欢讲关系、套近乎、重人情的一面在放翁笔下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只有把南宋文人的创作放到当时人际关系的大背景下，才能在比较中、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深入了解南宋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复杂心理，理解他们创作的深层历史动因及心理依据。

杨万里、陆游两人的往来酬酢、诗词唱和客观上对于当时文学群体的形成与文学流派的孕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戴复古在诗酒酬酢、往来唱和之际自然而然地就联想到杨万里、陆放翁，并将两位“中兴大诗人”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敬爱、仰慕之情：

客星聚吴会，诗派落松江。老眼洞千古，旷怀开八窗。风流谈夺席，歌笑酒盈缸。杨陆不再作，何人可受降？^[24]

江湖诗派的后劲方岳对杨万里、陆放翁亦推崇备至，竟至于形诸梦寐：

老去不知三月暮，梦中亲见两诗人。^[25]

正是看到名流印可品题的重要性，陆游在《尤延之尚书哀辞》中才热情洋溢地歌颂尤袤的文学事业，以期振兴当世文风：

余自梁益归吴兮，怆故人之莫逢；后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为工。遇尤公于都城兮，文气如虹；落笔纵横兮，独殿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宫；涂改《雅》、《颂》兮，蹈躏轲、雄。余久摈于世俗兮，公顾一见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舂。别五岁兮，晦显靡同；书一再兮，奄其告终。……孰抗衣而复公兮，呼伯延甫于长空？孰诵些以招公兮，使之舍四方而归徕乎郢中？孰酹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闯虚堂兮，寒灯夜蛩？文辞益衰兮，奇服尨茸，……嗟局浅之一律兮，彼宁辨夫瓦釜黄钟！话言莫听兮，孰知我衷？患难方殷兮，孰恤我躬？焄蒿不返兮，吾党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从。^[26]

事实证明，他们这样的自我期许和相互期待并非毫无根据的妄想，后人将尤、杨、范、陆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如方回指出：

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27]

清代沈德潜也说：

南渡后诗，杨廷秀推尤、萧、范、陆四家，谓尤延之袤、萧东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陆务观游也。后去东夫，易以廷秀，称尤、杨、范、陆。^[28]

我们若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南宋中兴大诗人的创作历程，或许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们如何在相互酬酢、相互了解、相互竞争、相互尊重、相互品题印可、相互配合影响之下，共同促成了南宋孝宗诗坛的繁荣盛况。

陆游十分注意社交酬唱在士人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及影响，文学的社交功能、娱乐功能、应酬功能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成偶得之妙手文章即来自陆游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来自他在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中如何洞悉世事、练达人情。有了苦心孤诣的磨炼锻造，才能使放翁无愧于特定时期的“小李白”之称，立足于“中兴四大诗人”之列而备受时贤后人的关注与颂扬。在《梅圣俞别集序》中，陆游高度评价了北宋梅尧臣、欧阳修时的文坛盛况，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文人士大夫诗文酬酢、交游唱和的向往之情：

宛陵先生遗诗及文若干首，实某官李兼孟达所编辑也。先生当吾宋太平最盛时，官京洛，同时多伟人巨公，而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师鲁，书如苏子美，诗如石曼卿辈，岂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万世公论也。先生天资卓伟，其于诗，非待学而工。然学亦无出其右者。方落笔时，置字如大禹之铸鼎，练句如后夔之作乐，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后之能者欲学而不得，欲赞而不能，况可得而讥评去取哉。欧阳公平生常自以为不能望先生，推为诗老。王荆公自谓《虎图诗》不及先生包鼎画虎之作，又赋哭先生诗，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独多取焉。苏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陶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虽然，使本无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于先生。予所以论载之者，要以见前辈识精论公，与后世妄人异耳。会李君来请予序，故书以予之。^[29]

北宋文人交游唱和开始频繁，由此形成了文人集团及文学结盟现象。显然，欧、梅、苏、黄文坛结盟的繁荣景象深深吸引、感染了热情奔放的放翁，有了这种情感，他努力效仿前贤的生活方式也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陆游在当时的交游可谓广阔，以他为中心的文人圈可媲美北宋欧、苏主盟的文坛。而陆游在与朋友们的交往中亦常常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其所撰《曾裘父诗集序》就是一篇议论精辟、见解独到的小型诗论，对曾季狸诗的印可赞叹之辞体现出陆放翁自己的诗学观，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建炎过江诸贤赏识提携后辈的拳拳之心：

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淡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如吾临川曾裘父之诗，其殆庶几于是乎！

予绍兴己卯、庚辰间，始识裘父于行在所。自是数见其诗，所养愈深，而诗亦加工。比予来官临川，则裘父已没。欲求其遗书，而予蒙恩召归，至今以为恨。友人赵去华彦稴寄裘父《艇斋小集》来，曰：“愿序以数十语。”然裘父得意可传之作，盖不止此，遗珠弃璧，识者兴叹。去华为郡博士，尚能博访之，稍增编帙，计无甚难者，敢以为请。裘父讳季狸，及与建炎过江诸贤游，尤见赏于东湖徐公。^[30]

在这篇品题延誉的文字中，陆游除了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外，还详叙了自己与曾裘父相识、相知、相别之过程，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名流印可与放翁气象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节 白石意度

南宋时期的名流巨卿楼钥在评价江湖文士戴复古时指出：

唐人以诗名家者众，近时文士多而诗人少。文犹可以发身，诗虽甚工，反成屠龙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谁能好之？^[31]

姜夔就是这样一位深得诗歌艺术之趣的江湖谒客，并用这种“屠龙之技”去干谒“深得其趣”的名流贵卿，以获得一些物质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如这首写给名公显宦的词就颇有迎合讨好对方的意味：

玉珂朱组。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窗户新成，青红犹润，双燕为君胥宇。秦淮贵人宅第，问谁记、六朝歌舞。总付与、在柳桥花馆，玲珑深处。居士。闲记取。高卧未成，且种松千树。觅句堂深，写经窗静，他日任听风雨。列仙更教谁做，一院双成俦侣。世间住、且休将鸡犬，云中飞去。^[32]

通过写这种奉承讨好的词作，姜夔虽不能大富大贵，却也能衣食无忧，养家糊口，甚至还能享受到携家妓游玩之乐，据姜夔《莺声绕红楼》序载：“甲寅春，平甫与予自越来吴，携家妓观梅于孤山之西村，命国工吹笛，妓皆以柳黄为衣。”^[33]绍熙二年（1191）姜白石从合肥归访范成大，在他家赏雪梅，创作了流芳千古的杰作《暗香》《疏影》两首自度曲，范成大一高兴就将家中色艺双全的歌妓小红赠送给他。^[34]在姜白石的身上，可以说是许多矛盾的集合体。他外表文质彬彬，一副书生气十足的样子，却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风波险恶的江湖文士竞争中能够明哲保身，与文坛名流、政界显要范成大、杨万里、张平甫等结为好友，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那时的军政要员和豪门贵族对这些有才华的干谒之士十分优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钟鸣鼎食。江湖高才词客姜夔尧章，孙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馆谷其门。千金之装，列驷之聘，谈笑得之，不以为异。”^[35]从中，我们可感受到当时的社会风尚与士人风度。

姜夔的一生，是依人作客、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出身低微，父母早逝，不曾做官，不事生产劳动，也没有先人余荫，这样一个原本在众人眼中微不足道的闲散之人，却通过自己出众的才华、高妙的社交能力，奔走于权贵之门，游谒公卿之家，广泛结识名流显宦而获得生活来源、蜚声寰宇。夏承焘通过详细考证，发现当时与姜夔交往的人物达到了107名之多。^[36]这样广泛的交游，扩大了姜夔的社会影响力并使其获得了丰厚的赏赐馈赠，成为当时名公巨卿争相交往、施舍援引的对象。他的传奇经历，令人深思，值得研究。

据周密《齐东野语》载“姜尧章自叙”云：

某早孤不振，幸不坠先人之绪业，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钜儒，皆尝受其知矣。内翰梁公于某为乡曲，爱其诗以唐人，谓长短句妙天下。枢使郑公爱其文，使坐上为之，因击节称赏。参政范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待制杨公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友。复州萧公，世所谓千岩先生者也，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丞相京公不特称其礼乐之书，又爱其骈俪之文。丞相谢公爱其乐书，使次子来谒焉。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如二卿。孙公从之，胡氏应期，江陵杨公，南州张公，金陵吴公，及吴德夫、项平甫、徐子渊、曾幼度、商翚仲、王晦叔、易彦章之徒，皆当世俊士，不可悉数。或爱其人，或爱其诗，或爱其文，或爱其字，或折节交之。若东州之士则楼公大防、叶公正则，则尤所赏激者。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同念。平甫念其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门则必为之凄然，终日独坐，逡巡而归。思欲舍去，则念平甫垂绝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则既无主人矣！其能久乎？^[37]

他这样的生平事迹在南宋中后期的文人士子中具有典型示范性。清人汪森在《词综序》中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38]李慈铭也说：

南宋人诗，自《江湖小集》别开幽隽一派，至四灵而佳句益多，月泉吟社，尤为后劲，霁山其领袖也。所作高淡深秀，前跻石湖，后蹑梧溪。其诗本名《白石樵唱》。予尝谓南宋中叶后诗，姜尧章最清峭绝俗，德旸集名，适与之同，笔墨町畦，亦出一致，当时取号，盖非无因。^[39]

姜夔在干谒请托时为了迎合名流巨卿的审美趣味而创作了醇雅之作，那些南宋文人“师之于前”“效之于后”的，不仅是他的词风，也是对他那种江湖谒客谋生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效仿与继承。即大多数生活无依的江湖人士也想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干谒之资，奔走于权贵之门，创作一些吟风弄月、奉承讨好的文字来请托延誉，获取生活资料。

姜夔诗词创作与批评理念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其人际交往、人脉资源密切相连。他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中道：

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余曰：“诚斋之说政尔。”……余识千岩于潇湘之上，东来识诚斋、石湖，尝试论兹事，而诸公咸谓其与我合也。^[40]

与萧东夫、杨廷秀、范至能、尤延之时相过从，交往甚密，客观上也影响到了姜夔的文学创作风貌。在金陵时，姜夔拜谒过杨万里。他在《醉吟商小品·又正是春归》的词序中写道：

辛亥之夏，予谒杨廷秀丈于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译成此谱，实双声耳。^[41]

姜夔正是凭着自己对几位前辈的深入了解，才从尤袤言简意赅的分析中悟出作诗之道，从干谒杨万里中求得品弦之法，《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中许多关于诗歌创作的精辟见解，都是他奔走干谒这些名流显人之门而悟得的。

杨万里显然对姜夔奔走干谒其门的目的颇有认识，常常在诗文中为姜夔印可延誉，满足他请托延誉的心愿。如在《送姜夔尧章谒石湖先生》中道：

钓璜英气横白蜺，咳唾珠玉皆新诗。江山愁诉莺为泣，鬼神露索天泄机。彭蠡波心弄明月，诗星入肠肺肝裂。吐作春风百种花，吹散濒湖数峰雪。青鞋布袜软红尘，千诗只博一字贫。吾友夷陵萧太守，逢人说君不离口。袖诗东来谒老夫，惭无高价当璠玙。翻然却买松江艇，径去苏州参石湖。^[42]

姜夔游杭州时，因岳父萧德藻引见，得以拜谒杨万里。杨万里又引荐姜夔去谒见当时更有名望的显宦巨卿范成大，并以诗送之。这首诗可以看作一篇绝妙的推荐信。正是有了杨万里的印可延誉，姜夔才得以晋谒范成大，并在范成大府上寄居游食，受尽恩宠礼遇。

姜夔作为江湖谒客，以诗词为干谒之资，通过诗词来迎合讨好名流显宦，或回报他们的印可援引之恩，客观上影响了当时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风貌。如这首《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云：

翰墨场中老斩轮，真能一笔扫千军。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东日暮云。^[43]

在此，姜夔将杨万里诗歌创作的特长淋漓尽致地凸显了出来。钱锺书说：“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44]我们可以说，才艺超凡的姜夔早就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并用“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这样巧妙的奉承之辞将其揭示出来，深得诚斋创作的良苦用心。故杨万里读后大加赞赏，且报之以《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对姜夔诗进行了高度评价：“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可怜公等俱痴绝，不见词人到老穷。谢遣管城侬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45]表现出对他的一种了解与同情。

姜夔之所以能得到杨万里如此崇高的评价显然与他善于奉承逢迎有关，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卷二《姜白石》条中专门将此事记载下来：

姜尧章学诗于萧千岩，琢句精工。有诗云：……杨诚斋喜诵之。尝以诗《送江东集归诚斋》云：“翰墨场中老斫轮……”诚斋大称赏，谓其冢嗣伯子曰：“吾与汝弗如姜尧章也。”报之以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南湖谓张功父也，尧章自号白石道人。^[46]

由此可窥南宋时人对姜夔高超干谒技艺的认可，以及名流显人印可延誉之风盛行一时的深刻历史动因。

姜夔如此颂扬杨万里，当与名流显人的审美趣味有关。豪门望族的张镃十分推崇杨万里，钱锺书指出：“知诚斋诗之妙而学之者，以张功甫为最早”^[47]“竹隐，徐渊子也。南湖，张功父也，皆参诚斋活法者”。^[48]张镃生活奢侈，喜欢招待江湖食客，而姜夔正是豪门清客。凡是主人喜欢的就推崇，凡是主人厌恶的就贬抑，是江湖谒客的普遍行为。难就难在普通谒客难以把握主人的好恶喜尚，姜夔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凭借其敏锐的艺术直觉和长期干谒奔竞的经验，一下子就触摸到张镃内心深处的审美取向，并将其表而出之。庆元二年丙辰（1196），姜夔为张镃祖上所撰《张循王遗事》一文就颇能说明其干谒手段之高明，以至于楼钥也被其迎合奉承之辞所感染，作跋赞叹道：

尧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细行小节人罕知者，矻矻然访问而得此，将以补史氏之遗，其志可嘉也。^[49]

楼钥在赞叹姜夔文章之佳时，流露出对姜夔善于捉住机会讨好权贵的干谒技艺的推崇。从这位名流巨卿的印可之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姜夔之受宠于豪门望族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他为了迎合名公巨卿、豪门望族清空、雅正的审美趣味而进行创作，下笔用字，力求淳雅，在词中自然而然地展示出其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由此而形成了唐宋词史上独具特色的清雅词派，对南宋中后期及清初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余论

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文学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研究人的性格与情感。南宋文学的创作主体是特定背景、特定场域之下的文人，他们同样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无视人际关系、人情世故的存在。南宋时期官场、文坛上充满了争斗风波，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现象严重。当时即有人指出：

选人改官之法，自祖宗以来行之二百年，法令章程灿然并具。至于今日，不能无弊者，非法之不善也，患在士大夫以私情汩之耳。^[50]

道出了那时的客观情况。人际关系在南宋文人的社会活动中显得十分重要，南宋文学风貌也与时人讲究人际关系、人情世故有着密切联系。南宋文人喜欢拉关系、组派别，既重才能学识也重亲朋故旧、学缘血缘、裙带地域，于是乎干谒奔走、请托延誉之风盛行。这就导致南宋文人综合素养和交际能力逐渐提高，南宋文学创作应景应酬的功利目的表现突出，文学作品的工具性增强、艺术性削弱，实用功能扩大、人生意蕴淡薄，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整个时代文学面貌的嬗变。

这种重视人际关系、亲朋故旧的思想，由来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经继承发展，到了南宋这种特殊背景、特殊场域之下，开始凸显出来。南宋后期著名文士江万里总结南宋诗歌创作风貌时说道：

诗本高人逸士为之，使王公大人见为屈膝者。而近所见类猥甚，不能于科举者，必曰诗，往往持以走谒门户，是反屈膝于王公大人不暇。曾不若俯焉科举之文，犹是出其上远甚。^[51]

这其实是当时南宋文人的普遍行为，是当时士风在文坛上的体现。这样“持以走谒门户”“屈膝于王公大人不暇”的干谒行为，一方面锻炼了南宋士人的综合素养和交际应酬能力；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干谒请托的意图，他们的写作技巧也相对单一，无非是想方设法迎合讨好对方，实现被提携奖掖或获取生活资料的意图，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当时的文学创作陷于固定化的写作模式，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扼杀了诗人才气，造成文学作品工具化、功利化、功能化从而失去灵性。杜范撰写《跋戴神童颜老文稿》就指出干谒之文对文人才士性情、才气的扼杀：

余昔访戴君，见其子容貌丰秀，步趋详雅，固以远器深期之，尝语戴君曰：“此天下良宝也，一第不足溷而子。宜以经史华润薰浸而茂悦之，以需其成。谨勿以世俗干禄之文揉其心、扼其胆，而使之制而不得骋也。”去之曾几何年，今乃徒见其揉心扼胆之文，而其人则已矣。^[52]

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南宋文人整天为了衣食住行东奔西走，他们“以世俗干禄之文揉其心、扼其胆，而使之制而不得骋”，无日不在忧心忡忡、自矜狂傲、压抑自饰、迎合奉承中度过，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受，实非身居高位的社会精英如北宋文人所能领会的。

有一事颇能反映南宋文人的谒客心理，据《鹤林玉露》载：

严州乌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飞、张循王俊、刘太尉光世题名。刘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姜尧章题诗云：“诸老凋零极可哀，尚留名姓压崔嵬。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胭脂浣绿苔。”^[53]

在这则记载中，姜白石讥笑刘光世因不能书而请侍儿帮其书写题名，可是姜自己作为豪门清客，其身份、功能与侍儿、妾妇又有何异？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王静安的名言：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54]

由此推广到整个南宋词坛，在《人间词话删稿》中，王国维就明斥南宋词为“羔雁之具”，并说：“至南宋以后……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55]

南宋文学作品形式主义现象十分严重，夏承焘也曾指出：

宋诗的形式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当时也就有由于反形式主义而却堕入另一种形式主义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是所谓“宗派”的基础。宋代“江西”之于“西昆”，是反对一种形式主义而堕入另一种更繁琐的形式主义，“江湖”之于“江西”，又是反对一种形式主义而堕入另一种更空洞的形式主义。^[56]

这里特别提及两宋诗歌创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我们若进一步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南宋因人际交往、干谒酬酢、往来唱和而导致的形式主义现象更加严重。^[57]如宋伯仁因多与江湖诗人高翥、孙惟信等交游论诗，其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亦带有浓厚的江湖气息，被视为“江湖派中人”^[58]，《雪岩吟草乙卷马塍稿自序》就颇能反映其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情况：

诗如五味，所嗜不同。宗江西流派者则难听四灵之音调；读“日高花影重”之句，其视“青青河畔草”，即路傍苦李，心使然也。古人以诗陶写性情，随其所长而已，安能一天下之心如一人之心？吁，此诗门之多事也！甚至裂眦怒争，必欲字字浪仙、篇篇荀鹤，殊未思《骚》、《选》文章，于世何用。伯仁学诗，出于随口应心，高下精粗，狂无节制，有如败草翻风，枯荷闹雨，低昂疾徐，因势而出，虽欲强之而不可。^[59]

由“江西流派”“四灵之音”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诗门之多事也”！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门之多事”乃诗人们自己喜同恶异、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行为造成的。这样的形势，已被四库馆臣揭示出来：

南宋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60]

可见，王国维、夏承焘等先生对南宋诗词中的形式主义进行批评，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

我们认为，南宋文学作品中干谒请托之作与品题酬唱之作的增多，是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酬世应景、交际往来频繁与形式主义文风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只有对南宋文人的干谒请托、名流印可现象进行心理层面、文化层面的深入分析，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审美风貌才能得到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宋室南渡以来，高压政策、科举入仕、文人党争、地域家族等因素导致文丐奔竞现象严重，举子食客、下层文人纷纷奔走权贵巨卿之门。南宋文学风貌是由名流巨卿与谒客文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促进完成的，文人谒客的干谒请托与名流巨卿的印可援引相伴而行，文学的社交功能、应酬功能、娱乐功能与抒情功能密不可分。新的文学时代开始了，它既是个人、自我的，更是群体、社会的，既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畏表达的，更是应酬交际、逢迎讨好、功利世故的。这种文学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生活正处于巨大改变的转折关头：从北到南，南北对峙、南北融合，由雅而俗、由俗而雅，雅俗共赏；由自我到集体，由抒情到社交，由艺术到工具，由无心到功利，从长久的价值取向到瞬时的刺激享乐，这种深刻的改变带来迷失、寻找与重建的心灵。

以杨万里及其与陆游、姜夔等人的人际交往、文学创作为中心，我们探讨了其中构成的一张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南宋士人大多在进入仕途、涌向文坛之际，已经学会了如何经营人脉资源。从南宋时期为数众多的应酬唱和、干谒请托、序跋印可的文字来看，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在当时文人士大夫中已被利用得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影响力之强盛。而这种重视人际关系、人情世故的观念及时人干谒请托、印可延誉的行为，客观上也是形成南宋文学创作风貌强有力的推手之一，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