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永远的痛

心中永远的痛

读完妈妈的遗书,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终于明白了妈妈的冷眼、打骂、无情,那全是为了我今后的自强自立啊!我痛哭失声,冲出家门……

苦涩的父爱

从此之后,我便寄养在外祖母家。于是,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我们父女之间便失去了那份人间的天伦之乐。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双眼已饱含热泪,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和酸楚。这主要是为了我那既当爹又当娘辛苦一辈子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父亲,为我那可怜的父亲!

父亲是在198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因病去世的。他那强壮的身体在去世时瘦得只有几十斤重。在人世间他尝尽了艰辛和痛苦,伴着贫困默默无闻地走完了66个寒暑春秋。

我仔细算了算,我们父女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五年的光景。

我是姥姥一手养大的。在姥姥家,姥姥、姥爷疼我、爱我,舅舅、妗子可怜我、宠惯我。他们供我上小学、升中学,我在当了五年半民办教师之后,又被村里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还是姥姥一家省吃俭用让我上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每年学校放假我总是先回姥姥家。

我3岁时,狠心的母亲因为一件事竟抛下父亲和我们姐妹二人跳井而死。看着眼前3岁的我和刚刚会爬的妹妹,父亲一夜之间就愁白了头。好心的邻居看我父亲愁坏了,便提议这姐妹二人养一个算了,将另一个卖掉或送人吧!权衡再三,父亲决定将我以一麻袋粮食的代价卖给南村王庄的一户人家。当我姥爷、姥姥听了这事之后,他们把父亲连推加赶轰出了家门,并骂父亲心太狠。姥姥表示:“没了眼珠子(她失去了女儿)我也要留住眼眶子(收养我)。我要把这苦命的孩子养大成人。”从此之后,我便寄养在外祖母家。于是,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我们父女之间便失去了那份人间的天伦之乐。姥姥时常提起父亲要卖我的事,不谙世事的我对父亲也产生了恨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对我既不亲也不爱。

特别是姥姥哄我睡觉时唱的那首童谣,更增加了我与父亲之间的隔膜。我每晚睡觉时姥姥便轻声唱起那首儿歌:“小白菜,黄又黄,从小三岁没了娘。只想跟着爹爹睡,又怕爹爹寻晚娘!”姥姥常常是一边唱,一边流泪,她那冰凉的泪滴落在我的脸上,我也在被窝里无声地任泪水流淌。于是,我便在泪水洗面中睡去。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变成了肿眼泡。因此,“晚娘”(继母)一词便牢牢记在我幼小心灵的深处,有时夜里做梦也哭喊着不要晚娘。每当父亲到外祖母家看望我时,我就大吵大闹地告诉他:“我不要晚娘!我不要晚娘!不让你再给我娶个晚娘!”

当我上中学时,热心人还真给我父亲找了一个女人,我还从姥姥家回家去看了一趟。那女人看见我也不冷不热的,吃了她做的一顿饭之后我马上又回到了姥姥家。当时父亲问我:“那女人留在咱家里给我做饭行不行?”我不假思索地对父亲说:“不行!她对我不亲热!”果然,那女人第二天便离开了父亲。

父亲仍然孤苦伶仃地带着妹妹生活,过着既当爹又当娘的苦日子。

现在想来,我感到万分愧疚和难过,觉得非常对不起父亲。自从母亲去世之后,他一把屎一把尿地将我刚会爬的妹妹一天天带大,这对一个大老爷们儿来讲要经受多少艰辛和不易呀!可是,直到他去世,他也没有对我讲他这一辈子的酸甜苦辣。父亲心里难过时是什么样子?父亲心里有话要讲时没有人诉说又是什么样子?这些我全然不知。只是在他病重期间,妹妹去借钱而没借着时,他老人家便一手揽着妹妹,一手揽着我,我们爷儿仨抱头痛痛快快地哭了半个上午……

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地过日子,将自己满腔的爱默默地倾注到我们姐俩儿身上。

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冬天,我的脚冻肿了,恰巧父亲拿着一双黑平绒的棉鞋来看我。

放学后回到家我一眼看到父亲正坐在屋里,脸上带着一丝苦涩的笑意喊我:“大妮儿,过来!试试这棉鞋合适不?这是我托在东北的邻居给买了捎来的!”我走到父亲跟前,他帮我脱掉脚上的单鞋,又把那双崭新的棉鞋给我穿上。顿时,我感到暖意充满了全身,更有那份父爱,使我感到那时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我穿着新棉鞋上学去,又蹦又跳地向父亲道别时我分明看到父亲的双眼中闪着泪花。直到现在,那满含热泪的双眼仍深深地印在我心中。

父亲性格内向,不善言语,可他对女儿的那份爱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尽管父亲带着妹妹生活,可是,他仍没有忘记对我的关怀。为了维持他和妹妹的生活,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将不满10岁的妹妹舍在家中,竟然起早贪黑去界河采石场砸石子挣钱,并将剩余的钱买了花布给我做衣服穿。记得有一次,他拿着新买的花布又去看我,因我不喜欢那花布的颜色,当我接过花布往桌子上一扔,并表示出极大的不满意时,我看到父亲当时的脸色很难看,他既没有数落我,也没再说一句话,坐了一会儿便起身走了。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给我买过新花布和新衣服。现在想来,是我对那布的不满意态度伤透了父亲那颗慈爱的心。他虽然没有当着我的面说出来,可是,他心里一定会万分难过。快过年了,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穿新衣服,他也给我这个没娘的孩子——自己的女儿买了新布,哪想到不懂事的我却不理解他的心情,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后来听别人告诉我姥姥,说那次我爹是哭着走出姥姥的家门的。当姥姥对我说起这事时,我“哇”的一声哭了,并对姥姥说是我把爹气走的,也是我把他气哭的!

如果父亲现在还活着,我会双膝跪地大声地告诉他:“爹!您老人家能原谅您不懂事的女儿吗?女儿对不起您呀!不该惹您生气,更不该阻拦您再为我们找个后妈!您为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苦了自己一辈子呀!”

当我慢慢长大懂事之后,我再也不敢惹我可怜的父亲生气了。我知道父亲不容易。他含辛茹苦将妹妹拉扯大,笨手笨脚地为妹妹补衣、套被子。当他眼睛花了,妹妹长大了,便让妹妹干起了家中的针线活儿。妹妹考上中学他没让她去上,为此我曾问他为什么不让妹妹去上中学?他只淡淡地说:“我从心里也想让她上,哪有钱?”是的,那时父亲和妹妹的生活一贫如洗,只好让妹妹在家挣工分,爷俩儿相依为命,苦度光景。

当我在姥姥家村里被推荐上大学时,父亲竟分文也拿不出,是舅舅借了邻居家卖姜的二十元钱给了我,我带着这二十元钱走进了大学。为了让我能好好学习,就在我上大学第一年的夏天,父亲让妹妹在信封里装了四元钱寄给我。妹妹在信中说:“这是咱爹让寄的,是我跟别人到界河去送公粮挣的四元钱,回家交给父亲时,父亲说:‘你姐上大学需要钱,咱别花了,你去寄给她吧!’”当我看完信后,已是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

当我大学毕业留校后,正打算把他老人家接到济南好好孝敬,让他过过好日子时,他却得了不治之症。在给他看病的日子里,我千方百计尽一切能力给他治病,为他拿药、熬药,给他做他喜欢吃的东西。可是,一切都晚了!

父亲到死也没有给我们找个晚娘,他在孤苦、寂寞中伴着贫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却将全部的父爱都给了他的两个从小失去母爱的女儿。别人都说父爱是甜蜜的,而我体味到的父爱却是苦涩的。作为女儿,父亲生前所给予我的哪怕是无言的爱,现在回想起来都令我心中备感温暖,更令我眼中充满泪花……倘若父亲九泉有知,一定能听到我从内心发出的对他的愧疚:是我的无知害得父亲没能找一个陪他说话的女人,是我的不懂事害得父亲没能找到一个给他做饭缝衣的女人,更是我的任性害得父亲没能再找一个他心中理想的老伴,致使他独自一人饮完了人生的苦酒,是心中的苦与愁伴他走完了人生之路。至今想起来我仍深深感到对不起他老人家!听到我这些话,父亲,您会原谅这个不懂事的女儿吗?

(王景科)

大黄

……从此,集体户不管谁晚上出去,都是大黄保驾,集体户的鸡呀鸭呀的再也没被黄鼠狼拖走过。

日前看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一条老狗》。说的是陪伴季母晚年,直到季母逝世之后,仍忠心耿耿守在破篱笆边的一条老狗的故事。我的眼前马上浮现出另一条我从没见过,但萦绕脑海难以忘却的大黄狗。它和季老家的狗有着同样赤诚、善良、伟大的心。

那是那年春节同学们聚会,听张同学讲的一件事。1969年,张同学去了陕西插队,他们集体户住在村北的一排简陋的房子里。这里曾经是大队库房,已闲置几年了。房子前面二三十米处是队长的家。队长说,此处僻静,养只狗吧,晚上出去也好做伴儿。村里不通电,赶上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弯弯曲曲的田埂小路不好走啊。

不几天,队长就送来一只小狗娃,是个毛茸茸的黄蛋蛋,刚来的时候,小狗瘦骨嶙峋,眨着大眼睛看着知青们,大伙决定养它,并给它起名叫大黄。知青们吃什么就喂它吃什么,并用碎砖头、油毡片什么的为它垒了一个不错的窝,居然下雨也不漏。慢慢地,大黄竟然出落成了一个英俊威猛的“大小伙子”。从此,集体户不管谁晚上出去,都是大黄保驾,集体户的鸡呀鸭呀的再也没被黄鼠狼拖走过。

到1975年,知青大返城开始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加入到返城行列。回城后,忙于找工作,找对象……竟一时把第二故乡忘在了脑后。后来,因为一次工作调动,人事部门通知张同学插队期间的手续欠完备,为此,张同学给队长去了一封信,委托他把手续补齐,他们一共书信往来三次,后来张同学一路攀升,工作顺利。

20世纪90年代初,队长年龄大了,身体欠佳,希望来京看病,请求帮助,张同学当然责无旁贷,热情接待了当年的队长。

这时队长讲了一件让张同学痛心的事。1975年知青返城后,大黄一直住在原来的窝里,队长几次把它拉回自家,但是只要不拴,它就跑。并且每天跑一趟公社,就在张同学他们当年上汽车的地方待上好一会儿才回来。这样每天一趟,坚持了有两三年吧。要知道,从村里到公社,足有三十里路啊。当年张同学返城是坐着马车去的公社,现在想起来,当时大黄确实是一直跟着马车跑的。张同学说,他们当年归心似箭,马车还没停稳,大家就跳下马车搬行李、上汽车,始终都没看大黄一眼。

后来知青们住的房子破烂不堪,几处房顶墙壁倒塌,但大黄一生守着破房子,住在它的窝里,苦苦地等待它的主人,和季老家的老狗一直趴在破篱笆边一样。

又过了两年的一个冬天,大黄老得不行了,喂什么好吃的都不怎么吃了,最后,连水也喝不下了。但它每天还是朝着东方、朝着公社的方向遥望。它的眼神队长没有描述,但张同学和我仿佛已经看见了,看见了一双大大的苍老的眼睛满含着凄凉与企盼。又过了几天,队长去窝里看大黄。大黄死了,尸体已经快僵硬了,大大的眼睛依然睁着,凝视着东方、远方……队长把它拉出来准备埋在后坡,突然发现在大黄身子底下压得平平的三封张同学写给队长的信,还微微有些大黄的体温。为这丢失的三封信,队长曾跟婆姨发了好大的火,怨她没收好。原来竟是让大黄偷偷衔走了。

那年,队长落泪了,张同学落泪了……

那天,张同学落泪了,我也落泪了……

张同学说,自己快退休了,退休后一定去看大黄,在它的坟头添上一抔新土,为它终生的等待深深鞠躬,为自己无奈的负心深深道歉。

我也想和张同学一起去,去看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何立华)

司机家的狼狗

听着司机的故事,我眼前浮现出那条狼狗在原野、在高山、在城镇、在荒郊奔驰的景象。它为了回家寻找主人,奔跑百里……

有一次,我带家中的狗看医生,坐上一辆计程车。

由于狗咳嗽得很厉害,吸引了司机的注意力,他反身问我:“狗感冒了吗?”

“是呀!从昨晚就咳个不停。”我说。

司机突然长叹一声:“唉!咳得和人一模一样呀!”

话匣子一打开,司机说了他养狗的痛苦经历:很多年前,他养了一条大狼狗,长得太大了,食量非常惊人,加上吠声极大,吵得人不能安宁,有一天他觉得负担太重,不想养了。

他把狼狗放在布袋里,载出去放生,为了怕它跑回家,特地开车开了一百多公里,放到中部的深山。

放了狗,他加速逃回家,狼狗在后面追了几公里就消失了。

经过一个星期,一天半夜听到有人用力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那条大狼狗回来了,形容枯槁,极为狼狈,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奔跑和寻找。

计程车司机虽然十分诧异,但是他二话不说,又从家里拿出布袋,把狼狗装入布袋,再次带去放生。这一次,他从北宜公路狂奔到宜兰,一路听到狼狗低声号哭的声音。

到宜兰山区,把布袋打开,发现满布袋都是血,血还继续从狼狗的嘴角溢出来。他把狗嘴拉开,发现狼狗的舌头断成两截。

原来,狼狗咬舌自尽了。

司机说完这个故事,车里陷入极深的静默,我从照后镜里看到了司机那通红的眼睛。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每次看到别人的狗,都会想到我那一条咬舌自尽的狗,这件事会使我痛苦一辈子,我真不是人呀!我还不如一条狗呀!”

听着司机的故事,我眼前浮现出那条狼狗在原野、在高山、在城镇、在荒郊奔驰的景象。它为了回家寻找主人,奔跑百里,不知经历过多么大的痛苦,好不容易回到家,主人不但不开门,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还立刻把它抛弃,这对一条有志气、有感情的狗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呀!

与其再度被无情无义的人抛弃,不如自求解脱。

司机说,他把狼狗厚葬,时常去烧香祭拜,也难以消除内心的愧悔,所以他发愿,要常对养狗的人讲这个故事,劝大家要爱家中的狗,希望这可以抵消他的一些罪过……

唉!在人世间,有情有义的人受到无情的背弃不也是这样吗?

(林清玄)

偷东西的母亲

每次蒸米粑,他都懂事地、固执地要求母亲亲口尝尝。但母亲仍然不吃,逼急了,她就说:“我和你爹每人一个,等我给你爹送米粑时,我在路上吃。”

很小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十分了解自己的母亲的。那时的母亲漂亮、贤淑而又坚强,他认为,母亲是天下最伟大的女性。

那时,父亲在学校教书,虽然学校离家不足五里地,但父亲固执地住在学校,一周难得回家一次。家的担子就由母亲一个人挑着,里里外外一把手,将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无论是待他和弟弟,还是待父亲,母亲都极温柔,她是一个不知道发脾气的人,总是一脸温暖的微笑,将他幼小的心烘得暖暖的。那时的日子十分艰难,粮食总不够吃,因而米粑便成了奢侈品。即便如此,母亲仍每月要蒸一次米粑,给他和弟弟解馋。那米粑是用筛下来的碎米磨成粉做的。这些碎米不好做饭,母亲便不辞辛劳,下了工回家后连夜推着笨重的石磨,将碎米磨成粉。推着石磨的母亲是疲惫的,油灯下,总有一串串汗珠在她那蜡黄的脸上泛着虚弱的光。但母亲的眼神是快乐的,这快乐给了他和弟弟甜蜜的希望,于是他和弟弟会围着石磨等待着。等待的过程是欢愉的,因为自始至终,都有母亲的笑声相伴。

每一次米粑都是做成六个,又小又薄。米粑蒸熟后,母亲会分给他和弟弟每人两个,剩下的两个,母亲则用手绢小心地包好,连夜送到学校去,好让父亲吃上还带着温热的米粑。母亲自己却从来未尝过一口自己亲手做的米粑。母亲说,她不喜欢吃米粑,吃了就反胃。就是这个理由使他和弟弟都相信了,因而也从未坚持让母亲吃过。

但有一天,弟弟在吃米粑的时候,一只大公鸡到弟弟手上抢食,将米粑啄了就跑。母亲追了好远才将米粑从鸡嘴里夺下来。但此时米粑已经脏了,弟弟嚷着不要,也不愿意吃。母亲便用水将米粑洗净了,自己慢慢地吃起来,她吃得那么投入,那么痴迷,仿佛这米粑是天底下最最美味的佳肴。也就在那一刻,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读懂了母亲那“不喜欢吃米粑”的谎言后面的炽热的爱。所以后来的日子,每次蒸米粑,他都懂事地、固执地要求母亲亲口尝尝。但母亲仍然不吃,逼急了,她就说:“我和你爹每人一个,等我给你爹送米粑时,我在路上吃。”

那时的他已经懂事,猜透了母亲是在推托,是在说谎。对母亲强烈的爱使他固执到要亲眼看见母亲吃过米粑才安心。所以母亲再次为父亲送米粑时,他坚持跟了去。

一路上,母亲的脚步是欢愉而又轻快的。那两个米粑被她包在手绢里,捂在怀里,似价值连城的宝贝。来到学校,母亲推开父亲的房门,却突然一下子用双手捂住了他的眼睛。那手绢包着的米粑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母亲并没有去捡它,而是慌忙拉着他的小手就往回走。一路上,脚步沉重地在路面砸出沉闷而又压抑的回响。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心地去问母亲,但母亲一言不发。

就在那天晚上,父亲随后也赶回家来了。他看见父亲跪下了,他听到父亲说了许多请求原谅的话。母亲第一次对父亲没有了笑脸,第一次待父亲那么严肃。她好久都没吱一声,直到后来才说“离婚吧”,语气出奇的平静。

父母就这样离了婚。父亲很快就与邻村的一个寡妇结了婚,成了那寡妇拉扯着的三个孩子的父亲。他这才隐隐品味出这桩婚事与父亲那晚向母亲下跪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此,他十分伤心,暗暗地哭了好几回。但他没见母亲流过泪,母亲仍微笑地面对他和弟弟,仍极力将欢乐和幸福传递给他和弟弟,一如既往。由这件事,他更加读懂了母亲,读懂了母亲温柔内心里的刚强。

失去父亲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曾有一段时间,家里的粮食即将告罄。连续两天,母亲不吃饭,而是看着他和弟弟吃。母亲说,煮饭的时候,她已经先吃了。他立即明白了这是母亲的谎言,就像说“不喜欢吃米粑”是一样的。那时他已经十二岁,读五年级,已经知道关心母亲。他不能让母亲饿肚子,于是他偷偷地跑到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扒红薯,扒了一书包,欢天喜地地背回家。他一心以为母亲会十分高兴,可谁知他平生第一次挨了母亲的打。

那一天,母亲少有的严厉,打过他之后,母亲又抱着他哭了,一边哭一边告诫他:“宁可饿死,也不能偷东西,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必须具备的品德。”母亲的话对他的触动很大,他明白了做人的准则,也更读懂了母亲正直的品性,对母亲充满了钦佩。

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却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那使自以为十分了解母亲的他陷入了迷茫,他开始带着疑惑的目光审视母亲。

那是秋日的一个清晨,他和弟弟还没有起床,生产队的队长就带着几个民兵闯进了他的家里,说队里打谷场上的粮食昨晚被人偷了,他们怀疑是母亲所为,要对他家进行搜查。听了这话,他十分气愤,他认为母亲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队长说这样的话是对母亲极大的侮辱。但母亲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慌乱,她低声下气地向队长央求:“有话等孩子们上学去了再说吧,别当着孩子的面。”于是母亲催他和弟弟快起床,早早地就打发他和弟弟去上学。

走出家门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门口的地面上洒了好些谷,这些谷像一条线,蜿蜒向远方伸展。他顺着“谷线”往前走,七弯八拐,竟走进了打谷场。他惊呆了,难道母亲真的偷了生产队的谷?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可连着自家与打谷场的“谷线”又是怎么回事?

他没有去上学,而是折身回家,他想把事情弄清楚。回到家时,母亲已被民兵押走了。他赶到生产队队部,正看见一个民兵往母亲的胸口挂牌子,牌子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偷盗分子。这四个字刺激得他几乎要跳起来,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要将那牌子从母亲胸口摘下来。生产队长拦住了他,呵斥他:“你一个小孩子胡闹个啥?”他大声叫喊:“我妈妈不会偷东西的,她不会!”队长冷笑:“我们有证据,不是空口说白话。你一边去,别妨碍我们工作。”他扑过去拼命摇晃母亲:“妈,你告诉他们,你是冤枉的,你是清白的!”母亲满眼是泪,但不敢正视他的眼睛,目光躲闪游离,而后蚊呓般喃喃地说:“妈偷了。”

虽然声似蚊呓,但听到他耳里无异于炸雷,他惊呆了,他木讷了,他傻了。

这就是母亲,一个说过“宁可饿死也不能偷东西”的母亲,一个儿子扒了几个红薯都要挨一顿打的母亲,一个那么刚强、正直、贤惠的母亲,她竟然自己做起了小偷!刹那间,母亲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垮塌了。

母亲被民兵押走了,到村子里游街去了。那“偷盗分子”的牌子在她的胸前刺目地摇晃,她的手上拿着一面铜锣,每走一步,她就要自己敲一下锣,喊一声:“我是小偷。”“当!”“大家莫学我的样!”“当!”……

锣声刺耳而沉闷,一下一下地响在村子的上空,也一下一下地敲在他的心里,使他的心发冷发颤发紧,不堪忍受的耻辱使他抬不起头来。

以后的日子,同学们经常耻笑他,说他是“小偷的儿子”,是“小小偷”、“小偷崽子”。只要与同学偶有不和,他们就会做着打锣的手势,一遍又一遍地怪叫:“我是小偷!当!大家莫学我的样!当!”每当这时,他除了以打架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外,再也找不到洗刷耻辱的方式。一度让他钦佩、让他崇敬的母亲现在成了一座耻辱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渐渐长大了,但岁月并没有掩住母亲那小偷的坏名声。推荐上大学,推荐当工人,这一切好事都因为母亲的污点而与他无缘。就是找对象时,母亲那段历史也成了姑娘们不愿走近他的障碍。他虽然懂事了,体会得到母亲偷粮食也是为了让他和弟弟能生存下来,但他无法原谅母亲为自己带来的耻辱和阴影。他对母亲的感情大打折扣,甚至生出怨恨:如果不是因为母亲,自己一定不是这种窝囊的活法。

后来“三线建设”他主动报名去了鄂西北。他知道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但他还是毅然离开了家乡,潜意识里,他是为了走出母亲那小偷的阴影,好有一个清白的人生。

在鄂西北,他与当地的一个姑娘相爱,并倒插门当了上门女婿。这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家,他将对家的思念与母亲那段偷的历史一起尘封起来。

日子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孩子也长大了,母亲一封接一封地来信,说身体不好,恐不久于人世,希望有生之年能再见他一面。他这才匆匆带上妻子儿女赶回老家。

回到老家时,母亲已溘然长逝,但遗体并未下葬。弟弟说,母亲交代,就是死了,也要与他见上一面才能入土为安。这句话使他震撼而感动,忍不住潸然泪下。

一个老头子在母亲的遗体旁长跪不起,看时,竟是已经年迈的父亲。父亲与母亲离婚已三十多年,仍对母亲如此情深,也着实令他感动。他上前扶起父亲时,父亲泪如泉涌,向他讲述了一段隐藏三十多年的历史。

原来,当年到生产队偷粮食的并不是母亲,而是已经离了婚的父亲。父亲是为了寡妇去偷粮食,因为寡妇的孩子多,食量大,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为人师表的父亲才做出这种不体面的事。在偷粮的时候,父亲被巡夜的民兵发现了。民兵一路追赶,父亲走投无路才躲进了前妻的家里。

“民兵找上门来的时候,我本来打算承认粮食是我偷的,但你母亲拦住了我,她说,如果我偷粮食,我一定会被学校开除。那我以后无脸做人不说,失去工作更无法生活。她只是一个农民,大不了坏了名声,对生活没什么影响。所以你母亲揽过了所有的罪责。”父亲哽咽着,满脸羞愧地说:“我负过你的母亲,但你的母亲却以德报怨,为我背负了近三十年坏名声,这件事使我一生良心不安。我愧对你的母亲呀。后来,我几次找你母亲,要求复婚,但她坚决地拒绝了。她说,我已经伤害过一个女人,如果是人的话,就不要再去伤害另一个……”

听着父亲的叙述,他震颤了。母亲呀,三十年来,你为负心的父亲背负着小偷的黑锅,遭受世人的白眼,这需要多么广博的情怀和多么无法思议的坚强啊。孩子误解你整整三十年了,等到真正读懂你,已经是太迟太迟了啊!他“咚”的一声跪倒在母亲的遗体前,号啕大哭,泪如泉涌。

(阿方)

孩子无罪

日子一天一天静静地过去,可我的伤却始终藏匿在心里那个最敏感的角落,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格外痛。

和邱妮认识时,我还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本校教书。工作三个月后,我就和邱妮结婚了。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们都渴望尽快有个孩子。可就在结婚半年后,学校派我去德国进修一年,要孩子的事只能推迟了。

“你怎么了?快点告诉我。”

本以为出国后,我和邱妮的爱会通过鸿雁传书越发热烈、缠绵。可转眼到德国快一个月了,我却一直没有收到邱妮的只言片语。

就在我坐卧不安的时候,导师雅克里教授提出让我再延续一年学业,还说我可以以陪读的理由把妻子接过来。我特别高兴,连忙打电话告诉邱妮。邱妮接到我的电话似乎非常吃惊,我大声地说:“我是尔重!”可她就是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压抑不住的抽泣声从话筒那边传了过来。我心一沉,预感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问:“你怎么了,快点告诉我。”

可她还是不吭声,只是哭个不停。我见问不出什么,忙告诉她可以来德国的事情:“我这就给你办出国手续,你快点来吧,到我这里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料,她断断续续地说:“尔重,你忘了我吧。我不会去德国的。我要和你离婚。”我顿时感到一阵眩晕,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她有了外遇。我逼问她是不是心里有了别人,长久的沉默后,她说:“就算是吧,是我对不起你。”

妻子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我不相信她会是那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而且,为什么她告诉我这一切时会那么悲痛?三天后,我再一次给她打电话,谁知她一听是我的声音,立刻就把电话挂了。我把电话打到她姐姐那里,她的姐姐也只是哭,并且告诉我邱妮离开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要我不要再去打扰她。

我终于断绝了和邱妮的联系,但心里却感到万分失落。1997年9月,我接受了延续一年学业的条件,继续留在德国。日子一天一天静静地过去,可我的伤却始终藏匿在心里那个最敏感的角落,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格外痛。

我悄悄回到了上海

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终于提前三个月修满了所有的学分。1998年6月,我没有通知任何人,悄然回到了上海。我要去找邱妮,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的家还保留着我们结婚时的布置。只是,家里遍布灰尘,显然许久没有人住过了,我向邱妮的姐姐家走去。她姐姐见到我时,甚至来不及吃惊,泪水就流了下来。她说:“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们了呢。”她拉着我的胳膊坐了下来,“是邱妮命不好,就算你不要她,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就这样,姐姐向我讲起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就在我出国一个星期后,邱妮在一次上夜班的途中被三个歹徒强奸了。事发后的第二个月,她发现自己竟怀孕了,她去医院想打掉孩子,可没想到的是,医院说她因为先天性的原因根本不能做流产,否则就会诱发习惯性流产,以后将再也无法生育。最要命的是,邱妮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在我出国前留下的,还是歹徒的孽种。万一是我的孩子,打掉以后就不可能再有生育的机会了。左思右想,邱妮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跟我离婚:如果是我的孩子,她会用后半生将孩子抚养长大,有了这个爱情结晶的陪伴,她将不会再觉得寂寞,如果不是我的孩子,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拖累,她会带着孩子悄悄离去……

然而,孩子出生后,邱妮只看了她一眼就当场晕了过去——孩子一点儿也不像我!还在月子里,邱妮就抱着孩子去验了血型。我和邱妮都是B型血,孩子的血型却是AB型,她果然是邱妮被强暴后留下的苦涩果实。

那个孩子叫点点

邱妮的姐姐讲到这里,我早已泪流满面。走进邱妮的房间,最先进入我眼中的就是那个孩子: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女婴,眼睛闭得紧紧的,正睡得香甜。孩子的鼻梁很低,这和我们都不一样。这残酷的事实让我不由得攥紧了拳头,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

就在这时,邱妮进门了。一见到我,她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睛里满是辛酸、愧疚、痛苦……久别重逢,谁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情形。我走上前去,满身疲惫地想拥她入怀,可是她躲开了。她用探求的眼光望着我,我重新拉住她,把她的头贴在我的胸口。我说:“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你,求你跟我回去吧。”她的泪水如同洪水决堤般涌出。她使劲抱住了我,把泪水尽情地洒在了我的胸口。

一个月后,邱妮跟我回到了学校的新家。邱妮带着孩子的归来让我明显地感到了同事们疑惑、复杂的目光,这令我万分尴尬。于是我尽量避开人多的场合,即使走在路上,也总是低着头,怕撞见熟人。

孩子在一天天地长大,邱妮所表现出的母爱的天性只能让我感到惭愧,因为我不喜欢见到这个孩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她的厌恶越来越深。邱妮给她取名叫点点,让孩子跟着她姓邱。

她叫我时总是怯怯的

转眼间,点点已经3岁了。平常,她叫我爸爸,但我答应得并不痛快。她似乎也感到了我是一个不那么爱她的人,她害怕我。渐渐地,我发现她叫我时似乎总是怯怯的。能叫邱妮做的事,她绝对不会来找我。我承认,点点一叫我爸爸,我的胃立刻就抽搐起来,异常难受。好在我的工作总是很忙,有无数的借口可以泡在实验室里。

2000年10月的一天,邱妮起床迟了,她叫住我,想让我送点点去托儿所。点点站在邱妮的身后,小手抓着邱妮的衣服仰起脸企盼地看着我。我几乎想都没想,就皱起了眉头。那一刹那,我看见点点慌乱地低下了头,泪水含在了眼睛里。邱妮也注意到了点点的表情,她轻轻地叹口气,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对我说:“我去送她吧。”我的嘴张了两下,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孩子趴在邱妮的肩头,把手指含在嘴里,默默地看着我。我机械地扬起了手,朝她挥了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竟让点点突然焕发了热情,她高兴极了,冲我晃着小手。大声地喊道:“再见,爸爸,再见!”我的心猛地一颤。那天,我的耳朵里一直回响着点点和我说再见的声音。

下午一下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托儿所。我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见点点正蹲在教室的一角认真地摆着积木。老师见我面生,走出来问我是谁的家长。这时,点点听见了我的声音,她转过了头似乎不敢相信地看着我。老师叫她的名字后,她又高兴又扭捏地走了过来,好像很不好意思。

那晚邱妮回来时,表情是那么惊喜,她问点点:“是爸爸接你回来的吗?”点点看着我,一脸兴奋地点点头。“爸爸好不好?”邱妮问。“好!”点点响亮地回答,我一言不发。我知道,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孩子无罪!”我听到了这震撼心灵的声音。它超越了一切狭隘的情感汹涌而来。

导师的故事

2001年夏天,邱妮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她可以再次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特别高兴。邱妮为了让点点有心理准备,问点点是否愿意再要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点点高兴地说:“愿意!愿意!”

这时的点点,已经4岁多了。虽然我对她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她的身世始终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严厉有加、温和太少的“父亲”,她一直很乖,也很懂事。但孩子顽皮的天性总是压抑不住的。每当她做了什么错事,我就发现自己很难容忍,往往会暴跳如雷,不肯轻易原谅她。等风暴过后,我往往又会感到痛苦并自责,因为我知道,我伤害的不仅是孩子,还有邱妮。

这时候,我在德国学习时的导师雅克里教授来我们系里讲学。面对雅克里,我觉得我有了倾诉的欲望。之所以想对他说,一是因为他来自异邦,而且很快就会离开;二是因为他充满爱心,丝毫没有架子,在德国时给了我很多的关怀和帮助。

雅克里静静地听我讲完了故事。待我平静一些后,他握住我的手说:“李,我想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讲的是德国二战以后的事情: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了,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人的羞辱,吊死在自家的窗户外面。第二天,邻居们走了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窗户开着,她两岁大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着。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了,人们屏住了呼吸。这时,一个叫艾娜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向楼上冲去,把孩子救了下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而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帮助犹太人而被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街处决的。街坊邻居们没人理解艾娜,甚至没有人同意让这个孩子留在他们的街区,他们让她把孩子送到孤儿院或者把孩子扔掉,艾娜不肯。于是便有人整日整夜地向她家的窗户扔秽物,辱骂她。她自己的孩子也对她不理解,他们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还伙同同伴向母亲扔石头。可是,艾娜始终把那个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是多么漂亮啊,你是个小天使。”

渐渐地,孩子长大了。邻居们的行动已经不偏激了,但是还常有人叫他纳粹,同龄的孩子都不跟他玩。他变得性格古怪,常常以破坏他人财产为乐。直到有一天他打断了一个孩子的肋骨,邻居们瞒着艾娜把他送到了几公里外的教养院,半个月后,几乎都快发疯的艾娜终于找回了孩子。当他们再一次出现在愤怒的邻居们面前时,艾娜紧紧地护着孩子,嘴里喃喃自语:“孩子无罪。”

孩子就是在那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痛哭流涕,悔恨万分。艾娜告诉他,他可以做的最好的补偿就是真心地帮助大家。从此以后,他发愤图强,样样事都做得很好。最主要的是,他变得非常关心他人。中学毕业时,他收到了这一生最好的礼物——他的邻居们每家都派了代表来观看他的毕业典礼。

“那个孩子就是我。”雅克里说,他的眼里饱含着泪水,“孩子无罪。李,你不能让这件事毁了孩子,也毁了你自己的一生。”雅克里的手很温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

“为了报答母亲,在我成家后,我收养了一个杀人犯的女儿。艾娜知道后非常高兴,她说:‘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孩子无罪!’”

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雅克里有一个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女儿莲娜的宠爱远胜过儿子,而莲娜似乎也比哥哥们同他更亲近些。

“莲娜知道她的身世吗?”我问,“知道,她的亲生母亲还在,因为得了艾滋病,快要死了。我们常带她去看她的母亲。”

我低下了头,感到心中有了一层新鲜的压迫。我从不知道,在经历过巨大痛苦的磨砺之后,人的感情竟能达到如此完美、如此感人的境界。

我给点点改了名字

那个晚上,我对邱妮说:“我们年纪已大,你身体又不好,生产时说不定还会有危险,我们还是不要孩子了吧。”她看着我,满脸的困惑。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讲完后,我和邱妮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不会再风雨飘摇了。

2002年冬天,为了让点点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我应邀来到武汉一所高校任教,我们举家离开了上海。在没有熟人了解我们、认识我们的崭新城市,我可以不用再顾及那些奇奇怪怪的眼光,大笑着将点点举过头顶,让她坐在我脖子上尖叫。而且,我给点点改了名字,叫李莲娜,点点做了她的小名。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用自己所有的努力让点点忘记我曾经是个不合格的父亲,我会让她在快乐与幸福中长大。我知道,这才是邱妮最想看到的幸福生活……

(陈智勇)

母亲的“凶”与“狠”

我哭着说我做不好菜,她又拿起锅铲打我,还骂我:你托生干什么,这不会做,那不会做,还不如当个猪狗畜生……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9岁以前,我的爸爸、妈妈都把我视若掌上明珠,我的生活无忧无虑,充满了欢乐。但自从我母亲和父亲去了一趟武汉的某医院后,我的生活就大不如前了。

冷眼相向

父母回来的时候是在晚上。说实在的,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最喜欢的是妈妈。每次妈妈从外地回来,我都会娇模娇样地跑上去,张开双臂扑到她怀里要她抱,虽然我9岁了,可依然如此。然而这次妈妈不仅没像以前那样揽我到怀里,抚摸和亲我,反而板着一张脸,像没看见我似的,她借着我奔过去的力量,用手将我扒拉开,把我扒到爸爸的腿跟前,她却径直往房里去了。我顿时傻了眼。

打这以后的几天里,无论我上学回来,还是在家吃饭,妈妈见到我总是阴沉着脸,即使她在和别人说笑的时候,我挤到她跟前,她脸上的笑容也立刻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

打骂相加

妈妈第一次打我,是在她回来的十多天之后。

那天中午我放学回来,妈妈竟然没有做饭。我以为妈妈不在家,便大声地喊妈妈。这时妈妈披散着凌乱的头发从房里走了出来,恶声恶气地骂我,并掐着我的胳膊把我拖进屋里,要我自己烧饭。我望着一脸凶相的妈妈,嘤嘤地啜泣起来。哪知妈妈竟然拿起锅铲打我的屁股,还恶狠狠地说:“不会烧,我教你!”她见我不动,又扬起锅铲把打了我一下,这时我发现她已气喘吁吁,好像要倒下去的样子,我开始有点儿自责了,也许是我把她气成这样的呢,忙按照她的吩咐,淘米、洗菜、打开煤气罐……

这样,在她的“命令”下,我第一次做熟了饭。

更使我不理解的是,她还挑唆爸爸少给我钱。以前我每天早餐是1元钱,中餐是1元钱,从那一天起,她将我的早餐减为5角钱,中午一分钱也不给。我说我早晨吃不饱,一天早晨我起码要吃两个馒头。她说原来她读书的时候,早餐只有2角钱。她还说饿了中午回来吃得才饱些,吃得才有滋味儿些,以后只给5角钱,叫我别再痴心妄想要1元钱。至于中午那1元钱,更不应该要,要去完全是吃零食,是浪费。这样,我每天只能得到5角钱了。特别是中午,别的小朋友都买点儿糖呀、瓜子儿呀什么的,而我只能远远地站在一边咽口水。打这起,我恨起了妈妈,是她把我的经济来源掐断了,是她把我和小朋友们隔开了。

我的苦难远不止于此。由于爸爸在外地工作,我只能和妈妈在一起。有好几次,我哭着要跟爸爸一起走,爸爸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他说他正在跑调动,还有一个月,他就能调回来了。

不能跟爸爸走,在家只得受妈妈的摆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妈妈她竟连菜也不做了。我哭着说我做不好菜,她又拿起锅铲打我,还骂我:你托生干什么,这不会做,那不会做,还不如当个猪狗畜生。在她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调味,主要是放油盐酱醋,还有味精。

爸爸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调动跑好了。那天,他一回来就催促妈妈住进了医院,他也向单位请了长假。

欲哭无泪

妈妈住进医院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去探望她。她住在县人民医院的传染病区。到病房后我看到妈妈正在输液,而她已经睡着了。

爸爸轻轻走上前去,附在她的耳边说我来看她了。她马上睁开了眼睛,并要爸爸把她扶起来坐好。开始时她的脸上还有一丝笑意,继而脸变得乌黑并用手指着我:“你给我滚,你快给我滚!”

我本来就恨她,霎时,我想起了她对我的种种苛刻,马上头一扭,气冲冲地跑下了楼。我发誓今生再不要这个妈妈。

三个月后妈妈死于肝癌。葬礼上,我没有流一滴泪。接灵的时候,要不是爸爸把我强按着跪在地上,我是不会下跪的。

继母恩情

三年后,我有了继母。

尽管我的继母平时不大答理我,但我总觉得她比我的生身母亲好。

关于我的早餐问题,那天我偷听到继母和我爸爸的谈话。我爸爸坚持每天给我1元钱的早餐费,可继母说孩子大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给他2元钱的早餐费吧。第二天,我在拿钱的地方果然拿到了2元钱。

我开始喜欢我的继母了,除了她增加了我的早餐费这一层原因外,还有另一层原因:我每天放学回家,不用烧火做饭了。有时继母因工作忙,提前上班去了,她总给我留下饭和菜。有时尽管是剩菜,但我一点儿怨气也没有,比起我的生身母亲在世时,那种冷锅冷灶的景象不知要强多少倍。

我讨继母的欢心是在她一次得了感冒时,那天她烧得不轻,我去给她找了医生,看过病、输过液后,她精神略见好转。之后,她强撑着下地做饭。我拦阻了她,亲自动了手。这天,我拿出生身母亲教给我的招式,给她熬了一碗鱼汤,随后做了两个她喜欢吃的菜,乐得她笑眯眯的。晚上,当我上完晚自习回家,继母在爸爸面前赞扬我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

母爱深长

转眼我已15岁了。1998年的7月,在中考中,我有幸考上了县里的名牌中学。爸爸高兴,继母也高兴。但爸爸犯了愁,因为手头的钱有限。但继母却说,没有钱先挪挪,哪家没有个事儿,伢儿只要能读上书,要多少钱我来想办法。

继母说着话的当儿,爸爸突然拍拍脑门儿,说他记起了一件事。他马上进屋去,从箱子里拿出一个两寸见方的铝盒,铝盒上了锁,他对继母说,这是先妻生前留下的。他马上把我喊来跟我说:“你妈妈临终前有叮嘱,这个铝盒非要等你上高中才打开,否则她到阴间也不能饶恕我。”

我摇摇头,转身便走,哪知爸爸用命令的语气叫我回来。他说你妈生前抚养了你一场,一泡屎一泡尿多不容易?无论你多么恨她,你都应该看一看。这时继母也发了话,说我爸爸说得对。无奈,我接过了铝盒,走进自己的房间。开锁的钥匙我妈妈死前丢弃了,她要我砸开或撬开它。我找来一把钳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扭开了那把锁。

铝盒内有写满字的纸,纸下是一张储蓄存折。我展开纸,熟悉的笔迹跳入了眼帘:

儿:

当你读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妈已经长眠地下六个年头了。如果妈妈果真有灵魂存在,那就算是妈妈亲口对儿讲了。

你还记得吧,当我和你爸从武汉回来的那天,你撒娇地向我扑来,我觉得我儿太可爱了。我正想把我儿抱起来好好亲亲,但一想起那天在医院检查的结果,妈妈的心颤抖了。妈得了绝症啊。在武汉时,你爸非要我住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儿,我儿还小,所以我没住。

妈将不久离世,可我儿的路才刚开始。我以前太溺爱我儿了,儿想要什么,妈就给什么。我担心如果我死后,我儿不会过日子,会拿妈和继母相比较,那我儿就坏事了。因此,在武汉我就拿定主意,我要想办法让我儿恨我,越恨我越好。

妈怎舍得打我的儿哟!儿是娘心头的一块肉,你长到9岁,妈没有用指头弹我儿一下。可为了让我儿自己会做饭、自己会过日子,妈抄起锅铲打了我儿。可当你去淘米的时候,妈进屋流了长长的泪水……

我知道我在世的时日不多了,为了多看一眼我儿,我每天半夜起来服药的时候,就在儿睡的床边坐上几个小时,摸我儿的头、手脚,直到摸遍全身……特别是有两次我打了我儿的屁股,我半夜起来特地看了打的位置,虽然没有青紫,但我还是摸了一遍又一遍。

儿啊,我死前你的外婆筹集到5000元钱,送来给我治病。我想现在读书费钱,特别是读高中、大学,所以我就托人偷偷地把这笔钱存下了。你的外婆几次催我买药、买好药治病,我都推脱了,有时还违心地说已经买了新药。现在,这笔钱包括利息在内能不能交够读高中、大学的学费?要是交不够,我儿也大了,可以打工挣钱了……

读完妈妈的遗书,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终于明白了妈妈的冷眼、打骂、无情,那全是为了我今后的自强自立啊!

我痛哭失声,冲出家门,爸爸、继母尾随我而来。我边跑边哭边喊——我的好妈妈呀!一直喊到我妈妈的墓旁。

在妈妈的墓前,我长跪不起……

姐姐

姐姐没过初五就回东莞了。芦花说,枝子可傻了,有轻巧的来钱道儿她不干,偏偏去电子元件厂累死累活……他知道轻巧的挣钱道儿是什么,砰地关上门。

他上高一那年,姐姐参加了高考。在等待结果的那些日子,姐姐显得忧心忡忡。他知道,考上考不上,都不是个快乐的结果。家里实在太穷了,供姐姐上到高中,已经是个奇迹了。事实上,姐姐为了能上学,几乎用尽了全力。

在别人都拼了命学习时,姐姐却去镇上批发了很多小食品,拿到各个寝室去卖。而夜深人静时,姐姐就站在女生宿舍厕所昏暗的灯下学习。

这些是他听班里的女生说的。听到这些话时,他的脸火辣辣的,仿佛姐姐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再回家,走那条长长的山路时,他便不理她,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任她在后面大声叫也不回头。

那个暑假,姐姐除了做家务外,都是在绣一个门帘,五彩线是从姑姑家找来的,门帘是父亲穿破了的旧衬衫剪的。姐姐手很巧,描花绣凤,末了,还在右上角绣上了“理想之花”四个字。他知道姐姐最大的理想就是考出去,上大学。姐姐常常会眯着眼,望着弯弯的山路对他说:“将来我要坐在很干净的办公室里工作,我会有很多书,还有,我会把爸妈还有你都带出去……”

他撇了撇嘴,说,我干吗要你带出去。姐姐摸了他的头笑,是啊,我弟有志气,人家自己没准就到外国去了呢!

姐姐不漂亮,鼻子两边星星点点散布着雀斑,眉眼只能算是清秀,却有着乌黑的长辫子。姐姐说这番话时,眉眼间全是对未来的憧憬。他笑着说:“姐,你怎么那么傻啊!”

姐姐的通知书还是来了,尽管是个小小的师范,却是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姐姐捧着通知书就开始哭,并从那一刻开始绝食,任谁劝也不听。

那些日子,他是恨姐姐的。他知道,如果姐姐去上大学,他就得退学,繁花似锦的前途就没了。学个师范,当个孩子王,自己顾得上自己就不错了,还带父母和他走出这个小山村,简直就是笑话!所以,他坚信自己才是这个家的救世主,只有他才应该去上大学。所以在姐姐绝食的那段日子,心里再怎么翻江倒海,他都不说“让姐姐去吧,我来供她”这句话。

父亲有一天吃饭时,突然把碗摔到地上,然后蹲到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枝子,你这是想逼死你爸你妈呀?”姐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良久,她说:“妈,我可以自己供自己,两年以后,我还可以供弟弟。我保证。”

母亲没命地打过去,“供你这么大还供出冤家来了,你怎么就不能听听你爸你妈的话呀?”

姐姐没有上成学。她跟着村里的女孩儿去了那个叫东莞的小城,他隐隐约约地知道村里的女孩儿在那里做什么,但他却不敢细想,因为他只能低头看自己脚下的路,他不敢也不能心有旁骛,他拼了命往那条叫成功的路上挤。他想,将来有了钱,他会好好报答她,一定。

春节,村里的女孩儿花枝招展地回来,大包小包的恨不得把商场都搬进村里来一样。只有姐姐还是拎着离家时的那个三角兜,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姐姐的手起了很多茧子,洗手时,他看到她疼得直咧嘴。

母亲去了隔壁二婶家回来,脸上的笑就像被秋风扫了一样,无影无踪了。她说:“隔壁的芦花给她妈买了金戒指,还给家里拿了5000块钱。”

姐姐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却又没说。他看见她眼里渐渐充了些泪水,他叫了声妈,母亲才停止唠叨。

姐姐没过初五就回东莞了。芦花说,枝子可傻了,有轻巧的来钱道儿她不干,偏偏去电子元件厂累死累活……他知道轻巧的挣钱道儿是什么,砰地关上门。他捂上了耳朵,村人是笑贫不笑娼的。心里不愿意姐姐做那种事,却也隐隐地希望姐姐拿更多的钱回来,只有那样,他上大学的希望才可能更大一些。

姐姐一去再无消息,没有信寄回来,也没有电话打回来,只是汇款单一张一张地邮回来。他看到汇款单上姐姐一笔一画极认真的字,会想起这个叫枝子的女孩儿原本是他的血肉至亲,原本不用承担生活的重担的,可是他除了死命地读书外,不知道能做什么。钱依旧很少,几百块,于是他知道姐姐仍在做苦工,心里有些踏实,也有些抱怨。

可是高考前一个月,他回到家时,看到姐姐坐在院子里,穿着素净的T恤,脸色苍白。母亲屋里屋外摔盆摔碗的,父亲阴阴地坐在窗下,姐姐很努力地笑着叫了声小树。

他说,姐,你咋回来了?

父亲瓮声瓮气地说,咱们家咋就这么倒霉呢!于是他知道了,姐姐在那个厂里被工头看中了,三番五次地要包姐姐做二奶,姐姐不肯,于是那人发了狠,说,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不然抓了你,可就没好果子吃了……

他回屋,看那永远也看不完的书。泪却顺着他的面颊不停地往下流,浸湿了书本上的字,他有些动摇了,这样换来的大学,真的那么可贵吗?

姐姐像犯了什么错一样,屋里屋外收拾着,一刻也不闲着。他极少与姐姐说话,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姐姐。

很快姐姐就嫁掉了。男方家给彩礼,男人也还说得过去,那么对姐姐来说还能要求什么呢?

姐姐离开家那天哭得很厉害。他说,姐,你是去过好日子,哭啥?姐姐说:“小树,你一定要考上大学。”

后来的很多时间,他都在想:如果当初上大学的是姐姐,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呢?可是那时的他像着了什么魔,顾不了别人,上大学那个人一定要是他。再加上父母的偏心,姐姐注定是被牺牲的那一个。

像打工时一样,姐姐极少回家。回家时,他也都恰好没在。断断续续听母亲说姐姐送来什么什么,却从没听说那个他叫姐夫的人上门。

接到通知书后,姐姐回来了,依旧是瘦,头发枯黄得像干草。他说,姐,怎么好日子也养不胖你呀?姐姐依旧笑得很勉强。他看到她的额头上有一道疤,他问怎么回事。姐姐说,头晕,撞墙上了。

她粗糙的手一遍遍地摸索那张通知书,说,咱家终于出大学生了。临走,她把500块钱放进了母亲的手里,叮嘱说别让那人知道,他的心咯噔一下,便想,或许她过得并不幸福。

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很快淹没了他的多思多虑。他的前面是知识铺成的金光大道,很多寒门学子借此改变了命运,他也要那样。尽管苦些,但心里是从没有过的充实。姐姐在他的眼里,在他的心里,越来越远,仿佛是个不相干的人了。

过年回家,看到隔壁妖娆的芦花,他才问母亲姐姐怎么样。母亲叹了口气,撩起围裙擦了擦眼睛。

“你姐走了!喝药了。那个该天杀的从你姐过门就打她,说咱家花了他的钱,说他买下了她……你姐忍气吞声,后来,他领别的女人回来……你姐一气之下……”

他的头“嗡”的一声,转身冲到门外,抄起房檐下的铁锹,要去打死那畜生。那是唯一的一次他为姐姐挺身而出。

母亲跑出来,一把抱住他。小树,你就别让妈再操心了……

他蹲到地上,失声痛哭。

就这样,姐姐彻底走出了他的视线,甚至他都没去看看那个埋了姐姐的黄土包。他对自己说,也好,她在这世界上受的苦太多了。

于是,他继续低头赶他的路。他上完了大学,留在了城里,成了朝九晚五穿戴整齐的白领,喝卡布奇诺,穿商务休闲装,与同事们说着时事看着娱乐新闻,或者泡在网上关心着纽约股市、“神六”上天……日子晃晃悠悠地过着,仿佛从没有过那样一个女孩儿在花季为他远走他乡,仿佛从没有过那样一个女孩儿坚持清白地用劳动换钱供他上学,仿佛这世界上从没有过一个叫枝子的女孩儿在花季凋零。直到有一天,他做了个梦,梦里姐姐坐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时尚,阳光。

他从梦里醒来,关于姐姐的记忆铺天盖地地涌来,那一刻,他泪流满面……

母亲一辈子都在望穿秋水、无休无止地等!

眼前一片洁白,云非云,雾非雾,似涌烟,似团絮。母亲飘飘忽忽地立于氤氲漾漾中,她,不是近年的白发萧萧,不是近日的病骨支床,她,满头青丝,娴雅淑静,若悲若喜。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娘——”

猛然惊寤,但见窗外天晦云暗,弯月斜挂。我恍然明白:这是因为母亲刚刚故去而凝想成梦,不禁失声而哭。大姐忙奔过来抚慰,又忍不住相持一恸,泪如雨下。

慈父长逝,四易寒暑。母亲又疾患缠身,药石无救,日渐衰弱。8月20日,母亲开始神志不清,静脉难以进针。大姐忙给远在长治的大哥拍去急电。两日之内,杳无回音。我们正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时,大哥的长途电话来了。刚听他在那边说了几句,大姐就怒不可遏地嚷道:“你医院太忙?等娘确实不行了再回?你要来就来,我不再打电话了,我没法确实……”

我连忙抢过电话,哽咽道:“娘回天无力啦!她像在等你。来见最后一面吧!”

一天后,大哥风尘仆仆而归。母亲居然又清醒了,一一认出绕床而立的子女,对大哥讲的诸事安排,准确无误地以点头、摇头置可否,旋即昏迷。大家叹道:“娘果然是等她大儿!”

大哥十五岁离家进济南读育英中学,医学院毕业后志愿去太行山兵工厂。母念长子,却从不曾要求大哥归乡孝亲。七年前父亲病重时,大哥终于决心回鲁,偏偏晋东南地区抵死不放。父亲逝后,数日,大哥在母亲榻前长跪叩别,母亲手抚两鬓染霜的长子,含泪笑道:“娘心里高兴,终究是山西那医院离不了我光儿!”

“娘的情况就这样了。”大哥阴沉着脸,吩咐弟妹入座商量后事。

我气愤他的冷静,尤不能忍受母亲一息尚存而言“后事”,目眦欲裂,却不忍顶撞年近花甲、千里归来的大哥。遂冷冷地说:“怎么议后事?你们做儿子的还缺一个人呢!”

大哥前脚进门,三哥后脚离去。他工作的检验所委婉地商请他去开会,有关升国家级的会,主管高工必须参加。三哥犹豫片刻,眼圈红红地登车而去。

啥时候了还顾得上开会?离了谁地球不转哪?我在心中抱怨,三哥走时却一声不敢吭。我也不忍心指责他。母亲住院,三哥每天下了班不吃饭,先去医院送饭,见母亲多吃一口辄高兴得像捡了金元宝。我只是可怜母亲:这时候了,还得等!

母亲一辈子都在望穿秋水、无休无止地等!

1952年,三哥和大姐去外地上学。十一岁的三哥连行李卷都扛不动,母亲硬是撵他去赶火车。放假那天,恰火车晚点,母亲倚门望儿,泥塑木雕一般。两年后,我求学济南。邮递员对街坊说:“马大娘把那个掐了头不够一碟子的小妮轰到济南上学,自家天天等信!”

几年前我因儿子所在的学校课业抓得不紧,欲送他去我母校苦读,又因母校素有“青州集中营”之称,怕儿子吃不了苦。正首鼠两端,让母亲好顿数落:“你一向愚拙!养只猫都惯得它跳着鼻子上脸。这么大的小伙子圈到家里心肝儿肉!你让他去闯!苦不煞的孩子,饿不死的狼!”儿子顺利地升入大学,我也备尝离思之苦。不禁联想,当年母亲同时把七个子女送往天南海北时,是何心情?

1965年夏,大哥在巍巍太行山行医,二哥在塞上白云下执教。两个妹妹分别在哈尔滨和青岛上大学。我和大姐、三哥由山东大学分配外地。一人一个旧木箱,一日之间各西东。父亲正巧进京开会,九口之家只留下刚查出冠心病的母亲茕茕孑立。那才真叫“傻得不透气”。父母子女,竟无一人思及请求照顾,哪怕留一人在父母身边。那年月,谁把“我”、“我家”、“我父母”抬出来,必为同学侧目;那年月,“祖国哪儿需要哪儿就是我的家”,不仅是热血青年,而且是白发父母的行动。我们不但不以远离桑梓为苦,还因为被到更苦的青藏、新疆去的勇挑重担的同学捷足先登而抱愧!

度日如年地到了27日晚饭后,母亲的血压降至50/30。几位医生断言:熬不过今夜了。眼睁睁看着赐予自己生命的萱堂生命之火明明灭灭,兄妹们泪眼相看,魂魄若失。

三妹瑞真忽然面露难色,吞吞吐吐地说:“明天……是我新学年第一课……”

我像当头挨了一棒。虽然我把母亲临危时大哥忙心脏手术、三哥开电子会,视为不近人情,我却深知,到点进课堂对于教师是神圣的。即便我这个欣赏孟德之通脱、五柳之超然、叔夜之倨傲的人,也从不敢在上课时“洒脱”地迟到一次。当然,调课也允许,但需要经系教学秘书同意且提前一天通知学生。要命的是,离山东工业大学89—90学年第一堂课只剩12小时了!

兄姊们连忙催三妹返校,嘱她静下心熟悉讲稿,叮咛:“路上骑车小心!”

三妹眼含热泪,拧了毛巾轻轻为昏迷的母亲拭面。然后,几步一回头地走了。

三妹走后我才想起,她难道不能请人代课?此情此景,哪位同事都肯挺身相助。转而一想,刻意自苦,咬牙尽责,才符合三妹一向为人。

1958年,父亲接到周总理任命到省供职,阖家迁济。中学老师却挽留三妹,说她又红又专,该留下为母校争光。真真滑天下之大稽:县长能调走,少先队大队长不能走。十三岁的三妹“拿着鸡毛当令箭”,母亲竟同意她留下。两年后,三妹被保送高中,母亲对她说:“保送就是高看一眼,还能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苦就再苦三年。自在不成材,成材不自在。”三年困难时期,三妹始终在故乡苦读。一次,父亲一位老同事到济南讲起家乡中学出现了浮肿病,到底血浓于水,母亲垂泪道:“是我这个老嘲巴(傻瓜)苦了那个小嘲巴!”

“嘲巴”这个青州方言很传神地概括了清教徒般的残酷自律。在我耳濡目染的老师前辈、同学同事中,嘲人又何其多也!总以为一堂课、一台手术、一个二极管三极管多么重要,因之布衣穷居而不忧,草野泥途而不怨,见宵小以毛发丝粟之才青云直上而不羡。真真迂腐得可叹,鲁直得可笑,憨戆得可怜。十亿神州,总不能人人配紫怀黄,个个腰缠万贯,总还得靠绝大多数人老老实实种田,扎扎实实做工,踏踏实实授业!以中国之大,也自能容得一部分寒士布衣菽食潜心学业,以“迂腐”为美丽,以“鲁直”为美妙,以“憨戆”为美好。

三妹走后,我在心中暗暗祈祷:娘,你千万再等一次你那少小离家的三女儿!无奈,三妹走后五个小时,28日子时,两滴辞世清泪从母亲眼角潸然而落。我攥住母亲渐渐冷却的手,肝肠寸断:这手,再也不能为儿女缝单絮棉、涤垢濯尘了。幼时邻居阎大叔常说:“躺下睡一觉,还听见马五嫂抖晾衣裳;鸡叫头遍,她那风箱又响了!”

这手,再也不能为儿女煮饭炊饼,烧菜做羹了。母亲以全部精力待我七兄妹,其茹苦劬劳,甚于割肉喂鸽、舍身饲虎的高僧。

这手,再也不能抓起家伙敲打我们这帮“不长进的家伙”了。母亲自幼被外祖父母充做男孩教养,送进后来去台湾的赵明远将军之家塾读书。常羡花木兰、慕黄崇嘏,终因子女牵累困于家中,唯有寄望于儿成峰陵、成钟彝,女成芝兰、成珠玉。其实,母亲的杖责举重落轻,完全不必小杖受,大杖走。重要的是当众受杖的耻辱,是违背认认真真读书、堂堂正正做人之家训的愧疚。母亲眷之深而责之切,打是亲、骂是疼,笞罚打责是爱的洗礼。而今思之,能受杖而泣,何等幸福!

这手,再也不能以鱼书、云雁寄远方儿女了。邢台地震后三日,我在北京收到母亲手翰,说父亲下乡了,唯她一人在家,正在房中洗脚,忽见天花板上电灯乱晃,慌忙赤脚跑到院中,不禁惦起星散四方的七子女。信末却声明:济南已无余震,“你不需返来”,嘱我用心把第一篇科学家特写写好。“学有所用,即为孝顺”。

这手,再也不能扭开收音机,听大保国、赤桑镇,再也不能翻旧书,与儿女论古今了。数年前,母亲指着她客厅挂历上的一幅大篆,笑对我说:“你都这么大了,字还潦草得像狗爬,都因为小时贪看闲书不好好描红。这字,认得不?”我赌气道:“谁不认得?这是《礼记》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我还认得这个书法家呢!”母亲见我逞能,哂笑道:“哟!我二妮筐里哪有烂杏?就是拿勺子舀着卖!”说来惭愧,释词解义固我本行,那“三不私”的蕴涵,却终生未必参透!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我抚着母亲体温尽失而依然柔软的手,默念,娘,您起身奔往真主的天堂之际,请回眸一顾,听儿一言:谢谢您从母爱醴泉赐儿的点点滴滴幸福水,祈盼慈母魂魄来入梦,儿重依膝下,为一生倚闾盼儿,等得太久、太苦、太累的娘亲,揾离别泪!

我的母亲

在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的母亲终于不行了,她早已瘦得皮包骨头。整天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出神地看着天花板,谁问她的话也不答,谁喂她的药也不吞。

母亲终于没能跨进新世纪的大门,在我匆匆从部队赶往老家的路途中溘然长逝。

长逝的母亲双眼微睁,双唇微启,似乎在诉说一个尚未实现的心愿。垂泪的姐姐说,母亲是在等着你呢……

母亲一生充满了劳累与辛酸。3岁那年,一场重感冒几乎夺去了她年幼的生命。重感冒刚好,一位喝醉了酒的庸医又将活泼可爱的她治成了呆坐无语的弱智幼童。看着傻笑着一问三不知的母亲,姥爷几次三番下狠心把她弃到荒郊野外,又几次三番被心软的姥姥抱了回来。姥爷说,这将是害了她呀,何苦呢?姥姥说,好歹是我心头的一块肉,我舍不得……姥姥说这话时,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的姥姥保住了母亲的一条生命,却保不住母亲艰辛的一生。

母亲有兄弟姐妹十一个,她排行占二。母亲在自己还站不稳时便开始带弟妹。余下的六弟兄三姐妹几乎全是母亲一人背大的。母亲穿的是大姐穿剩了的衣服,吃的是弟妹们吃剩下的饭食。弟妹顽皮,常常在她背上拉屎拉尿,把她的小辫子扯得乱七八糟,而微笑着的母亲永远不会发怒。心疼她的姥姥哽咽着说,我的傻闺女有一副好心肠呢……

到了22岁那年,乡亲们都说母亲交上了好运,因为一位鳏居多年的老石匠看上了她,要娶她为妻。老石匠虽然爱喝酒脾气暴躁,但家资厚。乡亲们都说母亲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但善良的乡亲们只看到了老石匠有钱,却哪里知道他娶母亲的真正原因啊!老石匠五代单传,传到他这一代延续香火的大事已岌岌可危。他曾经有过两任老婆,皆因产不出子被他一锤打出了家门。算命先生说,他祖上缺德,须娶河对岸杨家的傻女,方可传宗接代。半信半疑的石匠下了聘礼,懵然无知的母亲嫁过了泥溪河。

石匠早晚一壶酒,喝了酒的石匠便要找人使性。他觉得香火艰难的罪过在于母亲,于是将一腔怒气尽情地发泄在母亲身上。寒风凛凛的大年三十的夜晚,母亲却穿着薄衣打着赤脚在雪地上被石匠撵得飞跑。母亲受了无数的折磨,终于在两年后产下一子。就在姥姥一家都以为母亲这回真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时,男婴却在数日后偶伤风寒一命呜呼。愤怒的石匠再次挥动铁锤,把母亲赶回了娘家。

母亲回到家中已体无完肤。姥姥搂着苦命的女儿眼泪滂沱。她发誓:宁愿自己受苦,也再不让女儿受罪!

然而一年后,又有媒人踏上门来,说的是坎上的我父亲家。伤透了心的姥姥坚决反对,她说她的女儿才脱离虎口,又怎能再入狼窝?姥爷听信了媒人的花言巧语劝姥姥说,陈家二小子性情温和,又不过分挑剔,怎算是狼窝呢?你不让女儿去,正是耽搁了她的幸福。他不顾姥姥的眼泪,硬把母亲推上了花轿。上了花轿的母亲什么也不知,依旧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殊不知,陈家之所以愿意娶母亲,也是因为算命先生的话。

陈家二小子性情顽劣(由此可见媒人的话有多假),从小叛逆,心比天高,不甘寂寞。20岁那年,自己做主,找了邻村的武家姑娘,两人信誓旦旦,非彼不婚嫁。然而陈家家规甚严,家主棒打鸳鸯,撵走了武家少女,硬娶了杨家傻姑。因为算命先生说,父亲命里缺水,与母亲正好相补,而武家姑娘呢,则命硬克夫,万万娶不得。

母亲命运的几次波折皆由算命先生的话起,由喜剧开始,到悲剧结束。愤怒的父亲面对痴傻的母亲伤心欲绝,几次想破窗而出追随武家姑娘,都被看守甚严的爷爷捉了回来。几次三番的失败和武家姑娘的很快出嫁终于消磨了父亲的信心,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上天”赐给他的涩果,把倔犟的脖子套进生活的枷犁。

屈服了的父亲对付不了残酷现实接踵而来的打击,先是爷爷去世,接着奶奶患病致残,家业一天比一天衰败。父亲不是一个耕种的好手,母亲亦不懂生活的操持,最终的结果是,全家的生活举步维艰。父亲不能力挽狂澜,只好天天上街喝酒麻醉自己,把一大堆烂摊子推在什么也不懂的母亲身上。

每天清晨,母亲便早早地起床做饭喂猪,然后跟着乡亲们扛着锄头到山地上劳动。母亲不会做精细活儿,只会干些担粪挑水的粗活,好心的乡亲们便采取给她换工的方式,帮她把农活儿做完。

那时母亲的气力甚大,无论帮哪家干活,都不会偷奸耍滑。她用的背篓是全村最大的,她用的粪桶是全村最重的。乡亲们都喜欢跟她一起干活:因为母亲永远不会欺负任何一个人。

母亲没有一身好衣服,也没有一双哪怕是破烂不堪的鞋子。天气冷了,她不知道添衣服;天气暖了,她不知道减衣服。遇到刮风下雪,她只会缩着头,哆嗦着身子往大树下躲。无论春夏秋冬,她永远是一件单衣一双赤脚、一个背篓一担粪桶在风雨中穿行。这为她以后致命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1975年春季的一个雨天,母亲扛着锄头与乡亲们一起到泥溪河边劳动。时过正午,母亲与邻人说,要去方便一下。邻人并没在意。过不多久,忽闻草丛中传出婴儿哇哇的哭声,邻人甚异,急唤几人同去探望。只见一男婴横卧草丛中啼哭,母亲下身鲜血直流。众人急忙脱下身上的衣服做一副简易担架,抬着母亲急往家中赶。回到家时,母亲已呈昏迷状,而此时遍寻父亲不见,急得小脚的奶奶手足无措。醉醺醺的父亲被人找到时,正在街中与人猜拳打赌。

母亲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嚷着要看婴儿,而奶奶始终不给她看。奶奶在谈起这件事时,总是说,如果不是她把我与母亲隔开,也许我早就不在这个人世了。奶奶说,有段时间她生病,母亲把我弄去带了一个星期,却两次差点把我弄死。一次是洗澡,母亲舀了一盆开水就把我往盆里放;一次是烤火,母亲直接把襁褓中的我往热灰里搁。这两次皆因我的痛哭奶奶的警醒转危为安。后来奶奶任母亲哭得两眼通红也坚决不再让她带我。

我们三姐弟都是在奶奶的怀抱中这样长大的,直到可以在地上蹦跳的年龄,奶奶才放心地把我们交还给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重新获得喂养权的母亲十分爱我们。每次上山劳动,她都要翻山越岭寻找可吃的野果,用鲜嫩的桑叶给我们包回来;每次到亲戚家做客,她也要揣回大包小包的糖果糕点,一一塞进我们的口袋中。现在我还记得当地有一种称之为“屈丝袍”的野果,外形有点像野草莓,颜色红艳鲜亮,吃起来十分香甜,但长在满身挂刺的荆棘上。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母亲就天天上山为我们去采摘。采回“屈丝袍”的母亲十分难看,头发蓬松着沾满了树叶,干裂了的手背上鲜血直淌。不用说,这一定是挂刺的“功劳”。但母亲看着我们吃“屈丝袍”的神情却是我终身都难以忘记的——双眼微微地眯着,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这种微笑,也只有在纯真的儿童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踪影。

除了“屈丝袍”,母亲上山掰玉米,也一定要给我们砍几根甜甜的玉米秆回来。玉米秆刮光了叶子,削了头,剪了尾,像一支箭羽,斜斜地插在母亲装满了玉米的背篓边上,随着母亲负重的颠簸而轻轻地左右摇晃。母亲老远地就会喊我们的小名:大姑儿、和儿、三儿,快来拿“甘甘”(家乡把甘蔗叫“甘甘”)。“甘甘”的一头必有咬过的痕迹,这是母亲一根根尝过的(玉米秆有甜、苦甜、淡三种,母亲砍回来的必是根根蜜甜)。此外,无论谁给母亲好吃好玩的东西,她也一定要给我们揣回来。

渐渐懂事的我们却不喜欢甚至怨恨母亲,因为母亲是个傻子,致使我们在小朋友中间经常遭到嘲笑。

小朋友一见我们就会喊“瓜儿瓜儿”;大人见了也会说,瞧,这就是杨瓜瓜的娃儿。我们上学,最怕老师问及母亲的名字,常常是我们还没开口,下面就会喊“杨瓜瓜”。于是在成年后,我们三姐弟便各奔了东西。姐姐远嫁他乡,我当兵去了重庆,弟弟打工去了深圳。家中又只剩下母亲一人(奶奶早已去世,父亲仍没改变天天赶集的习惯)。我们厌恶回家,厌恶见到一片凄凉的房屋和带给我们悲惨命运的母亲(愚蠢的我们总认为贫穷的家庭是母亲一人造成的)。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脸面选择逃避。

而母亲的身体渐渐地大不如前,重担已肩负不起,农活也力不从心,只能放放牛、割点猪草什么的。乡邻们一见她就会逗她:你想不想你的大姑儿,想不想你的和儿?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收了笑容,呆呆地立一会儿,然后说,晓得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听父亲讲,母亲那时吃饭总要摆上我们的碗筷,总要到外面去唤一唤我们的小名。

于是父亲分别写信给我们,恳求我们回家来看一看母亲。父亲检讨了他历年来的“罪行”,决心今后永远陪伴在母亲身旁。而我们还是不为所动,继续在外面闯荡着自己所谓的独立生活。甚至在别人谈及母亲时,依然编着谎言说自己的母亲是一个修养颇深的知识女性。

去年年初,父亲接连来了四封信,说母亲想我想得茶饭不思,整天呼唤我的小名,还经常到泥溪河边呆立,要我无论如何赶回家一趟。而那时我正为女朋友知道了母亲的真相要分手而烦恼,于是便很愤怒地连写了三个大大的“不”字快件寄回家。虽然过后有些后悔,但终于还是没有动身。

去年11月,母亲下地干活,不小心脚拇指被一块尖利的石头撞了一下(母亲长年赤脚,我们寄回去的鞋她也不穿),鲜血直流,当时她并没有在意。只是按别人教给她的经验找了一点干土浇在上面止血了事。不料数日后那只脚居然肿了起来,先是脚背,接着脚跟,最后整个右腿肿得如水桶般粗。成年后从没得过重病的她终于躺下了。接到消息赶回家的姐姐和弟弟悔恨交加,立即抬着母亲到乡卫生院去检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打针吃药,脚肿虽然消下去了,却又吃不下饭。转到县医院治疗,县医院说是伤口感染引起败血症,让家里赶快准备后事。这个消息像惊雷一样震撼了全家,大家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姐姐把母亲拉了回来,按照医院开的药方坚持每日给母亲服药。大家都虔诚地相信福大命大的母亲一定会挺过这场灾难。

然而在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的母亲终于不行了,她早已瘦得皮包骨头。整天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出神地看着天花板,谁问她的话也不答,谁喂她的药也不吞。姐姐无法,便对她说,不吃药,就会死,死了,就看不到你的和儿了。不料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顿使她紧闭的嘴唇张开来,慢慢接那苦涩的药水。无人时,母亲就会咧开嘴无声地哭泣。姐姐说,母亲那时一定疼痛难忍,但为了见我一面,在苦苦地硬撑着。

而当时的我,却还在千里之外的军营里与报道员们谈笑风生,妄谈文学中的母爱。甚至在接到姐姐打来的三次告急电话后还想,这点小伤,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当我终于慢吞吞地赶回阔别七年的老家时,眼前的情形却使我大吃一惊:家中灵堂高设,姐弟哭得两眼通红,母亲孤苦伶仃地躺在临时造就的棺木里,嘴眼不闭,执著地表示着她未完成的心愿。我像被雷击般颓然跪在灵前,悔恨像一条条毒蛇,慢慢地爬满了我的全身。我终于号啕大哭……

弟弟默默递过来一张影迹模糊的照片,说是在母亲床前拾到的。我哽咽着一看,更是剜心般地痛。这张照片是我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在新兵营的操场前留的第一张影。照片上的我军棉衣裹身,憨气十足,是我所有军旅照片中照得最丑的一张。父亲说,照片一寄回家母亲就要过去了,谁要也不给。直到临死前,还不忘把照片放进她的枕头下。

她真的想再见你一面啊!红肿着眼的父亲再次说。

后记:2000年元月1日奔丧归来,我几乎是不吃不喝满含热泪写下这篇文字,这是我第一次用笔写,也是我第一次勇敢地向世人提及我的母亲。长期以来,我不敢正视母亲的呆傻,更不敢向别人谈及自己的母亲,怕别人会因此看不起自己,影响自己的前途。从军几年来我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认真地回报过哪怕一丁点儿母恩,等我恍然惊醒时,方知一切都太迟了。

泼妇

母亲骂街的本领村里找不出第二个,像唱歌似的,能从夕阳西下一直骂到满天繁星。

村里人一提起母亲就感到头痛。他们说:“老姜活着的时候,他老婆挺好的一个人。老姜一死,他老婆就变成了泼妇,这事真是蹊跷。”他们说的老姜,是我父亲。

由于母亲的名声不好,我的两个姐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找不到好婆家。村里人说:“泼妇的女儿,将来肯定是个泼妇,娶了她,整天冒烟喷火的,日子就没法过了。”那时候我还小,还在读初中,还不懂谈婚论嫁的事,对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也不在乎。我的两个姐姐却很在乎。特别是我二姐,对母亲非常不满,说起话来像刀子似的。

二姐说:“咱妈太不像话了,骂街上瘾,我的脸都让她丢尽了。”

大姐叹了一口气说:“别这样说妈,她也不容易。”

我不明白大姐为啥要说母亲也不容易,我看她挺容易的。不管是谁,要是惹了她,她一下子就上了房,站在房顶上破口大骂。母亲骂街的本领村里找不出第二个,像唱歌似的,能从夕阳西下一直骂到满天繁星。

母亲的开场白总是这样:“你让狗屎糊住了眼睛啊,欺负我一个寡妇家……”

村里的孩子真就把它编成了一首歌,到处传唱。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低着头不敢抬起来,恨不得找个石缝钻进去。

那时候村子里偷盗成风,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连续多年,连一根鸡毛和一片菜叶也没有丢过。

二姐每次对母亲口出怨言,大姐总要说一句:“别这样说妈,她也不容易。”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为啥要这样说。

大姐的长相还是可以的,庄稼活儿也干得好。生产队长是个好色鬼,喜欢跟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动手动脚。他看上了我大姐,对她说,过几天就要评工分了,你依了我,我让你挣最高工分,说完就动起了手脚。大姐没有依他,红着脸,喘着粗气跑回了家。

过了几天,果然评工分了,大姐是女社员里工分最低的。母亲觉得奇怪,追问队长,队长说大姐的思想不好,不服从领导。母亲回到家里追问大姐为啥不服从领导,大姐把队长调戏她的事情说了。母亲听完立刻就爆炸了。她先是站在房顶上喷了几脸盆唾沫星子,然后又闯进队长家里。很快,大姐的工分就跳到了最高点。

这些事,都是村里人跟我说的,他们还活灵活现向我描述了母亲闯进队长家门的情景。

他们说:“你妈脱掉了自己的上衣,躺到队长家的炕头上,对队长说,要欺负你就欺负我,离我女儿远一点。”

他们还笑嘻嘻地说:“你妈走了以后,队长老婆像个疯子似的,把队长的驴脸抓出了几道血印子。”

从那时开始,母亲的名声就坏掉了。

母亲索性破罐子破摔,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泼妇。

二姐的亲事被退掉的那天晚上,她跟母亲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她关紧了家门,跟母亲大吵大闹。母亲一声不吭。

二姐吵累了,趴在桌子上抽泣,这时母亲才开始说话。

母亲说:“我要是不变成泼妇,我们这一家人可怎么活下去啊。”

大姐哭了。母亲哭了。我也哭了。二姐哭得更厉害了。先是无声地哭,之后是小声哭,最后是放声大哭。我们流了很多很多泪水。我们在泪水中漂浮起来,摇摇晃晃,就像是坐在一条小船上一样。

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把自己的泪水哭干了。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伤心事,谁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侯德云)

永失我爱

我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我是多么幸福。那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扎扎实实的幸福。

我喜欢男孩儿,我一直认为男孩儿比较皮实、比较好养。

后来,我真的有了儿子。

我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臭臭。

有孩子的日子是快乐的,每个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快乐都是无价的,都是永恒和真实的。现在回想起和臭臭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我仍然能感到那一份从心底涌出的温柔。那是一种能让钢铁熔化的温柔。

还记得,刚出生时,臭臭是那样娇小和丑陋。红红的皮肤皱皱的,像一个小老头。我甚至不敢碰他、不敢抱他。他不停地哭。饿也哭,渴也哭,拉也哭,尿也哭。很长时间我才省悟,他所有的表达方式也只有这些了,于是开始学习怎样当一个合格的母亲。因为这个小小的生命只有靠我才能存活,他只有在我的怀里才会感到安全,才会安静地睡,才会停止哭泣。

我快乐地看着我的孩子,并真心地感谢上天赐予我这个如此美丽的小精灵。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发觉,原来我可以这样温柔和宁静,可以这样慈爱和善良,可以这样勇敢和真诚。是的,我不停地发现着新的自己。

慢慢地,他开始学走路。他最初在学步车里学习。他学得很快。我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在家里冲来撞去。他很好奇,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会微笑,然后亲一下,看见加湿器冒出的白气也会伸手去抓。在我给他做饭的时候,他会把车停在厨房门口,好奇地张望。他很依赖我,不论我在哪里,他都跟着。哪怕是我在洗澡和去卫生间,他都会重重地敲打着门,在确认我在里面的情况下,安静地等待我出来。

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的春天,五月的微风温柔地吹拂着我绿色的短风衣。明媚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我,一切都暖洋洋的,我呼吸着芬芳的空气,迈着轻快的步伐去接我的孩子。很突然,就如同被雷击中了一般,我心中涌出来的幸福压得我要窒息,那是一种暖暖的暗流,轻轻地流遍我的全身,直达到我的指间。那一刻我问我自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我是多么幸福。那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扎扎实实的幸福。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我儿子刚刚一岁。

快乐的我啊,丝毫没有察觉到灾难就藏在我幸福的背后。它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刻来临。

在他一岁零三个月的一天夜里,他突然哭闹起来,我和爱人一直哄着他,但他仍不停地哭,直到他哭累了,才睡去。第二天,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左眼红红的。我抱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只是告诉我,点点消炎药水就好了。于是,我给孩子按时点药,但红还是没有消退。快一个星期了,我又带孩子去查。这次大夫好像很紧张的样子,仔细地查了又查,最后告诉我,孩子的左眼失明。而且,怕还有别的毛病。我惊呆了!一会儿医生把我的爱人叫了进去,爱人出来后,脸色苍白地告诉我:“臭臭可能是眼癌!”我一下就呆住了:“眼癌?不可能!一定是错了!”我的孩子健康活泼,就算他的眼睛有问题了,也不可能是什么癌!我不相信!我要去北京复查!

第二天,我和爱人带孩子去了北京。

结果终于出来了。

臭臭真的是视网膜母细胞瘤。真的是眼癌!

我一下子跌坐到了地上,我失声痛哭。我感到血被抽干了,心被揉碎了。医生告诉说:得这个病的孩子在走的时候两只眼睛都会瞎的,而且随着肿瘤的长大和游走,脸部要变形,会惨不忍睹的。想着孩子欢笑的脸,我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才一岁零三个月啊!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难道就要结束吗?这一切是真的吗?医生告诉我,臭臭现在可以化疗,也许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但是他必须进行眼球摘除手术,包括眼眶。化疗的结果是这半边脸永远是他一岁时的脸,而那半边脸却正常生长。而且,即使手术成功、化疗成功也只能活到七八岁左右。我真的很想给他化疗,当时我疯狂地抓着医生的手一个劲地喊“给他做手术!做手术!”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这对才一岁多的孩子来讲太痛苦了,更残忍的是如果他活到了七岁,如果他懂事以后,他的痛苦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难逃一死啊!

那天晚上我和爱人做出了我们一生最艰难的决定。我清楚地记得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那坚强的爱人那张没有血色的脸和那双悲伤的眼睛。我对我爱人狂喊:“不可以!医生说若不做手术,孩子会双目失明的,最后双眼会长出菜花一样的东西,头也要变形的。我该怎么办?当臭臭伸着双手呼唤我‘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时,我该怎么办啊?我会疯的!做手术吧!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不会后悔的,就算是倾家荡产、剜骨剔肉也要给他治啊!毕竟还有一丝的希望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死去!”面对着我的歇斯底里,我爱人,我心爱的人只是使劲地抱着疯狂的我,向我吼道:“春儿,你清醒一点!你难道让臭臭长到可以质问你‘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活下来’的时候吗?你难道让他就用一只眼睛来面对这个冷酷的事实吗?你难道让他饱受身体的摧残还要面对那些好奇的目光吗?”然后他使劲地擦了一把眼泪。

孩子,原谅父母吧!我们是残忍的,但也是无奈的!我们必须这样决定。我们宁愿让你快快乐乐地活上一年,在你什么也不懂的时候走,也不要你受尽折磨才走。虽然我知道这个决定会让我把内疚背负一生。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背着我的臭臭,躲开了亲人。我背着他走在午夜安静的城市里,一直走着。我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也不在乎去哪里。我只知道我要背着他走,我要和他在一起。路上,我抱着我的臭臭问他:“臭臭,妈妈爱你,你知道吗?”臭臭告诉我:“知道。”我流着泪告诉他:“臭臭,妈妈爱你,不管妈妈怎么做,你要知道妈妈是爱你的。”臭臭回答我:“知道。”我问他:“臭臭,你来世还做我的儿子好吗?”我的臭臭,什么话都会答的臭臭却什么也没说。我的泪水滴到了他的脸上。于是,我又换了话题问他:“臭臭,你爱我吗?”他清楚地回答:“爱。”

日子一天天地过,我还抱着一丝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是误诊,或许会钙化,也许这一切都是梦幻。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看孩子的眼睛,我提心吊胆地看着他睁开眼睛。如果,他向我微笑,如果,他清脆地喊我妈妈,我的一天就会很轻松、很愉快地度过。但更多的时候他总是皱着小小的眉头,闭着眼睛赖在我怀里告诉我:“妈妈,我难受。”然后不停地翻转他小小的身体。每当这时,我的心就紧缩在一起,我能做的只是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希望能把他所有的疼痛都吸附到我的身上。我不停地告诉他:“臭臭,妈妈在这里呢。不怕,妈妈在呢,妈妈抱着你呢。”然后让他在我的泪水和歌声中昏睡。我教会他很多的故事和诗歌,但我从不教他“疼”、“痛”和有关的字词,所以,他临走的时候仍只会告诉我:“妈妈,我难受。”只有我知道这个难受的意思。那个难受里包含了多少不能忍受的折磨!我的臭臭毕竟才一岁多啊!

我的孩子活了九百五十八天,两年零七个月又十五天。

我的臭臭活着的时候,他出奇乖巧,出奇聪明,他和同龄的孩子一样可爱,不,甚至更机灵。他喜欢小汽车,我给他买了近百辆大小不同的小汽车,每天他都不停地摆弄他的车。是的,我溺爱他,倾我所有来满足他的愿望。看着他在不疼痛的时间认真地玩,这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和幸福,我知道我看他的日子不会很多了。

在他生病的日子里,我用了很多偏方给他治病。我知道我很愚昧,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臭臭仍然做了手术。因为他的眼睛里的东西已长大了,真的突出来了,他合不上眼睛。每次我帮他合眼睛的时候,看到他应该是眼球的地方已被一块灰色的东西代替的时候,我都在颤抖。我真的快崩溃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或者,我当时在别人的眼里已经疯了。

臭臭被推进了手术室,他小小的身体躺在大大的床上,那么单薄和可怜。我望着手术室的门,我的生命似乎被抽干了。我向上天默默祈祷:“让我的臭臭不要活着下来,让他死在手术台上吧。”我真的是疯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祈祷词吗?但我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我知道,臭臭的眼睛将被挖掉。他那个眼睛的地方将是一个黑黑的窟窿。我害怕,我不知道我该怎样面对他的痛苦。我的爱人拉着我的手,我们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远离人群。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那是我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手术车推了出来,我却躺到了另一张床上。我很虚弱,发自心里的虚弱。我支撑着起来,我必须起来,我是母亲。我看到了他安静的身体,小小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抱起他,他是那么轻盈,我抱紧他,我怕他飞走。他的左眼蒙着一块大大的纱布。他的麻药还在起着作用。他很安静。那一刻我忽然有个幻觉:是不是他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不要想啊。

臭臭疯了,他疯狂地拉着他脸上的纱布。他疼啊。麻药劲儿过去了,他挣扎着大叫:“妈妈,难受啊!妈妈啊!难受啊!”爱人用力地抓着他的手,一边喊我:“春儿,快点,帮我抓住他!不要让他把纱布拽掉!”我勉强站了起来,正在这时,臭臭挣扎着向我伸出了手并喊出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句话:“春儿!妈妈啊!”那个声音是那样凄凉和无助,又是那样震撼!

我终于崩溃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晕倒了。

当我醒来时,臭臭已被打了安定针,昏睡过去了。

在医院的日子是没有记忆的日子,我现在只记得臭臭左眼睛上那一块白得刺眼的纱布。

我曾尝试过闭上我的左眼,想看看臭臭能看到的世界。当我看到后,我感到很悲哀。真的。

他常常用他那仅存的右眼信赖地看着我,那是一只清澈如泉水般的眼睛。眼睛里流露出的信任让我悲伤。

我是脆弱的。我从来就没敢看我孩子那做完手术的左眼。每次带孩子去换药的时候,我总是不敢进去。我躲到了眼科走廊。但我还是能听到臭臭狂喊“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躲到了电梯里,随电梯上上下下,我用力捂住自己的耳朵,但臭臭的叫声仍能听到。那无奈的喊妈妈的声音飘荡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在他做完手术后,医生告诉我臭臭还能活半年。我真的以为他能活半年呢,但只有两个月,我的臭臭就走了。

臭臭要走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他要离开我的征兆。他不吃不喝,安静地躺在我的怀里,轻飘得像一片羽毛,他小小的眉头紧紧地皱着。他不停地在我的怀里扭动,不停地喊:“妈妈,难受。妈妈,难受。”

谁能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把臭臭送到了医院。在病房,我独自抱着我的孩子,抱着即将离开我的孩子,我哭了,没有任何顾忌地放声哭了。我问臭臭:“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我是你的妈妈,可我为什么却救不了你啊?”是的,悲哀的不是孩子有病,是我做妈妈的救不了孩子,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我。在空空的病房里,我无奈的哭声在回荡。上苍有灵啊!如果泪水能唤回我的臭臭,我宁愿让我的泪流成海!如果用我的生命能救回我的孩子,我情愿死一万次!我的孩子,我的臭臭!只有他能听得到我的呼唤。但他已昏迷了。

臭臭走了。永远地走了。真的走了。我永远记得那一天:一九九七年十月九日。我的灵魂被永远地带走了。

但我仍感谢上苍。他走的时候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他的面貌没怎么变。虽然他的脸有些轻微变形,但他的右眼没有失明,他临走的时候仍看得见我,他仍能准确地用他的小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他仍知道他的妈妈在他的身边——永远!

我选择了给他火葬。老人告诉我,这样小就夭折的孩子最好埋在路边,我坚决不同意。臭臭在世的时候已饱受折磨,我不能容忍他小小的身体在冰冷的泥土中孤单地睡去,不能想象他的身体受虫蚁的侵害。我怕他冷,怕他寂寞,怕他醒来哭喊着找妈妈。我要他化成轻烟,随风散去。我要他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但火葬的时候我没有去,我不敢去。我无法面对我死去的孩子,我怕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的爱人和我的同事去送的臭臭。回来后,我望着我的爱人默默地流泪。我的爱人啊,我坚强的丈夫,在孩子有病的时候他没有哭过,但此刻,他在床上打着滚,用力抓着自己的胸膛,撕扯着衣服,放声大哭。他只是不停地告诉我:“春儿,我疼啊!我心疼啊!”我抱住他的头,他虚弱得像一个婴儿。他喃喃地告诉我:“我把臭臭的奶瓶放到了他的身边,还有他的小玩具陪着他。我把他从冷柜里抱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样子就像在睡觉,我亲了亲他的脸。我总感觉他马上能睁开眼睛喊爸爸似的。我把他脸上的纱布摘了,我不要他在投胎的时候还带着那块可恨的纱布。”

晚上,我和爱人把臭臭所有的玩具、衣服和臭臭用过的东西、照片和我的日记,拿到十字路口全部烧掉了。

我悄悄地留下了臭臭的一缕胎毛和一张他百天的照片。在那张照片上我有一张幸福的笑脸,快乐地拥抱着我的孩子。这是我留下的与臭臭的唯一的联系,也是我做过母亲的唯一纪念。再有,就是我对臭臭永远的记忆和无尽的思念。

我不记得那一夜我和爱人是怎样熬过来的了,那一夜我没有记忆。

第二天上午,我把我的睡衣和爱人睡觉时常穿的背心剪了,在胸口那个地方剪的。我小心地把臭臭那少得可怜的骨灰包了起来。我期望在冥冥之中臭臭能感到温暖,感到父母的呵护和体温。但是,去埋葬孩子的时候,爱人仍没让我去,所以至今我仍不知道我心爱的臭臭的坟在哪里。

我的孩子这一次真的走了,我今生今世再也看不到他了,再也听不到他清脆的笑,再也听不到他那特有的喊妈妈的声音了。

除非在梦里。

(春儿)

妈妈的坟墓

“这就是你妈妈的坟墓,鞠个躬吧……”年轻人“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

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天,山势又高又险的某个小山沟里来了两个人。年龄大的是美国人,年轻的是个韩国人。

坟上积了厚厚的雪,墓碑看起来非常简陋。年长的美国人对年轻人说:“这就是你妈妈的坟墓,鞠个躬吧……”年轻人“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

故事发生在1952年。为了挽回朝鲜战争败局,“联合国军”增援了一批士兵,韦尔森就是其中一员,当时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人民军的强烈攻势使得“联合国军”节节败退。撤退途中,韦尔森离大部队越来越远。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哭声是从一个雪窟窿里传出来的。韦尔森本能地扒开积雪,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在一个母亲的怀里,婴儿大声地哭着。更令人吃惊的是,母亲一丝不挂。原来,这位母亲背着孩子避难的时候,被困在了这个山沟里,天下起了大雪,为了救活自己的孩子,母亲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给了孩子,然后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虽然赤裸的母亲已经死去,但她怀中的孩子却活了下来。

韦尔森被这意外的景象深深感动了。他用野战工具在冰冻三尺的雪地上挖了个坑,把这位母亲埋葬了,然后抱着大哭的婴儿追随大部队去了。战争结束后,他领养了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美国去抚养。孩子慢慢长大了,韦尔森把当年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并带着他来到山沟里找妈妈。

跪在坟前的年轻人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过了一会儿,年轻人站起身,开始清理坟墓上的积雪。他大汗淋漓地把周围的积雪都清理完,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盖在了坟墓上,然后扑到坟墓上,说出了长久以来藏在心里的话:“妈妈,这么多年你多冷啊!”

(韩金河)

圣洁的背影

我常常会莫名地把车从汉口开到武昌来,甚至拐进那条小巷,只为看看小蓉家的灯是否还亮着。而我的呼机却从未被小蓉呼过,我的心怅然若失。

四年前,我是武汉一个专门替父亲开夜车的“的哥”。我们共开一辆红色富康,他开白班,我开晚班。

曾经,我是多么知足而惬意地梭巡在这都市的夜里啊!没有上大学,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没有母亲,那生活中曾有的唯一约束——我的醉鬼父亲身上小丘般凸起的肌肉如今也松弛了。我不会弹钢琴,不会说英语,更不会什么电脑,可这一切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开车,每月能挣两千多块养活自己!除了不会文雅地生活,卡车、轿车、自行车我全会修。悲伤时,我把车开出城外,在狂飙的速度中打开收音机尽情地吼叫发泄;欢喜时,专门找漂亮女孩儿搭车,操着蹩脚的普通话与她们聊天,到了,替她们打开车门还分文不收……日子就这样在车轮卷起的尘烟中一天天溜掉……

可有很多怅然若失的时候,我莫名地想到“妈妈”。有个妈妈该多好啊!她会用她的严慈让我身上少一些匪气、流气和俗气,或许我会被逼着念完高中,甚至上大学,做一个体面的文化人,再谈一场诗香墨浓的恋爱……可从我记事起,我的醉鬼父亲便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妈死了。

那个夏天,武汉奇热,许多人直到傍晚才肯出门,所以开夜车的生意特好。我在把一个客人从汉口火车站送达武昌的一条深巷后,决定在这个连路灯也没有的僻静小巷抽支烟歇一会儿。我闭了大灯,打开收音机开始吞云吐雾。突然我发现,有一对母女搀扶着经过我的车向前走去。那女孩儿一手高举着一个打吊针用的输液瓶,一手用力搀着病中的母亲,口中不时柔柔地安慰着呻吟的母亲。当身着一袭白裙的女孩儿如天使般消失在黑暗里的时候,我那干涸了近二十二年的心突然湿润了。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啊!我迅速打开了大灯,为她们照亮前程。就在她们快走出巷口的时候,我一踩油门追上她们。我拉开车门对那女孩儿说:“去医院吗?我送你们,不要钱!”那女孩儿望着赤着上身的我满脸惊疑,我慌忙套上背心结结巴巴地说:“相……相信我,我……我没有妈妈!”

那个晚上,我一直陪着她们。直到凌晨三点钟,我才把她们送回那条小巷深处的家。那个叫小蓉的女孩儿下车时,一定要付给我钱,我几乎是求着对她说:“小姐,你让我尝一回给妈当儿子的滋味,好不好?”透过灯光,小蓉的脸美丽而苍白。我把烟盒一把扯开,写上我的呼机号,对她说:“你妈有事,随时呼我!”

从此,我常常会莫名地把车从汉口开到武昌来,甚至拐进那条小巷,只为看看小蓉家的灯是否还亮着。而我的呼机却从未被小蓉呼过,我的心怅然若失。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小蓉终于呼响了我的呼机。我救火般飞车赶到,小蓉的妈妈已经昏迷在床。我和小蓉把她抬上车赶往附近的陆军医院急救。在六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小蓉哭了又哭。我从她的口述中才知道,这个女人原来并不是她的亲生母亲。这个离过婚的不幸女人,其实只是她的初中语文老师。因为小蓉没有母亲,老师便一直像母亲一样关怀着她。小蓉的父亲几年前去世后,便干脆认了这位郑老师做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一起生活到现在。郑老师因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和心脏病已提前退休,而小蓉其时则正在华中理工大学念二年级。

在医院的长椅上,小蓉如惊恐的小鸟倚在我的肩头睡着了,而我的心却悲伤而黯淡。如果小蓉不是这般如诗如画的女大学生,我一定会发疯似的追她,用我一身的气力和热血呵护她,然后与她一起侍奉这个病弱而善良的妈妈。可我只是一个鄙俗的“的哥”,在这两个善良的女人面前,我只配打开那扇朝北的车窗,遥看天上那母亲般圣洁的月亮,数那美丽的爱情星斗……

一个月后,我开车帮小蓉把郑老师从医院接回。到她家时,我执意要把她一直从车上背到床上。就在我为她打开桌上的电风扇时,我突然被她桌上用相框嵌住的一张小孩照片惊呆了:天啊,这张照片竟和我周岁时的照片一模一样!在这张放大的照片的右上角,还有一张郑老师抱着这个小孩儿的合影。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莫非,莫非……

我一把将小蓉拉至屋外的车上。我问她:“小蓉,麻烦你告诉我,郑老师以前有一个儿子吗?”小蓉说:“有的,还跟你同姓哩!她以前的丈夫是一个长途汽车司机,后来被单位开除了。两人离婚后,那男的从不让她见儿子。他搬家后,郑老师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她每年到了儿子生日那天,总是要大哭一场……”

我发疯似的把车开到家,像一头粗暴的小牛一样把在家中酣睡的父亲唤醒。我狂怒地向他吼道:“你告诉我,我妈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你好狠心呀!你让我做了二十多年没妈的孩子,让我和你一样活得粗俗、没用。我恨你!”

那几天,我像痴了一样,把车开在路上,一个客人也不拉。到了后半夜便把车悄悄开到小蓉的屋前,一边放音乐,一边哭。我是多么想推开这道门去认我的亲妈!可是小蓉的话却像刀子一样逼退着我,让我无法积聚勇气。

妈妈常对小蓉说起我,说我“抓周”时什么也不抓,就拿了一支大毛笔;说我十个月便会喊“妈妈”;说我一岁半便会唱“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开”;说我现在一定是个聪明而漂亮的小伙子,说不准会像她一样能写一手好文章;说朱自清为他的爸爸写了一篇《背影》,三毛为她的妈妈写了一篇《背影》,她的儿子如果跟着她长大也一定会为她写一篇《背影》的……妈妈呀!您的儿子不仅不会写文章,甚至连高中也未念完,如今只是一个因为打架身上留有累累伤痕的“的哥”。一个如此不肖的儿子突然失而复得,这会是您苦难的生命中最悲哀的一页吗?

整整半个月,我没去那条小巷。小蓉呼了我,见面时,她对我的消瘦和远离一样惊诧。我说:“小蓉,我决定离开武汉去北京。”小蓉急切地问我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或者做了什么别的蠢事。我说不,说只是去读书,为了写一篇叫《背影》的文章给妈妈,以儿子的名义,小蓉在知道全部真相后,哭了。

第二天,我让父亲用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在把小蓉介绍给父亲时,我嘱咐他对小蓉的呼机务必随叫随到,昔日霸王一样的父亲笑得羞愧而怯然。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刻,小蓉突然对站在车门口的我说:“等你写出你的《背影》时,我嫁给你!”

此后的三年,我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做了一名旁听生。我发疯似的读啊,写啊,这里的每个人几乎都被我朝圣般虔诚地请教过。妈妈的《背影》始终像圣母的召唤引着我卑微的心灵。在我二十六岁生日的晚上,我在住所的窗前看着天上的月亮,遥想我千里之外的母亲又在捧着儿子的相片哭泣,止不住悲鸣一声:“妈妈——”那一刻,我的文思如千年的枯泉,终于冲透岩层喷薄而出。我终于战栗着一字一泪地写出了我的《背影》。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妈妈呀!我对虚度的青春悔过后,才惊觉二十六年来缺失了对您背影的顾盼啊!”

我把文章给一位作家看的时候,他竟看得落了泪。我说:“老师,除了刊物,您还能帮我推荐到一家电台吗?我妈妈眼睛不好,我要让她听见儿子的心声!”

就在北京一家电台决定播出我的《背影》的前一天,我打长途电话告诉了已经参加工作的小蓉,并让她将这个喜讯告诉妈妈。小蓉在电话里高兴得哽咽了,她说:“快些回来,带着你的录音带。只要你想娶我,哪一天都行!”

我盼归的心像帆一样被风灌得饱满而深情。我终于可以无愧地跪在我的亲娘面前喊妈妈了。我要让她听我深情的《背影》,让她在我和小蓉琴瑟合鸣的婚乐中听我们一起唤她“妈妈”。我要让她的晚年如锦似霞的幸福美满……

火车驶进武昌站的时候,天色已晚。我的小蓉在淡淡的灯光下亭亭玉立,而我喜悦的脸却霎时凝固在她左臂那道刺目的黑纱上。小蓉哭着说:“在我告诉妈妈,你终于写出了你的《背影》的那天,她太高兴了,她太高兴了……”

这世界喧嚣的声音一下子清静了,我的心一下子空了。

当蹲在暗处的父亲把我拉到站外的车上时,我突然从他的手中一把夺过钥匙。我把那辆红色的富康发疯似的启动,加速,加速,在郊外一百四十码的疯狂中,我一遍一遍地哭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可我的悲伤怎么追不上您的背影啊……”

我的泪飞扬在手上,那里有满满一握的速度,而那寂静的夜却像一出幕落得迅雷不及掩耳的悲剧,把我和狂奔的车永永远远地抛在了妈妈消逝的背影之后……

(浪一)

撑起我生命的爱

母亲左一个“傻儿”右一个“傻儿”的,有同学被惊醒,发出窃窃的笑声。我脸红了,向母亲抗议:“妈,在这里,您要叫我的学名杨良升……”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出世不久,因病医治不及时,患了小儿麻痹症。种田人家少不得重劳力“撑门户”,二姐出生后,父母迫切需要一个男孩儿。当我呱呱坠地时,如愿以偿的父母心花怒放,将那鞭炮炸得噼里啪啦,并给我取小名“来喜”,又依着“贱名好养”的风俗,叫我乳名“傻儿”。等我读书时,父母才一本正经地给我取了个学名——杨良升。

仿佛我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折磨母亲的。

打出生以来,我难得有几天不病,一病就绵绵无期,让母亲焦心不已。她为我到处请医生,求偏方,熬中药……除了种田,剩下的时间都在为我忙活。

199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离家十多里地的镇中学,学校要求住读,每周末回家。那些日子,母亲因为不能天天照料我而忧心如焚。同学们都在学校蒸饭,吃从家带来的咸菜,我也不例外。我的身体更差了。

母亲趁我周末回家的空儿,带我去看医生,并且买了很多中药。等我上学后,母亲每天清晨3点钟起床熬药,熬好后将药汤灌进开水瓶保温。当她打着手电筒将药送到学校时,天还未亮。母亲拍着我宿舍的窗棂,轻轻地叫:“傻儿,把门打开,妈给你送药来了。”因为身体原因,我的睡眠一直不好,母亲一喊,我就醒了,便开门让她进来。

十多里的“急行军”,让母亲气喘吁吁。她将开水瓶里的药汤倒在水杯里,要我趁热喝。那又苦又涩的药汤,别说喝,就是闻着也刺鼻,勉强喝了一口,我立马吐了。母亲急急地又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说:“傻儿,喝药要咬牙,喝进去你的病就好了……还愣着干什么?妈求你了,快喝呀傻儿……”母亲左一个“傻儿”右一个“傻儿”的,有同学被惊醒,发出窃窃的笑声。我脸红了,向母亲抗议:“妈,在这里,您要叫我的学名杨良升,别‘傻儿傻儿’地叫,惹人笑话。”母亲嘴上答应,可下次送药来,她还是一口一声“傻儿”,我也只得由她去了。

母亲风雨无阻,每天天亮前送药来,并监督我喝完。一个寒冷的清晨,她披着一身雪花来时,我正躺在床上咳得翻江倒海。母亲将手伸进我的被子,发现我的双脚凉得像铁砣,她大骇,一把将我搂在怀里,连连问:“傻儿,你没事吧?不要这样,妈妈会吓死的。”说着,她用被子把我紧紧包裹住。不一会儿,母亲嫌增温太慢,竟当着同学们的面,解开衣襟,将我一双冰块般的脚,生生地贴身放进她怀里。

我清楚地感受到了母亲身体的战栗,那天的气温是零下6度,呵气成冰啊!我挣扎着想将脚从她的胸前抽出来,母亲却死死拽着,还说:“傻儿,别犟,天冷啊。”

“妈,您不冷吗?我的脚凉!”

“没事儿,妈身体比你好!”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的身体并不比我好。

一个周末,我回到家,发现母亲老是怔怔地盯着我,父亲坐在一边也没说话,两个姐姐都红着眼圈,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夜里,二姐告诉我,母亲胸前长了一个瘤子,在县医院切片检查后,发现是恶性的。那时,已经是初中生的我,非常清楚“恶性”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

父亲开始悄悄在村里张罗着卖房。我家是三间青砖瓦房。在那时,如果要卖,顶多也就卖四五千元。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将父亲从外面拽了回来:“你怎么这么糊涂,我这病能治好吗?到时候你是人财两空啊!”

父亲说:“我一个大男人,能眼睁睁看着你不管?”

“傻儿的身体这么差,要是家里再没了钱,怎么给他治病?卖了房,我们住哪里?孩子们放学回来住哪里?”

父亲又说:“我们可以暂时租房住,等你身体好了,我们的经济缓过了劲,咱再建新房。”

“不行,睡人家的屋子,我心里不踏实。”

父亲不想再跟病中的母亲争吵,就出去了。母亲怕他偷偷卖房,就挨家挨户上门,恳求乡亲们一定不要买我们家的房。就这样,父亲卖房的想法落空了。

可惜,就是这样一份母爱,还是未能让我甩掉“药罐子”。我喝了半年中药,非但无济于事,病情却不断加重,连课都差点上不了。我身体虽不行,但功课成绩一直骄人,在全年级数百名同学的多次摸底测验中,我总是排名第一,奖状拿了好多张。

看着我把奖状往墙上贴,母亲泪水长流,喃喃地说:“这么聪明的孩子,我不能拖累他啊……”

我们谁都没有警觉到,母亲的心理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1996年暑假,我因感冒,再次引发长时间咳嗽,每餐只吃一点点,瘦得不成人形。7月13日,母亲在田里忙了一整天,回家又洗衣服洗到半夜,然后挨着我躺下。黑暗中,母亲的一双手在我身上反复抚摸、轻拍。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母亲居然还在我脸上亲了几下。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耳边突然传来母亲的哭声。我一个激灵醒了过来,看到母亲躺在床边,旁边放着一个瓶子,我坐起身,仔细一看,那是个农药瓶。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抱住了哭泣的母亲。父亲和姐姐们也被惊醒了,父亲弄明情况后,赶紧送她去医院。由于母亲喝的是剧毒农药,我们家离医院很远,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在最后的时刻,母亲转头望着我,目光是那样熟悉:“傻儿,好好读书,好好做人!”

我的母亲,就这样在我的眼前离我而去,我却无力挽留。

因为母亲是非正常死亡,按照当地风俗,不能葬在祖坟里,我们只好将母亲草葬在村对面一处孤零零的小山包上。我一有空,就到那里去陪母亲,我觉得自己的罪过是那样大,觉得是我逼死了母亲。

母亲一死,沉默寡言的父亲不得不走上前台。大姐远赴安庆学裁剪,二姐到县城给人当保姆。可我的求学之路也在身体和学费的双重重压下走到了尽头。14岁的我违背了母亲的遗愿,开始了辍学放牛的生活。这个家在一夜之间四分五裂了。

那天晚上,父亲摩挲着母亲的遗像,喃喃地说:“你在九泉之下看到了吗?我的风湿病太严重了,什么也干不了,傻儿失学了。实在对不起你啊……”

从那以后,我栽秧割谷,放牛砍柴,洗衣做饭,除了不能挑担子,我什么活都干,晒得像条黑泥鳅。不曾想,一年半的“农民生涯”居然将我的身体练棒了。我用尽最大力气,在村头的石板路上狠狠摔碎了那个伴随我成长之路的药罐子。

我以为,这辈子我就是个农民了。

直到有一天,我和父亲推着粮车到镇上去卖粮,路上碰见了我过去的同学,他背着书包满脸喜气洋洋。同学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奖状,乐不可支地说:“良升,你看,我到县里参加物理竞赛拿了第一名,县一中(高中)的校长说免考录取我!”

这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读书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他要好啊!

同学惋惜地说:“你不读书,太可惜了……”

同学叹息着远去了,我一路默默无言。父亲问:“傻儿,心里在想什么?”

我说:“没什么。”

父亲笑了:“傻儿,爸想再重新送你上学。”

我惊呆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喜悦,但那喜悦马上就被疑惑所取代……

家里拿什么给我交学费?大姐是学徒,一分钱工资也没有,还要倒贴生活费;二姐是保姆,每月只有60元工钱。

父亲坚定地说:“一定要送你去上学。这一年半以来,我经常梦见你妈,她骂我,说以后见到我,不饶我哩。”我以为是刚才同学拿奖的事刺激了他,父亲却予以否认:“现在你身体比过去好了,我早就想送你回学校,上个月就跟你姨妈说好了,她答应借钱给你读书,你以后自立了,再还她。”

那一刻,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呼呼”地将粮车推得飞快。

1998年正月二十五,在父亲的努力下,我插班进了县二中读初二,被安排在最后一排,连课本都没有。

刚开始,班主任很担心我这个辍学一年半的乡下娃会拖全班的后腿,旁敲侧击地警告我:“去年也有个插班生,他后来考到了十三名,如果你能考进前十五名,我才真正接收你这个学生。”

我没吱声,只是拼命地学。三个月后学校考试,我拿了全班总分第一名,比第二名整整多出了60分。

因为父亲有严重的风湿病,我家田地都退了,生活全靠二姐每月60元的工钱维持,因而显得捉襟见肘。而我在学校也总是吃不饱,又没钱买菜吃,身体健康状况又开始走下坡路。父亲很着急,决意来县城照顾我。二姐的雇主看我们可怜,答应将一套闲着的小房免费给我们住。于是,我从学校宿舍搬了出来,父亲成了我的伙食管理员,我靠着吃饱饭、吃些新鲜青菜,这才稳住了健康状况。

有一天晚上,看我做完功课了,父亲便坐在我身边,说要跟我商量件事。

父亲问我:“傻儿,爸闲得难受,你说我干点啥好?”我说您什么也不要干,也干不得。父亲摇摇头:“我看见街上总有人丢矿泉水瓶,我想捡去卖,多少也能补贴点家用。”我没想到父亲要去捡垃圾,他连走路都不方便啊!二姐和我异口同声地反对。父亲显出少有的果断,僵硬的手用力一挥:“你们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清早,父亲背着个蛇皮袋,手里拿个铁钩子出了门。黄昏时,他回来了,很得意地说:“嘿,我今天捡垃圾卖了4块钱。开门红,好兆头!”他得意地扬了扬手中的两张2元纸币,孩子似的笑着。然后,父亲坐下来,惬意地点燃一支劣质卷烟,美美地吸了一大口,并扳着手指头算:“一天4元,十天40元,三十天就是120元呀……”我和二姐都没做声,默默地对视一眼,泪水同时模糊了我们两人的眼睛。

1999年夏,我以638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那年暑假,我正待在家里看书,一位街坊找上门,对我说,爸在街上被人打了。我心里一紧,冲到那里,看到父亲正扶着一棵树直喘气。原来,有个开面包车的司机嫌父亲走路太慢,挡了道,骂了父亲几句。父亲质问他为什么骂人,司机跳下车,当胸一拳就打在父亲身上。后来,在路人的厉声谴责下,司机才灰溜溜地开车跑了。

我帮父亲背起蛇皮袋,含泪将他扶回家。晚上,我看到他瘦削的胸前有个清晰的、拳头大小的紫印。

站在父亲面前,我泣不成声:“爸,我们可以少吃点,求你不要捡垃圾了。我已经逼死了妈,万一你再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

父亲却温和地笑了,说:“你大姐已经开始挣钱了,二姐也加工资了,你马上要参加高考,爸再咬咬牙,等你考上大学,我就不捡了……如果考上了,爸陪你到你妈坟头给她报个信。她一个人在那边也够孤单的,让她也高兴高兴!”

我还能说什么呢?

2002年7月2日,早上的温度就达到34度。我吹着电扇,在家进行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因为担心父亲被热着,我劝他休息一天。父亲说:“正因为天热,捡垃圾的人才会少些,我今天出去,收获一定很大。”他坚持着出了门。

到了中午,父亲迟迟不回来吃饭。我焦急地出门去看,觉得整个县城像被一口烧红的锅罩着,街面上的柏油马路被晒得软软的,无法想象父亲在这样的天气里如何捡垃圾。

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门口才传来父亲熟悉的脚步声。与以往不同,那声音异常沉重。我急忙迎出去,父亲背着满满一蛇皮袋东西,脚步趔趄,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脸色煞白煞白的。我一把接过大袋子,说:“爸,这么热的天,怎么才回?快吹吹电扇,我给你把饭菜热热。”父亲喘着粗气,虚弱无力地说:“不,不必了,我浑身软绵绵的,差点走不回来了……”

父亲脸也没洗,就去了里间休息。

一个小时后,我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父亲睡觉打鼾,今天怎么没动静?我站在房门口喊:“爸,该吃饭了。”喊了三声房里都没有动静,我急了,冲进去摇着父亲的身子,这才发现,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爸,傻儿害了你啊——”我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可是父亲,他却永远也听不到了……

安葬好父亲后,我在极度悲痛中走进了高考考场。

坐在考场上,我的牙齿咬破了下嘴唇。我在心中对自己说:一定要考上,一定要考上!不能让父母为我所做的牺牲付之东流!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武汉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捧着那一纸通知书,我来到父母坟前。父亲和母亲的墓碑,像两截干枯的树枝,戳在我愈来愈模糊的泪眼中。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银色的世界……”默诵着已经背了千百次的诗句,我再次痛哭失声。

我只是一片树叶,现在,我该用怎样的努力,才能回报森林给予的爱?

(杨良升)

那个人

仇恨就像一条毒蛇,缓缓地吞噬着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儿亲情;仇恨也像锋利的刀刃,尖刻地记载着他对我所有的专横。

老妈是一位小学教师,她永远有改不完的作业,写不清的教案。可是,她的学生并不领情,经常有家长告到学校,说她留的作业过多。老妈还很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了,你不知道现在要求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吗?学生是主体,要张扬学生的个性。你以为像小时候教我一样?

我老妈真的是无可救药。有时候,我都怀疑,我老妈怎么是这样的。

我,高中一年级学生,健康、帅气、阳光、青春,关键是,成绩优秀。

那个人,军人出身的商人,有着自己的公司。指挥他的员工就如当年在部队一样,挥手之间,号令如山。

这就是我们仨。我和老妈谈笑风生,对那个人却置之不理。

哦,那个人是我老爸,真真切切的亲生老爸。

我老妈其实可以不上班的,那个人虽说不上是千万富翁,资产百万还是绰绰有余的。可老妈不干,非要什么自立自强。我晕!

我不喜欢那个人。

小时候我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拥有老爸。问题是,这一个月,我还度日如年。

他从不对我笑,在我怯生生地叫他之后,他给我的依然是一副威严的面孔,这让我不寒而栗,总想检讨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从不陪我玩,从不像其他父亲一样,把儿子举在肩头。当我尽情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他会说什么破烂东西,然后将它们毫不留情地甩出去。我竟然连辩解的勇气都没有。

他指责老妈对我的教育方式。说这样下去,我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每当这时,老妈只会看我一眼,淡淡地说,他还是个孩子。

我害怕见到他。在人们心目中那个听话懂事、聪明活泼的孩子,在他面前,就觉得自己好像犯了无数错误,这种日子让人提心吊胆。

我总是希望他在我身边的日子早些结束。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了自己的公司的。反正,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当然,也看我越来越不顺眼。

我所有的行为在他眼中都不对。进门招呼都不打一个?我还是不会理他,径直走到我的房中。吃饭怎么像犯人一样埋着头?我依然会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丢下碗筷,离开餐桌。连只狗都不如,养只小狗还会对我叫唤几声呢!我只会在心里狠狠地骂上他一句,没有任何表情地转身离去。他不会注意到我内心惊涛骇浪似的变化,波澜不惊的冷漠后面,是慢慢沉淀下来的仇恨。

他是个专横的人,我懒得理他。

文理科分班的时候,我告诉老妈,我将选择文科。多年来,老妈对我的任何决定,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不发表任何评论。她能做的,就是将我的决定转告那个人。

我已经十六岁,我是个健康、阳光、青春的小伙子。我的成绩出类拔萃。

而我的老妈,这几年来,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任何主见的中年妇女,她对他唯命是从,更加助长了他的专横跋扈。

他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对我说的,不许你读文科,你去读理科!

是我读书,不是你读书!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开口顶撞他。

老子要你读你就读!

不!我的回答非常坚定。

读理科,学的是真本事,文科都是些虚的东西,自古文人多风流,你想那样?

想起他平日里对我的不屑,什么只会油腔滑调,什么没真本事,以及他说我将来不是个好东西等等,我觉得血直往上涌。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不要随便评价别人好不好?

随着我脸上的一阵火辣辣,他在我面前暴跳如雷。小兔崽子,你翅膀还没硬呢,就学会教训起老子来了?

我的拳头高高地举起,半空停留之后,又无力地放下来。

我的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他,他咆哮着将我拖到院子里,命令我跪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让我跪下了。不愧是当兵的出身。

我只觉得天地在旋转,七月的骄阳在头顶上火辣辣地释放着热量。

老妈在屋里失声痛哭,院子里的人在遭到那个人的无理训斥之后,也灰溜溜地回到了各自的家。

他要我听从他的安排,给他道歉。否则,永远跪下去。

我选择了永远跪下去。

我是晕倒在地之后,被邻居们抬回到屋里的。

我仍然选择了读文科。

仇恨就像一条毒蛇,缓缓地吞噬着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儿亲情;仇恨也像锋利的刀刃,尖刻地记载着他对我所有的专横。

如果说以前我对他的仇恨只是一颗青涩的果子,我还小心翼翼地将仇恨包裹着,那么现在,这颗果子已经成熟,仇恨的种子从裂开的果壳中迸裂出来,一粒粒、一颗颗落在我和他所有的生活中。

两年以后,填报高考志愿。

我当然选择中文了,唐诗宋词、《诗经》、《离骚》,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着我,而且,我还有个作家梦。

他知道后,竟然从千里之外星夜兼程赶回武汉。在我上高二那年,我阑尾炎动手术,他依然周旋在他的生意场上呢。他从没有去过我的学校,没有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还有,他不许我向别人炫耀,我也懒得提到他,所以,同学们都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个有钱的老爹。

怎么一个简单的高考志愿,却要劳他如此兴师动众呢。

“你选择法律专业吧!”他的语气是一种命令。

“不,我已经决定了。”

“如果你不选择法律专业,我将不提供你上大学的一切费用。”

天,这哪是当爹的。“我是你儿子,你有义务负责我的学习费用。”

“你用老子的钱就得听老子的话!我的公司发展得很快,我需要你学习法律后回来帮我。”

我不会帮你做事的。别以为你有两个臭钱,我就该听你的。我在心里骂道。

“钱算我借你的,我毕业以后就还给你。我也会有自己的公司,也会有自己的事业的。”

“好,算你有志气!学费我承担,其他费用你自己负责。”

我沉默了几分钟,望了他一眼,他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如愿以偿地进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学。

大学生活开始了。老妈告诉我,她会给我生活费的,要我放心。亲爱的老妈,看来你的自立自强是对的。

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是一位农民子弟,第一年的学费是亲友们七拼八凑筹集的,以后的费用还是个未知数。比起他来,我应该是幸运的,学费不用愁,生活费虽说老爸不给,到我真的要饿死的时候,我才不相信他会让我饿死。只是我恨他,我不愿意到时候去乞求他。

于是,我告诉下铺的兄弟,我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这下子,寝室里的两位有北京户口的兄弟和另外两位从县城来的兄弟都投来同情的目光。

我的大学是忙碌的,除了正常的学习以外,我干过推销,做过咖啡屋的钟点服务生,散发过广告,或多或少都能有一点收入。加上老妈时不时塞给我的零花钱,我的生活费用绰绰有余。

老爸来过学校几次,给我买了电脑和手机,我接受得很坦然。我是你的儿子,你给我买东西天经地义。

发现我的文字可以换钱是在一年以后。我在校园论坛上发的帖子受到网友们的大力吹捧,有几家报纸还转载了,为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我开始了卖文为生的生活。

大三,寝室的六位兄弟各有收获。我和下铺的兄弟每年都能获得奖学金,不过,我把奖学金的一半用来和兄弟们狂欢,钱是王八蛋,用了再去赚。另外一半就交给了下铺的兄弟,并且陪他存进了银行。

两位有北京户口的兄弟成绩平平,他们过得很舒适,一身名牌,绝对是前卫新潮,不过,我好像隐约觉得其中一位的父母都下岗了,这和我没有关系。从县城来的兄弟中一位沉迷于网络游戏,多门功课得重修;另外一位最幸福,漂亮女友与之形影不离。

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我,但我不喜欢她们,她们都知道我有一位有钱的老爸,甚至还有人问起我,老爸北京有分公司吗?

我告诉她们,老爸的分公司多,身边的女孩子也多。本来就是,前不久老爸来看我,他的助理又换了。

我恋爱了,是我的初恋。我投入了我所有的热情,因为那个女孩子真的很可爱。

我本不想告诉老妈的,只是看她太无聊,给她的生活增添点色彩罢了。没想到多嘴的老妈马上屁颠颠地跑去告诉了老爸。

老爸做了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的事情,他调查了女孩子的所有背景之后,下令我停止这场恋爱。在遭到我拒绝之后,他直接跑到女孩子面前,说她配不上我,要她离开我。

那是一个何等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她伤心地离开了我。无论我如何挽留,都无济于事。

我的愤怒淹没了我所有的理智。我砸坏了他办公室的所有物品,并且将他的女助理骂得狗血淋头。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的疯狂。老妈赶来将我带回了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理会任何人。

一个星期以后,我回到了学校,那里有我喜欢的学业。

大三假期,我没有回家。

老妈在电话里说,他病了,情况很不好,要我回去看看。我拒绝了,我不愿意见到我此生最恨的人。

邮箱里有他的一封邮件,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发邮件给我。

小华:

我知道你恨我。

多年的部队生活,将我的性格变得刻板和专横,一意孤行。我要求我的部下对我是绝对服从,就像我服从我的上级一样。这些,都伤害到你和你的母亲。

我只会粗鲁地将我的意愿强加到你的身上。我以为按照我的培养模式,能把你培养成为我希望的有用的人。

可是,你是个那么有主见的孩子。

我只能说,作为父亲,我是失败的。

我欣慰的是,你没有按照我的培养模式去做,依然成为一个有前途的人,你是我和你母亲的骄傲。

我读书的年代,重理轻文,这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要求你学习法律,真的是我的期望,我的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法律来保证。不让你恋爱,是怕影响你的学习,学生时代的爱情难以天长地久,我怕你投入太多。这些,你是不能理解的。

你不用再为学习费用发愁,我将提供你读研究生期间的一切费用。读研究生,就选择你喜欢的专业吧。在我不提供给你生活费用的三年里,相信你的收获很多。爸爸能有今天的公司,你知道我创业的艰难吗?

你对我的不理解,我总想,等你成为父亲的时候,你会明白的。因为,我是在成为父亲之后,才明白当初你爷爷的一番苦心的。

可惜,我已经等不到你成为父亲的那一天……照顾好你的母亲。

爸爸绝笔

老妈的哭声如决堤的江水一样,汹涌着从电话里传出来:他是肺癌,他只想见见你,你是他唯一的儿子。

世界在那一刻停止了旋转。

我回到了武汉,他已经在医院做着最后的保守治疗。他憔悴得几乎变形,头发所剩无几,目光不再犀利。这就是那个威严的军人吗?这就是那个专横武断的老爸吗?这就是,世界上,我最恨的那个人吗?

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没有说一句话。

他将我赶回了学校。我放弃了保送读文学研究生的机会,报考了武汉大学的法律研究生。

研究生考试一结束,我就回到了他的身边,我陪在医院里,守着他最后的日子。他总在一次次的昏迷之后醒来,他唯一抓住的,就是我的双手。

他是在一个冬日的清晨在我怀中离去的。

见完他最后一面之后,我茫然地看着他被推了进去,沉重的铁门在我眼前“砰”地关上了。

一会儿,我就闻到了一股焦味,老妈已经哭得声嘶力竭,亲友们的抽泣声此起彼伏。

世界上,我最恨的那个人去了……他真的去了,一瞬间,我泪如泉涌。他爱我,和我爱他一样深。也许错误的是我们一样倔犟与无知,不知道应该用爱来表达爱,而不是用专横与仇恨。

我最恨他,其实,只是因为我最爱他,而我却没有得到一个慈祥的父亲。

(文华 雨非云)

告诉美芽我爱她

8点,我啃完了第二包方便面,门仍然没有什么动静。9点,电话终于响起,是美芽在那边哭:小新,我们在医院里。爸爸今天被车撞了……

不要联想到那个尽人皆知的坏儿童小新,也不要联想到那个有点可怜的妈妈美芽。因为这个美芽比那个美芽要可恶很多倍,而我这个小新要比那个小新乖无数倍。

可是美芽还是很不满意。很多人,包括我们的亲戚和邻居都觉得美芽提早进入了更年期并且把更年期无限地延长了N倍。美芽甚至非得让我直接喊她的名字而不是妈妈,她不允许我把她喊老了。

可恶的美芽还曾把我和一个MM的聊天记录打印成稿在左邻右舍中发了N份,然后告诉别人说:你看吧你看吧,上网就这个坏处,我家小新居然都成了40岁的老男人,还去骗人家小女孩儿的感情,多坏!一时让我在小区里再无立足之地,天天上学放学都像过街的老鼠,甭提多丢人了。其实我只不过为了安慰那个据说因父母离异而天天想着自杀的小女孩儿才扮成熟。我招谁惹谁了呀?

我知道美芽唯恐天下不乱,八卦多事到能把芝麻绿豆大的事儿说成世界末日,可我是她儿子,她怎么忍心拿她儿子的私生活作为她的八卦作料?

我17岁了,可是比一个7岁的小孩儿更没有自由。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很快会身心发育不健全,然后成为一个和美芽差不多的疯子,至少我很多时候认为她是个疯子。

从小到大,我极少让美芽出现于我的学校生活中。我甚至不喜欢提到我的妈妈,宁愿别人在背后偷偷地说,梁小新是不是没有妈妈呀。没有妈妈不是什么可怜的事情,有一个像美芽这样神经质的可怕的妈妈才是人生的不幸。

这些我并不知道,是我的哥们儿小蔡告诉我的。我的寡言使我成了全班女生眼里的忧郁少年,其中还包括小蔡最欣赏的杨意柳。

正说着,小蔡忽然停了下来,然后很风骚地喊:“杨意柳,我们在这儿。”晕,我们只穿着泳裤又还没有下水,小蔡这家伙也不怕难为情。事实上我不是很习惯穿得这么少在自己很有好感的女生面前出现,那感觉比较丢脸。

“嗨,小新”。杨意柳走近,向我打招呼。她穿着条小吊带裙子,很可爱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点儿慌,刚想说什么,我的脚却很不配合地滑了一下,结果,我虽然没有很丢脸地滑倒在地上作四脚朝天状,但也很没面子地掉进了游泳池里喝了好几口水。偏偏在水中还听到小蔡叫:“晕,见到女生而已,你不用这么丢脸地用摔倒作为回报吧?”

游泳池事件后,小蔡提议一起去喝东西。吃冰的时候,我们相谈甚欢。我忽然发现杨意柳比想象中要可爱得多。走的时候她说:“以后游泳叫上我啊,和你们在一起很开心!”

小蔡很爽快地满口答应,我则左顾右盼看看周围是不是有美芽的眼线。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是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里的地下党人,时刻警惕着以美芽为首的特务的监视和迫害。

路上,我拿出MP3听英文的时候,小蔡扯过去说:“我说梁小新,你那么用功做什么呀?你成绩已经快成状元了吧?”我懒得理他,难道我要告诉他我就是要考到离这里最远的地方而远离可怕的美芽吗?

第一次发现回到家里竟然半个人都没有。我赶紧打了老爸的手机,不通。坐了好一会儿,怎么也想不起美芽的手机号是多少。8点,我啃完了第二包方便面,门仍然没有什么动静。9点,电话终于响起,是美芽在那边哭:“小新,我们在医院里。你爸爸今天被车撞了。”

我一阵眩晕,赶紧问地址,偏偏美芽只顾着哭,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我只好挂了电话,查来电号码,然后把家里的存折和钱都带上跑出门。当然不用指望美芽会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这些东西。八成是医生在急救,她在外面哭,然后发现忘记了带钱哭得更厉害。

完全晕掉,唉。

忽然发现手术室外面的走廊很空,很长。美芽还在哭。声音在走廊里来来去去,让我烦躁得像一颗将爆的炸弹。

“妈,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儿?”我试图让她安静,她却哭得更厉害:“混蛋小新,都怪你。今天和谁去吃雪糕?一个高中生,你居然就和人家约会。都怪你。我想过去找你问清楚,结果害你爸爸被车撞倒。混蛋小新!”

我完全呆掉。不难想象一定是美芽发现我和杨意柳在吃东西,然后冲动地要穿过马路,再然后,我可怜的爸爸为了救她而不幸被轧于车轮下。

“刘美芽!你给你身边的人一点儿安静,给自己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就不能控制一下你的好奇和冲动,就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大人一样成熟一点吗?”或者,美芽从我出生到现在,都不曾见过我这样吼她。更或者,我这个儿子这样的态度让她感觉到害怕。她忽然静了下来。

而我却没法儿安静:“你想过没有?你这个样子,给我和你身边的人多大的压力?你以为你还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吗?你不能做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妈妈吗?你已经38岁了,不是18岁,我是你的儿子,我才是18岁,我需要一点点健康长大的空间和自由。”

当我说完的时候,美芽看我的眼神,就像我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又像我是迫害良家妇女的黄世仁,她看了好一会儿,直到我的心里发毛得够格之后,她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目瞪口呆,我早就应该知道,我是不能和美芽说任何道理的。对于她来说,任何道理都是废话一堆。

路过的护士们都对我这个不孝儿子投来鄙视的眼光。那一刻,我发誓:我绝对地绝对地要远离这个女人,尽管她是我的妈妈。

我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各种补习班之间。美芽很多时候不愿意去医院,她认为医院的气味很奇怪,让她难受。她只是在邻居之中,不断地对人说因为发现我早恋而冲出马路,爸爸为救她而住院的事情。不断地说不断地说,像祥林嫂一样。邻居和我都习惯于她的这种行为,很难得的是原来世间还真有那么多无聊的人陪着美芽一起说这些事。

爸爸很幸运,但也要一个月之后才可以出院。美芽宁愿跟踪我,也不愿意到医院去照顾爸爸。我自然再不敢,也没有空儿约上小蔡和杨意柳去游泳。一来美芽总在跟踪我,二来我要照顾爸爸。

爸爸出院的那一天,美芽终于亲自到医院来接他,她打扮得很漂亮。美芽在坐在轮椅上的爸爸身边转圈:我漂亮不?爸爸很高兴地笑着说很漂亮。我站得远远地,冷冷地看,幸好美芽没过来缠着我,要我赞美她漂亮。

我忽然很同情爸爸,他需要多大的耐心,多深的爱情,才可能容忍一个像美芽这样的妻子。

终于到了高三,我忙得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和小蔡聊漂亮女生或者暗恋谁。我只想考一个远离广州的大学。这是我心中唯一的目标。

美芽仍然时刻注意着我的行为。她从来不问我的功课好不好,她只是一如既往地翻我的笔记,偷开我的电脑,试图破解我的QQ密码,诸如此类。有一天,她对爸爸哭,她说:“小新不让我了解他。小新好像很恨我。”我听到爸爸在叹气:“美芽呀,你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高考前一周,爸爸说要带美芽去旅游,居然就真的去了。也不管我这个儿子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考验。

收到中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爸爸很高兴地买了葡萄酒。美芽很快喝醉睡了。我想幸好美芽喝醉的时候是安静的。爸爸说:“小新,我以为你会考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去。”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爸,你辛苦了。以后我会和你一起照顾美芽。”爸爸显然有些惊讶:“小新?”

是的,我知道了。美芽在我1岁的那年,因为抱着正在发烧的我赶去医院而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我没事,美芽的头却撞伤了,以致伤及神经,智力衰退到只有15岁。我说:“你们去旅游的时候,我收拾房间时发现了诊断书。爸爸,对不起。”

“没事!”爸爸哭了。

母亲节的时候,爸爸带美芽到上海去看医生。

我打电话去,美芽不愿意接。爸爸说她在海滩上玩得正开心。我只好说:“爸爸,我爱你。然后告诉美芽我爱她。”后来爸爸说,美芽一边玩螃蟹一边哭了。

(凌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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