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亲友和同路人
蕾蒂西娅所有的近亲都能回忆起来，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那天得知她失踪时，他们都在干些什么。
当杰西卡走向罗杰尔路的公交站时，她看到了妹妹的摩托车翻倒在地。她每一次讲述当时的场景，就会重新经历一遍——黑暗、寒冷、惊讶、恐惧，发了疯似的跑回住处。之后，她仍然抱着希望，计算着时间。
帕特龙夫人还在床上。她的丈夫冲回房间，匆忙披上衣服。她从床上跳下来，用电话把当地所有医院都问了一遍，还通知了宪兵。接下来是等待。她一直到最后都认为蕾蒂西娅还活着，被监禁在了某个地方。梅隆被捕的时候，她还说：“上帝啊，他再也不能带她去吃饭了。”
蕾蒂西娅的男朋友凯文说：“星期三早上，在学校的过道上——我总是回想起那一幕——杰西卡扑倒在我的手臂上，满眼泪水。她发现蕾蒂西娅的摩托车倒在地上，她的鞋子也在那儿。她问我是否知道什么。”
弗兰克·佩雷正在南特进行机床操作工的培训。省议会拨通了他的手机：“我们请您过来。”当他到达的时候被告知：“您的女儿被绑架了。”弗兰克·佩雷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向波尔尼克飞驰而去。现场的调查人员对他的行踪进行了核实。当他离开宪兵队的时候，没有一个在场记者知道他就是父亲。他像在拍卖会上喊价般说：“我有不在场的证据！”
蕾蒂西娅在儿童社会救助厅的联络员拉维奥莱特女士说：“我那天休息。一个同事打来电话说：‘你管理的一个年轻女子离家出走了。’我马上就意识到，事情远比这严重得多。蕾蒂西娅不是会离家出走的人。像离家出走这样寻常的事情，别人是不会在我休息时打电话告诉我的，同事们会直接和警方与寄养家庭一起着手处理。接着就是宪兵和刑侦警察。”
2013年5月。南特酒店的老板德朗德夫人，也就是蕾蒂西娅的前雇主，在大西洋卢瓦尔省重罪法庭上作证：
她多次请求我允许她留在饭店睡觉。
我总是对她说：“你不能睡在我们这儿，你的住处只有500米远！”
她对我说过：“有一天，我会离开的。”
她对我说过：“有一天，你会听到别人谈起我。”
她说：“你教我跳舞，我来做家务。”
星期二，她在学校上课期间回来，我已经八天没见过她了。
她带着她的小皮衣和平底鞋。
晚上，我重新关上了护栅。
我说：“挺好玩的，蕾蒂西娅的摩托车还在街上。”
有人说：“她的车抛锚了，她被人送回去了。”
安东尼晚上在家里，他告诉我：“早上1点的时候，雷蒂的摩托车还在路上。”
第二天，邮递员说：“有个孩子在环岛上摔了。”
我的丈夫和我喊道：“蕾蒂西娅！”
德尔菲娜·佩雷在为她女儿的生日做准备，到2011年1月20日女儿就满10岁了。梅隆就是在庆生那天被捕的。“我们不知道蕾蒂西娅是否还活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努力不让我们的女儿们看电视。路上、烟草店，到处都是她们堂姐的照片。她们问我：‘为什么蕾蒂西娅会在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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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传媒，没有把耸人听闻的事情传送到全国各地的广播，蕾蒂西娅·佩雷就不会存在。在她失踪的那一刻，上千万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得知了她的存在。电视、电台、报纸和网络都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形象，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她的消失，她活着是因为她死去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1月底的那些白色游行更像是一次表达团结的游行：它们让人们和这个“波尔尼克的小不点”建立起一种个人关系。就像沉默的游行队伍产生出了让人动容的感染力，就像那些呼吁公众慷慨解囊以战胜疾病的游行一样。接近蕾蒂西娅的形式不仅仅在于出现在现场，捧着白玫瑰或蕾蒂西娅的照片行走，还包括了观看新闻，支持其父母和朋友，同悲同切。对所有这些“远方的”亲人来说，这并非绑架的日子，而是各式各样的白色游行，它们都有着一种特殊的重要性：移情也是感情的释放。
19世纪的人们认为，“针对儿童的暴行”是不幸和贫穷的产物。今天，对未成年人的性侵会激起普遍的谴责，这代表了社会从阶级斗争解放出来后所达成的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在比利时的迪特鲁事件
催生了“白色游行”，这是一种没有游行性质的游行，静默的队伍，没有标语，没有呼求，对受害儿童的神圣化和对政治机器的拒斥，使得受伤的人民和家属组成了这样一个具有统一性的集体。
但是，既然没有找到尸体，那么要在哪里聚集？在哪里集中？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绑架已经过去了6天，300号人汇聚在圣纳泽尔桥上，蕾蒂西娅的尸体正是在这里被扔下去的。帕特龙一家、杰西卡以及佩雷一家走在队伍前列，后面是“愤怒的家属和亲友”的小旗。寻找目击者的通告被分发给了汽车司机。有一个广告栏上写着：“我们在那里等你。”所有的媒体都到场了。
晚上，法国电视一台的《每日新闻》对此次游行做了大篇幅的报道。我们看到了络绎不绝的行列，我们听到了亲人的愤怒，之后，主持人深表震惊，一个像梅隆这样的累犯在出狱之后居然没有受到监控。论战临近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25日星期二，共和国总统在圣纳泽尔发表的演说引爆了这个话题。让人吃惊的不是这一政治化的行径，而在于它建立在原本无关政治的情感之上。这是对公众期待的狡猾利用，还是单纯转达？
